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底，彰化縣喬友大樓火災釀成四死悲劇。其中，一位消防員不幸殉職，引發各界對消防員權益的關注。在消防員基層團體的倡議下，消防員因《工會法》限制，不得組織工會的議題也因此再度浮上檯面。
　
針對消防員組工會議題，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於上週舉行「別再殉職換改革，盡速開放組工會」記者會，再次呼應基層消防員訴求，呼籲 ＃儘速修法開放消防人員組織工會，提升消防員勞動權益。

除了透過修法，我們也要邀請各位朋友與我們一起加入連署聲援消防員組工會的行列。
⚠️【連年殉職何時了？請國家開放消防員組工會，讓基層有自救的權利！】網路連署 https://tinyurl.com/yfjaurnw

本次記者會由時代力量中壢區辦公室林佳瑋主任主持，邱顯智、立法委員 陳椒華、王婉諭三位立法委員出席，並邀請吳韋達 彰化縣議員、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朱智宇、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社會發展部主任王英倩一同參與，共同為爭取消防員成立工會發聲。

＃殉職憾事不斷才換來緩步改革
邱顯智委員指出，過去十年來，第一線消防員因公殉職的憾事不斷發生，已經有 42 名消防員不幸犧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2015 年新屋保齡球館的違章工廠大火案，共造成 6 名消防員殉職。而在短短四年後，2019 年的大雅火災案，再度發生無人受困的違章工廠火警，造成 2 名消防員殉職。

邱顯智進一步說明，時代力量長期關注消防員權益，於 2018 年起強力推動《消防法》修法草案，最後在2019年大雅火災後終於順利通過，保障消防三權，包括資訊權、調查權及退避權。透過這項改革讓消防員能夠擁有火場的完整資訊、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境可以及時撤離、發生意外事故後基層能夠介入調查的權利。
　
邱顯智表示，長年來因相同原因造成多名消防員殉職，而問題卻從來沒有根本解決，甚至被外界譏為「今日公祭，明日忘記」。因此，在《消防法》完成制度改革後，要更進一步讓消防員擁有工會，才能透過工會機制，強化基層消防員溝通與政府溝通協商的能力。
　
＃破除特殊權力關係 ＃還權於消防員
王婉諭委員指出，過去政府拒絕消防員組織工會的原因，主要是基於「特別權力關係」。過去公務員被視為國家支配的特殊關係，不得享有一般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包括組織工會或尋求司法救濟等權利。然而，自從司法院大法官陸續發布釋憲，開放公務員、軍人及學生得透過司法進行救濟，以及羈押被告及受刑人監所的管理措施不得逾越必要程度的情形下，可見「特別權力關係」已逐漸被揚棄，不能再作為阻擋消防員組織工會的理由。

王婉諭強調，先前不斷發生消防員殉職才換來制度一點點的推進。政府應負起作為雇主的責任，站在與公務員平等地位共同協商勞動條件，將制度疏失及職業安全等眼下看不到的問題，透過組織並實質運作消防員工會來避免悲劇一再發生。

＃參考歐美制度 ＃開放警消組織工會
陳椒華委員指出，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國，均肯定公務人員的結社權，甚至開放團體協商權，如美國就有數十個州允許州或地方政府公務員能有限度的罷工。美國、德國、義大利都有由基層警察或消防員組成之工會組織，因而能夠積極得向政府爭取警消人員的勞動權益。

相較之下，台灣不僅限制警消人員籌組工會的權利，消防員甚至必須冒著被解僱或被懲處的風險，才能向政府爭取權益，非常沒有保障。因此，陳椒華認為台灣應該參考歐美制度，讓消防員組織工會，取得和政府對等溝通的管道。

＃消防量能嚴重不足 ＃消防員成血汗勞工
彰化縣議員吳韋達表示，消防員的過勞與人力不足，是各縣市共有的問題。而大法官釋字 785號解釋明確指出，對於外勤消防員而言，不對等的加班補償以及工時保障不佳，嚴重侵害其健康權，顯示了對全國的消防員而言，過勞處境是非常常見的。

吳韋達進一步以內政部消防署 去年12月彰化縣的統計說明，彰化消防員與人口服務比為1：1830，凸顯消防人力嚴重不足。而長期的人力缺口，除了使救災救護的量能不足，更使消防人員的勞動權益與生命安全缺乏保障。

