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告了（3）！
終於有正義人士替台灣人民出面申冤。希望這次提告，得以停止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肆無忌彈」的利用疫情「血輾台灣人民」。

大家看看，這些真正關心人民的人，是誰？鍾琴前局長及「新黨」加油！人民感謝你們。

⁃ C. C. -
2021/06/11

請看以下刑事告發狀內容：

刑事告發狀

告訴人 鍾琴 新北市三芝區海景五街8號
告訴人 張亞中（確認中）
告訴人 李鴻源（確認中）
告訴人 彭文正（確認中）
告訴人 林正杰
告訴人 蘇偉碩（擬邀請）
告訴人 鍾秀梅（擬邀請）告訴人 陳光興 告訴人
告訴人 吳成典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告訴人 潘懷宗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告訴人 李慶元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告訴人 侯漢廷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被告 蔡英文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
被告 蘇貞昌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
被告 陳時中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

為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等三人，共同涉嫌觸犯瀆職罪、圖利罪和偽造文書罪，依法具狀提出告發事：

壹、犯罪事實
被告蔡英文為中華民國總統，於就任時依法宣示誓「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謹誓。」，而蘇貞昌為行政院長，掌管國家各部會，陳時中為衛福部長兼疫情指揮中心主任，綜理疫情指揮事宜。依照民主法治國家常規，於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流行中，理應勤勤懇懇、盡忠職守，以手中掌握之龐大國家機器、社會資源及政府公權力，遵守誓辭，保護人民，增進人民福利，善盡努力保障全體國民生命財產健康安全之重責大任。然而，被告等三人竟基於不可告人之黨私勾結與犯意，在國內疫情極端艱困時刻，竟置國人基本之生命權和健康權於不顧，於2021年5月變種病毒開始入侵台灣期間、全國確診及死亡人數迅速攀高之際，為下列行為:

一、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三人惡意阻撓疫苗進口，廢弛職務釀成死亡三百多人、確診上萬人之災害
按「廢弛」一詞，依辭源之解釋為「不認真做」之意，含有「故意」之本質，有大法官會議解釋第342號意見書可查。經查：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明知自5月15日疫情漸趨嚴重，國人需求疫苗孔急，竟罔顧人民性命，頻頻妄以「進口疫苗遭到國外力量阻撓」、「堅持須以政府對政府協商簽約」等空泛政治性理由，拒絕林全之東洋公司於去年已預購，並在緊急時刻可迅速進口的3000萬劑國際認證疫苗；繼而又百般刁難、設立各種行政程序及條件，要求出具授權書等加以卡關，實質阻撓郭台銘、佛光協會、張亞中、新黨等民間個人、團體擬中介捐贈之大批國際認證疫苗，造成確診人數每日均超過百例，至6月9日已經有確診11968例、死亡333人。此種惡意阻撓疫苗進口，只為護航高端疫苗之圖利行為，已釀成確診11968例、死亡333人之實際災害。

