是有些不甘心。這幾天想《師父》裡師娘在陳師父背上說的話：「天津人以本地女子為榮，聽見被休，會罵你不成材。天津女子的好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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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前潘和我有志一同，都不想對著宥儀再複述那些頭銜了，什麼富比世 30 under 30，什麼 Gucci 有史以來最高點閱覽貼文，什麼旅居紐約藝術家，這種台灣之光大敘述的光照見的從來不是他們本人，而是其他人的自卑。為此，我們決定前往宜蘭而非攝影棚，那是小江的現居也是老家。羅東女子的好接不住，訪問沒人讀，是讀者不成材。本來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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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一編輯部有場小會，春節前併到連假前一天開。我們會討論哪篇內容要再推一下，文上了之後有什麼沒料到。宥儀這篇原先的封面是我最愛的，小江走在愛人住處邊的田埂上，身上穿著她說「平常穿去超市」的粉紅氈毛外套，紫色毛線耳罩。大家平常看她頂著藍色頭髮穿豹紋戴羽毛拍照，但她不只是那個樣子的。想讓大家看見江宥儀不披掛武器的樣子。本來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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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想到她開著車，載著我們在宜蘭亂繞的樣子。2018 年她失蹤那次，也是這樣自己開一台車，從紐約逃走。那一年她的作品被《GLAMOUR RUSSIA》抄襲，同時鬱期低迷，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同時期爆出的另一則新聞：一堂課學費一萬九的彩妝師李敏被踢爆資歷造假，自稱在紐約、東京時裝週擔任過首席化妝師的她其實只是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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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宥儀在臉書轉了相關新聞，說了些什麼我忘記了，只記得我們對假贗的藝術家那種同仇敵愾 —— 說是笑他們說謊過了頭，其實也不只，有點是笑自己努力了多久連個說謊的人一半成就都比不上。那也是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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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材的是我。不敢再托大，辜負小江一片誠心和她坦誠以訴的故事，還是換了她在個展開幕那天盛裝出席的樣子。其實沒有什麼比什麼不好，只是我本來太以這篇訪問為榮了。訪問前，心想小江回台這陣子連做十幾場訪問，一定很累很無聊，準備了幾組心理測驗，把訪題藏在裡頭。有一題請請她想像站在森林深處的湖泊邊，望見對岸一隻動物，那是什麼？她說是一隻灰色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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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心理測驗我好像大學時候做過。」她說。我心想好險，我有準備別的，她卻又說自己當時的答案和現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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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剛走進森林的時候遇見的好像是藍色的兔子。現在變成是在湖泊邊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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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唷。這個心裡測驗說在森林遇見的動物是別人眼中的妳，在湖泊對岸看見的動物是內心真正的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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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我們對看，心有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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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告訴她我每次做這個心理測驗，遇見的都是蝴蝶。森林裡是蝴蝶，湖泊對面看見的還是同一隻蝴蝶。這樣是什麼意思？其實什麼占卜星象面相我二十六歲之後一概不問不信。舊年最後一天，為自己土法煉鋼地努力最後一次，亦是為戒：天津人以本地女子為榮，天津女子的好接不住，可也要好好讓別人懂得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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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想像自己走進了一片廣袤的沙漠，一個人。走著走著，妳忽然看見前面有個立方體。妳覺得，那個立方體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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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大概，長寬高都三、四公尺左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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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告訴她，這題心理測驗的答案意味著自我意識的大小，她哦了一聲，接著問：但那是在一片很大很大、看不見邊際的沙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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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前，她開著向男友借的車，載我們到距離她們宜蘭住處不遠的一座橋，說這次回台灣，閒暇時就和愛人走這座橋邊的河堤。一邊說，一邊把車子髒話般地停在橋上，「這邊就是這樣，車子停這裡不會有人管，很隨性的。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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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分不清南北，她卻清楚地指著堤岸遠處某個方向，說羅東在那裡。她的父親就是羅東人。不過，江宥儀是在北投長大的，自我認同也是台北女生，從小她就很羨慕「那種放假的時候有鄉可以返」的人，卻沒想到因為疫情，從去年三月回來到此刻，是她 2015 年之後待在台灣最久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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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很像《Inception》裡面那台廂型車。在國外我已經打架打那麼久了，回到台灣發現怎麼廂型車還沒掉到橋下。」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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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熱愛自駕，在紐約時車用租的，一個人可以往南開到華盛頓。回台灣，她總是開母親的 Wish，不過今天剛好家裡要用車，只好開口和男友借。談童年，她最早的記憶是怕生，說自己直到五歲才戒掉奶瓶。當哥哥已經在幼稚園裡叱吒風雲，開始上學的她每天一被母親送下車就開始哭，哭到放學母親來把她接走。不得已，母親只好把她交給外公外婆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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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北投外婆家的江宥儀依舊恐懼分離，外公洗澡的時候她蹲在氣窗旁看守，外公出門的時候她爬上鐵窗，盯著他走到再也看不見的街道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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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頂樓是座宮廟。小時候江宥儀會躺在廟內地上，看飛進刺繡簾子裡的蝙蝠，在窗台上留下糞便。外公會叫：不要躺在這裡，菩薩要騎馬回來了，妳擋到路了。這次回台北辦個展，一半時間在宜蘭，另一半就在這棟北投老家，廟依舊在，只是成了江宥儀的工作室，蝙蝠也已經不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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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創作以前，她就玩紋身貼紙。外婆曾對她說「不要玩那個傷風敗俗的」，想不到江宥儀往後正是以 temporary tattoo 揚名國際，入選富比世 30 Under 30 Asia。自稱物極必反、長大之後到處跑一定是因為小時孤僻，但又提起成名後有次出差到巴賽隆納，工作方提供的飯店房間無比高級，夜裡她卻焦慮地抓著被子，不敢待在床上，把自己塞到床和牆壁的縫隙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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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家的人都是快樂冠軍，一整坨人都充滿愛與溫暖。我算是裡面情緒比較不對勁的。」她長年做心理諮商，在躁期和鬱期之間試著駕駛自己。走紅之後，有兩、三年她甚至無法「在腦中 process 目前在進行什麼事」。2018 年，她在一趟又一趟的航班之間情緒崩潰，決定逃走，又一個人租車、頭也不回地開，開到朋友們在網路上 PO 尋人啟事、開到 NYPD 從她唐人街的租屋破窗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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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疫情對我們這種蹦蹦蹦的人而言，是個很好的藉口。在紐約，很多人是沒有勇氣休息的。」嘴上說蹦蹦蹦，右手也用力往左手打三下，BPM 180，這是江宥儀所謂「紐約做事的節奏」，本來也內化成她的節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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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灣選擇待宜蘭，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吧，很遠離城市，溫度、濕度都是以前熟悉的。我覺得，盡可能減少各種接觸的時候，自己離自己比較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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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繼續向前走近，妳慢慢看見了立方體的全貌。它是什麼材質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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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金屬，上面拋光但是沒有到鏡面的程度。有點像最近在世界各地出現的神祕金屬柱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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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立方體旁邊，放著一道梯子。妳覺得，那是一道什麼樣的梯子？多長，有多少階？