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難過
又聽到酒駕肇事致死的悲劇
而遇害者是老友暐瀚的母親

每次悲劇
大家都憤怒的要求提高罰則
但大家知道嗎？
依現行酒測的規定
罰則再高
酒駕者依然可以心存僥倖

因為警察，依目前的法規
其實並不可以隨機性的對用路人實施酒測

前陣子，詹姓音樂老師被警方違法盤查
我們知道警察並沒有「想盤查就盤查」的權力，必須符合法律要件
這一點我認為合理
因為「隨機的身分盤查」對「人身隠私」的侵害較大
應該要有較高的標準
不應任意、無差別的為之

但酒測並非「身分盤查」
而是確認行為狀態
對人身隱私雖仍有侵犯
但程度相對較低

然而依目前的法規，警察要對用路人予以酒測，也必須要有「合理懷疑」

亦即《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八條，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實施酒測

問題就在這邊，法律要求警察「客觀上有危害才能攔停酒測」，可是不把車子攔下來，警察要怎麼知道有沒有酒駕？

給大家看幾個案例

2016年，某酒駕的用路人看到前面有酒駕臨檢站，就在路邊停車；警察於是主動上前，要求酒測，被用路人拒絕。法院判決警方的酒測違法，因為：「人民並沒有『無端』接受酒測之義務，不能因為用路人在酒測臨檢站前停車，就說他有酒駕嫌疑。」

2019年，一名機車騎士從華中橋機車引道下橋，遇到警方攔查，酒測值達0.18毫克。後新北地院認為警方酒測違法，對下橋民眾無差別的攔查，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規定，取得的酒測值不得當作裁罰依據。

2017年，警政署發函「禁止員警在民眾停等紅燈時，持酒精檢知器無差別酒測」，但台北市警局至少到2019年，都還在用這樣的方式，市警局說：「民眾可以拒絕」。既然可以拒絕，難道酒駕的人會傻傻的去吹嗎？

這樣的法律實在必須檢討

喝酒到一個程度的人，有些會覺得自己很正常，不認為開起車來有什麼危險，這就讓酒駕的人有一種「賭賭看」的僥倖之心

而實務的判決上，只要警方沒有辦法舉證「合理懷疑」，那麼就算是實施酒測也會無效

酒駕攔檢，對人民法益的侵害相對較小
不像盤查身分，對隱私權的侵犯較大
但酒駕攔檢，對酒駕的嚇阻卻很大
我們應該要對酒駕攔檢
多一些容忍，給警察多一些授權

我的主張是，授權警方在指定的酒駕熱點路段，可以對車輛進行隨機性的酒測，遇測人不得拒絕

否則
徒有重罰
難以攔檢
酒駕肇事者的僥倖心態難以根絕
而類似暐瀚母親的悲劇
只會不斷發生

當然，這可能引起是否牴觸釋字535號釋憲文的爭議
但解釋文說警察不能沒有理由的隨機臨檢
仍可解釋為那是對「人」，不是對「交通工具」；

何況現行制度，光是在「治安熱點」就足以是盤查身分的要件
舉重以明輕，酒測對當事人的侵害更輕微
在酒駕熱點隨機執行酒測，應該也是合憲

倘就此有爭議
不妨再聲請釋憲
我也呼籲
掌握憲法解釋的大法官
在保護人身隱私的同時
也應該要想想
那些被酒駕者奪走的無辜人命

#酒駕零容忍
#酒測多容忍
#重罰之外授權加強酒測攔檢也很重要

【釋字第799號】關於性侵害犯罪人強制治療之合憲性問題

關於性侵害犯罪人「刑後治療」的相關規定，規定於刑法第91-1條（實體要件）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溯及既往之規定）。
2005年刑法修法之第91-1條規定：
犯該條所列之性犯罪而有以下情形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而上開規定修法後的問題在於，2005年之前犯前開條文所列之性犯罪之人，如仍有危險性，無從溯及適用該法予以刑後治療，因此2011年修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增訂22-1條，使刑法第91-1條的強制治療規定溯及適用到在2005年以前犯特定性犯罪之人。