#消促會發動聯署 #盼工會能強化消防員權益保障
消防員工作權利促進會秘書長朱智宇表示，消促會之所以發動聯署，是因為這十年間已失去太多消防員的寶貴生命，然而制度問題卻持續存在。因此，消促會認為消防改革其實是改革與殉職之間的賽跑，同時，消促會也深刻認知到，消防員在沒有工會組織的情況下，將無法事前與雇主協商基層消防員在工作場域上發生的問題，甚至無法獲得工會在爭取過程中的法律保障，導致消促會的會員和幹部要接受被懲處、解雇的風險來爭取。

朱智宇進一步說明，目前組織工會的連署已突破 2 萬 4000 人參與，其中有包括約 2500 位的消防員參與連署，已佔全國消防人力約八分之一左右，希望能透過連署人數的繼續爬升，讓國家能看到包含整個社會、消防人員及家屬，都是非常盼望並重視消防員組織工會的權益。這次發動和參與連署的民眾，包括過去消防殉職案的家屬，都是為了要求殉職案的真相。

#全教總權力聲援消防員組織工會
全教總社會發展部主任王英倩表示，自1995 年開放成立教師會以來，到 2011 年可以成立教師工會，教師組織走了足足 16 年，但今日台灣的民主化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語，讓消防員，以及所有政府受雇者取回應有的團結權，不該再等這麼久。

王英倩進一步指出，成立工會後，最大的差別是突顯教師作為勞動者的身分。當社會只看到教師的職業特殊性，會認為教師犧牲奉獻是理所當然。然而，政府和社會常常忘記老師也是血肉之軀，需要合理的工時和適當的休息。當教師可以用勞動者的身分，透過工會集體發聲，能讓政府正視教育現場所需的人力與資源，例如 2018 年成功爭取提高 1493 名國中小學員額編制就是一例，如果沒有工會，這一天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來臨。

王英倩認為，消防員面對的問題和教師相近，社會認為消防員救人救災是天職、不幸殉職是犧牲奉獻，然而消防員的殉職其實就是職災，是可以預防的職災，而預防職災的責任就是消防員雇主（即政府）的責任。而基於教師與消防員同樣受雇於政府，全教總全力支持消防員組織工會，讓工會成為每位在前線奮戰的消防員最堅強的後援。

#消防員爭取權益卻遭清算 #凸顯成立工會重要性
時代力量林佳瑋主任指出，目前消防員因為缺乏制度性的溝通管道，往往只能透過記者會、遊行、申請大法官釋憲等方式倡議消防員權益改革，但往往改革還沒成功，倡議者卻已經被記過、調職、甚至解僱，如高雄市消防員徐國堯曾申請大法官釋憲，替所有輪班公務人員打開了超勤補償的大門，然而他卻在 40 天之內被記了 42 支申誡，因而被免職。這凸顯為何需要工會制度，讓消防員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同樣受到法律保障，免於被清算的情況再度出現。

時代力量長期關注消防員權益，並於今年5月於立法院提出《工會法》修正草案，希望能開放消防員組工會，讓消防員在不被清算、不被解僱、不被威脅的狀況之下，提出對制度的改革建議。時代力量呼籲立法院盡快處理《工會法》修正草案，將其排案審查，並誠懇地呼籲朝野各政黨，共同正視台灣消防員的權益問題，預防悲劇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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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803號解釋出爐：既有法律並不違憲，原民狩獵仍只能使用自製獵槍並事前申請，兩年內因應實際需求修改管理辦法】

大法官於今（7日）下午針對原住民狩獵權，作成釋字803號解釋，審判長、司法院長許宗力強調，為了在原住民文化與生態保護之間保持平衡，本次解釋採「中度審查標準」（要求目的須追求重要政府利益，手段與目的須具有實質關聯性），針對原住民狩獵的法律規定，分散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簡稱《槍砲條例》）與《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野保法》）中，大致上都並未違憲，明確需修正的是管理辦法。