二、被告三人有圖利高端疫苗之犯行
(一)被告蔡英文明知高端疫苗尚未通過解盲，卻假借總統勢力，先於110年5月13日國安會議中宣示「國內疫苗研發的部分，目前已經進入臨床實驗第二期收尾工作，預計是在7月底可以開始供應第一波國產疫苗。」，其後更於5月18日視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視訊高端公司，且再次提到高端疫苗，致使高端公司股價從原先發行之30餘元，竟於110年5月漲至417元。此種頻頻公開透過媒體，向國人以多種形式宣傳人體試驗尚未通過二期解盲的國產疫苗「安全無虞」（但從不敢說是否有效），並且在中央緊急採購疫苗相關法規上再三企圖放寬審查檢驗標準，以求提前放行高端、聯亞兩支國產疫苗上市的時間。如此草率對待新型傳染病疫苗之開發、試驗與緊急准用，將廠商原先理應自負之疫苗上市風險及潛在賠償責任，全數轉嫁給政府及國人承擔，此種明顯護航特定企業利益、卻枉顧受眾防疫效果及公衛科學判斷之行為，即使其內部審查委員、國內染疫科學泰斗之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培哲醫師亦不惜辭去審查委員職務、公開嚴正表達反對意見；社會上亦有眾多前任疾管局、衛生署長等退休賢達人士，不斷對此發出強烈之異議警示。上開行為，顯然有圖利特定人，致使其獲得利益之犯罪行為。
(二)陳時中職司指揮中心相關防疫政策，蘇貞昌掌管各行政部會。在今年五月以前尚具成效，國內染疫及死亡人數尚屬有限，等同為國產疫苗之開發、試驗爭取了可貴的時間；然自五月份以降，變種病毒侵入國境，來勢兇猛，此時國家防疫政策自應隨之應變，積極向外大量洽購疫苗應為不二之選擇。奈何渠等不此之圖，卻繼續堅持排除向國外緊急增購（或接受捐贈）效用已經國際認證之輝瑞BTN、莫徳納、嬌生、國藥、科興等疫苗，卻逆向偃苗助長、以最高領導人頻頻喊話、明示暗喻等種種方式，企圖影響審查委員會決策及後續食藥署之放行，在人民眾目睽睽乃至國際觀瞻之前，赤裸演出「蔡英文親自口喻/官方接力護航」的戲碼，其間並數度明顯涉及配合內線交易、拉抬炒作相關公司股價之情事，其公然藐視涉及國家安全之公衛常規、法理規範之大膽行徑，令人髮指。
(三)試想，若去年被告等沒有濫用職權，惡意阻撓前行政院長林全本可購買到的三千萬劑國外疫苗進來，此時全國人民早已注射過兩劑疫苗、形成初步之集體免疫，自然亦不致爆發此次的「五月疫情大災難」，不但全國人民不致受到這一波疫情的衝擊，無辜喪失數百條人命，更不必進入「三級警戒」來管制人民生活，並且必須再度編列8400億的二次紓困金，使國家財政再次蒙受龐大之陰影與壓力。
(四)又，倘若渠等並未受制於強力護航二支國產疫苗之心態，而以救苦救民為念，緊急開放所有既經國際認證之疫苗進口，並且善用民間中介力量，而非處處橫加阻撓，是則全國人民也將能在最短時間內開始施打既經國際認證之疫苗，進而避免在苦苦等候國產疫苗上市之未定期間內造成大量感染。此中差異，極可能涉及不下千百條寶貴人命，蔡英文政府的肩頭重責及手上血腥，豈能逃過國家司法的追訴！
(五)中研院院士陳培哲於五月底請辭國產疫苗審查委員，他對媒體指出，辭職原因就是擔心審查委員會難以秉持獨立性，並直指「最大困難就是來自蔡英文總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更曾於公開評論中指出，5月31日晚間，蔡總統罕見針對國產疫苗臨時召開記者會，而這一天也正好是高端股票跌停板的第一天。她強調「七月底國人可以開始注射國產疫苗」。陳培哲院士因此質疑 :「在這種情形下，食藥署擋得住總統府的壓力嗎？」「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所以我就做不下去了」。
(六)為緊急應對全球疫情擴大趨勢，WHO的「緊急授權」規範雖然跳過了一般藥物開發所必備的動物試驗過程，准許直接進入人體臨床試驗，但後者仍然必須經過一、二、三期試驗，先後累積至少數萬個樣本，方足以在正式授權對廣大群眾施打前，確認該疫苗之基本效能、適當劑量及避免嚴重副作用之發生。我國食藥署若擅自放寬標準，以僅僅數千人之樣本、威嚇扭曲專家審查意見結論，草率放行而給予授權的話，不但該種國產疫苗將無法獲得國際認證，使我國施打人口面臨「出不了國門」的窘境，未來更可能出現因施打者產生嚴重副作用而導致鉅額國賠求償之風險。蔡英文等人屆時或已下台或已離職，若我國司法體系縱容坐視此等竊國殘民之重大惡行而無所作為，任令渠等輕易規避法律刑責，亦將成為滔天共犯，神人共憤，莫此為甚。