它和立方體的距離大概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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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就一般那種在裝潢的時候會看到的，很 rough 的梯子。我的展場也有看到的那種。和立方體距離很近啊，感覺爬上去之後就可以直接對立方體做些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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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她不相信渾身正能量的人。無數朋友來來去去，至交只有三、四個，稱其為「愛人朋友」。她覺得自己就像他們：敏感，糾結，內心有尚未梳理的掙扎。這樣的性格在家中是異類，「我媽就是個完全沒有黑暗面的人欸。我後來發現我身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我和我媽的關係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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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體的材質暗示性格的質地，而一旁的梯子是與朋友的關係。一路上，江宥儀不只一次用「市井小民」來形容自己的出身：受僱日商公司的父親、身為業務的母親、在市場賣甜不辣的阿祖、在鐵道旁堆石頭，方便居民橫越鐵軌抵達田埂的祖父。即便如此，雙親卻堅持定期帶兄妹倆出國旅行，看看世界。一直到高中，江宥儀放學後都還會到畫室。那畫室也沒有特別創意發想藝術，有點像是安親，不同年齡的人在教室裡做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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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宥儀的事情是畫畫。在那裡，她接觸到法國藝術家 Niki de Saint Phalle 的作品，照著描，喜歡上頭千軍萬馬的顏色。後來在紐約，江宥儀最經典的那頭藍髮的藍，也像是 Niki de Saint Phalle 畫裡會用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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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實踐念服裝設計，是她第一次覺得自己平凡。同學們奼紫嫣紅，有底子，有錢，在班上江宥儀自覺是個「性格充滿缺陷的雙魚座」。那時她景仰一位同樣是雙魚座的老師，那老師做事條理分明、幹練成熟。江宥儀問她，該怎麽做才可以變得像她一樣？老師回答：「妳以後也會慢慢變成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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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上，很多事情顯得理所當然，例如當模特兒。直到大學才敢一個人睡、還必須開燈的江宥儀，因為身高夠，常在同學的作品裡當 model。關於被拍攝、裸露、展示自己，她是在那時才開始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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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一直到那時候我才釐清對於裸露的感受，不再拘泥於定義上的道德，相信性感、淫蕩或不體面，跟裸露這個行為本身都沒有關係。」最早最早，掌鏡的都是朋友，拍裸體照算有個相對放心的開始。再後來畢業，她又找了其他畫室去作人體素描模特，漸漸覺得身體被觀看是件「還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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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她是被擔任模特兒的經驗打開的。「原生家庭會決定妳一開始的眼界，讓妳不知道很多事情，到了二十多歲才漸漸曉得。小時候不會覺得自己比父母更聰明，但到了某個時間點，真的發現自己比他們更知道什麼正在 go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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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宥儀開始使用 Tumblr 的時候，那裡還只是一個僅有英文介面的小眾社交平台，不過也已經具有延續至今的特徵：不靠演算法決定動態牆內容、不強烈將作品與個人身份聯繫，藉由與 Facebook 的「分享」性質稍有不同的「轉格」，讓即使沒有社交關係聯繫的創作者也容易被群眾分享而看見，沖淡「創作源頭」對一件作品的影響力。她看上它「創作大於個人」的特性，開始把自己的作品發表在那裡。「那是對創作滿友善的地方，不像現在很多是賣臉、賣優越感。」她也喜歡 Tumblr 當時用戶多為歐美族群的狀態：「那時就覺得台灣真的太小了，很多目光都向內觀看著自己。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確實想要被關注，但不是這樣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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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當她提起自己在 Tumblr 發布的 temporary tatoo 系列之瘋傳，總會說：其實最一開始只是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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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拍出好照片的市井小民開始被稱為藝術家，是在 2018 年接受《i-D》採訪之後。此後爆紅、與 Gucci 合作、在紐約辦展再到入選富比世，同時她唐人街的租屋卻是一間在魚市場上方的老公寓，樓梯都是魚腥味，做案子時和道具們一起睡覺，「也幸好我是市井小民，能屈能伸，平常住這樣的房子，出差的時候我也可以爽住飯店、搭商務艙，不卑不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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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頭來看爸媽，不再是兒時哭著怕別離的眼神，難以相信直到高中她還會和打地舖睡在他們床邊地板。「他們有時候，真的聽不懂我在說什麼。但他們在 boomer 年代，腳踏實地把一件事情做到好⋯⋯他們大可不用帶我們出國，不用送我們去學才藝，但他們決定要做。這件事情那麼平庸，他們也好平庸，可是好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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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爸媽直到人過中年，仍想為這個世界做點事情，希望自己有用處、對社會有價值。「而且不是為了表達自己才這樣說，是在拜拜的時候跟神明講的。這真的是我非常 value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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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一團烏雲在空中。妳覺得，它離妳的立方體多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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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一抬頭，忽然發現它已經很近了，就快要襲來，這樣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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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團什麼樣的烏雲？規模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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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滿大，會帶來暴雨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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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走紅之後，她大事見盡，諸如和 Anna Wintour 隔桌用餐、上紐約時報 9 頁藝術特輯版、再到促使她 2018 大逃亡的其中一個原因：被《GLAMOUR RUSSIA》 抄襲。2020 年，她把頭髮染黑了，象徵自己紐約時代吿一段落。原本預計 2020 年到東京闖蕩，結果從日本回紐約四個月後，疫情下回到台灣，如今想再出去也不容易。她倒是隨遇而安，在宜蘭常套件運動衣就出門覓食，沒工作的時候也不帶妝。偶爾，男友的弟弟看見她在鏡子前上口紅，還會問：「妳幹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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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到河堤散步，她也愛到夜市打靶紓壓。有次和男友在攤位，看到旁邊陌生一家人有兩個小孩，還慷慨起來，把獎品分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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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旅外種種成就加持，江宥儀在台灣依然吃得開，工作上有各方藝術家接洽合作，更別提大大小小的採訪十數場。籌備個展《目不見睫》期間，江宥儀台北宜蘭兩頭跑，和我們見面的前一天工作到凌晨三四點，早上六點才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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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現在已經感覺到狀態不一樣了，」她澄清，「以前光是去洛杉磯也會嚇到，看他們一頓飯吃幾個小時、吃完之後又說要去買 boba。」以為是去旁邊隨便買一下，結果洛杉磯人為了一杯珍奶要開車十幾分鐘。在紐約一天要做三到四件公事的江宥儀很難理解洛杉磯緩慢的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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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雲的位置和形狀，是內心憂慮之事的規模和距離。台灣的時間流逝更接近她口中的 LA，她不諱言在紐約時周遭人才濟濟的光榮與壓力，讓她這次回台工作無法立刻適應。「全世界所有想要 make it 的人，都聚集在那裡，不能不說那邊的人有一定的性格。台灣人也有自己的性格，我是台灣人所以很明白，但我沒辦法因應各地改變我的標準，因為東西做出去是掛我的名字。在這裡工作要想辦法把團隊的頻率調整到一致，要花一點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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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目不見睫》展場，最先看到的是撲滿地面的 PU 沙漠，以及從中抽長的白色植物。每片葉子的表面都貼著一隻眼睛，盯著觀展者小心翼翼放下足踝，又小心翼翼地避開它們。一整個房間的沙粒，將近半噸重，要一批一批搬上位在八樓的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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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兩件作品〈我愛我〉和〈目不見睫〉，尺寸也不小，難以在老家或宜蘭住處組裝，江宥儀把所有零件拆解搬到 Tao Art，在展間裡實地製作。〈目不見睫〉先用一比十模型設計打版之後，印成四公尺長的布料，上頭的藍色頭髮／睫毛是江宥儀借來車機親自縫製的。