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力量，幸福稅改】記者會LIVE

時代力量今（17）日舉行黨團會後記者會，公布時代力量的「幸福稅改」版本——《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有三大重點：一、減輕上班族負擔，鼓勵年青人生育；二、股利所得要課稅，財團法人真公益；三、股利所得兼採累進稅率及量能課稅的原則，鼓勵小股民投資，大戶股利分級課。時代力量「幸福稅改」的推出，讓受薪階級有比較顯著的降稅利益，另配合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的廢止，就股利所得部分，採取時代力量版本更能體現租稅正義的精神。至於稅基稅損部分，目前行政院版本估算出稅損69億元，但若依時代力量的版本，增加稅收可超過200億元以上。既實踐租稅正義，同時也不造成下一代的負擔。

在「減輕受薪階級納稅負」部分，「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由現行12.8萬元提高到22萬元、「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由現行2.5萬元提高到10萬元。另針對財團法人股利所得免稅的現況修正為「只要股利及盈餘超過100萬元，稅率為20％」。在「股利所得課稅」部分，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之後，由納稅人依自身狀況擇優選擇適用的課稅方式，可採股利及盈餘抵減10%（上限7萬元）或股利及盈餘低於1000萬，稅率27％、超過1000萬元，稅率31%。另為落實租稅公平，營所稅自現行17%調高至21%。

黨團副總召高潞以用委員首先說明，對一般受薪家庭來說，以目前稅制來講，所得稅的負擔是很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過輕，財團法人股利免稅這樣的狀態，對時代力量來講，是不合理的現狀，必須檢討和改革。面對社會轉型，少子化可預期的未來，如何減輕年輕世代因養兒育兒所遭遇的經濟壓力，有必要去提高生養子女的賦稅補貼。配合政府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廢除，股利所得的課稅在提升效率之餘，要側重一般大眾投資意願之強化，避免造成分配惡化。

立委黃國昌表示，時代力量針對所得稅法所提出的修正，一方面是反映在2016年國會選舉時提出的訴求，也體現了時代力量希望讓下一代看得到未來的精神和理念。有關於育兒補貼的特別扣除額從2萬5千元大幅提高到10萬元，主因即是年輕家庭一年生養一個小孩大概接近要到20萬元，從2萬5千元提高到10萬元，加上標準扣除額的額度，可以讓年輕人在面對少子化危機時，某個程度是在替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盡起責任，稅賦上應有大幅的優惠，減輕新世代在組成家庭、生養下一代時能提供重要保護。

至於財團法人的部分，黃國昌說，在前一階段的討論，大家已經意識到完全免稅規定是極其不合理的，但即使是目前財政部的方案將所得稅法第42條第2項予以刪除，回到行政院頒布的規則中，一樣非屬販售貨物或勞務的所得，因此只要滿足行政院的規定要件，還是會落入了免稅的範圍，實屬不合理。因此在這次改革，針對財團法人的股利所得，我們採取分離課稅的制度，採取20％稅率的分離課稅。為何以一百萬元為界，主要是考量很多財團法人在經營一般業務時，是藉由股利所得來來維持基金會正常的運作，應可符合現實需要。

針對營利事業所得稅採21％，黃國昌也解釋，當初在2010年一口氣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從25％降到17％時，所要產生的預期正面效果並沒有發生，反而造成了我國在稅損上極大的損失，同時也造成公司端這邊有很多資金進入了炒作市場不合理的現象。事實上我國的營所稅17％在世界各國中是數一數二非常低的水準，因此我們認為應予以調升，但為了避免過度衝擊，就上次一口氣8％這樣的調降幅度，這次調升採取半數，即增加4％，回到21％。若和亞洲主要競爭國家日本和韓國相比，還是屬於相當的水準，不會對企業競爭力造成衝擊。

