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重罰，真包庇？
台北市政府不要「三講四漏氣」

（本篇文長，但看完你會有收穫，會更了解狀況）

全民關心的「北市診所千劑疫苗插隊案」，我上午追查後，已經初步讓市民了解狀況

因為體諒市府基層公務員的辛勞，也尊重好心肝基金會對肝病防治的貢獻，我上午的貼文沒有火力全開，希望市府可以在下午的記者會，對市民負責。

但很可惜，市府記者會的回應，用八個字形容就是：

「避重就輕、抓錯藥方」

唯一值得肯定的，就是市府坦承給好心肝診所115瓶AZ疫苗，接種超過1000劑，但一大部分都不屬於第一類到第三類人員。

除此之外，對於關鍵問題都迴避了。

疫情當前，有疫苗可以打，基於人性很難拒絕。我不會苛責診所爭取疫苗，也不覺得去打疫苗的人有什麼錯，那是人性的真實面。

問題出在「市府沒有遵守制度控管人性，因而破壞疫苗分配公平性」

最大的問題有二：

1⃣️ 市府為何一次發給這麼多診所根本用不完的量？
2⃣️ 市府為何沒有要求診所「事先」提報員工名冊？

這兩個問題是導致最後有多餘疫苗「食好逗相報」，插隊打疫苗的關鍵所在

既然上午好聲好氣地講，還是得不到答案，那現在就只好再一次「舉手發問」

⛔️ 台北市符合資格已造冊者，還有4萬人未施打，基層診所要問：要多「大」才能拿到1000劑疫苗？

市府說6月2日開始，有些「大型診所比照小型醫院」，可以拿疫苗給員工施打。問題是，「大型診所」要多大才符合資格？

市府從未公告過任何標準，也不曾公布接受診所申請拿疫苗回去打的方案。

好心肝執行長6月6日公開喊話，6/7就拿到150劑AZ，隔天說不夠，市府馬上再追加1000劑。

依照指揮中心統計，台北市目前已經造冊有資格施打疫苗的一到三類人員，還有4萬人未接種。台北市醫師公會也公開聲明，台北市診所人員至少有5000人已登記造冊，但尚未施打疫苗。

基層診所人員要問：難道會吵的有糖吃，能直通衛生局長官的「大型診所」就有疫苗現貨拿回來打？

不吵不鬧配合政府政策的醫護，就只能乖乖去冒著染疫風險去大醫院打，甚至排隊到現在都沒得打，公平嗎？標準在哪裡？

⛔️ 市民要問：全台北市疫苗去向，真的由一個「股長」說了算？

市府事前沒有要求診所提出造冊名單，就發放超過1000劑疫苗給「診所員工」。事後等媒體踢爆，才去稽查。

如果無人揭發，這1000劑「志工疫苗」就將石沈大海。

記者會上，市府說「好心肝說他們不夠，就再給1000劑」實在令人無法接受。

一個101人的診所，第一次拿150劑，打完都不用對名冊，隔天馬上再1000劑到貨。這麼異常的決策，市府說是一個「股長」就可以拍板。

恕我直言，黃副市長也當了20年議員，市府這樣的說詞，可信度有幾分？如此異常的狀況，真的是由一個疾管科的股長就可以自作主張？

每一劑疫苗的來源和去向，都必須逐日核對。一個診所拿了超過1000劑疫苗，市府上上下下無人發現異狀。每天七點嗡嗡嗡，都在忙什麼？

疫苗是珍貴稀有的戰備物資，這樣管理，台北市政府在做什麼？

⛔️ 好心肝兩家診所、兩次違法，佔用2000劑疫苗（若算入預留第二劑的額度）

罰兩百萬並解約，是重罰？輕罰？還是獎勵？

國內疫苗短缺，已有民眾花費數十萬出國打疫苗。亂打一千劑，只罰兩百萬，一劑AZ兩千元，簡直划算到不行。

好心肝在6月7日首次獲配15瓶時，就已經出現施打非一至三類人員的情況。6月8日第二次獲配100瓶，又發生更多施打非一至三類人員的案例。

第一次15瓶之後「食好逗相報」再追加100瓶。兩天兩次獲配、兩度違法，市府只開一張罰單。如果沒有被媒體披露引起追查，今天會不會再追加？是不是打越多越划算？

市府認為「已經處以法定罰鍰最高額」不能罰更多了。

但問題是：
1⃣️ 這次違法施打疫苗的醫療機構，其實有兩家：好心肝診所、好甘心診所

❓這兩家診所醫療機構代碼是完全不同的。為什麼只罰一個兩百萬？哪一家被包庇？

2⃣️ 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審酌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受罰者的財力，可以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限制。