■既有法律管制不變，原民狩獵仍只能使用自製獵槍並事前申請

此案源於2015年底，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人Talum Suqluman（漢名王光祿），因使用不符合法規之獵槍以及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被判刑3年6個月定讞，即將執行前，最高檢察署為其非常上訴，最高法院於2017年裁定停止審判並聲請釋憲，創下最高法院首次提出釋憲案的首例。 2021年初，大法官宣布與其他兩案合併受理，並於3月9日舉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正式從憲法高度正視原住民狩獵行為與現行法律制度的扞格與矛盾。

目前制度上對原住民狩獵行為主要的限制，一是只能使用「自製獵槍」（槍砲條例第20條第1項），大法官主張符合法律明確性，並不違憲；第二是狩獵前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野保法第21條之1第2項），除此之外無其他方式得以確保狩獵的數量並保護人身安全，符合比例原則，也不違憲。

■因應實際需求，修正技術性細節與管理辦法

在維持既有的法律框架下，本次解釋涉及技術層面的管理辦法，以及原住民可進行狩獵活動的條件，有稍微修正與放寬。

由內政部警政署函示的《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 中，對於「自製獵槍」的規格定義過於粗糙，無法保障生命權與文化權，因此大法官要求主管機關限期兩年內修正。

原本僅能因傳統文化、祭儀才能狩獵的規定（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大法官認為因爲飲食需求的「非營利自用」，也應包含在整體的原住民傳統文化內，但獵捕的對象不能是保育類野生動物，除非族群數量逾越環境容許的程度。

而管理辦法中關於「非定期性」狩獵需求，亦即因生命祭儀（婚喪喜慶）或個人性的狩獵行為，需要在5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由於缺乏彈性，不符合原住民實際的日常生活，即日起廢除此項規定。其中需載明獵物數量與種類的規定，也因干預原住民狩獵的文化傳統（獵物是祖先與自然的賞賜，事先說好要打哪些觸犯禁忌），不再適用。

■王皇玉：上位階法律不違憲，生態保護仍佔優先性

長期關注原住民狩獵與現行法律制度矛盾處的台大法律系教授王皇玉認為，此次釋憲結果是在上位階法律並不違憲的情況下，要求修改下位階管制條例，她曾於2017年王光祿案於最高法院開庭時擔任鑑定人。

「仍然一直糾結在『自製獵槍』的概念，問題是族人根本沒有打造自製獵槍的傳統。但不管如何，要求用安全的槍枝狩獵，是目前大法官底線，但目前的解釋仍沒講清楚，行政機關兩年內要怎麼修正自製獵槍的定義，需再觀察。」王皇玉表示。

王皇玉過往曾於論文《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兼評王光祿之非常上訴案》中清楚闡釋，自製獵槍是在1983年《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訂立後，全面禁止民間自用槍制的情況下，原住民族不得已「被發明」的傳統，相較清朝、日治時期，原住民藉由戰爭與貿易取得當時的高性能「制式獵槍」，中華民國政府允許原住民持有的獵槍，是數百年來最落後且因不穩定有極大風險的「最爛」獵槍。

但整體而言，王皇玉仍肯認大法官因應原住民狩獵的實際需求，而要求行政機關修正管理辦法，以及將飲食與生活需求，包含進整體的狩獵文化，「過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中，即有關於『非營利』的自用需求，但野保法僅限傳統文化跟祭儀才能狩獵，像王光祿因為母親要吃山肉而打獵，沒有掛在文化的名目下就不可打獵，這說不過去，因此在《野保法》底下放寬非營利自用，值得肯定。但保育類還是不能獵捕，由此來看此一釋憲，生態保護仍佔有優先性。」王皇玉表示。

■戴興盛：大法官並未體會原民所遭受壓迫，自治之路渺茫

「大法官解釋採取同時尊重、並衡平考慮原住民族文化權與環境權的立場，形式上來說四平八穩。但最大的問題是，大法官對於實質議題的理解與詮釋是錯誤的、偏離現實的。偏誤一是，它將文化權與環境權理解為對立競爭的關係，但事實上，在良好的對多元文化尊重的環境中與適當的制度設計下，兩者基本上是具相輔相成關係的，然而今天的大法官解釋文，將使得台灣社會加深這兩價值間對立的印象。」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戴興盛表示。

