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ノ排程中晝發文 #國際法法理建國 Q&A

Q48：有人主張「聯合國定義外來政權就是殖民是國際公訴罪」，這種說法正確嗎？

A48:
這有兩個斷言可以討論：
1. 外來政權就是殖民
2. 殖民是國際公訴罪

首先第一點，代管與殖民是兩件事情。
中華民國是受盟軍《一般命令第一號》以盟軍代理人的身份去佔領治理台澎，「代管」是這樣來的，是一個概念上的描述，不是一個專有名詞「代管」。

對被佔領的台澎來說，中華民國政權確實是「外來政權」，而且它也的確採用了「殖民統治」的手段。但日本其他部份的領土也被盟軍成員佔領代管，例如朝鮮被美國及蘇聯分區佔領，但沒有人會說美蘇殖民統治朝鮮。中華民國政權確實利用佔領代管台澎的機會，僭越權限對台澎實施殖民，但不能說代管佔領就是殖民行為。

再舉例，聯合國託管制度，託管國管理託管地不會被當作「殖民統治」，不會有人說聯合國透過「殖民統治」手段來「去殖民化」，託管國這些「外來政權」來做託管，目的是協助該地去殖民化而後行使自決權決定自身未來。外來政權進行的統治是否是殖民的行為，要依據統治行為的目的及手段來判斷，直接將被外來政權治理等同於殖民是過度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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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國際公訴罪」在國際法上沒有這詞彙。
國際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國際法院」，可以google簡介：
國際法院（英語：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縮寫為ICJ），是聯合國六大主要機構之一和最主要的司法機關，是主權國家政府間的民事司法裁判機構。

國際法院的主要功能是對各國所提交的案件做出有法律約束力的仲裁。國際法院是具有明確權限的民事法院，沒有附屬機構，對其他國際法庭沒有管轄權。國際法院沒有刑事管轄權，因此無法審判「個人」，這種刑事審判由國內管轄或聯合國特設刑事法庭或「國際刑事法院」管轄。

👉🏻中華民國佔領台澎時，對日籍台澎人做出二二八大屠殺的行為，能透過國際法院追究責任嗎？
無法，因為國際法院只對聯合國中主權國家政府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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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法院（英語：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常縮寫作：ICC或ICCt）其主要功能是對犯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具有「國際法院法人格」，依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享有為行使其職能和實現其宗旨所必需的法律行為能力，此羅馬規約於2002.7.1生效。

國際刑事法院可以在任何締約國境內，或以特別協定在任何其他國家境內，行使其職能和權力，由「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調查上述罪嫌再進行起訴，由「國際刑事法院法官」審判。

至於「殖民統治」是不是違反「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此規約是要審判犯罪嫌疑人，而非審判「殖民統治」的手段，必須明確指出犯罪者是誰。

如果說要審判中華民國政權代表人物蔣中正，那就來看看「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第十一條 屬時管轄權
(一) 本法院僅對本規約生效後實施的犯罪具有管轄權。
(二) 對於在本規約生效後成為締約國的國家，本法院只能對在本規約對該國生效後實施的犯罪行使管轄權，除非該國已根據第十二條第三款提交聲明。

#第二十二條 法無明文不為罪
(一) 只有當某人的有關行為在發生時構成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該人才根據本規約負刑事責任。

#第二十四條 對人不溯及既往
(一) 個人不對本規約生效以前發生的行為負本規約規定的刑事責任。

👉🏻結論：蔣中正作為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人，來台澎佔領時的所作所為都在此規約生效日2002.7.1之前，而且不是締約國。

———以下法普補充～感謝黃聖峰👍🏻———
最後關於「國際公訴罪」這個詞，請先將「國際」兩個字遮起來，只看「公訴罪」這三個字。
大家可能蠻常聽到「公訴罪」這個詞，但實際上法律並沒有所謂的「公訴罪」，僅有「非告訴乃論罪」。

檢察官在調查之後向法院提起訴訟，叫做「提起公訴」。公訴對應的概念是自訴，公訴是檢察官提起訴訟，自訴則是自訴人（通常是被害人）提起訴訟。
也就是說，自訴、公訴是在描述某個案件實際上是由誰向法院提起訴訟，而不是在描述犯罪行為的性質。

一般人口中說的「公訴罪」其實是指「非告訴乃論罪」；與「告訴乃論罪」必須要告訴人提出告訴之後檢察官才能提起公訴不同，「非告訴乃論罪」是即使告訴人沒有告訴，檢察官也能直接提起公訴的犯罪行為。