❓以兩家診所的財力，以及在疫苗短缺之下一口氣亂打1000劑的故意違法，台北市政府有依法審酌過是否酌量加重嗎？

3⃣️ 行政罰法第15條規定，私法人的董事或代表人，因自己或職員執行職務，導致私法人違法應受處罰者，如果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也應該一併處罰。

❓市府只有裁處醫療機構，有沒有考量過連帶處罰做出違法決策的好心肝診所、好甘心診所董事或代表人？

4⃣️ 基層診所和政府簽約，答應在下階段幫忙施打疫苗，賺不了多少錢，是為了推廣疫苗接種，對社會的貢獻和付出。

好心肝診所違法施打「志工疫苗」。而市府的「解約」，無法要求好心肝退回溢領的疫苗，反而解除了好心肝「未來幫基層民眾施打疫苗的責任」。

❓違法施打疫苗的診所，不但自己人先注好注滿，未來當其他基層診所都忙著為民眾施打疫苗時，反而可以在一旁納涼。

這是懲罰？還是獎勵？其他基層診所看在眼裡，不是更痛心嗎？

⛔️ 好心肝千人插隊施打疫苗，後續第二劑問題，如何處理？市府沒有頭緒

因AZ疫苗必須施打二劑，指揮中心已規劃為現階段接種已AZ疫苗者，預先保留下階段到貨的AZ名額。

台北市發生千人AZ插隊事件，第二劑的名額要保留還是不保留？

若不保留，民眾必須接受混打的風險，或是不打第二劑，可能有醫療倫理問題。若保留，那就是更大的不公平。

因為市府胡亂發放疫苗，導致這樣兩難的處境，主事者只有兩手一攤，沒有解方。

⛔️ 市府推出「副局長發配疫苗」「申請流程公開透明」這兩點，根本沒有對應到問題核心

1⃣️ 這次出問題，是因為制度被破壞。疫苗的分配，必須按照既定的規則，而不是用人治來決定。

如果規則不清楚，或者規則清楚但接到有力人士電話就開例外，那就算從股長做決定，換成副局長做決定，類似的情況還是會再次發生。唯一不同的只有換個人送政風調查而已。

柯文哲市長經常把「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掛在嘴邊。這種「股長決定出包，就換副局長決定」的作為，根本就是自打臉。

2⃣️ 「造冊流程」的缺失不改，就算公告申請流程，還是會發生「先拿一大批，回去亂打」的情況。

好心肝事件，最大的缺失，就是市府沒有要求診所「事先提出員工名冊」，導致衛生局數量亂抓，事後又被臨時接到消息趕去搭便車的「志工」打好打滿。

北市的疫苗施打造冊與統計就是「一片混亂」。有資格打的，有的因為醫院沒收到名冊所以碰釘子，有的造冊了好幾次卻遲遲等不到通知；沒資格打的，卻在診所打到志工疫苗。

而北市消化獲配疫苗的速度，全國倒數第二，也是公開的事實，跟造冊混亂也脫不了關係。

就算不跟高雄市比，跟疫情同樣嚴重的新北市比，都是嚴重落後。

市府提一個「申請流程公開透明」根本沒有解決造冊程序粗糙落後的問題。

⛔️ 疫苗是珍貴稀缺的戰略資源，而且在EUA（緊急授權）的情況下，每一劑疫苗的來源和去向，都必須做嚴格妥善的控管與追蹤

每一劑疫苗，應該都要按照接種規則，核對事先陳報的名冊施打，不允許插隊，更不允許特權。

除非極為的特殊緊急狀況（例如歐美曾發生疫苗已解凍，但原先在名冊上的人無法施打，為了不浪費疫苗，只好立刻緊急招募路人接種）才可以例外

這題目，很多人基本上不敢追。

不只因為好心肝驚人的醫界人脈，更因為有力人士們平常「喬病床」都需要市府幫忙，對衛生局的業務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我對於喬病床的陋習很反感，對於進階版的「喬疫苗」更是深惡痛絕！

