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 can’t reply］

高等法院第一庭的證人席旁，有個矮身木架，擺放了審訊相關的Bundle。 文件夾每個逾吋厚，約五六個排列在書架上，審訊談到那一份文件或證物，便需要從架上的文件夾中取閱出來。法庭很多時間就是消耗在翻查相關文件的程序上。文件夾背脊貼上了白紙告示，註明了這宗案件的編號及控辯雙方名字。

這宗案件為「HKSAR v. TONG Ying-kit」（香港政府v.唐英傑）。香港法庭文書處理，細緻非常。姓氏TONG全為大階英文字母，名字Ying-kit 中大小字母分野，讓人明瞭這組英文字需要連起來理解，但中間的「-」號又剛好分開了兩個中文字的粵語拼音。

唐英傑是誰？去年夏天之前，他不過是一個廿多歲，讀書成續欠佳，曾於台式茶飲店工作，後來到日本餐廳做侍應的香港年輕人。一夜間，他從藉藉無名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全港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人。

只因他於港區國安法實施首日，即2020年7月1日，駕駛了一部電單車，被指衝向警方防線，車上插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成為了港區國安法第一案的被告人。從此命運被改寫。

國安法首案開審後，連日來，歷史學者、政治學家、傳播專家，到庭上解說「光時」口號，是否有分裂國家的意思。然而學歷不高的唐英傑自己想甚麼？他想甚麼和案情有沒有關係？

24歲的唐英傑，身型壯碩，已還押逾一年。在三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押解下，進入犯人欄。連日審訊，他都穿同一套衣服。深藍色的西裝外套，黑色恤衫，配襯黑色領呔。同色系的領呔和恤衫融為一體，無聊時，他會用手指把玩領呔。

這天是審訊最後階段，控辯雙方律師「結案陳詞」的日子。唐英傑進入犯人欄後，三位法官未出來之前，律師團隊走到犯人欄旁，跟唐英傑商討甚麼。

律師們透過金屬欄柵送了文件給唐，而唐又俯身聆聽意見，多達九人的律師團隊有老有嫰有男有女，圍着犯人欄談笑。有些時候，律師們和唐談得輕鬆，抑壓着的「嘻嘻」聲在寧靜的法庭後方傳出來。

此案關於唐英傑的資料，有時是控方披露，有時是辯方提供，但唐自己沒有選擇出庭作供，只有他一名前僱主出庭作證。這位旺角台式飲品店老闆娘，指唐在社會運動期間擔任急救員，在案發當天約了唐到銅鑼灣吃午飯。

警方則從唐手機裡截取了社交媒體紀錄，對話裡，唐與友人於案發當天，收發過海隧道有設置了路障的資訊，而唐亦提時間「沒有遲，銅鑼灣未聚夠人」的說話。但辯方律師解釋，唐是社運的急救員，當天預備替傷者急救，而也約了友人在銅鑼灣區吃飯。

辯方今天翻出了唐英傑的中學成績表。辯方大狀Clive Grossman（郭兆銘）已達八旬，他手震震，口震震地拿着唐的成績表說：「中三那年，他的中史分數，一百分滿分，他只拿了五十分；全班130人，他考第124。」顯然，郭資深大狀想說明，唐英傑沒可能理解深奧的學術知識。

唐的爛成績，在辯方口中是說明他不知道口號的歷史意義；但對於控方來說，唐英傑在香港接受教育，有讀過中史課，而當日是七一香港回歸日，國安法生效第一天，加上關於國安法的報導已沸沸揚揚，控方周天行專員指，唐不可能不知道這支旗的意思。

周天行請法官翻看一個港島彩色地圖，周天行指出，唐英傑當天開着電單車，從東區海底隧道到港島，卻沒有直接去銅鑼灣，而是先到中環、金鐘、再繞回灣仔，先後經過（周指是衝過）四個警方防線。而從社交媒體截圖可見，唐知道自己在幹甚麼。

周續形容，唐四次被警方防線要求截停，但繼續駕駛，其中一次被射胡椒球也沒停下。控方指，唐非但沒停車，甚至加速，最後令三個警員身體「受嚴重傷害」。而現場圍觀人士拍掌歡呼，可見唐的行為嚴重危害警方及道路使用者安全。

相反，代表唐的辯護大狀郭兆銘則指，唐經過首三條警察防線，沒有直接衝向警察，而是繞開了，而第四次發生意外時，煞車燈一度閃亮。

郭資深大狀認為，「這不是恐怖分子的行為。恐怖分子不會按煞車掣，他也不會在社交媒體約人去吃飯，或帶急救用品出去。恐怖分子自毁之前不會說，我要約人去吃飯。」然而法官們卻指出，證據指當時煞車燈有亮起，但有交通意外專家卻指，其後車速是減慢還是加速沒法知道。

