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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民事訴訟被告要舉證嗎產品中有7篇Facebook貼文，粉絲數超過1,552的網紅司法劉聲機x法律老司機，也在其Facebook貼文中提到， 近期看到許多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後死亡的新聞，不在打疫苗先鋒行列的小編，就來帶大家看看以往接種疫苗死亡的相關案例👇🏻 - 🔻故事開始🔻 有位學生在接種疫苗後眼睛跟臉都腫起來，因為找不到原因所以一直用類固醇和抗過敏藥治療，2年多後某天暈倒送醫，被診斷出ADED急性瀰散性腦脊髓炎，最後死亡💀 ...
民事訴訟被告要舉證嗎 在 司法劉聲機x法律老司機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近期看到許多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後死亡的新聞，不在打疫苗先鋒行列的小編，就來帶大家看看以往接種疫苗死亡的相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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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開始🔻
有位學生在接種疫苗後眼睛跟臉都腫起來，因為找不到原因所以一直用類固醇和抗過敏藥治療，2年多後某天暈倒送醫，被診斷出ADED急性瀰散性腦脊髓炎，最後死亡💀
理所當然地，這位學生的爸媽是原告，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去申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被認為不符合，死亡與接種疫苗無關，中間經歷一番必經的掙扎過程，最後還是走到行政訴訟。
原告說，從各項意見報告來看，你們就是ADEM無法排除與施打疫苗有關，甚至仿單上就有寫，而且也沒有說絕對不會在2週內發生！不要擷取片段斷章取義！
誰被告勒？
→現在正紅的 #衛生福利部
衛福部就說，學生一開始的病徵不符合ADEM，他有甲狀腺炎，眼睛浮腫也是症狀之一，但甲狀腺炎跟疫苗沒關係。根據疫學上因果關係理論，無法認定學生的ADEM和疫苗有合理關聯，你應該再多拿一點有蓋然性的證據！而且疫苗記載的副作用很快就會消失，你的症狀那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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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這樣說🔻
🔹
設立「預防接種受害者救濟補償制度」是因為符合法令標準製造或輸入之疫苗仍然會有現今科學技術無法預測、發現的副作用或風險，民眾因相信行政機關實施防疫之公共衛生政策而接受施打疫苗，導致發生無法預期的損害，就叫「#特別犧牲」，不能叫特別犧牲的民眾獨自承擔這個損害，應該要讓疫苗製造或輸入商成立基金來分擔這種難以避免的風險，並藉由私益受害的補償來實現監測並改良預防接種副作用的「#公益目的」。
而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第7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的「無法排除與預防接種之關聯性」是基於疫苗潛在風險性所致難以證明受害因果關係而設。
只要不能查明預防接種跟死亡間沒有因果關係，沒辦法「#完全排除」是因為預防接種導致死亡，就符合審議辦法第7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的「無法排除與預防接種之關聯性」。
🔹
行政法院雖然可以就不確定法律概念採較低的審查密度，但如果行政機關的判斷是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不完全的資訊，法院當然還是可以審查的。
從審議小組有擷取片段說詞，還用紅斑性狼瘡家族病史來認定學生免疫力較低，但卻忽略他根本沒有紅斑性狼瘡等任何自體免疫性疾病等來看，合理判斷審議小組的判斷是基於錯誤的事實或不完全的資訊。
行政法院沒有逾越判斷餘地。
🔹
「難以一概認定皆由疫苗接種後引起」、「很少持續一年以上」不等於「排除由疫苗接種引起」、「不會持續一年以上」。而且ADEM通常在病毒感染或接種疫苗後發生，雖然30%以上的青少年沒有前驅症狀，但沒有前驅症狀不代表沒有發生ADEM的可能。
🔹
行政訴訟法第13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舉證責任之倒置。