股利所得的設計，目前行政院版本是股利及盈餘可抵減稅額8.5%、上限8萬元，或者是股利及盈餘稅率26%，套用實際數字，可以發現兩者擇一轉換點大約是適用稅率30-40%。為何時代力量版本將可扣抵稅額的稅率提到10%，但把上限從8萬降到7萬元，也就是可扣抵的人上升、可扣抵的數額下降，會造成的結果是嘉惠比較多的小股民。假設有一位股民股利所得是10萬元，則此時在行政院版本可扣抵額是8千5百元，但在時代力量版本下，可扣抵額就是1萬元，多了1千5百元的利益。另有一位股民股利所得是100萬元，在行政院方案下是8.5萬元，會直接碰到天花板到8萬元，但在時代力量版本把上限壓低，可扣抵稅額就剩7萬元。因此就有關股利所得針對小股民課稅部分，把可稅抵稅額的比例提升上限調低，可鼓勵國內過多浮濫的游資可以進入資本市場進行長期投資。針對高股利所得稅率的人，目前行政院版本提出26％的分離課稅級距，和應負擔的實質稅率，降幅太大。因此時代力量所採取的版本是，用在1千萬元以下的，用27%的分離稅率，但股利所得超過1千萬元以上的，才用31%這樣的稅率級距，股利所得兼採累進稅率及量能課稅的原則。

黃國昌說，希望藉由時代力量幸福稅改的推出，降低受薪階級降低所得稅負擔，在綜合所得稅裡，薪資所得所佔高達75％，形成非常不合理的現象。希望在稅改後，讓受薪階級有比較顯著的降稅利益，另配合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的廢止，就股利所得部分，採取時代力量版本更能體現租稅正義的精神。

林昶佐則補充有關內外資的迷思說明，包括財政部在前年11月４日，針對租稅架構總體檢的報告裡也提到，內外資差距16.08％的稅率，在內資並未記入扣除額等，而外資很多回到母國又有一些不同的賦稅稅率，因此用內外資的差距，16.8%並不是真正體現的差距。希望能夠朝向一致化，也要符合各種主客觀的因素。財政部不能兩年前提醒大家不能這樣減，兩年後又照做。黃國昌則表示，目前綜合所得稅是採取累進稅率，對繳稅5%的人是較外資低，13％稅率、20％（在扣除額之後）都較低，真正受影響的只有45％稅率的人。有兩個因素必須要考慮進去，45％是邊際稅率（1000萬以上），還有很多扣除額，故在計算實質稅率時，大概是30％出頭。在這次稅改後，時代力量的方案，1000萬以下分離課稅27%、1000萬以上採31％，實質的有效稅率會落在將近30％。針對高股利所得的人，實質上面的有效稅率若是這樣的話，加上行政院應就外資股利課稅的部分再往上調2％（至22%），藉此進一步去拉近內外資的距離。時代力量這次未提修法版本，理由是是，外資分離課稅是用行政命令頒佈制訂的，時代力量的立場是希望行政院能再往上調整2％，22%對外資課稅，對於台灣目前股票殖利率高達5%的情況下，我們認為台灣資本市場在世界的競爭力並不會有太過的衝擊。因此，此次改革方案綜合了過去採行的稅制，台灣資本市場具有的競爭力，台灣股票的殖利率ˋ，以及此次高股利所得累進分離課稅方式等，來予以達成。黃國昌強調，所謂內外資股利在本國稅率不一樣，這不是台灣獨有的，大家可以去看看丹麥、日本的內外資差距，世界各國在立法例上原本即有為了吸引外資投資，就有給予較低的稅率。外資在投資國被課了一次分離課稅，回到母國還要再被課一次所得稅，「內外資差距」這句話太過簡化了在國際稅制上真實發生的狀況和國際的潮流，但我們也承認，若內外資真的差距過大的話，的確會去創造假外資的誘因，但當內外資差距縮減時，加上規避租稅所必須負擔的程序成本，以及被捕獲所必須要面臨的處罰和補稅，就會發現現在採行的制度是兼顧主客觀環境下，我們認為最好的稅改方案。