貳、所犯法條及證據
按刑事訴訟法第240條「不問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且第228條第1項：「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告發人等僅將被告所涉法條，詳列如下:
一、刑法第130條：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刑法131條：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罪所得之利益沒收之。
三、刑法134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證據:
一、書證部分
按「公眾週知之事實，無庸舉證。」「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無庸舉證。」刑事訴訟法第157、158條書有明文。因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三人，均為食俸民脂民膏的國家元首、閣揆、主管部長，不思竭力保護國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竟至毫無人性，利用職權反向操作，以「扶植本國疫苗產業」為藉口，不惜偃苗助長炒短線的生技公司、扼殺自己國人同胞之健康權及生命權，只為圖謀個人經濟及政治上之私利。被告等的惡行惡狀，最近一個月(5月13日起)的各類媒體報導均有報導，請鈞署參酌。
二、人證部分，請傳喚下列證人:
(一)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全(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3樓)
(二)高端疫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世忠(新竹縣竹北市生醫三路68號)
(三)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詹啟賢(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1段3號)
(四)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請代為查址)
(五)前疾管局長蘇益仁(請代為查址)
(六)前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請代為查址)
(七)中研院院士陳培哲(請代為查址)
(八)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請代為查址)

綜上論述，依刑法第130條、131條、134條等之規定，被告確實已經觸犯各該條之罪，為圖利自己或相關第三人廢弛職務，更透過職權之操弄，直接、間接圖利自己及相關第三人等，不惜釀成全國人民的大恐慌和大災害。彼等惡劣行徑，令人髮指，恰於本條之罪構成要件相當，懇請 貴署迅為依法偵辦，將被告等三人提起公訴，治以應得之罪，俾符法治，實感德便！
謹狀

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
具狀人 鍾琴等

中華民國110年6月 11日

【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鏡週刊 是很專業的媒體，雖然這次犯錯，但再多等一些時間看看週刊怎麼處理，大家不要太快下決定。

🌶️血汗摸摸台的新聞就是鏡週刊獨家揭露的

■擁有152萬訂閱的YouTuber「黃氏兄弟」的弟弟瑋瑋，被鏡週刊惡意爆料、接露私人性事。鏡週刊擺明了在消費名人八卦，之後再道貌岸然喬裝「衛道人士」，說沒有攻擊同志性向。

站在LGBTQ+族群立場，任何人幫他人出櫃，就是「不道德」，而且「性向」是受到《個資法》的保護。

媒體逾越了「新聞倫理」的分際，幫名人出櫃，有沒有法律責任？

■這則爆料究竟是「公眾利益」？或「公眾興趣」？
（Public interest 的第二個字是利益，不是興趣，更不是雙關語！）

以「公眾議題」為藉口，就可以把「侵犯個人隱私」合理化？

兩名單身成年男子的合意性交，與公眾利益究竟有何關係？鏡週刊社長（董事長）裴偉、總編輯廖志成，你們如果被告，要如何對法官講清楚？說明白？

■現在還有哪些大學在教「新聞倫理」？

哪些新聞從業人員上過「新聞倫理」課程？

鏡週刊要不要率先公佈，自家記者、編輯、主管的「新聞倫理」上課紀錄？有10%上過這門課嗎？成績有及格嗎？

如果真的要進行全面調查，台灣媒體的「結果」一定會讓人噴血！特別是坐在編輯部的主管們。

■大叔是政大新聞系畢業的，大叔的粉專也有許多媒體在追蹤，希望這篇文章可以幫上忙，讓缺課或從沒上過課的媒體朋友，認識「新聞倫理」如何看待「公眾人物的隱私權」。

■台灣正逐步邁向成熟理性的民主國家，對「人權與隱私權」的尊重與追究，只會日益增加。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都必須學會自律

報導公眾人物，媒體必先釐清兩項重點：

一、資訊屬於「個人隱私」嗎？

如果媒體揭露的資訊本質，屬於個人隱私（性向、健康、病歷、個資相關的地址、電話、帳號…等），媒體必須在報導的必要性－－也就是「公眾利益」－－站得住腳才能夠進行報導。

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與隱私權（人權）之間，是否取得平衡？

媒體最愛強調自己有「採訪自由」、而且「人民有知的權利」，對於公眾人物的「身份、地位、尊嚴、自主權」，媒體從不考量、也不保護，甚至嘲諷「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公眾人物毫無隱私權可言」的舊時代主張，已經過去。