預防接種疫苗的選擇、獲得、保存、接種方式還有安全評估等都在行政機關或施打者都掌控範圍，接種疫苗的民眾居於證據地位不平等的處境，要民眾負預防接種疫苗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的舉證責任，顯失公平，應該要由行政機關來負擔才是。
🔹結論：衛福部不要煩了乖乖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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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大家知道重點是什麼了嗎？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103年修法前的第7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所規定「無法排除與預防接種之關聯性」，只要無法完全排除是因為預防接種導致死亡，就可適用。
ʙᴜᴛ已經修好幾次法了
現行法改規定在第13條跟第17條
第13條的用語改成無法確定，並說明是綜合研判後仍無法確定關聯性。
第17條則是明訂，要發生的死亡、障礙、嚴重疾病或其他不良反應與預防接種「確定無關」，才能不救濟！
最後還是希望大家一生平安，不要遇到跟這個案子一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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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
審議小組鑑定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關聯性之分類如下：
三、無法確定：無前二款情形，經綜合研判後，仍無法確定其關聯性。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第17條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救濟：
一、發生死亡、障礙、嚴重疾病或其他不良反應與預防接種確定無關。
二、常見、輕微之可預期預防接種不良反應。
三、轉化症或其他因心理因素所致之障礙。
四、非因預防接種目的使用疫苗致生損害。
《行政訴訟法》第136條
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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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瑞律師 #劉雅雲律師 #翁毓琦律師 #hugowu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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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被告要舉證嗎 在 黃國昌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林郭文艷是顢頇無能、還是惡意裝傻？
其實，這篇文章的內容，不在我的工作範圍之內。
我既非公司派的律師、也非市場派的律師，更不是金管會的官員。
老實說，這應該是他們的工作。
但是，看到迄今為止林郭文艷還在繼續裝傻丟煙霧彈，實在看不下去。
所以，利用休息時段花一點時間寫出來，直接點明。
⛔️630大同股東會，林郭文艷的違法濫權，引發資本市場嘩然、社會各界譴責，也迫使相關主管機關先後祭出處分：
➡️經濟部駁回大同申請的董事變更登記；
➡️金管會以觸犯《證券交易法》的特別背信罪將林郭文艷等人移送檢調：
➡️大同公司成為遭金管會處罰禁止自辦股務的首例：
➡️投保中心也迅速向法院聲請解任林郭文艷的董事職務。
在面對這一連串對於自己違法行為的處分，林郭文艷開始改打悲情牌，說自己會這樣亂搞，都是為了對抗違法中資，說她早就檢舉外資專戶背後是違法中資，但金管會遲遲沒有查出結果。
嗯，林郭文艷絕對不應自己球員兼裁判，恣意踐踏股東權益，已毋庸贅述。
⛔️退一步而言，針對林郭文艷所指控「外資專戶背後是違法中資」，迄今為止，林郭文艷提出什麼具體證據呢？
其實沒有。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在今年股東會前夕，林郭文艷突然對八個外資專戶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其股東權不存在。在起訴狀中，林郭文艷除了重述過去大同曾經出現任國龍的違法中資、並試圖影射這些被告的外資專戶與任國龍有關之外，完全沒有提出這些外資專戶背後是違法中資的具體證據。
導致的荒謬現象是，原告在指控被告是違法中資的起訴狀中，自己承認「無從確認是否為中資」的可笑陳述。在林郭文艷根本沒有舉證的情況下，這個訴訟的結果，其實不難預測。
⛔️那，這些「外資FINI專戶」背後的實質投資人是誰？