至於稅損及稅基的考慮，黃國昌解釋，營所稅從以前降8％回升減半到4％，稅收會增加872億元。就有關財團法人股利分離課稅部分，目前財團法人股利所得的資料，還是處於隱晦不明的狀態，如醫療財團法人六億以上才需要公布財報，但光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一年有上百億的股利的例子來看的話，採用20%的分離課稅，每年就可增加稅收30億元了，其他類似的財團法人的稅收，在不影響一般中小型以下的財團法人（100萬以下股利所得不用課稅）的運作狀況下，則有大幅增加。依照行政院版本會有稅損69億元，目前財團法人的股利所得課稅資料無法取得，但時代力量版本增加的稅收一定超過200億元以上。因此，這次稅制改革以後，就整個租稅結構進行調整，也不會因為稅改造成稅損，造成下一代重大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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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對稅改的15則自問自答。慶祝教師節，兩年來首次開地球上課，歡迎全文轉貼。但是沒有時間回應各種留言。涉人身攻擊者將刪貼文。

Q1: 此次稅改有哪些重點？
A1: 此次稅改重點有五。其一，將營所稅率由17％提高到20％。其二，將綜合所得稅率由45％最高邊際稅率降至40％。其三，將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其四，將股利所得自綜合所得中抽出，分離課稅，稅率定為26％。其五，保留盈餘加徵稅率，由10%降至5%。其他方面，例如外資股利所得分離稅率由20％升為21％、兩種可能申報方式的選擇、寛減額扣除額調整等，都是枝節，不需在此細論。

Q2: 先問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要調整保留盈餘課稅。
A2: 保留盈餘就是公司利潤中沒有發放股利的部分。原先的稅法之所以要對保留盈餘課稅，就是不希望公司捨不得發股利，故以課稅設計試圖調整廠商行為。但是30年前的財務理論即顯示，不發股利而增加公司保留盈餘，仍然可以增加公司的股票價格，進而使股東獲利。故股東股利減少換成股價上漲，並沒有吃虧；若是政府對保留盈餘課稅，反而對公司行為有所扭曲。這是主張取消保留盈餘課稅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更直接的說法是：公司保留盈餘不是為了躲避發股利，而是為了將來的投資累積柴火（例如台積電）。準此，對保留盈餘課稅，其實是扭曲了公司的長期研發與投資成長策略，故應減稅以減少扭曲。我是贊成這個修法方向的。

Q3: 何謂兩稅合一半數扣抵？
A3: 例如公司獲利100元，若營所稅率20％，要繳20元的營所稅。剩下的80元若發給股東，倘其適用之邊際稅率為40％，則應該繳32元的稅。所謂半數扣抵，表示原先所繳的20元營所稅的一半（10元）可以抵繳綜所稅。所以粗略來說，股東只要繳32-10=22元的稅。詳細的公式更複雜一些，在此不贅。

Q4: 為什麼要把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
A4: 20幾年前，一群人主張「股東其實被重複課稅了」。他們說：股利的稅率其實是先被課20%營所稅，再課個人綜所稅，有重複課稅之嫌。以A3的例子而言，如果不算半數扣抵，其總租稅負擔似乎為20+32=52，等於是52%的稅率。當年基於這樣的「重複課稅」認知，而主張「兩稅合一」。兩稅合一說穿了，實質上就是幫股利所得者減稅--減少了所謂「重複」的稅。但是最近10年，前述重複課稅的說法退潮了。

Q5: 為什麼重複課稅的說法翻轉了？
A5: 我不想引用文獻說法填鴨讀者，而想訴諸直觀。觀念上，營所稅是企業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企業的項目包括公路、電信、海關、企業契約法制環境等。個人綜所稅是個人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個人項目也許包括健康、食安、義務教育等。營所稅不能視為綜所稅的先繳，是因為營所稅與綜所稅是兩種不同的服務費，服務項目不同，當然無所謂重覆。例如企業重視智財保護、個人重視健康維護；企業關切智財法院、智財登記等，但是個人關心空氣品質、乾淨水質。正因為企業與個人服務項目不同，才能正確理解此中無所謂重複課稅，也才有國際上兩稅合一扣抵之取消。這個修法方向，我也同意。

Q6: 營所稅提高，這個調整方向對不對？
A6: 基本上這是對的。營所稅當初由25%降至17%，就是純然政治的考量。當年遊說降稅的人拿台灣的某個單一稅率跟某地（例如香港）的那個單一稅率比，然後就主張降稅，這個邏輯是錯誤的。如果要照這樣的邏輯，台灣恐怕要把所有的稅都降至開曼群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國家需要支撐的公共支出不同。當初主張大降營所稅的人說，降稅可以吸引投資。但是台灣的實證結果也顯示，降稅並没有吸引投資的效果。如果把營所稅視為「政府對企業服務」的服務費，則一般而言，法治服務越完整、製造業越普遍的國家，政府對企業的服務越廣泛，其服務費也會越高。台灣政府對企業的服務，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應該是17%的稅率所不足因應的，故有調高之議。