展原訂在 1 月 6 日開幕，也因為一切費工費時，延後了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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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那天，她興奮地引我們到〈電光火石〉其中一件系列作前方，指著石頭上安裝的固態硬碟：「注意這裡！這是我的巧思喔。想要拍照的人，可以藉由這個鏡面反射拍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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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她的作品的形式多是攝影，在照片中被攝者很常是江宥儀自己（的身體）。但在《目不見睫》中的作品則將這個位置讓渡出來，無論是〈那一葉，我們眼神交會〉將觀展者變成被觀看者、或者是〈目不見睫〉中用沒有生命的模特人形取代了主體位置。這份轉變，是轉換環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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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能在一個小房間裡面試著展現自己，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只能拿自己來拍。」從表達自己的壓力中鬆一口氣之後，她在這次個展中戲謔地將這個逼視的目光折射給觀者。而當作品不再以平面攝影呈現，它們也不再只能以江宥儀的鏡頭詮釋：「我每天都會看 IG 上 tag 我的人，很喜歡上面的黑色幽默欸。有一個人拍下展場中的陌生人，寫說『前面那個男的在〈我愛我〉這個房間拍了十五分鐘，真的完美地表達〈我愛我〉。』」我就喜歡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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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忙碌，但質地不同了。「在紐約，過得好像有一把槍指著妳。但現在，我意識到自己有主控權、可以掌控生活。即使很累，至少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無意之間，她在作品中也更加游刃有餘，將體驗的空間讓給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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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鬆開了她，她鬆開了作品。雖然仍是擔憂，作品裡卻多了一份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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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妳走進了一座森林。步行一段，妳遇見了一隻動物。是什麼動物呢？請用三個形容詞形容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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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Yuyi：我遇到豹。無害的，眼睛有點水汪汪的豹。大家的 stereo type 都會覺得豹有攻擊性，但這隻外表看起來友善和萌，牠內心也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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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團隊，有些是在紐約認識的，她喚她們「妹妹」（讀作 ㄇㄟ ㄇㄟ˙）。妹妹們年紀比江宥儀更小，受紐約環境的洗禮，能更迅速接到她的指令。但江宥儀更在意的是她們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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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眼中那種充滿好奇心的目光，還有積極表現自己的神情，每次看到都覺得，啊我正在吸取她們的日月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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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的心智狀態還是在她們那個年紀。身邊同輩的人有些進入了穩定狀態，但我還是很想繼續挑戰自己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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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這麽說，這兩年江宥儀在社群上的活動頻率縮減不少。以前她會直播自己吃東西，對著鏡頭說著她所謂「古怪的英文」，但那是 Instagram 上還沒那麼多人的時候。如今，江宥儀覺得直播這件事已經飽和，再做感覺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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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她依然是她，活潑仍舊，只是不再「social media 活潑」。北投老家的停車場樓下就有兩間 KTV BOX，有時停完車，她就自己到裡頭歡唱。回她羅東老家前，我們請她載我們到附近的 KTV BOX 唱一輪，「宜蘭好便宜喔，一首二十？台北一首要三十。」投下硬幣，她點了林曉培〈心動〉、張學友粵語版〈藍雨〉、蕭亞軒〈來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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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才告訴我，在個展裡顯得有些特別的〈電光火石〉的來歷 —— 跳脫過去「看與被看」的意涵，也沒有她專擅的轉印貼紙素材，這系列包含三塊石頭、一顆蛋和一塊貝殼，江宥儀在這些物件上貼滿晶片、電路板等硬體元件 —— 剛回台灣，必須在淡水舊家隔離十四天，她發現家裡堆滿了各式各樣的石頭。「應該是我媽和我爸在家裡面有⋯⋯儲存那些東西。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媽是那種去旅館會蒐集所有牙刷和肥皂的那種人。」我開始相信他們家有市井小民的氣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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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六月，江宥儀與韓國合作拍攝一組以西元 2000 年科技風格的作品，她聯想到當時的風格，請母親購買了一大批硬體零件，在隔離期間當成拼圖來做。這是她回台灣做的第一件作品，結合家中物品和旅外的自己，誕生於過去她曾經離不開、曾經急於離開、如今又再次回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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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一題，我大學的時候回答過了。動物是代表自己對不對？」我說不是，她說沒差，反正大學時她的回答不一樣，「我那時回答的是，我遇到一隻藍色的復活節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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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一題的答案指的是他人眼中的妳，她一聽笑了，說準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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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內心還是那隻兔子，只是外面披上了一層豹，為了保護自己。在外面的時候，不能讓別人發現妳很害怕啊。」人們總想像大名鼎鼎的 John Yuyi 瀟灑、自信、任性。但其實，只是如她仰慕的大學老師曾說的：慢慢就變成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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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最後停在羅東老家門前。她指著透天對面的大樓，「以前這邊沒有帝寶，是田。我小時候光是走到田的那一邊，就覺得自己要被綁架了。」透天窗戶，鐵捲門上是她祖父手繪的瓢蟲花紋。「你們知道宜蘭的窗戶有鐵捲門嗎？我也是離開宜蘭之後才知道，這是宜蘭特有的 thing 欸！跟喜互惠一樣。」喜互惠？那是宜蘭的全聯。我們熱烈討論起來，依舊不知道宜蘭為什麼窗戶要裝鐵捲門，要說風大，有比新竹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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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正在出售，離開前她狡黠地從信件口偷看，卻發現裡面有不認識的人。我們急急退開，看著她撥了好幾通電話。五分鐘後她才回頭，說：「原來上個月已經賣掉了，家裡沒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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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老家已經不是老家了。有些事情，出去再回來才曉得。發動車子引擎，她送我們回車站，「以前我不懂為什麼我媽老是說很討厭宜蘭⋯⋯她是台北人，每次來都說宜蘭天氣很濕。我就會想，這明明就是阿公家的天氣啊？」打方向盤轉出巷子，「但這次回來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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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著豹皮的兔子，專訪江宥儀 John Yuyi：
不讓別人發覺恐懼，是為了保護自己啊
https://bit.ly/2LeP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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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統籌_ 潘怡帆 Crystal Pan
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潘怡帆 Crystal Pan
責任編輯_ 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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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monthly
www.biosmonthly.com
instagram.com/bios_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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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me/R/ti/p/@bios_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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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宥儀個展 ——
目不見睫 Eye Sees No Lashes
facebook.com/events/44562487310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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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_ TAO ART（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79-1 號 8 樓）
展期_ 2021.1.9（Sat.） - 2021.2.20（Sat.）
時間_ 週二至週六 11:00 - 19:00