舉例來說，妨害名譽的誹謗罪是屬於「告訴乃論罪」，假設今天有人在網路上誹謗你，
如果你選擇去警察局、地檢署報案說名譽被人侵害，這是提出告訴，檢察官在調查之後向法院提起訴訟，這是「提起公訴」。
如果你選擇今天直接向法院提出訴狀告對方妨礙名譽，聲請法院下判決，這是「提出自訴」。

附帶一提，由於一般人通常對法律不太熟悉，很難獨自完成整個訴訟程序，所以如果要提起自訴最好委任律師。而中華民國政權《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2項則已強制規定提起自訴必須委任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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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搜尋🔍國際法法理建國，敬請期待明天的問與答）

知名濫訴人，據說是讓台南地區警察機關頭痛不已的大人物。
如果司法機關以各種更柔性的方法（易科罰金還給分期）都沒辦法矯正，那麼， #該關的還是要關。

不過各位長期以來被騷擾、濫告的員警、公務人員乃至於醫療院所醫療人員（本案執行檢察官執行的判決背景是蘇大媽騷擾醫療院所的醫療人員而被判刑）等，看到這新聞也先別開心得太早：
對於檢察官的不准易科罰金若不服，蘇大媽還是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明異議」：「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 而法院如果認為有必要，可以自行於裁定內同時諭知准予易科罰金。

但 #法院的審查範圍與權限有其界限，因為：檢察官對於受刑人是否確因易科罰金而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為執法秩序之情事，有就個案具體情形為判斷、裁量之權限，法院僅得審查檢察官為判斷之程序有無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無錯誤等，#原則上不宜自行代替檢察官作判斷，僅於檢察官行使裁量權有未依法定程序或超越法律授權裁量範圍等情事時，法院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
這就是所謂在刑事執行上，檢察官對此部分有專業的「#判斷餘地」。

府城的司法與警察機關以及醫療院所到底能不能 #平靜5個月 ？讓我們看下去。

新聞全文請見：http://bit.ly/2YsWlzl

刑法第 41 條
I. 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
II. 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折算一日，易服社會勞動。
III. 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
IV. 前二項之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
V.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得逾一年。
VI. 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於第二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或易科罰金；於第三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
VII. 已繳納之罰金或已履行之社會勞動時數依所定之標準折算日數，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論。
VIII. 第一項至第四項及第七項之規定，於數罪併罰之數罪均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其應執行之刑逾六月者，亦適用之。
IX. 數罪併罰應執行之刑易服社會勞動者，其履行期間不得逾三年。但其應執行之刑未逾六月者，履行期間不得逾一年。
X. 數罪併罰應執行之刑易服社會勞動有第六項之情形者，應執行所定之執行刑，於數罪均得易科罰金者，另得易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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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那些浪費司法資源的VIP（一）：菊島四大「院檢之友」〉➡ http://bit.ly/33Z9UYx
〈那些浪費司法資源的VIP（二）：「預知未來」的濫訴人〉➡ http://bit.ly/331uQwI
〈那些浪費司法資源的VIP（三）：被「超自然力量」控制的人們〉➡ http://bit.ly/2QXJ13C