Q7: 降低個人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調整方向對不對？
A7: 台灣的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原本就是40%，也是在三年前頗為民粹的情況下調高到45%的。所有的稅率，共同形成一個「法網」，彼此銜接、影響。我們討論稅，不能一個稅一個稅談，一定要有法網的概念，要整體考量。台灣是一個非常需要吸引人才的地方。就人才環境而言，台灣相對於新加坡、香港、對岸，並不算有利。公司或資本只是一個登記形式，但是人才則是真正在乎環境的生產要素。所以調高營所稅以換取降綜所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我也是贊成這個方向的。但是話又說回來，綜所稅率只是人才環境的一環，降綜所稅率究竟有多少吸引人才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

Q8: 股利分離課稅是什麼意思？
A8: 綜合所得是囊括一個人在社會中10種所得來源，如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BPP)等。10種所得加總後，政府會以累進稅率的方式課稅，也就是把所有人的所得級距分成10種、每級課以不同的稅率，所得越多，不論是哪種所得，適用的稅率越高；這是一種「平等」的概念：各種所得一視同仁。至於不在綜所稅定義的10種所得裡的所得，或由於難以掌握（例如外人所得）、或是屬於偶發性事件（例如中獎所得），會在綜所稅之外以別種稅率單獨課徵，謂之分離課稅。我們對外資難以掌握其綜合所得，但是內資股利所得既非難以掌握、亦非偶發，除非有類似「共同市場」的特殊環境（資金完全自由移動），否則沒有分離課稅的道理。硬要這樣做，就違反了所得來源的平等原則。

Q9: 股利分離課稅，為什麼會產生不公平？
A9: 幾乎所有的法律修訂，我們都希望它影響的是「不特定人」。但是所得稅法修法偏偏沒有這個特性；我們都是在「看到自己所得」之後，才討論稅法制定；這使得中性討論很困難。我對中性討論的建議很簡單：我們不要看每個人的所得，但是要看所得「分配」。看了分配，大家就知道什麼人才會主張股利分離課稅了。在附圖中，我們依台灣家戶所得高低組，列出各組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其他所得四種所得的百分比。例如最高所得萬分之一家庭，他們的所得有91%是股利所得。最高所得百分之一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降為48.1%。到了最高所得20%家庭，股利所得只佔18.7%。就全體社會而言，股利所得只有總綜合所得的16.2%（未顯示於圖中）。附圖的數據明顯呈現：越有錢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越高。如果綜合所得中的其他所得邊際稅率是40%，但是股利所得改為分離課稅，且稅率只有26%，那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圖利有錢人，因為他們適用的稅率從40%陡降至26%。這不是圖利富人，什麼才是圖利富人？

Q10: 為什麼林全前院長說，股利的稅率最高還有40.8%，大於薪資所得的40%？
A10: 林前院長在《今周刊》專訪所說是錯誤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把20%的營所稅再加上稅後利潤（80%）的分離課稅率26%，得到20%+80%*26%=40.8%。但是這樣的相加，是前述A4「重複課稅」的錯誤邏輯。林全若有「把營所稅與綜所稅加起來視為股東總稅負」之推理，那麼他就認同這裡有重複課稅的問題，他此次稅改就不該取消兩稅合一之半數扣抵，反而應該回復全部扣抵。但是他既然提出取消兩稅扣抵之修法方向，就表示他贊同「企業、個人服務不同」，也就不可以回頭來又說股利是重複課稅。因此，朋友歸朋友，他的說法既有錯誤也有矛盾。

