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字第799號】關於性侵害犯罪人強制治療之合憲性問題

關於性侵害犯罪人「刑後治療」的相關規定，規定於刑法第91-1條（實體要件）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溯及既往之規定）。
2005年刑法修法之第91-1條規定：
犯該條所列之性犯罪而有以下情形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而上開規定修法後的問題在於，2005年之前犯前開條文所列之性犯罪之人，如仍有危險性，無從溯及適用該法予以刑後治療，因此2011年修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增訂22-1條，使刑法第91-1條的強制治療規定溯及適用到在2005年以前犯特定性犯罪之人。

以上規定有可能使得屬於 #保安處分 的強制治療「實際上」變成遙遙無期限的長期刑罰的可能。
此外，在程序法上，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到法庭陳述意見的機會，在鑑定程序方面的辯護權也有疑慮。
因此，幾位法官對此提出聲請釋憲案。

大法官解釋全文參見：http://bit.ly/2WYLuwp

解釋爭點
1. 刑法第91條之1實體規定合憲性之問題
(1)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規定「有再犯之危險」及同條第2項前段規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2)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l第3項規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是否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之保障？
2.程序保障之問題
(1)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於聲請宣告或停止強制治療程序，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是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2)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進行之鑑定、評估程序，是否對受處分人之程序保障不足，而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3.溯及既往規定：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1項規定，對95年6月30日即刑法第91條之1規定修正施行前，曾犯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施以強制治療，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對於以上問題，大法官的見解大略整理如下：
1.刑法第91條之1實體規定合憲性之問題
強制治療期限的問題，原則合憲，但是「若干特殊情形之長期強制治療仍有違憲之疑慮」－－「現行強制治療制度長年運作結果有趨近於刑罰之可能，而悖離與刑罰之執行應明顯區隔之憲法要求」，因此要求有關機關於3年內為有效之調整改善。

2.程序保障之問題
(1)受處分人應有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
(2)如受治療者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
然而現行規定未賦予以上程序保障，故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3.溯及既往規定之問題
大法官認為由於有鑑定、評估程序而認有再犯性犯罪危險，基於社會大眾安全之保障，犯罪受刑人個人之信賴利益應行退讓。
結論是：不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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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與實務界對於這號解釋的一些質疑聲浪：

然而，該號解釋在法律圈引起質疑的最大一點在於 #違憲審查之標準。
大法官一方面認為該等長期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嚴重拘束人民身體自由，而與刑事處罰有類似效果，但又認為保安處分的重點在於治療而不是處罰，事涉醫療專業，故採用「中度標準」予以審查。
也就是說，引起質疑的是，對於長期人身自由的拘束，大法官不採取嚴格審查標準，究竟是否合理？這點是有爭議而值得討論的。

對於這點，我也還在思考，並沒有確定的立場與定見。

而這號釋憲案的背景故事，是我認為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強制治療釋憲】法官張淵森看釋憲　「我不是主張把性侵犯都放出來」〉http://bit.ly/2KRBJNZ

〔針對性侵犯刑後強制治療聲請釋憲的台中地院法官張淵森表示，這次釋憲的重大修正有二，一是增加接受強制治療者程序權的保障，二是對於異常人格的特殊案例，可能形成「以治療知名，達終身監禁之實」，做檢討改善。張淵森表示，大法官的意見和他的大致相同，唯獨對於微罪者，仍無法統一最長期限，這點他不是很認同。〕

〔對於治療期是否應定期限，大法官認為要視個案而定，無法統一規定期限，但大街上的遛鳥俠，判刑僅7月，有必要又關他4年嗎？會不會關到死？去年一名70歲老人才強制治療1年，就在獄中往生，這是否很不合理？〕

大法官解釋認為，以行政文書「寄存送達」完畢時作為時效起點，程序規範正當，並未違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能因為未給緩衝期限，就說規範違憲。不過解釋也強調，若要讓人民的基本權獲得更高的保障，相關機關也可以依照民事及行政訴訟法規定，從「寄存送達」10天後再開始計算時效。
　
#行政程序法 #行政文書 #寄存送達 #大法官釋憲

#大法官提名詢答連載 之一

在今天對大法官提名人蔡宗珍部長的詢答中，我詢問蔡部長幾個問題：

一、《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地方制度法》以及已經內國法化的 #CEDAW 均有提及 #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而蔡部長曾在 1997 年、2006 年論文中，也有提出看法。在其中蔡部長主張憲法只規定保障「法律上平等」，為了促進事實上平等，設計以性別為差別待遇基準的法律，反而在手段上違憲，並可能構成所謂的「逆向歧視」。甚至《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與維繫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意義與功能大為懸殊，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保障的性別保障規定違憲。但是，台灣在規範面及實然面的 #性別主流化 走了這麼多年，蔡部長是否還維持先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見解？以及，如果按照先前的法律見解，是否所有美國法學理所謂「#積極矯正歧視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國內多翻譯成「#優惠性差別待遇」，本處翻譯參考陳昭如教授之建議）都有違憲之虞？