戴興盛所帶領的團隊自2017年起，與太魯閣族部落協力推動部落狩獵自主管理，嘗試在國家制度規範與原住民文化中，找出平衡之道，長期在第一線參與並觀察當代原住民的狩獵實踐。

戴興盛強調，目前在台灣真正遭到威脅的是原住民族文化權，而非野生動物之生存，在第一線現場見到的是，原住民族文化權與人權備受壓迫，而野生動物數量激增至嚴重威脅鄉村與部落農作物之程度。他認為野生動物稀少之處，主要是因為人為開發導致之棲地破壞，以保育野生動物之由而大力限制文化權，是錯誤歸因。

「此次釋憲案，顯現大法官會議、以及大法官會議後面代表的漢人社會與國家體制，並未真正體會原住民族文化權、社會權所遭壓迫與流失之痛，這對更全面的自治進程更是一大打擊。本來往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以及更廣泛自治之路已經非常艱困且緩慢，在這次釋憲案之後，除非大規模的原住民族運動再起，改變整個社會與國家體制環境，否則原住民族自治之路將更為渺茫。」戴興盛說。

（文／張子午；攝影／鄭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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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 ＃獵人 ＃原住民 ＃釋憲

從鮭魚之亂看《姓名條例》之修法

很感謝大家這麼關注超明的提案，也表達了許多意見，雖然意見中不乏訕笑字眼，但是超明願意接受大家的看法，在這裡，再跟大家說說當時的緣由。

在電視第一次報導有年輕人為了吃免費鮭魚去改名後，鮭魚們就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甚至有人發揮創意，把可以想到的海鮮、飯店名稱都放進名字裡，名字「陳愛台灣鮑鮪鮭魚松葉蟹海膽干貝龍蝦和牛肉美福華君品晶華希爾頓凱薩老爺」高達36字，打破過去最長名字「黃大嵐是喜神財神衰神福德正神所有神祝福的寶貝小心肝」25個字的紀錄。這個紀錄後來又被一位50字的改名打破，這樣的改法跟字數，大家不覺得奇怪嗎？戶政單位為何會這樣配合？我們從法的角度來看。

在美國，美國成年人可以隨時更改自己名字，但多數政府機關需要改名證明文件，所以改名前就需透過向法庭申請，繳交規費後，開庭宣誓後才能申請改名，有些州還要求必須在報紙公告，如果有人反對也要開庭審理，之後才會提供證明文件去改名。此外，就是入籍美國或登記結、離婚時在申請文件上直接改名。小孩改名則要父母親雙方同意，否則由法院開庭決定。在日本更名，則需提出正當理由，經家庭裁判所許可才行更名。每個國家父母親為孩子取名，都有其用心與意義，尤其台灣傳統文化的傳承，最是重視。父母親為求子女未來人生順遂，對取名極為用心，甚至不少人還先以算命、求名等方式為孩子取名、更名；而美國若要將未成年子女改名，法院會考量是否最符合孩子的利益，包括改名後的不便處、孩子的尊嚴以及14歲以上還要經過孩子本人同意等。從美日的規定來看，改名是很嚴謹規定很多的，回頭來看看台灣。

最早台灣改名僅限一次，也須經主管機關認定，現行台灣改名規定這麼容易，是因為大法官解釋。當年有民眾因為改名一次後想再改名，被戶政單位拒絕，因此提出釋憲。隨後，大法官作出釋字第399號，指出讀音不雅與姓名文字有關，屬於改名特殊原因，必須保障其人格權。因此，在民國90年修法予以放寬改名次數，但同時內政部考量，姓名是個人符號，如果改名毫無限制，恐造成識別上之混淆，並影響社會秩序及交易安全等，所以依憲法第23條之規定予以限制，以二次為限，但未成年人第二次改名，應於成年後才可，且將「主管機關認定」字眼拿掉。到了104年，立法委員提案姓名條例，經過協商後再修正為三次。演變到今天，大家都依姓名條例第九條第六款「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申請改名，而戶政單位也在沒有過問原因的情形下直接將民眾想改名的文字登錄在系統內，因此出現長達36個字的名字。