以上規定有可能使得屬於 #保安處分 的強制治療「實際上」變成遙遙無期限的長期刑罰的可能。
此外，在程序法上，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到法庭陳述意見的機會，在鑑定程序方面的辯護權也有疑慮。
因此，幾位法官對此提出聲請釋憲案。

大法官解釋全文參見：http://bit.ly/2WYLuwp

解釋爭點
1. 刑法第91條之1實體規定合憲性之問題
(1)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規定「有再犯之危險」及同條第2項前段規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2)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l第3項規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是否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之保障？
2.程序保障之問題
(1)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予受處分人於聲請宣告或停止強制治療程序，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是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2)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進行之鑑定、評估程序，是否對受處分人之程序保障不足，而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3.溯及既往規定：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1項規定，對95年6月30日即刑法第91條之1規定修正施行前，曾犯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施以強制治療，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對於以上問題，大法官的見解大略整理如下：
1.刑法第91條之1實體規定合憲性之問題
強制治療期限的問題，原則合憲，但是「若干特殊情形之長期強制治療仍有違憲之疑慮」－－「現行強制治療制度長年運作結果有趨近於刑罰之可能，而悖離與刑罰之執行應明顯區隔之憲法要求」，因此要求有關機關於3年內為有效之調整改善。

2.程序保障之問題
(1)受處分人應有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
(2)如受治療者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
然而現行規定未賦予以上程序保障，故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3.溯及既往規定之問題
大法官認為由於有鑑定、評估程序而認有再犯性犯罪危險，基於社會大眾安全之保障，犯罪受刑人個人之信賴利益應行退讓。
結論是：不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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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與實務界對於這號解釋的一些質疑聲浪：

然而，該號解釋在法律圈引起質疑的最大一點在於 #違憲審查之標準。
大法官一方面認為該等長期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嚴重拘束人民身體自由，而與刑事處罰有類似效果，但又認為保安處分的重點在於治療而不是處罰，事涉醫療專業，故採用「中度標準」予以審查。
也就是說，引起質疑的是，對於長期人身自由的拘束，大法官不採取嚴格審查標準，究竟是否合理？這點是有爭議而值得討論的。

對於這點，我也還在思考，並沒有確定的立場與定見。

而這號釋憲案的背景故事，是我認為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強制治療釋憲】法官張淵森看釋憲　「我不是主張把性侵犯都放出來」〉http://bit.ly/2KRBJNZ

〔針對性侵犯刑後強制治療聲請釋憲的台中地院法官張淵森表示，這次釋憲的重大修正有二，一是增加接受強制治療者程序權的保障，二是對於異常人格的特殊案例，可能形成「以治療知名，達終身監禁之實」，做檢討改善。張淵森表示，大法官的意見和他的大致相同，唯獨對於微罪者，仍無法統一最長期限，這點他不是很認同。〕

〔對於治療期是否應定期限，大法官認為要視個案而定，無法統一規定期限，但大街上的遛鳥俠，判刑僅7月，有必要又關他4年嗎？會不會關到死？去年一名70歲老人才強制治療1年，就在獄中往生，這是否很不合理？〕

【性侵犯強制治療今進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大法官1個月內公布釋憲日期】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男子梁育誌性侵殺害案舉國震驚，大法官今日（11月3日）上午仍如期召開「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以下簡稱強制治療）憲法法庭，討論強制治療制度是否違憲。此為繼通姦除罪化（釋字第791號）與黨產條例案（釋字第793號）後，今年第三度為釋憲案舉行公開言詞辯論，全程同步在司法院臉書平台實況轉播（https://bit.ly/362yNF1）說明大法官對此一爭議議題高度重視。

《報導者》今年8月間即推出《違憲邊緣的治療之網──台灣性侵犯強制治療爭議》專題報導（https://bit.ly/322HpJC），全面檢視此一制度的困境。

此案緣起於2013年一位性侵害受刑人盧恩本提出，之後陸續有前台中地院法官時瑋辰（現為新北地院法官，其案件當事人由於已被釋放，非繫屬案件故不被受理）、雲林地院法官張淵森（現為台中地院法官）、雲林地院法官潘韋丞以及多位受強制治療處分者提出聲請。他們主張強制治療無設定上限，成為可無限期拘禁人身自由的「絕對不定期刑」，有違比例原則；同時認為，延長強制治療的機制缺乏完整聽證與辯護程序，即可由檢察官逕自認定，有需要就繼續延長治療，受處分者無從表達意見，只能事後聲明異議，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因此聲請人請大法官就強制治療的法令依據（《刑法》91-1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2-1）宣告違憲並失效。