過去，在立法院問政時，我曾舉發大同公司的三波違法中資，包括任國龍的龍峰集團、女兒任梓菱、以及由任國龍控制的維家置業、雅興投資。我都是「具體指明其身份」並「提出其屬於違法中資的證據」。
從來沒有像林郭文艷一樣，只是空口白話，什麼都沒有。
那麼，這次林郭文艷指控這八個外資專戶背後是違法中資，為何連這些外資專戶背後的實質投資人是誰，都沒有辦法指出來，遑論提出證據？
這不是最基本的工作嗎？林郭文艷砸了那麼多銀子組了一個龐大團隊，怎麼連這麼基本的工作都沒有辦法做好？
這到底是愚蠢無能？還是另有隱情？
我先從公開資訊，送一個例子說明。
➡️香港新工投資有限公司
新工投資是在香港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以投資各國股市的證券為其主要業務。
依新工投資2019年報（非常容易取得的公開資訊），其持有大同公司29,982,000股，占大同所有股權的1.28%。
這間成立於1990年的香港上市公司，主要投資組合包括香港、美國、馬來西亞、台灣的證券、對沖基金與結構性金融商品。
新工投資在2019年透過FINI專戶投資大同股票，屬不屬於林郭文艷口中的違法中資呢？這個問題，金管會要回答，其實並不困難。
⛔️如果林郭文艷想問：「那其他外資專戶背後的實質投資人是誰呢？」
我的回覆是：你花了公司一堆錢、聘了一整個團隊，到現在還搞不清楚，豈不顢頇無能！
其實，林郭知道，只是故意裝不知道，否則戲要怎麼演？
為何這樣說？有空時再寫。
註一：自我揭露：本篇文章乃個人休閒作品，並未依本律師的billing rate，向任何人收費。
註二：SHK 2019 Annual Report （https://www1.hkexnews.hk/search/titlesearch.xhtml?lang=zh）
民事訴訟被告要舉證嗎 在 曹長青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權力者以訟止謗的可恥惡行
【摘要：一個撒謊成性、失去公信力，而對提出合理質疑的新聞從業人員或看不下去的知識分子動輒以刑事毀謗訴訟大刑伺候的政客，值得信任嗎？ 如果這種政客告訴你司法改革是其執政的最偉大的職志，你會傻到相信嗎？別把大家都當白癡了？！】
正文：
江建祥律師：戕害司法者能主導司法改革嗎？
選舉期間，刑事毀謗罪的案子如雨後春筍。謀求大位的政治工作者常常採取所謂的「以訟止謗」的選舉策略，企圖利用擾人的訟爭，讓新聞工作人員或其他在公共論壇上經常發表言論者為了避免耗時耗費的訴爭而三緘其口，並依此達到充分的寒蟬效應。
公眾人物以訟止謗的可恥惡行
訴訟勞民傷財是屬凶事，對訟爭當事人往往造成無可彌補的金錢和身心耗費。筆者從事訴訟凡三十餘載，親眼目睹不少當事人因不堪訟擾和其所引發的精神折磨，而因此罹患癌症或其他不治重症的例子。
訴訟權屬於 「特別權利」（privilege）的一種。訴訟權和駕駛車輛的行車權同屬非絕對的權利。一個時常違規的駕駛者，他的執照在特定狀況下得以被中止或撤銷。同樣地，訴訟權也不得濫用，在特定情況下一個人的訴訟權可以被合理地限制。在英美法，一個經常濫用訴訟騷擾他人行使正當權利的人稱為Vexatious Litigant （訟棍）。加州民事訴訟法第391 條對這種訟棍有明文的處置。加州法院得主動地或經過系爭對手的動議，限制訟棍的訴訟的權利。這些訟棍的名字通常會被造冊列管，除非經過首席法官的同意，他們無法遞送案件，違者並受藐視法庭的嚴厲處罰。
政治人物擁有特權，本來就處於較一般民眾有利的地位。他們可以利用自己掌控的論壇和充分的話語權對批評者的言論做有效的反駁。握有這種優勢的政客，不思在公共論壇上做公平合理的論辯，竟然濫用訴訟，挾著他們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權勢對相對弱勢者進行精神和肉體的壓迫。這種美其名「以訟止謗」的政治手段，對這些擁有特權的政治人物而言，是一種極端可恥的無賴惡行！ 誰是此類的無恥政客，他們心知肚明，社會大眾也可以很輕易地指認。（歡迎對號入座！）（賀德芬教授、林環牆教授、彭文正教授、黃光芹女士、張雅琴主播、安幼琪主持人還有最近的陳東豪主編等等， 你們辛苦了！）
法律不完善造成司法敗壞
造成刑事毀謗罪濫訴充斥的原因，在相關的法律曖昧不明，讓當事人和法曹有過大的不當操作空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09針對刑法第三百十條刑事毀謗罪第三項是否違憲，曾經做出似乎企圖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權的解釋。可惜為德不卒，在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大法官做了一種令人難以適從的解釋。雖然，大法官主張「行為人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又稱合理查證原則）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再者，為了避免違反「刑事被告無需自證無罪」的原則，大法官又揭示如是解釋並未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但是，那「行為人依其所提證據」的用語，似乎暗示行為人仍有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確信所言真實的義務。要不然，一個堅持行使緘默權的刑事被告要如何「透過未曾呈堂的證據」證明自己的合理確信。
