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作為文化集體權／許育典（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裁判時報第110期
　　
釋字第803號解釋針對槍砲條例與野生動物保育法，處罰原住民持有獵槍打獵之規定是否違憲做出解釋，並啟發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究竟屬於個人權利或是族群集體文化權之討論。許育典教授在本文中，以加拿大司法判決為例，深入淺出剖析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特殊性，肯認保障原住民族集體權之重要，並提出憲法增修條文作為將狩獵文化權作為原住民族文化集體權之依據。
　
✏關鍵詞：釋字第803號解釋、原住民族文化權、狩獵文化權、文化集體權、比例原則
　
✏摘要：
聲請人王○祿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等罪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度原上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槍砲條例第20條第1項有關自製之獵槍部分規定、依同條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3款規定與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第2項前段規定、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下稱「原住民族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及同條第4項第4款規定等，有關：壹、原住民持有供作生活工具用之槍枝，限於「自製之獵槍」始有免除刑罰規定之適用；貳、系爭規定三至六限制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有違反憲法第15條生存權、第22條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第23條比例原則、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第12項前段肯定多元文化存在價值並促進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發展之意旨。另系爭規定二將自製獵槍定義為「原住民傳統習慣專供獵捕維生之生活工具」、「其結構、性能須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以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物射出」等情，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已逾越法律的授權，有牴觸憲法的疑義等語，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憲法。
　　
✏試讀
🟧個人權利或集體權利的爭點
　
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的文化權利，究竟是個人權利？還是集體權利？
當然，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釐清一個問題，究竟能不能從個人權利出發，藉由體系解釋的方式，讓現有的規範完全實現原住民族的保障，並確保每個人民都能達到最大可能的自我實現？如果有這種可能，那麼，只要透過憲法解釋，讓傳統基本權將原住民族的保障納入即可，而無須採用集體權的模式。對於此一問題，我們可參考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案例：奇爾科廷族對不列巔哥倫比亞省（Tsilhqot’in Nation v. British Columbia）。奇爾科廷族自稱是「河流的民族」（People of river），長期世居在加拿大威廉湖及其週邊流域，並以傳統的漁獵、伐木為生。他們並不完全定居在一塊土地上，而是根據季節、漁群，而進行一種巡迴、半遊牧的生活。在加拿大被英、法二國殖民後，其居民曾多次與政府爆發流血衝突，自1983年起，加拿大政府畫出一部分土地作為原住民保留區，使該民族居民可於保留區內營其傳統生活，但由於漁獵生活需要廣大土地，且捕獵活動常可能越界，奇爾科廷族仍常和當地省政府產生衝突。2012至2013年間，省政府與該民族對簿公堂，並要求法院判決當地原住民不得越過其保留區邊界、或進入邊緣區域的公、私有土地內進行經濟活動，只能在其「定居範圍內」進行。而原住民則主張自己應就其傳統的活動區域，有完全漁獵、伐木、或其他土地利用的權利。2013年11月，該省的上訴法院判決，奇爾科廷族可以擴大其漁獵範圍，無需地主或政府的同意，但仍然要求原住民「具體、清楚的將區域邊界定下」。該族人民認為，上訴法院的判決忽視了他們傳統文化的特殊性，企圖以歐美文化對所有權的概念，規範他們的傳統生活。因此，他們繼續上訴最高法院，而加拿大最高法院則判決：「奇爾科廷族人就其傳統生活領域，享有土地的『占有權』及『使用權』，而不受限於其『定居』的土地、或因此必須明確的畫分其生活區域」。在這個判決中，我們可以注意幾個特殊之處：
（一）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並非針對「所有權」而是「占有（occupation）權」。由於原住民的文化差異性，當地原住民並不打算取得所有權，而獨占週邊的廣大土地。他們想要得到的結果是「無論誰擁有這塊土地，我們都能在這個區域內經營傳統生活」。因此，他們得到的權利並非排他的、將其他人驅趕出該地的權利。相對的，他們所要求的，是傳統文化、生活模式被尊重的權利。也就是說，開發案並非被完全排除，但必須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和原住民討論後進行。
（二）此一判決並非將土地判給「一人」或「幾人」，而是給予全族人自治、自決土地利用方式的原住民集體性的權利。在這裡，訴訟的當事人是一個原住民族，而其所得的成果，只能也必須由全族討論、全族共享。
從此一案例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傳統基本權的不足。原住民在這種情形下，單一的個人在一二代人權的體系下，因為並沒有具體、明確的基本權受到侵害（該族人只有在一小塊保留區域內有土地的所有權），因此不具當事人適格。而其所追求的，過傳統生活的「權利」，也無法由傳統的基本權賦予，因為這種權利，只有在整個民族能共同享有自治自決的生活時，他們所爭取的內容才得以實現。在此，我們可以看出，透過社群共有的「集體權利」，而讓一群人能主張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並得以成為訴訟的主體，此一理念具有實益。而應用在原住民族社群，意即他們可以以原住民部落為主體，主張其文化、教育、環境……等權利的自主自治，並能以整個部落作為訴訟的當事人，由此觀察，我們可以肯定對原住民族集體權的保障有其必要。
　
🗒全文請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作為文化集體權──評釋字第803號解釋的釋憲同理心，許育典（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裁判時報第110期
　
📕本期目錄：http://www.angle.com.tw/magazine/m_single.asp?BKID=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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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昨作成805號解釋案，直指「少年事件處理法」未給被害人陳述意見權，違反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此也與刑事訴訟長期「重被告、輕被害人」的設計，近年來讓被害人炸鍋，相關機關修正訴訟程序時，開始側重兩造權益。