Q11: 什麼又是假外資？要怎麼辦呢？
A11: 如果沒有股利分離課稅，且內資適用40%最高邊際稅率，而外資因為適用21%分離課稅單一稅率，則40-21=19%的稅差，有可能使得內資轉成假外資套利。基本上，你若要縮小內外資股利稅差，就得減低內資股利稅率。但是你若降低內資股利稅率，就會拉開股利所得與其他綜合所得適用稅率的差。因此，「內外資稅差」與「不同所得間稅差」，以目前有限的稅改工具，是不可能同時消除的；少數政策工具無法解決多數政策目標，這是經濟學上的定理。至於兩種稅差要優先解決哪一個，那需要智慧與判斷，也要想清楚：做各種建議的人，究竟是基於社會公益，還是基於個人利益？國家政策制定，當然不能盲目受個人利益所引導。

Q12: 那麼前述兩種稅差，哪一種比較嚴重呢？
A12: 我認為內外資稅差比較不嚴重。假外資移動未必有嚴重的、實質面的產業經濟後果，比較是金融面的一次移動現象，衝擊有限。我的學理判斷告訴我，這個問題並没有解決的迫切性。最近Berkeley教授G. Zucman用瑞士銀行資料、Snowden資料與多國財稅資料做（匿名）比對，發現與低稅區稅差最大的北歐國家，其避稅財產僅佔富豪總財產的零星數趴，但是稅率較北歐低的歐洲大陸國家，避稅財產卻達大富豪總財產的15%，而俄羅斯竟然達60%。可見真正影響假外資的因素，是公民教育、查緝勾稽努力、社會凝聚力、政治清明度，而不是內外資稅差。為了內外資稅差去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累進原則，是捨本逐末，卻大大圖利了股利所得佔比高的大富豪。

Q13: 這樣的見解是你一人的，還是學界共通的？
A13: 應該有相當的財政學界共識。美國王平院士與我沒有對此問題有任何討論，但是我們的見解幾乎完全一致。國內陳聽安教授也在文章中正確指出，內外資稅差不能拿台灣稅率與免稅天堂比；只要是正常課稅國家，這些外資回到其國內還要再受其國內稅法拘束，分析起來非常複雜，也未必真的有套利空間。總之，內外資稅差嚴重云云，應該是被利益集團誇大了、扭曲了的議題。這些觀點其實是ABC級的，根本稱不上左派，也與Thomas Piketty完全沒關係。別人若要把這些見解冠上流派，那是張冠李戴。我們唯一能保證的是：學界背後沒有任何人的利益。其他人背後代表什麼利益，社會也可以仔細地檢視。

Q14: 常有人說，「公平、不公平」人言言殊。這樣不是各說各話嗎？
A14: 若是40年前，這個批評也許是的，但是今天再這樣說，可能就是論者久疏文獻了。過去40年，不論是John Rawls, Ronald Dworkin, Robert Nozick, Amartya Sen等哲學家，都對「公平」提出了細膩而完整的理論，大大補足了經濟學家論述的不足。即使是經濟學、社會學文獻，也從Anthony Atkinson, John Fei, Frank Cowell等40年前原本只討論公平「指標」的淺研究，演進到Glenn Loury, Hal Varian, Joe Stiglitz, Robert Hauser, Emannuel Saez, Thomas Piketty等一大群討論影響公平動態演進的文獻。今天，「公平」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了，早已擺脫各說各話的「舊石器時代」。想了解文獻，我在《天下雜誌》寫的「公平五論」是個白話文切入點。

Q15: 為什麼駐外大使對稅改這樣執著？
A15: 為什麼不行呢？這是我關心的國家啊！公平的哲學理念，是我30年學術研究的道德支撐。我曾說：「微理念，吾其披髪左袵矣」。我現在之立場相似於美國柯林頓總統任內的前勞工部長Robert Reich；他曾說：柯林頓總統曾經提出有利華爾街之銀行法案，Reich不贊成，但是囿於其所掌勞工業務而沒有堅定表達意見。十餘年來，眼見前述法案對社會公平之傷害，Reich都一直在掙扎：當初是否做對了決定。我雖非財政首長，然而不願意往後有類似Reich之遺憾，遂對於稅改多所陳述。我的意見都有完整向府院長官陳報，平和理性。九月五日還與林全院長通電話，他也贊成我對稅改表達意見，「只要不到翻臉程度就好啦」。我只是在平和理性地表達意見。1