裁判字號：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96 號 判決
案由摘要：
鐵路法
裁判日期：
民國 108 年 08 月 12 日（重要判決值得注意！）
裁判要旨：
一、刑罰與行政罰相較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 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26 條規定及其立法 理由中，認定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 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又立法政 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屬法律 的變更，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應依行政 罰法第 5 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二、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安定性及信 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為應受如何的制裁有所 認識或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以懲 罰。是以，無論刑法第 1 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政罰法第 4 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 行政罰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亦 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方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 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
參考法條：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26 條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年度判字第396號 上 訴 人 林建均 訴訟代理人 鄭敦宇 律師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 代 表 人 林佳龍 訴訟代理人 孔繁琦 律師 林俊宏 律師 吳篤維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鐵路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8月21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3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的代表人於案件繫屬本院後的民國108年1月14日變 更為林佳龍，已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與訴外人羅仕鑫共同於102年3月至4月間 加價販售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北埔站至 蘇澳新站及新城站至蘇澳新站間的團體火車票（下合稱「臺 鐵團體票」）計11,440張，違反67年7月26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上訴人於103年 10月15日（原判決植為13日）始接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認依行政罰法 第27條第3項規定，尚未逾行政罰的裁處時效；鐵路法第65 條於103年6月18日修正時由刑罰改為行政罰，按法務部104 年4月14日法律字第10403501650號函示，於103年修法前的 違法行為，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從輕處罰原則，適用103年 修正後行政罰的規定裁處，乃依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以106年9 月29日交路監（一）字第1069700104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鍰計新臺幣（以下如 未特別指明，均同）1,143,700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 ，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判決駁回，遂提起 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 三、上訴人起訴的主張及被上訴人在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 所載。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的判決，是以：
（一）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羅 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由 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月 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由 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藝 品店，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價方式 出售的違規行為，堪予認定。又上開違規行為違反67年鐵 路法第65條規定，惟該規定業於103年6月18日修法，將上 開違規行為除罪化，改為行政罰，故上訴人與羅仕鑫所犯 67年鐵路法第65條罪嫌，因於犯罪後廢止其刑罰，業經花 蓮地檢署檢察官為102年度偵字第4256號不起訴處分在案 。 （二）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乃立法政策裁量，將「購 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行為的可非難性，由刑事罰降低至 行政罰，為處罰的減輕，並非就此不罰。是依本院103年 度判字第528號判決意旨，立法政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 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或由「刑事 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其新舊法律的 適用，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所示「從新從輕原則」的法理 定之。亦即，行為時法律科以刑事罰，裁處時法律僅論以 行政罰，以裁處時法律效果有利於上訴人，即應援引裁處 時法律為裁處。上訴人上開違規行為發生於102年3月至4 月間，依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係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的刑罰，該條文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為行 政罰，惟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後的鐵路法第65條規定均 具不法內涵，並未變動，被上訴人乃按行政罰法第5條規 定從新從輕原則，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經 上訴人及羅仕鑫簽名確認的臺鐵訂票紀錄計11,440張，包 含臺鐵北埔站—蘇澳新站計20筆及新城站—蘇澳新站計37 筆紀錄，按各區間車票價格計算，票面金額共計 1,143,700元，乃以原處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 鍰（即法定最低倍數罰鍰）計1,143,700元，並無違誤， 且未違反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上訴人以其行為後，裁處 法律效果改為行政罰，而認其行為乃為行為時法律所「不 罰」，於法不合。 （三）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103年度偵 字第1526、2114、2274號起訴書，提起公訴，經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103年度訴字第288號刑事 判決以上訴人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6月， 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在案。惟花蓮地院103年 度訴字第28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內容，僅是針對 上訴人利用電腦設備購買車票的犯罪行為，與本件加價出 售違規行為無關，故被上訴人自得就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 將所購臺鐵團體票加價出售的違規行為，加以處罰。
（四）綜上，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乃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等詞，為其判斷的基礎。
五、本院判斷如下：
（一）依法始得處罰，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對於違反 社會性程度輕微的行為，處以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 罰，雖較諸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等科以刑罰的行為情節 輕微，惟本質上仍屬對於人民自由或權利的不利處分，其 應適用處罰法定主義，仍無不同。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 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行政罰法第4 條明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立法理由參照）又一行 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 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而刑罰的懲罰作用較 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 處行政罰的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 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故同法第26條 第1項前段明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立法理由參照 ）據此可知，刑罰與行政罰之間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 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上開規 定及其立法理由中，認為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 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 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 （二）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 ，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 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明定法律或自治條例變更時的適用，是採「 從新從輕」的處罰原則，即於行為後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變更者，原則上是「從新」，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的 法律或自治條例；僅於裁處前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 處罰者，始例外「從輕」，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的規定 （立法理由參照）。