以我七月初所提出的"羅姓保全犯兒少網路誘拐及性侵案，法官涉交保裁定違失調查案"為例，正好凸顯出未成年被害人訴訟參與權及表意權的重要性。由於本案羅男以脆弱少女為目標，反覆實施計畫性的犯罪，其再犯危險性明顯高於其他性侵害類型。承審法官屬臺北地院性侵專股，理應優先考量被害兒少的最佳利益及其程序主體權、表意權及資訊獲知權的保障。然其未審酌被害兒少之最佳利益，也未適時尋求專家證人提供兒童觀點之意見，以及參酌兒童人權公約之相關見解，又未酌定足以防制被告再犯之適當事項，逕依被告聲請將全案移付調解，均有欠妥適。目前大法官805號釋憲案算是回應了兒少作為訴訟主體的權利，接下來就看何時修法完成!

💢💢同場加映:羅姓保全犯兒少網路誘拐及性侵案，監察委員要求司法院對承審法官為職務之監督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5&s=20476

〔記者吳政峰／台北報導〕大法官昨作成805號解釋，直指「少年事件處理法」未給被害人陳述意見權，違反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律師廖芳萱認為，少事法的立法保護對象是非行少年（加害人），使得規範通篇圍繞在非行少年權益上論述，但近年來被害人權益逐漸獲得重視，司法院可趁此修法賦予被害人訴訟參與權。

廖芳萱表示，少事法的程序規範部分參考「刑事訴訟法」而來，我國刑訴法的適用客體主要是被告，從程序上而言，多以被告角度出發，移植到少事法，也多從非行少年保護面向設計規範。

刑事訴訟長期「重被告、輕被害人」的設計，近年來讓被害人炸鍋，相關機關修正訴訟程序時，開始側重兩造權益，去年已讓被害人或家屬可聲請「訴訟參與」，保障陳述意見的權利。

【大法官釋字803號解釋出爐：既有法律並不違憲，原民狩獵仍只能使用自製獵槍並事前申請，兩年內因應實際需求修改管理辦法】

大法官於今（7日）下午針對原住民狩獵權，作成釋字803號解釋，審判長、司法院長許宗力強調，為了在原住民文化與生態保護之間保持平衡，本次解釋採「中度審查標準」（要求目的須追求重要政府利益，手段與目的須具有實質關聯性），針對原住民狩獵的法律規定，分散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簡稱《槍砲條例》）與《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野保法》）中，大致上都並未違憲，明確需修正的是管理辦法。

■既有法律管制不變，原民狩獵仍只能使用自製獵槍並事前申請

此案源於2015年底，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人Talum Suqluman（漢名王光祿），因使用不符合法規之獵槍以及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被判刑3年6個月定讞，即將執行前，最高檢察署為其非常上訴，最高法院於2017年裁定停止審判並聲請釋憲，創下最高法院首次提出釋憲案的首例。 2021年初，大法官宣布與其他兩案合併受理，並於3月9日舉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正式從憲法高度正視原住民狩獵行為與現行法律制度的扞格與矛盾。

目前制度上對原住民狩獵行為主要的限制，一是只能使用「自製獵槍」（槍砲條例第20條第1項），大法官主張符合法律明確性，並不違憲；第二是狩獵前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野保法第21條之1第2項），除此之外無其他方式得以確保狩獵的數量並保護人身安全，符合比例原則，也不違憲。