當初調降營所稅的理由一大堆，
10年後央行總裁彭淮南卻說，
「將營所稅率由25%降至17%，但吸引企業投資之效果並不明顯，國內投資率仍下降；可見稅賦並非影響企業投資意願的主要因素」。
現在又說稅改，稅改，稅改~

朱敬一對稅改的15則自問自答。慶祝教師節，兩年來首次開地球上課，歡迎全文轉貼。但是沒有時間回應各種留言。涉人身攻擊者將刪貼文。

Q1: 此次稅改有哪些重點？
A1: 此次稅改重點有五。其一，將營所稅率由17％提高到20％。其二，將綜合所得稅率由45％最高邊際稅率降至40％。其三，將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其四，將股利所得自綜合所得中抽出，分離課稅，稅率定為26％。其五，保留盈餘加徵稅率，由10%降至5%。其他方面，例如外資股利所得分離稅率由20％升為21％、兩種可能申報方式的選擇、寛減額扣除額調整等，都是枝節，不需在此細論。

Q2: 先問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麼要調整保留盈餘課稅。
A2: 保留盈餘就是公司利潤中沒有發放股利的部分。原先的稅法之所以要對保留盈餘課稅，就是不希望公司捨不得發股利，故以課稅設計試圖調整廠商行為。但是30年前的財務理論即顯示，不發股利而增加公司保留盈餘，仍然可以增加公司的股票價格，進而使股東獲利。故股東股利減少換成股價上漲，並沒有吃虧；若是政府對保留盈餘課稅，反而對公司行為有所扭曲。這是主張取消保留盈餘課稅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更直接的說法是：公司保留盈餘不是為了躲避發股利，而是為了將來的投資累積柴火（例如台積電）。準此，對保留盈餘課稅，其實是扭曲了公司的長期研發與投資成長策略，故應減稅以減少扭曲。我是贊成這個修法方向的。

Q3: 何謂兩稅合一半數扣抵？
A3: 例如公司獲利100元，若營所稅率20％，要繳20元的營所稅。剩下的80元若發給股東，倘其適用之邊際稅率為40％，則應該繳32元的稅。所謂半數扣抵，表示原先所繳的20元營所稅的一半（10元）可以抵繳綜所稅。所以粗略來說，股東只要繳32-10=22元的稅。詳細的公式更複雜一些，在此不贅。

Q4: 為什麼要把兩稅合一半數扣抵取消？
A4: 20幾年前，一群人主張「股東其實被重複課稅了」。他們說：股利的稅率其實是先被課20%營所稅，再課個人綜所稅，有重複課稅之嫌。以A3的例子而言，如果不算半數扣抵，其總租稅負擔似乎為20+32=52，等於是52%的稅率。當年基於這樣的「重複課稅」認知，而主張「兩稅合一」。兩稅合一說穿了，實質上就是幫股利所得者減稅--減少了所謂「重複」的稅。但是最近10年，前述重複課稅的說法退潮了。

Q5: 為什麼重複課稅的說法翻轉了？
A5: 我不想引用文獻說法填鴨讀者，而想訴諸直觀。觀念上，營所稅是企業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企業的項目包括公路、電信、海關、企業契約法制環境等。個人綜所稅是個人付給國家的服務費，服務個人項目也許包括健康、食安、義務教育等。營所稅不能視為綜所稅的先繳，是因為營所稅與綜所稅是兩種不同的服務費，服務項目不同，當然無所謂重覆。例如企業重視智財保護、個人重視健康維護；企業關切智財法院、智財登記等，但是個人關心空氣品質、乾淨水質。正因為企業與個人服務項目不同，才能正確理解此中無所謂重複課稅，也才有國際上兩稅合一扣抵之取消。這個修法方向，我也同意。

Q6: 營所稅提高，這個調整方向對不對？
A6: 基本上這是對的。營所稅當初由25%降至17%，就是純然政治的考量。當年遊說降稅的人拿台灣的某個單一稅率跟某地（例如香港）的那個單一稅率比，然後就主張降稅，這個邏輯是錯誤的。如果要照這樣的邏輯，台灣恐怕要把所有的稅都降至開曼群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國家需要支撐的公共支出不同。當初主張大降營所稅的人說，降稅可以吸引投資。但是台灣的實證結果也顯示，降稅並没有吸引投資的效果。如果把營所稅視為「政府對企業服務」的服務費，則一般而言，法治服務越完整、製造業越普遍的國家，政府對企業的服務越廣泛，其服務費也會越高。台灣政府對企業的服務，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應該是17%的稅率所不足因應的，故有調高之議。