【 🇫🇷🏢 這樣的建築「巴不巴黎」？🤔 原來魔鬼藏在這些細節裡！（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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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一提到巴黎，你們會想到什麼樣的建築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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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浪漫的建物與市景，是很多人喜愛巴黎生活的原因。巴黎街道整齊、寬闊，建築物充滿美感，這其實是「奧斯曼男爵」« Le baron Haussmann » 的功勞，他改造了巴黎，也打造了巴黎的經典建築風格：「奧斯曼風格」« le style haussmann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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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跟朋友們分享：在眾多歐式建築物中，如何分辨「奧斯曼風格」建築呢？最後也會請朋友們跟我分享「台灣的都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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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崙三世請出奧斯曼男爵，讓巴黎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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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很多有錢人想在巴黎買房子，而且，有些人會要求買「奧斯曼風格」的建築。但是，中世紀時的有錢人—君主與貴族，其實不喜歡住在當時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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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君主、貴族會住在「凡爾賽宮」 « Château de Versailles » 、「羅爾河谷城堡區」 « La Loire » 、「雪儂梭城堡」« Château de Chenonceau » 等等風景漂亮、有山有水的地區，君主與貴族居住的地方，離市中心也很遠，像是凡爾賽宮距離巴黎有16公里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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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他們不喜歡住在巴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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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19世紀的巴黎，缺乏現代化的建設。環境不衛生，很多地方沒有自來水，也沒有下水道，巴黎街頭遍地都是糞便、污水、廢水。再加上，人口成長速度快，導致18世紀到19世紀，巴黎的人口愈來愈密集，生活品質就愈來愈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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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衛生問題特別嚴重，建築物不通風，水源也不乾淨。1832年，巴黎還曾經發生過嚴重的霍亂。很多人擔心巴黎的空氣與水源會讓他們得到傳染病，有錢人就慢慢搬離巴黎市中心。他們寧願住在郊區，也不想住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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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巴黎居住的，是窮人與勞工階級，狹小的巷弄裡住滿了人，有點像是朋友們在雨果的「悲慘世界」« Les Misérables » 裡看到的，那種黑暗而擁擠的樣子，也因此，19世紀的巴黎，是革命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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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巴黎，跟現在台灣人心目中的浪漫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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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拿破崙三世上任後，特別在1853年請出奧斯曼男爵，為巴黎設計了全新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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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男爵先從街道開始，拆掉老舊的街區，把街道拓寬，再逐漸發展成今日的「輻射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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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男爵把「污水池」改良成現代化的「下水道」，解決巴黎的衛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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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男爵也把擁擠的建築物拆除，用「奧斯曼風格建築」來替代。這樣的建築，成為了今日人人喜愛的巴黎街景，也是外國人心目中的「巴黎風格」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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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時的都市規劃犧牲太多人的「自由」，因為很多人的房子被政府徵收，再加上，都更後「房價」大漲，很多人不得不搬出巴黎市中心，住到巴黎外圍 😡。民怨四起，奧斯曼男爵在1870年，因此被拉下台。雖然如此，他所規劃的藍圖仍然繼續被使用，過了半個世紀後，巴黎改造工程終於完成，巴黎成為「現代化」的都市，生活品質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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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巴黎街頭，該如何找出典型的「奧斯曼風格建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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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都市改革的過程中，巴黎有60%的房子被拆除，重建成奧斯曼風格的建築，這種風格的建築物，有十分嚴謹的構造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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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奧斯曼風格非常講究「美感」😇。如何讓一個城市的建築物充滿美感呢？奧斯曼男爵的做法，是控制「外牆」 « la façade » 跟「高度」« la hauteur »。外牆的建材使用白色砂岩，並且用相同的裝飾線條，讓一棟一棟的建築物看起來像是一個「建築群」，有一個整體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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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創造出整體感，建築物的高度不能差太多。奧斯曼風格的建築，高度最低12公尺，最高20公尺，不能高出其他房子太多，不然會有凌亂的感覺。建築高度不可超過7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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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奧斯曼風格的建築也很講究內部的裝潢。比方說，天花板有「突出與凹入的裝飾紋路」« les moulures »、天花板高度要夠高、地板要用木頭製作、客廳要有壁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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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重點🙈：奧斯曼風格的「美感」，是依照當時的「社會階級」來區別的。7層樓裡面住著不同社會階級的人。「爬得愈高」，社會階級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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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因為有電梯，都市裡的人喜歡往「高」的地方住，愈高愈安靜，生活品質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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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時電梯還沒有普及，所以住得愈「低」愈方便。比方說，三樓是給資本家、管理階層住的，不用爬太多層樓梯，方便他們上下班，公寓的坪數比較大，陽台也比較大，以隔絕街道的噪音；四、五樓是給中產階級住的，六樓是給經濟條件更差的人住的，他們必須每天爬樓梯；最後，七樓則是給幫傭住的，也被稱為「保母房」« chambres de bonnes » 。（這邊是用台灣的樓層算法換算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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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風格建築的樓層，具有社會階級的意涵，它所講究的美感，也是依高度去分別：樓層愈低，窗框、陽台的裝飾愈豐富，天花板加得愈高；樓層愈高，陽台的裝飾愈簡陋，甚至沒有陽台，天花板的高度也給人壓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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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奧斯曼男爵是為了保持建築物的「平衡感」，才在「六層樓以上」設置簡陋的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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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台灣有沒有類似概念的特色建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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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都市規劃法律很嚴謹，造就了歐洲的美麗市景，走在路上就可以看美景。像巴黎就以嚴謹的法律，保留「奧斯曼風格建築」的面貌，讓今日的巴黎，不至於因為人口密集，把建物全部改成高樓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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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都市規劃太徹底，打擾到人們的生活，人們也會反撲，像是奧斯曼男爵就是為此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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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世界各地的城市一樣，台灣的都市規劃，好像也有這種爭議。有些人的權益被犧牲，會出來抗議，拒絕搬走，因為房子是祖先留下來的，不希望政府把它拆掉。相反地，有些人可能在「等都更」，期待政府用高價來把房子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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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遇到的狀況是什麼樣呢？請問台灣有沒有類似「奧斯曼建築」的都市規劃，或是建物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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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分享不同的資訊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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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想跟大家分享「香榭麗舍」« Les Champs-Élysées » 的命名由來，而這也跟奧斯曼男爵有關係😉 敬請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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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我研究很務實的經濟學，也去過一些實地國家旅遊過或住過，很多台灣人或蛋頭學者會覺得（蛋頭學者全球各地都有），地球上有哪個國家的政策或稅制，可以讓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貧富差距縮小，然後人們普遍都能買得起房地產，我心裡的想法就是，因為你沒有長住過那個你想像中的國家，沒有看過的外國月亮，超圓，在歐陸大部分地區，人們傾向於租房，而非買房，不過這不代表貧富差距就全都能縮小。」