郭資深大狀又指，控方形容三個警員嚴重受傷是誇大了。「電單車不是致命武器，它不是機關槍。他在車上掛着那支旗，可以說是在showoff (炫耀)。但控罪說『嚴重危害社會安全』實在說不上。現場的圍觀人士，在拍掌喝采，那不是感到危險的人會做的事。怎能說公眾安全受威脅呢？」

郭更說，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也不見得受影響。法官杜麗冰此時指出，有證據指當時附近有一對年紀老邁的男女長者，正想過馬路。但郭堅持，沒有人感到危險。

郭資深大狀續指：「那是示威的時候，很多人在街上，街上很多人不滿政府，不滿警察。但說他這個行為嚴重危害社會，達至恐怖活動？說不上。控方引述的警方調查只證明，有人舉『光時』旗，有其他人喊港獨口號，但不能說所有人都同意其港獨訴求。」

控方周天行專員，今天帶出了要理解口號除了參考專家，也要考慮口號的 “ordinary meaning”, “ordinary understanding” 。周專員並引述案例指，常人理解口號意思如何，已可達至煽動入罪理據。

至於爭拗多天的專家意見，控方的周專員認為，包括辯方專家也同意劉智鵬教授對光時的理解（帶有分裂國家意思）是其中一個可行的理解。

周專員指控，辯方雙李專家指「光時」意義抽象又多樣的報告，不可靠又不可信。周專員指，辯方雙李專家(Eliza及 Francis)並非歷史學者，辯方報告裡的研究，也不是特意為此案進行，又指焦點小組的調查員在調查時發問了「引導性問題」。

但辯方的郭大狀則多次強調，法庭要小心不要隨便否定兩位辯方專家意見。「Eliza及 Francis是其領域上具權威的學者，兩人做的研究、著書、教學，均通過嚴謹的學術標準。控方劉智鵬或許是稱職的歷史學家，但劉智鵬教授不是政治學者，也不是政治傳播學者。Eliza及 Francis是真正的專家 (They are experts in real sense) 。」

今天代表辯方發言的郭兆銘資深大律師，年屆八十，眉毛稀疏，胖得有雙下巴，鼻子尖尖，耳朵卻特大。他在英國出生，曾於南非讀書，他嗓子陰柔，以英語提醒法庭：「正正是因為Eliza及 Francis的研究，不是特別為此案而做，而是他們老早以學者身份進行，更顯得他們是獨立而且不偏不倚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學界一直是這樣做研究，他們的方法受國際學術圈子認可。」

郭資深大狀，不時調整頭頂的假髮，或扯一扯身上的大狀袍，或在說英語的時候伸伸舌頭，舐舐自己乾涸的唇：「希望法庭不會說，這些專家的意見，我不用去理會，指控這些專家們是錯的，甚至說專家們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兩位學者告訴我們，社會運動的口號是抽象的，供人各自解釋，因為口號不只要帶出實質政治訴求，還要表達情感，團結群眾。」法官杜麗冰深思着，嘴唇緊合，神情嚴肅。

郭大狀也提及，控方證人劉智鵬教授，自己曾陪伴嶺大校長現身2019年7月「光復元朗」活動：「劉教授自己出現在『光復』活動，卻說自己不知道活動主題，也堅持自己不是參與者，只是去關心學生，這種說法很令人懷疑（suspicious）。」

控方還指辯方專家一個「關鍵性缺失」在「時間脈絡」不足，即「雙李」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2019年，非案發的2020年。郭資深大狀在自己的總結中幽了對方一默：「吓，時間脈絡的欠缺，好像控方專家犯這個錯誤更嚴重，劉教授指口號意思幾千年不變，他好意思去挑戰辯方專家幾年或幾個月的差距？」

郭資深大狀，肚腩大大，說話帶有老派英式紳士的幽默感。對於控方的指控，例如舉起「光時」旗有煽動成分，是恐怖活動，郭資深大狀攤開他的老人手掌，不住反問： “What? How? Why?”