Q7: 降低個人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調整方向對不對？
A7: 台灣的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原本就是40%，也是在三年前頗為民粹的情況下調高到45%的。所有的稅率，共同形成一個「法網」，彼此銜接、影響。我們討論稅，不能一個稅一個稅談，一定要有法網的概念，要整體考量。台灣是一個非常需要吸引人才的地方。就人才環境而言，台灣相對於新加坡、香港、對岸，並不算有利。公司或資本只是一個登記形式，但是人才則是真正在乎環境的生產要素。所以調高營所稅以換取降綜所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我也是贊成這個方向的。但是話又說回來，綜所稅率只是人才環境的一環，降綜所稅率究竟有多少吸引人才的效果，不能期望太高。

Q8: 股利分離課稅是什麼意思？
A8: 綜合所得是囊括一個人在社會中10種所得來源，如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BPP)等。10種所得加總後，政府會以累進稅率的方式課稅，也就是把所有人的所得級距分成10種、每級課以不同的稅率，所得越多，不論是哪種所得，適用的稅率越高；這是一種「平等」的概念：各種所得一視同仁。至於不在綜所稅定義的10種所得裡的所得，或由於難以掌握（例如外人所得）、或是屬於偶發性事件（例如中獎所得），會在綜所稅之外以別種稅率單獨課徵，謂之分離課稅。我們對外資難以掌握其綜合所得，但是內資股利所得既非難以掌握、亦非偶發，除非有類似「共同市場」的特殊環境（資金完全自由移動），否則沒有分離課稅的道理。硬要這樣做，就違反了所得來源的平等原則。

Q9: 股利分離課稅，為什麼會產生不公平？
A9: 幾乎所有的法律修訂，我們都希望它影響的是「不特定人」。但是所得稅法修法偏偏沒有這個特性；我們都是在「看到自己所得」之後，才討論稅法制定；這使得中性討論很困難。我對中性討論的建議很簡單：我們不要看每個人的所得，但是要看所得「分配」。看了分配，大家就知道什麼人才會主張股利分離課稅了。在附圖中，我們依台灣家戶所得高低組，列出各組薪資、股利、執行業務所得、其他所得四種所得的百分比。例如最高所得萬分之一家庭，他們的所得有91%是股利所得。最高所得百分之一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降為48.1%。到了最高所得20%家庭，股利所得只佔18.7%。就全體社會而言，股利所得只有總綜合所得的16.2%（未顯示於圖中）。附圖的數據明顯呈現：越有錢的家庭，股利所得百分比越高。如果綜合所得中的其他所得邊際稅率是40%，但是股利所得改為分離課稅，且稅率只有26%，那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圖利有錢人，因為他們適用的稅率從40%陡降至26%。這不是圖利富人，什麼才是圖利富人？

Q10: 為什麼林全前院長說，股利的稅率最高還有40.8%，大於薪資所得的40%？
A10: 林前院長在《今周刊》專訪所說是錯誤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把20%的營所稅再加上稅後利潤（80%）的分離課稅率26%，得到20%+80%*26%=40.8%。但是這樣的相加，是前述A4「重複課稅」的錯誤邏輯。林全若有「把營所稅與綜所稅加起來視為股東總稅負」之推理，那麼他就認同這裡有重複課稅的問題，他此次稅改就不該取消兩稅合一之半數扣抵，反而應該回復全部扣抵。但是他既然提出取消兩稅扣抵之修法方向，就表示他贊同「企業、個人服務不同」，也就不可以回頭來又說股利是重複課稅。因此，朋友歸朋友，他的說法既有錯誤也有矛盾。