2018年8月18日，德國之聲（DW）播放了紀錄片《不平等：財富如何變成權力》，紀錄片揭示德國驚人貧富差距，5%的人擁有50%不動產

你知道「看不見的手」理論嗎？其實，「看不見的手」不單單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而且資本家們還經常通過「看不見的手」操縱政治，制定益於自己的政策，德國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福利國家。但是德國社會卻正在向不平等發展。對於德國的工薪階層來說，工作已經不再代表發展，這只是一種謀生和維持現狀的手段。年輕人相比他們的父母，儲蓄越來越少。而富裕的精英階層通過各種方法，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富有。

在《Inequality：how wealth becomes power》的紀錄片中，DW記者跟拍了分屬三個階層的代表人物長達6個月的時間，他們分別是代表新貴的Christoph Gröner的富豪，代表中產階級的Thomas Clauss和代表貴族階層的「馮先生」。通過他們的經歷，向人們揭示了德國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和思考。

1、白手起家的新貴
Gröner是德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對德國政策有很大的發言權，但是老百姓卻很少知道。他的父母是老師，他白手起家，如今的資產包括各種不動產、投資和公司的股票。

Gröner：「假設你有2.5億歐元，哪怕你把它們從窗戶扔出去，它們還是會回來的。你無法摧毀它們。你可以購買不動產，不動產就會升值。你可以買黃金，金價就會上漲。買東西是無法摧毀財富的。」

每天早上8點，司機會將Gröner接上，前往工作地點。Gröner說：我也喜歡開車，但是我不能開車，董事會不是僱我開車的，Gröner創辦的CG集團是德國最大的地產商之一，目前德國的房地產市場只有一個走向，那就是「漲」，在紀錄片拍攝期間，CG集團剛剛買下了Steglitzer Kreisel寫字樓，希望將此改造爲柏林最高的住宅樓，在拍攝的時候，他表示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自我挑戰的人，他挑戰自己要在5分鐘內爬上30層的大廈。而他的員工就在樓頂爲他計時。