■因應實際需求，修正技術性細節與管理辦法

在維持既有的法律框架下，本次解釋涉及技術層面的管理辦法，以及原住民可進行狩獵活動的條件，有稍微修正與放寬。

由內政部警政署函示的《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 中，對於「自製獵槍」的規格定義過於粗糙，無法保障生命權與文化權，因此大法官要求主管機關限期兩年內修正。

原本僅能因傳統文化、祭儀才能狩獵的規定（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大法官認為因爲飲食需求的「非營利自用」，也應包含在整體的原住民傳統文化內，但獵捕的對象不能是保育類野生動物，除非族群數量逾越環境容許的程度。

而管理辦法中關於「非定期性」狩獵需求，亦即因生命祭儀（婚喪喜慶）或個人性的狩獵行為，需要在5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由於缺乏彈性，不符合原住民實際的日常生活，即日起廢除此項規定。其中需載明獵物數量與種類的規定，也因干預原住民狩獵的文化傳統（獵物是祖先與自然的賞賜，事先說好要打哪些觸犯禁忌），不再適用。

■王皇玉：上位階法律不違憲，生態保護仍佔優先性

長期關注原住民狩獵與現行法律制度矛盾處的台大法律系教授王皇玉認為，此次釋憲結果是在上位階法律並不違憲的情況下，要求修改下位階管制條例，她曾於2017年王光祿案於最高法院開庭時擔任鑑定人。

「仍然一直糾結在『自製獵槍』的概念，問題是族人根本沒有打造自製獵槍的傳統。但不管如何，要求用安全的槍枝狩獵，是目前大法官底線，但目前的解釋仍沒講清楚，行政機關兩年內要怎麼修正自製獵槍的定義，需再觀察。」王皇玉表示。

王皇玉過往曾於論文《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兼評王光祿之非常上訴案》中清楚闡釋，自製獵槍是在1983年《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訂立後，全面禁止民間自用槍制的情況下，原住民族不得已「被發明」的傳統，相較清朝、日治時期，原住民藉由戰爭與貿易取得當時的高性能「制式獵槍」，中華民國政府允許原住民持有的獵槍，是數百年來最落後且因不穩定有極大風險的「最爛」獵槍。

但整體而言，王皇玉仍肯認大法官因應原住民狩獵的實際需求，而要求行政機關修正管理辦法，以及將飲食與生活需求，包含進整體的狩獵文化，「過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中，即有關於『非營利』的自用需求，但野保法僅限傳統文化跟祭儀才能狩獵，像王光祿因為母親要吃山肉而打獵，沒有掛在文化的名目下就不可打獵，這說不過去，因此在《野保法》底下放寬非營利自用，值得肯定。但保育類還是不能獵捕，由此來看此一釋憲，生態保護仍佔有優先性。」王皇玉表示。

■戴興盛：大法官並未體會原民所遭受壓迫，自治之路渺茫

「大法官解釋採取同時尊重、並衡平考慮原住民族文化權與環境權的立場，形式上來說四平八穩。但最大的問題是，大法官對於實質議題的理解與詮釋是錯誤的、偏離現實的。偏誤一是，它將文化權與環境權理解為對立競爭的關係，但事實上，在良好的對多元文化尊重的環境中與適當的制度設計下，兩者基本上是具相輔相成關係的，然而今天的大法官解釋文，將使得台灣社會加深這兩價值間對立的印象。」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表示。

戴興盛所帶領的團隊自2017年起，與太魯閣族部落協力推動部落狩獵自主管理，嘗試在國家制度規範與原住民文化中，找出平衡之道，長期在第一線參與並觀察當代原住民的狩獵實踐。

戴興盛強調，目前在台灣真正遭到威脅的是原住民族文化權，而非野生動物之生存，在第一線現場見到的是，原住民族文化權與人權備受壓迫，而野生動物數量激增至嚴重威脅鄉村與部落農作物之程度。他認為野生動物稀少之處，主要是因為人為開發導致之棲地破壞，以保育野生動物之由而大力限制文化權，是錯誤歸因。

「此次釋憲案，顯現大法官會議、以及大法官會議後面代表的漢人社會與國家體制，並未真正體會原住民族文化權、社會權所遭壓迫與流失之痛，這對更全面的自治進程更是一大打擊。本來往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以及更廣泛自治之路已經非常艱困且緩慢，在這次釋憲案之後，除非大規模的原住民族運動再起，改變整個社會與國家體制環境，否則原住民族自治之路將更為渺茫。」戴興盛說。

（文／張子午；攝影／鄭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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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 ＃獵人 ＃原住民 ＃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