又我國過往承襲德日學說見解，認為 「行政罰」與「刑罰」本質有所不同，前者行為之所以受 處罰並非本質上違反倫理或道德，而是因法律的規定，故 稱為「法定犯」；後者則是本質上違反道德或倫理的行為 ，無待法律規定，即具有可非難性，稱為「自然犯」。然 而，行政罰所制裁的行為，未必即無道德或倫理的可非難 性，且原來純為法律規定的義務，長期施行後深植人心， 亦可能轉變為道德或倫理的要求。是以，典型的刑事犯較 諸典型的行政犯，固然有較高的反道德性及反倫理性，對 社會足以產生較大的損害或危險，但二者間並非本質上有 絕對的不同，而是因價值判斷或不法行為的內容，所作逐 漸的進階式劃分，而此劃分權限屬於立法機關，立法者得 從社會需要與政策考量等觀點，衡量該等行為的危險性， 據以決定處罰的方式。此觀諸司法院釋字第517號解釋理 由書揭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 ，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 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即對 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立法機關本於上述之立法裁量權限 ，亦得規定不同之處罰」意旨即明。因此，立法政策改變 ，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 」，或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 ，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自應 依前述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 （三）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處 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是採取以刑罰制裁行 為人的立法政策。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 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1倍至10倍 罰鍰。加價出售訂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將原本 的刑事制裁予以除罪化，改以行政罰制裁行為人。是行為 人如於舊法時期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而違反67年鐵路 法第65條規定，嗣於新法時期制裁時，由於無論新舊法時 期，該行為均屬不法行為而具有可罰性，且因103年鐵路 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行政罰，較67年鐵路法第65條 規定的刑罰為輕，故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的「從新從 輕原則」，適用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處（ 另參酌司法院院解字第3389號解釋意旨）。
（四）事實認定是事實審法院的職權，而如何調查事實或證據的 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斟酌判斷之權，如果其事實的 認定已經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且沒有違 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然其證據的取捨與 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導致其事實的認定不同於該當事人 的主張者，也不可以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的情形。原審 依職權調查證據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認 定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 羅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 由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 月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 由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 藝品店，因認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 價方式出售的違規行為等情，經核與卷內的證據相符，且 無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的違法。又67年鐵 路法第65條及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的共同構成要 件事實包括「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上訴人與羅仕鑫 分工完成上述違規行為，自屬故意共同實施違反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不法行為甚明。上訴人主張 其於原審否認有「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的行為 ，詎原判決引用上訴人相反的陳述（102年9月12日調查筆 錄），認定上訴人有加價10元販賣車票的行為，未令上訴 人敘明或補充其先後陳述不符之處，致有遭法院突襲而影 響其受公平審判的疑慮，且原審未敘明其心證形成及不採 有利上訴人事證的理由，恣意將羅仕鑫的販賣行為與上訴 人的訂購車票行為連結為共同行為，有判決不備理由及認 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的違法等語，是針對原判決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的職權行使，指摘其為違法，以及就原判決已 詳予論斷者，泛言未論斷，實不足採。 （五）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 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 為（構成要件）應受如何的制裁（法律效果）有所認識或 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 以懲罰。是以，無論刑法第1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 政罰法第4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 法律（包括行政罰的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行政罰 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 ，亦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惟如適 用刑法第2條所定的從舊從輕原則或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 從新從輕原則，則可能處以較原定範圍為輕的處罰），方 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 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本件上訴人行為時的67年鐵路 法第65條所定法律效果為「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 罰金」，而依刑法第33條第4款前段及第41條第1項規定： 「主刑之種類如下：……四、拘役：1日以上，60日未滿 。……」及「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 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 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可知， 67年鐵路法第65條的法律效果，最重僅能處拘役59日併科 銀元1,000元以下罰金，且拘役部分原則上最重得以3,000 元折算1日易科為罰金，故上訴人預見其行為所可能遭受 的制裁，自係以行為時上述得以最高額易科為罰金的拘役 59日併科銀元1,000元罰金的法律效果即180,000元（ 3,000元×59日+1,000銀元×3=180,000元）為限。而上訴 人衡量其行為的可罰性後，既仍執意為之，固應受罰，惟 參酌上述行政罰法第4條所定處罰法定主義的意旨，被上 訴人依據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對上訴人裁處罰鍰 時，即應於上述最重的法律效果範圍內為之。然而，被上 訴人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逕按上訴人及羅仕 鑫購票後加價出售的張數11,440張，以原處分處每張車票 價格1倍的罰鍰計1,143,700元，已大幅逾越上訴人行為時 對其行為可罰性的預見（計）可能範圍，有悖於處罰法定 主義的要求，自有違誤。訴願決定及原判決遞予維持，均 有未洽。 （六）綜上所述，上訴論旨請求廢棄原判決，雖未指摘及此，惟 原判決既有如上所述的違法，仍應將原判決廢棄，且基於 確定的事實，本院已可依該事實為判決，爰撤銷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由被上訴人依本院所表示的法律見解，另為適 法的處置。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劉 介 中 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程 怡 怡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資料來源：
最高行政法院
司法院公報 第 61 卷 10 期 341-349 頁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8年1月至12月）第 647-655 頁
相關法條 9
* 中華民國刑法 第 1、33、41 條（108.06.19）
* 行政罰法 第 4、5、26、27 條（100.11.23）
* 鐵路法 第 65 條（67.07.26）
* 鐵路法 第 65 條（103.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