Gröner跑完之後說：「挺好的，但是我還可以跑得更快。我中學的時候看到Boris Becker（德國網球名將）贏了溫布爾登，我當時就想，等着吧，我會和你站在一起的。」

CG估計在Steglitzer Kreisel改造完成以後，每平米可以賣到10萬歐元。在過去二十年中，CG在柏林建設了4000多座公寓，目前還有3000多座在建設之中，目前有500名員工在CG的總部辦公樓工作，而Gröner最重要的員工之一就是他的私人助理Angelique Lisa，Lisa說：「你還在杜塞爾多夫的時候，他已經啓程要去蘇黎世了，過一天他又回到柏林了，然後他又去萊比錫了。之後他會休個週末。」

記者：「他睡覺嗎？」
Lisa：「有傳言說他每天睡4-6個小時，從他的日程表來看，我想也沒法睡更多了。有時候他半夜發email。」

Mario Lauterbach是總部大樓的保安，他和CG簽了半年的合同。Lauterbach接受了14年的教育，可以說3門外語。他表示，如果他還有機會選擇的話，他更希望做一名律師或者法官。這纔是他的興趣所在，目前Lauterbach每個月掙2000歐元，這對維持他的生計來說不成問題，但是其它的就別想了。

相對於Lauterbach每個月2000歐元的月薪，Gröner卻擁有有幾十億的資產。對於這種收入的懸殊，Gröner表示非常理解。

Gröner：「我關心的是我付給保安的錢夠不夠他生活，如果夠了，那麼我作爲僱主的任務就完成了。如果我支付的薪水不夠他生活，那麼我就有問題了。」

記者：「所以你覺得拿你和他比是不合理的嗎？」

Gröner：「當然了，我30年來只請過3次病假。但是你問問我的保安，他請過多少次病假。如果我椎間盤突出了，我會來工作。如果我發燒40度，我會來工作。如果我老婆和我吵架讓我整夜無法入眠，第二天我還是會來工作。問問我的保安他能不能做到，所以那我們做對比是不合理的。」

記者：「但是他能買得起帶游泳池的房子嗎？」

Gröner：「當然不能，但是他不需要那個。我瞭解我的保安。」

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
Lauterbach：「我不能立刻回答你的問題，我想答案應該要全面一些。我的答案是「不」。我思考了很久，這跟他是誰或者他做什麼沒關係。我不想要這麼多的壓力。」

記者：「你想不想要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

Lauterbach：「想。但不想在德國有這麼個房子。希臘會更好。」

記者：「所以，一個人只能幻想有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而另一個人可以有大量的不動產。」

Gröner在柏林有一個公館，在科隆有一個高級公寓，從他的公寓裏可以看到美麗的科隆大教堂。不過他沒什麼時間欣賞夜景。

當今世界有很多關於「貧窮」的研究，但是對於富人來說，卻沒太多的數據和資料。其實不動產資產登記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德國沒有這種制度，對此，德國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組決定通過其他的方式來了解德國富人的環境。項目負責人Markus Grabka用一張A4紙畫出了目前德國的財富分配現狀，首先有5%的人處於完全負債狀態，然後過了50%的人口之後，收入開始出現爆炸式增長，而最富有的1%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財富。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導產業，曾經汽車製造是最強大的造富工具，之後做貿易產生了一大批富豪。現在，房地產成爲德國主要的造富工具，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

Gröner：「所有你看到的，都是經過我們拆改建並出租出去的。目前萊比錫每3座不動產工地中就有1座屬於CG集團。」

Gröner並不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他曾經就是一名工地工人。他帶記者到一處工地進行講解：這裏所有的磚頭都被專業工人更新了，如果你自己幹過，就更好理解了。我會做石匠，我可以澆混凝土，我可以做鋼材，我會刷牆，我會磊磚塊。我曾經就是幹這個的，我創業最開始就是包工，然後做專業項目，之後就拿地，再之後就參與城市的建設項目。最後成長成爲今天的企業。

在這個房地產大肆盈利的時代，CG爲投資者們打造了大量的投資產品。而許多買家正在大舉入場，拿下新修建的房產。影片展示了Gröner和助手的一段對話。

Gröner：「那人又殺價了嗎？」

助手：「是的。」

Gröner：「這兒有很多買家不斷買房，一套又一套。他第三套買在這兒是吧？」

助手：「我們去吃了頓飯，我說這不能少於450萬，但是他最後講價降到300萬。太瘋狂了。」

Gröner：「今天時機已經成熟，是一個用規模賺錢的時代。我的公司非常需要這個。」

記者：「這不是犯罪嗎？」

Gröner：「當然不是，我認爲這不失什麼壞事兒。」

今天德國的房地產市場肯定是有問題的。富人可以通過房產賺取更多的錢，而普通人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買個房子居住都做不到，這就要討論一個經典的問題，一個人得，是否代表一個人失？

今天德國的房產買家主要是富人、富裕的退休人員和投資人。而像Thomas Clauss和他的同事們這樣的普通德國人，買房只能靠幻想，人們的抱怨在於，房產商所興建的房屋都是作爲投資商品，而不是滿足人們剛需的規格。也就是說房子面積設計太大，工薪階層壓根買不起。所以現在的市場表現出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興建的新房，另一邊是大批大批沒有房人。

紀錄片中，Gröner前往東柏林的一個社區和抗議人羣對話。當地百姓擔心CG的新項目會擡高當地房租，導致他們被迫搬家。Gröner在保鏢和警察的保護下來到抗議現場和抗議人羣「對話」，相比他對警察的友善態度，Gröner對現場抗議人羣就不那麼友好了。