這些關鍵問題，如果台北市政府沒有答案，那我必須呼籲，中央指揮中心要出面嚴查。

這件事情如果就這樣糊裡糊塗過關，未來大規模施打時，各縣市絕對十倍、百倍的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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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議員的line
https://lin.ee/fIqp8Sm

苗議員的YouTube頻道
http://www.youtube.com/c/苗博雅tw

#苗博雅問政報告
#第三勢力第一選擇

#我認真問政
#你幫忙分享

#大安文山苗博雅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384號判決：這個判決值得注意！
（一）按公路法第 2 條第 14 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左：
……十四汽車或電車運輸業：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貨
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行為時同法第 77 條第 2 項規
定：「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停業
，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並得吊扣 2 個月至 6 個月，或
吊銷之。」（此條文於 106 年 1 月 4 日有修正）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經營汽車運輸業，應依下列規定，申
請核准籌備：一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小
客車租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
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二經營市區
汽車客運業：（一）屬於直轄市者，向該直轄市公路主管
機關申請。（二）屬於縣（市）者，向縣（市）公路主管
機關申請。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
，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是以，經營汽車運輸業應先申經
主管機關核准，否則即得依行為時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之規定舉發，至是否符合所謂之「經營汽車運輸業」應
依法律規定之構成要件為判斷。
（二）上訴人於 Uber 臺灣官方資訊網招募司機，加入 Uber
APP 平台之司機苟符合上訴人所要求之條件（包含司機及
車輛），則准其加入，乘客欲利用 Uber APP 平台提供之
車輛者，亦須加入 Uber APP 平台會員。當乘客有使用車
輛之需求時即可利用該平台提出需求，再由 Uber APP 平
台媒合供需兩方，將司機姓名及車號等相關資料通知需求
方，俟將乘客運送至目的地後，再由乘客以信用卡支付平
台所顯示之車資，並透過適當之分配比例將利益分歸系統
業者與司機，透過 Uber APP 平台運送乘客之車輛並非上
訴人所有，加入 Uber APP 平台之司機彼此間各自獨力載
客等情，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兩造對於司機及乘客
利用 Uber APP 平台之事實經過亦無爭議，自得為本院判
決之基礎。
（三）次查，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反行政法之義務，應以法律所
定之構成要件為判斷基準，然由於科技技術之進步與社會
經濟環境之變化，法律往往無法與時俱轉跟萬變之行為狀
態，而修法似又緩不濟急，跟不上環境之變化與需求，故
如何以現行有效之法律規範，判定瞬時萬變之行為態樣是
否違法，本院認為應以法律規範之精神及行為本質核實認
定。原判決所認定之前揭事實，乃時下流行之所謂共享經
濟，利用科技整合資訊，以平台為供需雙方提供機會，達
到降低時間及經濟成本且供需雙方均蒙其利之目的。此與
傳統計程車業者，或經由乘客以電話聯絡、或由業者駕車
行駛於道路上尋覓乘客，並俟提供客戶之需求後再收取報
酬之營業形態不同。上訴人雖未親自駕駛或提供車輛載運
乘客並親自向乘客收費，然其係透過已經規劃設計完成的
資訊系統即 Uber APP 平台，先行招募並審查司機與車輛
，整合為汽車運輸的供給方，而後再由系統來受理需要使
用車輛之需求方，而由 Uber APP 平台媒合供需雙方，再
由需求者支付費用，顯以資訊系統之運用取代傳統業者之
一對一媒合，再由加入 Uber APP 平台之司機提供車輛完
成運送乘客之目的，依其具體行為內涵觀之，上訴人使用
Uber APP 平台提供資訊媒合乘客與司機之需求，該當「
傳統乘客以電話聯絡、或由業者駕車行駛於道路上尋覓乘
客」部分之行為，至以車輛運送乘客部分之行為則由加入
Uber APP 平台之司機為之，兩者分擔攬客及載客工作，
則上訴人與其媒合之司機之行為自該當「汽車運輸業」。
另縱使上訴人與加入 Uber APP 平台之司機間無任何書面
契約，然如上所述，上訴人提供 Uber APP 平台招募司機
之目的，是提供乘客搭乘之需求予加入平台之司機，由司
機依 Uber APP 平台之訊息前往載客，乘客再付費，乃上
訴人、及使用 Uber APP 平台之司機與乘客間之共識，則
上訴人與司機間即有所謂之共同完成運送乘客之共識，從
而原判決據以認定上訴人與司機間有共同未經申請核准，
而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反行為時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
規定之行為，依上開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
詞否認，並主張其未向乘客收取費用，亦無收取報酬，與
營業之要件不合等語。惟查，乘客利用 Uber APP 平台而
搭乘平台之司機所提供之運送服務，需以信用卡支付費用
，乃使用 Uber APP 平台之條件與使用者間之共識，縱然
上訴人主張需求者以信用卡支付之費用係由 Uber B.V.
公司收取一節屬實，表面上司機亦未從乘客手中收取費用