二、另外，更廣泛來說，婦女保障名額以至於其他種積極矯正歧視措施，蔡部長認為判斷合憲性的可操作標準是什麼？

三、《#憲法訴訟法》於 2022 年 1 月 4 日開始生效，重塑了我國釋憲程序。其中新引入了 #裁判憲法審查，引發了下面兩個難題：一方面，許多人民甚至法律人擔憂憲法法庭會成為「超級第四審」，凌駕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另一方面，現在大法官書記處一個月就已經收到了一千兩百件的聲請，開放裁判憲法審查後收到的聲請只會更多。如此一來，大法官如何正確操作選案的標準，辨識出《憲法訴訟法》第 61 條第一項所謂「具 #憲法重要性，或為 #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 ，讓憲法法庭能順暢運作，不會被案量壓垮、也不會侵犯普通法院的權限，審查真正重要的案件，就會是非常重要的課題。請蔡部長說明《憲法訴訟法》上路後，自己認為理想且可操作的 #選案標準。

四、《憲法訴訟法》相較於先前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更加強調全面司法化、法庭化、透明化。達成憲法訴訟透明化有很多種方式，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落實公開 #言詞辯論程序，讓社會可以更注意系爭案件，並看見各方代表針對特定爭點的攻防，進而更掌握系爭案件的憲法議題，也對於憲法法庭做出的解釋有更準確的理解。但台灣迄今為止目前有開言詞辯論的釋憲案件，含這幾天的年改案，也共 12 件而已。反過來看美國，一年約做出 80 起案件 ，原則上都進行言詞辯論。台灣之前不常開言詞辯論，或許是因為做成釋憲的表決門檻比較高、並且要求在言詞辯論終結後二個月內作成判決。但在這次修法，不但降低表決門檻至半數，也延長作成判決的期限，言詞辯論終結後三個月內再做出即可，必要時得延長兩個月。請問蔡部長：在憲法法庭中，原則上行言詞辯論是否可行？還需要那些配套措施，提高開言詞辯論的比率？

蔡部長關於性別保障名額以及積極歧視矯正措施的主張是：她個人支持性別主流化，至於在學理上，從來沒有在本質上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制度，並且主張有各種不同保障名額的方式，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上要有性別保障名額制度。

蔡部長主張她一路贊成 CEDAW 的價值，也高度支持 CEDAW 指標，因為該指標也是能引領國際的價值，自然也包括推動以保障名額推進積極保障名額。但是在 2011 年 CEDAW 內國法化之前，要怎麼跟國內憲法學理結合，或是處理積極歧視矯正措施與逆向歧視會是學理上要處理的問題。當然，十餘年前的文章，主張有其法理脈絡不能忽略，也不會認為主張不能修正。

至於積極歧視矯正措施合憲性的界線，蔡部長認為必須放在整體社會發展具體脈絡來思考，很難有抽象指標，特別是社會跟就業面向，必須要配合具體社會成長情形，來細密推敲，以決定國家介入程度。

《憲法訴訟法》上路後，蔡部長認為不管在形式面或組織面要有縝密的組織準備。組織上，在首席大法官的引領之下，司法院必須開始籌措相關的準備工作。實體上，憲法重要性的指標，大法官這麼多號解釋其實已經藉由多次法規範審查的制度，已經建立了一些基準，這些基準應該在 2022 年的應該被更縝密地發掘出來作為指標。選案標準上，可以配合大法官先前發展的指標，以及制度起源地德國的法理。其中相對清楚、德國數十年發展出的指標是，#能夠進入憲法法院的案件，不該只是法律適用下的爭議，#必須要牽扯到基本權的保護範圍與界限（i.e. 赫克公式及舒曼公式），或許可以參考。以台灣為例，在釋字 617、623、656 等案件，大法官當時雖然無法就個案來救濟，但已經在最大可能範圍內思考，憲法重要性的指標。蔡部長認為 #基本人權保護領域 就是關鍵指標，特別是就憲法文本列舉以外的 #基本權續造。當然，現在案量已經很多，日後憲法訴訟新制實行後，相關任務就會更形艱鉅。

至於言詞辯論，蔡部長認為應該要常態舉行。如何運作，應該要戒慎恐懼好好準備。例如，要有更精緻的 #準備程序，包含真正的 #爭點整理、討論標的的聚焦，才能讓言詞辯論有效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