Gröner：「這是非常負責任的項目！你以爲你們喊『滾出去』我就不會建了？！你們有多蠢啊？！多蠢啊？！」

之後Gröner通過手機看自己當時的表現，他很滿意。

Gröner：「這不算是一場對話，不過至少天氣還不錯。他們是第一次見我，他們是第一次見一個堅持自己立場的企業家。」

Gröner：「這種愚蠢的思想阻礙社會的發展，『他賺錢了，他富有了，所以他肯定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錢！』，『他收我們12歐元1平米的租金，我們付不起這個價錢』，其實我們有小戶型，35、40、50平米都有。任何護士其實都可以付得起租金。哪怕我收14歐元1平米，只要乾淨，燈光充足，他們肯定願意付這個錢。而不是60平米的戶型，每平米收8歐元。」

其實哪怕是那些保護Gröner的保鏢和警察，面對這樣的房價也手足無措。不過Gröner堅持認爲，他的戶型設計並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歐洲，足球場是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去的地方。不過同一空間並不代表同處一室。Gröner花2000歐元買了豪華包間的入場券。

Gröner：「我們這些出高價的人幫那些買便宜門票的人墊付了許多錢，這是我們的巨大貢獻。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那個人花了20歐元，而我付了2000歐元，這就是一種公平。不是嗎？」

CG在當地買下了一個老工業園，進行開發。影片展示了一個德國普通中產家庭來CG小區看房的經過，Clauss夫婦和兩個孩子，他們都有體面的工作，現在他們是租房生活，不過他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CG興建的小區每個單元有9戶公寓和兩個閣樓，一大一小，Clauss家並不需要頂層閣樓，他尋找的是一個帶陽臺的四室公寓。這個小區的一樓戶型每平米售價3450歐元，也就是說一共要花45萬歐元。

男主人Thomas Clauss表示在30歲以前他們還沒考慮過退休問題，但是現在他已經40歲了，名下依舊沒有不動產。所以他甚至無法確定銀行會不會在沒有多少擔保的情況下貸款給他，目前94%的購房者都不是當地人，也就是說這個價格目前已經不是當地人可以負擔的了。

今天德國的主要購房者是富人，退休者和投資人。不單單是Thomas，他的同事和朋友們全都買不起房。

Thomas Clauss：「我需要的是符合我生活需求的戶型，但是他們建造的房屋並不是普通家庭需要的戶型，是典型的投資產品。我玩不起這個『遊戲』，我的同事們也玩不起……」

同事A：「他們造了很多我們普通消費者不需要的房子，這很恐怖，多數人都被落下了。」

同事B：「今天有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高價的房屋，另一邊是一大堆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只好搬家的人。不管你多喜歡那個社區，你只能放棄。」

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其中萊比錫的現象最爲嚴重，只有10%的萊比錫人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60%的新房產和94%的翻新房產都被萊比錫以外的買家購走，Thomas Clauss現在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爲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太太已經縮減了大量工作時間。下班回家之後，Thomas Clauss和孩子們交流一天的見聞。之後和太太商量買房的事兒。

Thomas Clauss：「擁有自己房產的想法很誘人，而且房子的方案也很棒，而且開發商強調這些房子就是爲工薪階層興建的，所以我也覺得很有興趣。但是看看價格，好像我們並不是他們的目標客戶。我們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繼承，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工資。45萬歐元對我們這種家庭來說簡直是天價。一年得賺多少錢才能存下來這個錢？所以有時候我會擔心變成中下階級，而不是中上階級。我想所有人都有這種擔憂。」

Thomas Clauss：「我很幸運了，我爲一個大企業打工。對萊比錫人來說，我算是贏了彩票了。但是這並不代表我的收入可以和房價相媲美。」

Clauss家並不貧窮，但是他們屬於一個現代非常尷尬的階層——中產階級。他們不掌握財富，但是需要爲了生活而工作，在德國有一個網路活動，內容是中產階級在網上公佈自己的收入。這是一個很好的數據收集地。比如一個汽車公司文員月薪爲1600歐元，康復診所護工月薪1648歐元，土木工程師月薪1970歐元，受訓12年的醫療專業人員月薪2768歐元。

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

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社會主要的財富增長都被頂上1%的人獲得了，而中產階級或中下階層收入基本沒有增加，甚至在下降。」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一個堅強的中產階級羣體是建設穩定繁榮民主社會的基礎，如果發達國家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越來越脆弱，那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兩極分化的社會能建設民主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現代社會已經處於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不嘗試制定一份全新的社會契約，那些被現代經濟體制傷害的人，他們是大多數人，他們將會反抗的。」

Thomas Clauss在西門子當了9年的工程師，他在工委會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想象他會在這裏幹到退休。就在節目攝製的近期，西門子剛剛公佈了60億歐元的年利潤，但是又有傳聞稱，股東給西門子方面施壓，要關閉Thomas 所在的工廠，因爲工廠長期效益太差。

Thomas Clauss：「沒什麼是安全的，現在住在出租屋裏頭就不安全。我家現在就靠一份薪水過日子，這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每當我們聽到這種傳聞的時候，我們就會對我們現在的不穩定感到極端焦慮。」

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Piff：「研究普遍顯示，不平等是造成人際關係疏遠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撕裂社會組織模式，讓人和人之間產生巨大的距離。」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不平等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人們有着不同的智力，能力，長相，父母……但是作爲社會學者，我擔心的是不平等會累積出『財富王朝』，資本通過血緣。這會造成這種不平等被固定化和制度化，並且把其他人獲得財富的機會給破壞掉。」

富貴並不是一個組合，Gröner雖然富有，但是他還遠算不上尊貴。在德國，「尊貴」是無法通過辛勤工作獲得的，必須要靠出身，只聽到他的名字中有個「馮」，是一個典型的德國貴族名字。所以我們就用「馮先生」來代指他，馮先生的家譜可以追溯到富格爾家族，那是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大部分屬於今天的德國）最富有的家族，他們曾經兩次贊助自己支持的選帝侯買下神聖羅馬皇帝的寶座。