控方指梁天琦本人支持港獨，故「光時」八字有港獨意思；控方指此八字在中聯辦外被叫喊，故「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郭資深大狀連續用英語輕輕而高音地反問，說話時縮起他那佝僂的肩膀，攤開滿佈手筋的手掌： 「“So What?” 梁天琦怎樣想，被告人怎知道？“So What?”中聯辦外的活動，被告人連去都沒有去，他怎知道？」

郭大狀重申了Eliza及 Francis的意思：「口號意思是多元的，抽象的。」他舉起了右手拳頭，舉向天：「正如我喊：『Let’s go out and fight for our rights!』(我們出去爭取權利。英語fight有『打鬥』和『爭取』雙義)，你可以理解為我要去寫信給報紙投稿，或參選議會，或者出去打人。一字歧義，是常見之事。」

「Eliza及 Francis提過，發訊者若想表達清晰的意思，會挑選一個意思更清楚的詞，不會選一個抽象的字去表達。『光時』這口號意思不明白，並不像『我們要去打林鄭月娥 (let’s go and beat up Carrie Lam)』那麼明確。」郭大狀語氣在說笑，但法庭裡卻沒有甚麼笑聲。

國安法首審，條文意思如何詮釋，萬眾觸目。這天，法官也曾和控辯雙方討論條文的法律觀點。

代表政府的周天行專員，提到「恐怖活動」罪行時，指出「光時」旗幟是一支帶有「政治議題(political agenda)」的旗幟，會向附近的人宣揚其包含的分裂國家意思，嚴重危害社會。

此時，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提出，根據國安法「恐怖活動罪」相關條文（24條），「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即屬犯罪。」陳官指，這條文是談活動(activity)而不是政治議題(political agenda)。陳官強調「的」這個字。而24條的細項指出，活動包括暴力、爆炸、縱火、破壞交通、干擾水電通訊等。

陳官解釋時，杜麗冰點頭。

周專員呢喃回應：「對，字面是這樣。」

彭寶琴插話：「不只是字面，是條例這樣寫，恐怖＿的＿活動，不是關於政治議題。(Activities intended to cause grave harm to society, not about political agenda)」杜官再點頭。

周堅持自己在提供事件的背景。彭官再重申。「我恐怕這一條法例不是談口號或談追求政治議題，而是關於破壞社會的活動。周先生，你是否接納這樣的解釋？」

周再說，因為唐的行為是針對警察。

彭官及杜官再重申條文是談「活動」。

周最後同意，恐怖活動罪的焦點是在「活動」一字上。

至於關於「光時」口號的控罪，則是國安法20條「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彭寶琴問辯方，光時口號多義，為何郭大狀說「應當無罪」，兩者關係如何？彭官指出，「煽動」於口號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口號在這個考慮了歷史及處境，合理地造成一個事實，是口號有可能去煽動 (capable to incite)。第二部分，是指被告人當時的理解，有沒有犯罪意圖 (Mens Rea刑事意圖)。

而根據控方劉教授的報告，劉也承認，被告人車上插旗時腦海想甚麼他也不知道。於是大家在爭拗第一部分，即「光時」八個字，可不可能在不考慮唐英傑想甚麼的情況下，造成煽動。

郭資深大狀澄清，辯方認為，尤其考慮要對被告人公允，若有其他可能性，根本不應入罪。郭的話是指，這口號太抽象，根本不可能煽動 (the slogan is too vague to incite)。

最後，代表辯方的郭大狀，呈上了唐英傑之前的刑事紀錄，唐曾收過超速和受限制時間駕駛的告票罰款罪行。彭官指，現時唐被告三項罪，兩項和國安法有關，這些駕駛案底不相關，可以理解唐沒有「犯罪傾向」；然而第三項交替控罪，是和駕駛安全相關，則這些案底則要考慮了。

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延續了一整天。下午四時許，大家也不知道，結案陳詞是否可以這天完成。

郭資深大律師未完成發言，他望了望時鐘，顯得有點擔心。結案陳詞的流程是，控方先說，到辯方再說，由於控方先說，辯方可以回應控方的話。

郭大狀不好意思的說，「我擔心之後要讓控方回應我，不夠時間。」此時杜麗冰法官微笑回答：「他 (控方周天行專員) 不可以回應，被告人擁有最後的回應權利。(He can’t reply. The accused has the last word.)」

戴了長方型眼鏡，年紀比郭大狀年輕，黑色短髮以Gel鞏固得竪起來的周天行，望了一眼他身旁的郭大狀，沒說甚麼，低頭做筆記。

這天所有程序完畢，三名法官宣佈，一星期後的7月27日下午三時，將會宣佈判決。

周專員向法官表示，當天他有事缺席，由另一位同事頂上。

而國安法案件，亦會排着隊開庭。

專家證人會不會再次在法庭就示威口號的意思交鋒，還看一周後，第一審結果如何。

（圖為今天替辯方結案陳詞的資深大律師郭兆銘 Clive Grossman）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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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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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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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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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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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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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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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有人在網路上看我高談闊論多了，會以為我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鍵盤俠。事實上，由於工作和家庭因素，我近期傾力於研究和寫作，不常上山，也鮮少分享自己的行程，但我兩三年前確實有一段頻繁登山的時期，有百岳、古道，也有海外。