此外，大法官在釋字第509號解釋中也未如美國聯邦法院在其1964年 的著名案例New York Times Co. vs. Sullivan 375 US 254中將公眾人物和一般升斗小民做一明確的劃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一個公眾人物，將自己投射在攸關公眾利益的領域裡，企圖利用自己在公共論壇上的曝光率和幾乎無限制的話語權，去影響社會大眾對某些社會議題或爭點的意見。這種自己走入「熱廚房」的行為，無異於自動邀請社會大眾對他們公開批判甚或詆毀。換言之，活該！ 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只要沒有實質存在的惡意 （Actual Malice），他們對公眾人物有關公眾事務的批評，均不負任何刑事責任。 所謂的實質存在的惡意, 依據上舉的New York Times Co. vs. Sullivan判例以及加州上訴法院在 Jackson v. Mayweather (2017) 10 Cal.App.5th 1240, 中重新闡述的，指的是： “with knowledge that it was false or with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it was false or not” 「明知所言為誤或對於所言是否錯誤毫不在乎」。這種實質存在的惡意和大法官會議解釋第509號所揭示的「行為人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合理查證原則），簡直天壤之別。
完善的法律可以避免訟棍的濫訴，也可防止不肖的政治工作者企圖利用訴訟引發寒蟬效應
在美國公眾人物如果要對新聞從業人員或所謂的名嘴依民事毀謗（New York Times Co. vs. Sullivan） 或刑事毀謗 （Garrison v. Louisiana （1964）379 U.S. 64起訴，必須證明行為人有實質存在的惡意。 而依據大法官會議解釋第509條，台灣的公眾人物如果想用「以訟止謗」的策略對付新聞從業人員或名嘴，只需證明行為人未盡合理查證，就可以刑罰伺候，逼迫其就範。（周玉蔻學姊應該最能感同身受吧？） 這種合理查證原則對新聞從業人員而言是一種枷鎖，因為新聞從業人員基於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倫理，有保護資料來源的義務，但是在司法公權力強制之下以及可了解的自保心理，新聞從業人員最終被迫地公布消息來源。 於是，以訟止謗所造成的寒蟬效應所及的範圍不僅止於新聞從業人員，還不當地及於「看不下去」的「深喉嚨」。 如此的寒蟬效應久而久之將完全扼殺媒體第四權摘奸發伏的神聖功能。
司法改革從刨根重新種植開始，不肖政客無權主導司法改革
審判工作是一項艱鉅而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即使在民主成熟的美國，從事審判工作者也有誠信遭質疑的痛楚。 在美執業律師超過三十載，有很多機會聆聽審判者吐苦水。他們最大的抱怨是：不管如何小心謹慎，當審判或裁決的結果出爐之後，有一半的人會歡欣鼓舞地讚揚公義伸張，感謝上帝！（感謝法官的人卻不多！） 另一半人會聲嘶力竭地破口大罵司法不公侵犯人權 （沒有人敢褻瀆神明，說上帝不公！）
司法改革的重點在如何教化一般的社會大眾了解：人非聖賢更非神明，審判者只能在人的有限性內盡力而為，追求最大程度的人為公平正義。而真正的神的公平正義在這個充滿人性邪惡的人類社會，可能在人活的時候根本看不見。另外，主政者必須了解司法改革只能從根做起，也就是法學教育的徹底變革開始。 法學生從進入法學院的第一天開始就必須了解法學的訓練不是對繁複的法學體系的鑽研，而是常識的累積、邏輯思維的培養，以及最重要的公平正義理念的內在化（internalized）。不要告訴我：司法改革從改革法學教育是打高空，為時已晚！ 最好的種樹時機不是春天、夏天、秋天，當然更不會是冬天。最好的植樹節是今天！不是嗎？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Do the Right Thing; Do it Right! And, Do it Right Now!
一個撒謊成性、失去公信力，而對提出合理質疑的新聞從業人員或看不下去的知識分子動輒以刑事毀謗訴訟大刑伺候的政治工作者，值得信任嗎？ 如果這種政客告訴你司法改革是其執政的最偉大的職志，你會傻到相信嗎？You are insulting our intelligence! 別把大家都當白癡了？！
2019年11月2日於洛杉磯
——原載《台灣海外網》
【作者為加州執業的台灣人律師，前美國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