影片中，馮先生駕駛着一輛奧地利老式軍車帶着攝製組在自己德國中部300公頃的森林中旅行。他解釋自己喜歡駕駛軍車的原因是，有時候路上會碰上死鹿，他要用軍車把死鹿拖走，馮先生不允許攝製組透露森林的位置，這是他同意接受拍攝的條件。對於他這種階級的人來說，隱私比什麼都重要。

馮先生：「擁有一座森林感覺真的很棒，因爲你獲得了控制權。有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你永遠都要爭取擁有你喜歡的東西。從哲學角度我不能苟同，但是從我的直覺上來說，我同意他的觀點，我熱衷於擁有我喜歡的東西。」

之後馮先生帶記者們去他的辦公室。馮先生的財富多數來自於繼承，有一個團隊幫他制定投資計劃，保證豐厚的回報。拍攝過程中，馮先生沒有司機，他自己開車，開的也不是什麼豪車，也沒有表現得像Gröner那麼忙碌，記者和他聊起了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還有他的看法。

馮先生：「不平等其實是經濟體系所希望的，而且無法避免。如果你是企業家，或者你繼承了一些東西並且良好運營，你肯定就會比一個單純的僱員賺得多。」

記者：「你覺得德國現在的環境公平嗎？」

馮先生：「是的，我覺得挺公平的，我在街上沒覺得大家不滿。」

馮先生是一個「家族辦公室」的主理人，他的「辦公室」位於法蘭克福市的萊茵河邊。這個所謂的「辦公室」就是一個私人銀行。在辦公室中，馮先生穿戴整齊，給記者介紹自己的「家族辦公室」。

馮先生：「你應該在你們的影片中提到，這棟建築是少數在二戰中存活下來的老貴族公館（Patrician House），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馮先生：「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一個家族辦公室就應是如此，這個辦公室的任務就是維護顧客的『家族利益』，爲『家族』和『家族成員』提供金融支持。這裏運作的資金一般有幾億歐元。」

其實就連「家族辦公室」的僱員都不認識所有的顧客，一般財富都來自於私人推薦。將錢放在馮先生的「辦公室」中的顧客，可以得到一般銀行無法給出的回報。

馮先生：「我和我的團隊會打造一個投資組合。比如你想要投資房地產，那麼我們幫你研究多少比例投資到公寓中，多少比例投資到商業地產中，多少投資到股票中，多少投資到養老基金，還有多少作爲現金留作急用。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助家族將財富一代一代傳下去。」

拍攝中，馮先生向攝製組展示了自己的工作過程。一名投資顧問和他商議在各地的森林投資項目。馮先生用顧客存在他這裏的錢投資芬蘭、新西蘭和烏拉圭的森林。

馮先生：「德國的森林太貴了，沒多少可供買賣的，當一處森林上市銷售的時候，人們都會瘋搶。所以過去15年，德國森林的價值上漲了4倍多。當然這跟我們現在的低利率也有關係。人們在找各種投資機會，你在什麼地方投資，在什麼地方可以進行安全投資，並且獲得可觀的回報。」

很多人認爲，德國戰後的經濟奇蹟是由所有德國人白手起家創造的，如果你想要成爲一個富人，你必須要辛苦工作才能慢慢爬上去。

德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Charlotte Bartels：「在一戰前，德國政府曾經公佈過一次當時的百萬富翁的名單。而冠以這些家族姓氏的人，在今天的德國財富網中依舊活躍。他們通過祖先的錢滾錢，依舊能夠維持自己鉅富的地位。」

根據統計，每年德國人有4000億歐元的財富收入是通過繼承獲得的，馮先生通過派出到世界各地的基金經理進行投資。他們強調他們盈利的祕訣是「自動投資」（automated investment）。他們有一套掃描世界經濟狀況的算法，然後將這些情況用交通燈的方式反映出來。如果亮起綠燈，那麼電腦就會進行大量投資，一旦變成黃燈或紅燈，電腦就會對此項產業減少投資份額。

基金經理A：「我們決定進入市場的時機，幫助顧客確定重新進入市場的時間點。因爲我們的運作是完全脫離情緒的，我們完全沒有個人主觀意見。我們的整套機制，我們的整套算法都是完全建立在數據之上的。」

基金經理B：「地緣政治問題，比如敘利亞或者烏克蘭的危機，都無法真正動搖世界經濟體制的基本運作模式。這就是我們的基準。至少歷史發展到今天爲止，沒有任何常規戰爭真正改變過世界經濟的運作方式。」

記者：「如果有人看到這一幕，他們會覺得這裏有6個成功人士在商議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對很多人來說，你們是造成泡沫膨脹的人，你會怎麼回應他們呢？」

馮先生：「沒人跟我聊過這個，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回應。」

馮先生：「今天，很多德國人認爲自己18歲就可以進入德意志銀行當學徒，然後變成一個僱員，最後變成一個部門主管。辦公室裏有一棵小棕櫚樹，和帶扶手的辦公椅。最後在65歲以B級主管的身份退休。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是肯定的。」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我想如果老百姓真的知道現在全球經濟競爭有多麼不公平的話，他們會揭竿而起的。」

馮先生所收益的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被稱爲金融資本主義，爲了探究這套體制如何運作，Harrington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資產經理。

Brooke Harrington：「這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工作，所以我去了18個國家，包括開曼羣島，英屬維爾京羣島，庫克羣島，塞舌爾羣島，毛里求斯，紐約，倫敦，瑞士……各種地方。其中一項發現就是資產管理界將這個世界視作一個『金融政策超市』。你去全世界各個地方『採購』對你資產增值最有益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規。而一個優秀的資產經理就是那些知道在什麼時候，去『採購』什麼政策的人，在現代投資人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轉換。資本從製造業轉入投資領域，這被稱爲『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今天你完全可以靠食利變成富豪，你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流汗。只要把你的錢在正確的時間，交給正確的人，投到正確的領域就可以了。」

這就是三個德國人的故事，而他們的故事詮釋着當今世界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向。

http://finance.sina.com/bg/usstock/usstock_news/sinacn/2018-08-24/doc-ivhkacew8852773.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Ixi7BiS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