，然 Uber APP 網頁上亦註明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起
加入合作駕駛之平台費用一律為 25 ％（見原審卷第 168
頁），故縱因被上訴人礙於法規之故，無法查證需求者以
信用卡支付之費用之分配及去向，亦不足為上訴人未收取
酬之有利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足採，原判決認其
主張違背經驗法則，亦屬有據。
（四）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依法自得予以裁罰，其有數
行為違反行政法之義務者，得分別處罰。惟一行為不二罰
原則，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其本意即禁止國
家對人民之同一行為，予以相同或類似之措施多次處罰，
致承受過度不利之後果。詳言之，一行為已受處罰後，國
家不得再行處罰；且一行為亦不得同時受到國家之多次處
罰，故行為人所為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究為「一行為」
或「數行為」，自應予以辨明。原判決認定其附表一所示
之行為乃數行為，無非以各駕駛人分別起意與上訴人共同
從事載運乘客之行為，而司機乃基於自身利益之考量，彼
此間並無意思聯絡，主觀上亦無將其他駕駛人之行為作為
己用之意，故行為主體互不相同，應予以分別評價等為認
定基準，僅於「同一」汽車駕駛人有多次與上訴人共同違
法從事汽車運輸業之情形，因屬相同行為主體（即上訴人
與該汽車駕駛人）反覆實施之營業行為，始得認為同一行
為乙節，固非無見。惟依行政罰法第 14 條規定，故意共
同實施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構成共同違法行為。而行
政罰之處罰，是以行為人之行為作中心，行為人之行為究
竟屬於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一行為或數行為，應以行為
人之主觀意思及客觀上與所違反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構
成要件判斷之。行為時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所定「未
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之經營汽車
或電車運輸業行為，係集合性概念，一次或反覆多次實施
經營運輸行為，均屬之。是以出於違反行為時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不作為義務之單一意思，而未申請核准，多
次實施運輸行為，係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之接續犯，該
多次違反行為，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於主管機關處
罰後，始切斷違規行為之單一性。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可
知，上訴人以相同 Uber APP 平台招募欲合作之司機與之
合作，分擔攬客及載客任務，完成運送乘客工作，並受有
報酬，而共同實施完成經營汽車運輸業（公路法第 2 條
第 14 款參照），自始即不限於單一司機，亦即上訴人與
多數不同司機，分擔攬客及載客之運送工作，本在其一開
始違反行為時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行政法上義務之犯
意內。上訴人既自始即意在未經申請核准，提供相同
Uber APP 平台，並以前揭相同方式，與不同司機分別完
成運送乘客之行為，而經營「汽車運輸業」，可認為是出
於違反同法第 77 條第 2 項行政法上義務之單一意思，
該當於一個違反行為時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行政法上
義務行為。至上訴人每次與其共同完成運送行為之對象即
司機不同，係各司機是否分別與上訴人成立共同違法行為
之問題，並不影響上開上訴人行為單一性之判斷。原判決
依與上訴人合作之司機是否同一作為切割違規行為數依據
，未審究上訴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是否出於單一意思，而
認定上訴人之行為係數行為，尚有可議，上訴人執以指摘
，自屬有理。又因上訴人主張其之前因相同之行為，業經
被上訴人以前處分裁罰在案，該處分與本件行為間之關係
為何，未經查明，此部分攸關原處分是否違反一行為不二
罰原則而事實不明，本院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爰將原判
決予以廢棄，發回原審法院再行調查後，另為適法之裁判
。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109年地方政府特考三等，行政法擬答
一丶擬答：
財政部為便民服務依職權訂定「贈與稅跨局臨櫃申辦作業要點」，係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之內部秩序運作之「組織性行政規則」，其合法性：
（一）基於法律保留原則，該作業要點並不涉及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並不須法律的依據或授權，此乃執行業務之細節、技術性次要事項的規定，行政機關以行政規則為之，乃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二）財政部基於主管機關之地位，於法定職權範圍內，符合立法之意旨，從而達到便民服務，亦未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租稅義務，與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尚無牴觸（釋字685、693、745號解釋參照）。
二、擬答
行為人之一行為同時違反多數之義務時，依行政罰法第24條規定，乃從重處罰，一行為同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鐵路法之規定時，當依鐵路法之規定處罰。本案問題在於行為後鐡路法修法，將原來之刑罰變更為行政罰，究應如何處理，茲說明如下：
（一）刑罰變更為行政罰應如何處罰（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96 號 判決參照）