媒體必須學習新時代的價值觀，開始尊重公眾人物的隱私權。

撇開他們的公眾身份，他們也是人，他們擁有人權。

#人權包含了隱私權
#政府公權力都不能任意侵害人民的基本人權
#憑什麼媒體認為自己可以？

無關乎「公眾利益」，而去侵害個人隱私、妨害名譽的媒體，在「精神賠償」方面，由於媒體傷害的是名人，媒體付出的「損害賠償」代價往往更加高昂。

■英國對於名人隱私權的保護判決

2001年1月，銷路居英國各小型報紙第三名的《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在一篇報導指稱超級名模「黑珍珠」娜歐蜜坎貝爾 Naomi Campbell 是吸毒者，而且詳述她的戒毒歷程，附圖則是她離開倫敦西區雀兒喜「某個匿名戒毒者組織」的照片。

2002年3月，英國高等法院判定坎貝爾上訴獲勝，認為《鏡報》侵犯了個人隱私權，判《鏡報》賠償損失3500英鎊，並由《鏡報》負責其訴訟費用。

後來，《鏡報》提出了上訴，上訴法院於2002年10月推翻了一審判決。重新判決宣稱《鏡報》有權報導，以民眾「知的權利」的立場，去報導坎貝爾的毒品問題，因此《鏡報》並無罪責。

坎貝爾表示「非常震驚、憤怒」，感覺自己像是被出賣了一樣。她說《鏡報》刊登的這張照片及文章，嚴重侵犯了她的隱私權，打擊了她的自信心。她自認曾經吸毒，但後來已經戒毒了。

坎貝爾強調上訴到底，她之所以打這場官司，主要是想維護個人隱私，讓像她一樣的公眾人物免受媒體侵擾。

2004年5月，英國上院高級法官以三比二作出裁定，推翻了上訴法院的判決；坎貝兒贏得官司定讞！

這個劃時代的人權判決，對「新聞倫理」賦予全新定義：

當媒體無法舉證所謂的公眾利益確實存在，或是「保護隱私權」更為明顯必要（平衡原則），當媒體侵害人權是事實，媒體就必須付出法律代價。

https://www.theguardian.com/…/may/06/mirror.pressandpublish…

■歐洲人權公約對於隱私權的保護

《歐洲人權公約》設立了歐洲人權法院，任何人只要認為自身權利受到本公約締約國的侵害時，皆可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訴訟。該法院仍有權力去判定損害賠償。

《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全名為《歐洲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為一個保障歐洲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國際公約。

《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 隱私權：
每個人的「私人及家庭生活、其家庭以及其通訊隱私」的權利與自由必須受到尊重，若需要對此做出限制，則必須「符合法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所必需」。

歐洲人權法院就公約中所規定的「私人及家庭生活」做出了相當廣闊的解釋，以保護此等權利。
法院認為，在彼此合意的情況下，對同性之間性行為處罰的法律違反了本條規定。

■媒體心中的一把尺
■報導 kiss and tell 違反了毒樹果實理論

全世界的八卦小報（tabloid）最喜歡報導kiss and tell（根據第一手資料寫成的緋聞、醜聞）。

所謂 kiss and tell 就是：
先跟名人 kiss，結束後骯髒轉身，tell 媒體賺取爆料現金。

媒體如果自認是「無冕王」，那麼媒體心中那把尺，用來媒體自律的，必須認真參考法律原則，學習法官如何看待證據價值。

毒樹果實理論（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為英美法學發展出的理論，歐陸法學汲取了理論精華，並將之稱為「證據排除法則Exclusionary rule」的放射效力，被廣泛運用在刑事訴訟法學領域，是關於「衍生性證據」是否具證據能力的判斷理論。

毒樹果實，意指在調查過程中，透過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證據。

該術語的邏輯是，如果證據的來源（樹）受到汙染，那麼任何從它獲得的證據（果實）也是被汙染的。

在訴訟審理的過程中，毒樹果實證據將不被採納，即使該證據足以扭轉裁判結果，亦然。一位警察如果違憲、侵害人權、而取得的證據，會因為毒樹果實理論而被排除、摒棄。

同樣的，媒體在採訪或調查採訪、化身採訪的過程，程序正義非常重要。不正當手段取得的消息，來源有毒，毒性就會影響到報導的正當性。

即使這個消息來源，是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大是大非原則：美國媒體一致立下的典範
■著眼於更高的公益目標，而不囿於私德標準
■關於傳聞中的金恩博士（牧師）召妓 3P 事件