依大法官解釋的精神，在尊重人格權下，改名次數不應該有限制。但超明認為，改名不是不行，但過去改名常常是因為算命後的需求，演變到現在，商業活動也成為改名的原因，不管是貪小便宜，還是創意，改名字是大事，這不只是個人的事，更是對父母取名的一種尊重。尤其，台灣人在為小孩取名時的慎重，都在傳統家族文化與姓名學中兼顧或二擇一，凸顯的就是父母為下一代的用心。超明與助理們討論提案時，考量到未來類似的商業活動一定會層出不窮，因此提案出發點在於讓敢改名的年輕人有機會在一段時間後反悔將名字改回正常。

這次的鮭魚風波，對政府及社會都有影響，超明希望年輕人在追流行的當下，去體會、尊重家長取名時的用心。至於是不是要透過審理、審查的方式，確認沒有影響社會秩序與安全，付出時間、金錢等成本後，政府才同意改名，這部分可以討論。因此，超明會與內政部等相關單位進行討論，在符合憲法、人權與社會期待等多方條件下提出修法版本，先前的提案將不會進行聯署。謝謝大家對超明提案的批評指教，謝謝。

一日議會都市計畫專案小組第8次會議 嘉義市容積移轉自治條例討論會（885）
感謝蔡榮豐議員，針對嘉義市政府都市計劃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第六條第六項和第七項，接受基地條件，舊市區面積，要超過300平方公尺，其他地區基地面積，要超過500平方公尺的限制，應該調降，要讓市民獲益，而不是讓財團獲益。
感謝戴寧議員，針對130條都市計劃道路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應該利用自治條例立法，提高嘉義市都市計劃容積移轉效率，降低容積移轉障礙，保障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所有人權益。
目前，嘉義市政府都市計劃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是根據中央都市計劃法第83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都市計劃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再經嘉義市都市計劃委員會103年第102次會議審議通過嘉義市政府都市計劃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
目前只通過三個案例市政府代金收入為，$56,735,718，成效有限。
本會為最高立法機關，有必要發揮立法功能，比照外縣市成功案例，制定適合嘉義市的都市計劃容積移轉之條例，送大會審查。
公用設施保留地，為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有計劃道路，廣場，公園，中小學，兒童遊樂場，綠地，停車場，體育場，及市場用地等。
截至2014年為止全台灣各縣市有27,278公頃的公保地，未取得土地所有權。
由於政府財政許可如果在1970年，可以處理，只要$310億，如果1980年，可以處理，只要新台幣一兆元，拖到今天以土地公告現值，也許要新台幣6兆，若用市值計算恐怕要超過10兆新台幣，這是目前中央總預算四年不吃不喝，都付不起的金額。
在法律層面1964年立法通過，10年內要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問題，保障公共保留地所有人權益。
10年後時序來到1973年，無法解決土地徵收問題，就重新立法再延長15年的法令效期。
最後，在1988年仍然無法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徵收問題，就第三次立法修正，取消政府徵收年限。
1994年第336大法官釋憲案，大法官解釋，基於公共利益，無法完成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問題，沒有違憲。
1996年第400號大法官釋憲案，才確認為保障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人權益，政府必須另外訂定法律條文處理，才有今天各縣市議會通過容積移轉自治條例的法律需求。
如果依法論法目前都市計劃容積移轉，採申請制。事實上，這是政府因為財政困難，無法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造成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人權益受損，應全國不分區，統一由中央政府，主動發放都市計劃容積移轉證明，並設立都市計劃容積移轉銀行，在地質條件許可下，全國一個區，讓都市計劃容積移轉需求高的六都，作為主要的都市計劃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其他各縣市，則作為都市計劃容積移轉主要的送出基地。
另外，非六都各縣市接受基地條件，位於舊市區基地面積可以下降到50平方公尺，其他地區可以下降到100平方公尺，才不會獨厚財團，一般人民無法享受，都市計劃容積移轉的利益。
下個月，都市計劃專案小組會議，要麻煩工務處，針對130條道路的公共設施保留土地面積金額，提出報告。
建設處，針對公園和市場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和金額，提出報告。
交通處，針對停車場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與金額，提出報告。
都市發展處針對都市計劃容積移轉自治條例條文建議內容，請先經過行政處法制科諮詢過後，提出報告。
再次代表市民朋友，感謝蔡榮豐議員，戴寧議員，市政府各局處同仁，和市議會同仁，共同出席和提供寶貴的建議，我們下次會議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