1、刑罰與行政罰相較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 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26 條規定及其立法 理由中，認定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 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又立法政 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屬法律 的變更，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應依行政 罰法第 5 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2、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安定性及信 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為應受如何的制裁有所 認識或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以懲 罰。是以，無論刑法第 1 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政罰法第 4 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 行政罰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亦 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方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 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
（二）有關鐵路法修法將刑罰變更為行政罰，應如何適用
1、依法始得處罰，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對於違反 社會性程度輕微的行為，處以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 罰，雖較諸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等科以刑罰的行為情節 輕微，惟本質上仍屬對於人民自由或權利的不利處分，其 應適用處罰法定主義，仍無不同。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 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行政罰法第4 條明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立法理由參照）又一行 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 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而刑罰的懲罰作用較 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 處行政罰的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 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故同法第26條 第1項前段明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立法理由參照 ）據此可知，刑罰與行政罰之間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 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上開規 定及其立法理由中，認為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 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 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
2、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 ，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 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明定法律或自治條例變更時的適用，是採「 從新從輕」的處罰原則，即於行為後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變更者，原則上是「從新」，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的 法律或自治條例；僅於裁處前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 處罰者，始例外「從輕」，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的規定 （立法理由參照）。又我國過往承襲德日學說見解，認為 「行政罰」與「刑罰」本質有所不同，前者行為之所以受 處罰並非本質上違反倫理或道德，而是因法律的規定，故 稱為「法定犯」；後者則是本質上違反道德或倫理的行為 ，無待法律規定，即具有可非難性，稱為「自然犯」。然 而，行政罰所制裁的行為，未必即無道德或倫理的可非難 性，且原來純為法律規定的義務，長期施行後深植人心， 亦可能轉變為道德或倫理的要求。是以，典型的刑事犯較 諸典型的行政犯，固然有較高的反道德性及反倫理性，對 社會足以產生較大的損害或危險，但二者間並非本質上有 絕對的不同，而是因價值判斷或不法行為的內容，所作逐 漸的進階式劃分，而此劃分權限屬於立法機關，立法者得 從社會需要與政策考量等觀點，衡量該等行為的危險性， 據以決定處罰的方式。此觀諸司法院釋字第517號解釋理 由書揭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 ，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 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即對 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立法機關本於上述之立法裁量權限 ，亦得規定不同之處罰」意旨即明。因此，立法政策改變 ，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 」，或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 ，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自應 依前述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 3、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處 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是採取以刑罰制裁行 為人的立法政策。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 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1倍至10倍 罰鍰。加價出售訂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將原本 的刑事制裁予以除罪化，改以行政罰制裁行為人。是行為 人如於舊法時期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而違反67年鐵路 法第65條規定，嗣於新法時期制裁時，由於無論新舊法時 期，該行為均屬不法行為而具有可罰性，且因103年鐵路 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行政罰，較67年鐵路法第65條 規定的刑罰為輕，故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的「從新從 輕原則」，適用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處（ 另參酌司法院院解字第3389號解釋意旨）。
3、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 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 為（構成要件）應受如何的制裁（法律效果）有所認識或 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 以懲罰。是以，無論刑法第1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 政罰法第4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 法律（包括行政罰的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行政罰 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 ，亦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惟如適 用刑法第2條所定的從舊從輕原則或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 從新從輕原則，則可能處以較原定範圍為輕的處罰），方 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 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