馬丁路德金恩是一位美國牧師、社會運動者、人權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也是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他以 "I have a dream." 率領美國走入民權平等的新時代，也啟發了全世界的反歧視和平運動。

有一天，他的夫人以及美國各大報社媒體，全都收到了爆料錄音帶，是關於他的召妓 3P 性愛醜聞。

到底是誰在弄金恩博士？
是FBI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ohn Edgar Hoover）。
他甚至還握有金恩和祕書幹部裸體在床，疑似搞同性戀的照片。

金恩是南方浸信會牧師，這些「黑資料」足以摧毀他的私德、乃至於公眾形象。

胡佛作為FBI的局長，歷經六任總統。
每位總統都厭惡他，都想把他搞下來。但都沒辦法，因為他們都有或多或少不可告人的「黑資料」握在胡佛手中。

金恩博士努力的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爭取種族平等的民權運動。如果濫用道德力量摧毀了他，導致民權運動（萬一）轉向到暴力革命，美國就會陷入危險的動亂之中。

當時美國媒體都收到了性醜聞錄音帶，（不只寄給金恩太太），同時還寄給了各大報社。

這一長串的竊聽錄音，錄的是金恩博士在美國各地的旅館房間裡，和其他女人的性愛錄音，有的對象還是 3P，他還曾毆打醋勁大發的情婦。

這樣的「惡意爆料」，目的就是要打碎金恩的夢，打碎民權平等的夢。

然而，美國的新聞媒體就是與台灣不同！

當時的美國媒體，一致自律、拒絕刊登、堅守了更高的道德，所以沒有報導，掩蓋了金恩的「不道德」，同時阻擋了胡佛之流的「大缺德」。

濫用公權力、手段邪惡的程度，已大過金恩博士召妓本身，這是國家機器侵害人民隱私權、秘密通訊自由！違反美國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

記得大叔剛才說的「毒樹果實理論」嗎？

即便金恩博士私德問題嚴重，但他的公德貢獻更大，在權衡之下，私德缺陷已變得不是那麼不可原諒。公德與私德不必然相干。避免落入「泛道德法西斯主義」。

目前坊間多為流傳的金恩召妓、多P性愛趴等指控，從來沒有確切的人證與檔案根據。

之後關於胡佛與金恩的FBI檔案資料裡，以及寄給金恩的一封黑函上，也曾出現「性愛趴」等類似字眼。

所有對於金恩的竊聽錄音檔現在已被法院封存，一直到2027年才會解密。

掌握金恩婚外情醜聞的FBI為何沒有摧毀他？
可以從文化史、精神分析與社會語言學三個角度來解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4814

美國媒體一致的高度自律，就是展現大是大非原則，著眼於原則性、根本性的是非問題。

台灣的媒體，跟得上這樣的新聞倫理標準嗎？

請先「反求諸己」。

■新聞媒體往往就是侵犯隱私權的重要媒介之一。
https://www.tahr.org.tw/news/176

■請不要忘記《新聞倫理公約》的內容：

1、新聞工作者應抗拒來自採訪對象及媒體內部扭曲新聞的各種壓制與檢查。
2、新聞工作者不應在新聞中，傳播對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性取向及身心殘障等弱勢者的歧視。
3、新聞工作者不應利用新聞處理技巧，扭曲或掩蓋新聞事實，也不得以片段取材、煽情、誇大、討好等失衡手段呈現新聞資訊或進行評論。
4、新聞工作者應拒絕採訪對象的收買或威脅。
5、新聞工作者不得利用職務牟取不當利益或脅迫他人。
6、新聞工作者不得兼任與本職相衝突的職務或從事此類事業，並應迴避和本身利益相關的編採任務。
7、除非涉及公認的公眾利益，新聞工作者應尊重新聞當事人的隱私權;即使基於公共利益仍應避免侵擾遭遇不幸的當事人。
8、新聞工作者應以正當方法取得新聞資訊，如以秘密方式取得新聞，也應以社曾公益為前提。
9、新聞工作者不得擔任任何政黨黨職或公職，也不得從事助選活動；若參與公職人員選舉，應立即停止新聞工作。
10、新聞工作者應拒絕接受政府及政黨頒給的新聞獎勵和補助。
11、新聞工作者應該詳實查證新聞事實。
12、新聞工作者應保護秘密消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