Q11: 什麼又是假外資？要怎麼辦呢？
A11: 如果沒有股利分離課稅，且內資適用40%最高邊際稅率，而外資因為適用21%分離課稅單一稅率，則40-21=19%的稅差，有可能使得內資轉成假外資套利。基本上，你若要縮小內外資股利稅差，就得減低內資股利稅率。但是你若降低內資股利稅率，就會拉開股利所得與其他綜合所得適用稅率的差。因此，「內外資稅差」與「不同所得間稅差」，以目前有限的稅改工具，是不可能同時消除的；少數政策工具無法解決多數政策目標，這是經濟學上的定理。至於兩種稅差要優先解決哪一個，那需要智慧與判斷，也要想清楚：做各種建議的人，究竟是基於社會公益，還是基於個人利益？國家政策制定，當然不能盲目受個人利益所引導。

Q12: 那麼前述兩種稅差，哪一種比較嚴重呢？
A12: 我認為內外資稅差比較不嚴重。假外資移動未必有嚴重的、實質面的產業經濟後果，比較是金融面的一次移動現象，衝擊有限。我的學理判斷告訴我，這個問題並没有解決的迫切性。最近Berkeley教授G. Zucman用瑞士銀行資料、Snowden資料與多國財稅資料做（匿名）比對，發現與低稅區稅差最大的北歐國家，其避稅財產僅佔富豪總財產的零星數趴，但是稅率較北歐低的歐洲大陸國家，避稅財產卻達大富豪總財產的15%，而俄羅斯竟然達60%。可見真正影響假外資的因素，是公民教育、查緝勾稽努力、社會凝聚力、政治清明度，而不是內外資稅差。為了內外資稅差去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累進原則，是捨本逐末，卻大大圖利了股利所得佔比高的大富豪。

Q13: 這樣的見解是你一人的，還是學界共通的？
A13: 應該有相當的財政學界共識。美國王平院士與我沒有對此問題有任何討論，但是我們的見解幾乎完全一致。國內陳聽安教授也在文章中正確指出，內外資稅差不能拿台灣稅率與免稅天堂比；只要是正常課稅國家，這些外資回到其國內還要再受其國內稅法拘束，分析起來非常複雜，也未必真的有套利空間。總之，內外資稅差嚴重云云，應該是被利益集團誇大了、扭曲了的議題。這些觀點其實是ABC級的，根本稱不上左派，也與Thomas Piketty完全沒關係。別人若要把這些見解冠上流派，那是張冠李戴。我們唯一能保證的是：學界背後沒有任何人的利益。其他人背後代表什麼利益，社會也可以仔細地檢視。

Q14: 常有人說，「公平、不公平」人言言殊。這樣不是各說各話嗎？
A14: 若是40年前，這個批評也許是的，但是今天再這樣說，可能就是論者久疏文獻了。過去40年，不論是John Rawls, Ronald Dworkin, Robert Nozick, Amartya Sen等哲學家，都對「公平」提出了細膩而完整的理論，大大補足了經濟學家論述的不足。即使是經濟學、社會學文獻，也從Anthony Atkinson, John Fei, Frank Cowell等40年前原本只討論公平「指標」的淺研究，演進到Glenn Loury, Hal Varian, Joe Stiglitz, Robert Hauser, Emannuel Saez, Thomas Piketty等一大群討論影響公平動態演進的文獻。今天，「公平」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了，早已擺脫各說各話的「舊石器時代」。想了解文獻，我在《天下雜誌》寫的「公平五論」是個白話文切入點。

Q15: 為什麼駐外大使對稅改這樣執著？
A15: 為什麼不行呢？這是我關心的國家啊！公平的哲學理念，是我30年學術研究的道德支撐。我曾說：「微理念，吾其披髪左袵矣」。我現在之立場相似於美國柯林頓總統任內的前勞工部長Robert Reich；他曾說：柯林頓總統曾經提出有利華爾街之銀行法案，Reich不贊成，但是囿於其所掌勞工業務而沒有堅定表達意見。十餘年來，眼見前述法案對社會公平之傷害，Reich都一直在掙扎：當初是否做對了決定。我雖非財政首長，然而不願意往後有類似Reich之遺憾，遂對於稅改多所陳述。我的意見都有完整向府院長官陳報，平和理性。九月五日還與林全院長通電話，他也贊成我對稅改表達意見，「只要不到翻臉程度就好啦」。我只是在平和理性地表達意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