最近一次？上一篇專欄文章，我說我跟朋友途經嘉明湖，真實行程是5天的全自理新康橫斷 (謝隊友carry)。對於久疏戰陣的身體來說不輕鬆，但還過得去。

感謝登山這條路上前輩的提攜和教導，其實就算現在台灣的山屋全拆掉、商業服務都被勒令禁止，我也能以自己的力量上山，或許還會樂見山上的人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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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並不會真的這樣想。個人早期的登山經歷中，包含了三種型態的隊伍，讓我深知其中優劣。其中，近數十年來大行其道的商業隊伍和日趨壯大的協作體系，更是老一輩社團時代登山者難以理解的領域，但偏偏又是台灣登山界未來的不可忽視的一塊。

大家不妨思考一下，現在究竟有多少民眾第一次爬高山是跟著商業團，享受嚮導、協作產業提供的便利服務？不諱言，我就是其中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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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業隊伍 - 無協作】
回顧起來，當協作產業全面進駐山區之後，這在業界裡面是很奇葩的隊伍型態。收費偏高段價位，商業隊伍的嚮導準備公糧和公裝，卻會讓身為客戶的我們分攤揹負，然後他在山上煮給大家吃 (還要求協助營務，例如搭帳、取水等😆)。

但普遍情況是，大部分商業隊伍會向協作訂餐、租帳篷或讓他們揹公裝公糧，不只讓客戶的負重降到最低，雜務幾乎也不用幫忙。

我非常感激在登山初期能遇上這種奇葩商業隊伍。雖然行程會因為額外重量而變硬，這讓我學習到隊伍上下一條心是什麼樣子、糾正了我「花錢就是大爺」的消費者心態，也讓我淺嚐過去山協和大學登山社的團隊精神。

又由於大家一起吃苦，更容易培養出共患難的革命情感。這段時期，我在商業隊伍中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現在都還會一起去爬山 (highlight是去年我自告奮勇當主揪，在國際疫情爆發前自組了馬來西亞神山健行團，真正的從台灣飛出去了~~~)。

2. 【商業隊伍 - 有協作】
後來因為和朋友相揪去走多日縱走行程，考量到各人體能狀況不一，就決定加錢雇用協作員讓行程能更加順利，而這也是所謂「豪華團」的常態。說真的，公裝公糧不必自己揹真的很爽，讓我們能花更多時間在享受跟互動之上。

我比較過多趟行程彼此之間的照片數量差異，請協作行程的照片數明顯多上許多，當真是少點喘氣，多點美照。😂😂

但和上者對比之下，如果我登山最初期是用這個模式，恐會習慣成自然，不只體驗不到隊伍應有的互助精神 (因為大小事務都由嚮導和協作員全包)，連許多基本技能也學不到，例如怎麼開火、搭帳等等，那就沒有現在的我了。

3. 【自組隊】
全部都自理，當然最累啦！但某方面來說，也是心靈收穫最豐富的選項。尤其如果你擔任的是領隊，就要殫精竭慮為行程和隊伍考慮再三，幸好我的自組隊裡皆是熟識的朋友，以默契和友誼為基礎，什麼事都順利許多。

全自理的感覺，就像你寫好了一個程式，然後按下「Submit」按鈕接受主管檢驗一樣。程式一開始寫得差，後面的東修西改會讓你心驚膽跳，最嚴重的話甚至會被人生開除；反之，一開始寫得好，就能利用更多時間享受行程的樂趣。

而克服意外和失誤，有時候也是樂趣之一 😆😆

至於所謂的網路自組隊，嗯！與陌生人結伴有得有失，出發前請詳閱風險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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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實和一些人想的相反，我不討厭商業化，而是期許產業能早日步上正軌。

說到最後，嚮導/協作提供的服務也只是選項而已，然而就不少民眾而言，卻可能是「預設值」，對後世的影響值得省思。

身為一位有意識的消費者，我希望山域商業服務也能顧及三大責任 ── 安全責任、環境責任、社會責任，這就是為何我一直呼籲「管理」。如果業者無法透過行業組織來實現自律，那就只能透過公權力監督，而且要能化為白紙黑字的契約，不是現行的地下關係。

寫到這裡，應該已有不少人注意到，商業化的影響遠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貼近。貼近你我、貼近自然生態、甚至貼近我們台灣山域活動發展的未來，和未來子孫看待山林的方式。

為了這個理由，我不會退縮。從無法到有法的過程，期待更多人積極參與建設性討論，盡快完成，為長治久安奠定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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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照片似乎是在連理山西峰前還後某處拍的 (有人care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