大法官於今年8月20日宣佈併案受理相關案件並進行言詞辯論。

￭釋憲案代理律師：強制治療程序保障空白，形成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今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一開始，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的代理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周宇修與薛煒育即猛烈批評現行強制治療制度是一種「標籤詐欺」、「國王的新衣」，以治療之名將這些受處分人與社會隔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不能因換了招牌就說不是監獄，代理人引用「釋字第471號」解釋強調，強制治療雖然屬於預防犯罪的保安處分之一，可是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與刑罰無異，若無受到罪刑法定主義與禁止溯及既往等對於刑罰手段的嚴格規範，將是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法官代表潘韋丞接續陳述意見，質疑法條所述治療到「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缺乏法律明確性，恐造成恣意認定的後果。張淵森對此持相反意見，主張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並再度強調，強制治療程序保障幾乎一片空白，雖可聲明異議，但心智障礙者完全不懂，嚴重弱化受處分者權利。相較於受處分人代理律師的批判態度，兩位法官強調非全盤否定強制治療制度，不反對高危險個案進行無期限治療，但不能不論犯罪行為輕重、危險性高低，全部不定期限，否則違反比例原則，潘韋丞並提出搭配轉向及分流設計的務實建議。

￭官部門代理人：執行細節問題，並不構成違憲理由

機關代表方面，衛福部由前監察委員高鳳仙擔任代理人，她強調強制治療制度參考美國民事監護（civil commitment），非以處罰為目的，而是基於矯正與社會防衛，性侵犯猶如煞車壞掉，沒專家幫忙會一直壞下去，現階段替代方案不足下（電子腳鐐監控還是能拆掉、化學去勢或以藥物降低性慾皆未立法），就算執行得再差還是有其必要。

針對代理律師對強制治療的質疑，法務部代表次長蔡碧仲尖銳回應，當舉國都因台南女大生性侵命案陷入風暴時，應該反思這一切問題都是由加害者所造成，並堅持現階段只是執行細節的問題，不構成違憲理由。只能把受處分者關在台中監獄裡的原因，是因地方政府把治療處所當成垃圾場一樣的嫌惡設施，不發使用執照、不增加床位，造成法治國的空隙，大家都有責任，現在培德還有56人，宣告違憲貿然放出去後果難以想像。

￭專家鑑定人：再犯風險難評估，美、德亦曾提出違憲審查

由法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組成的鑑定人意見陳述中，主要圍繞著兩個議題，一是在醫療專業上要如何以及是否能可能評估再犯危險，二是如何從本土的經驗檢視這個移植自美國的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

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吳建昌坦言，危險性是否顯著降低永遠牽涉著價值判斷，無法一刀切，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並無法得到證據支持何種治療方式較有效，但依個人需求在知情同意狀況下的「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或許是可參考採用的方法之一。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則指出，目前實務上主要綜合量化統計及臨床判斷預測再犯率，但在有限的治療空間中有其侷限，即受處分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試驗是否真能有所改變。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提出美國與德國也都曾遭遇多次性侵犯強制治療的違憲審查，前者以民事庭審核而非刑事的方式解套，確立其為治療而非刑罰的本質，後者則在修法以法官保留以及定期評估審查機制，後於2011年通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符合人權公約。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法思齊則指出，強制治療在美國法上與繼受德國法的台灣有非常不同的前提，相較我國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並行的「雙軌制」，美國則只有單軌制，因其框架限制，非應報嚇阻的刑罰，只能放置在民事程序，再來美國適用的對象為極端嚴重犯行的「性掠奪」（ sexual predator ），且除再犯危險性還要有精神疾病或人格異常才能構成要件，反觀我國規範的對象涵蓋過廣，從《刑法》221到227條所有犯罪行為都包括在內，即使輕微猥褻也有可能被強制治療，不能因爲美國合憲，我們就合憲。

法思齊於回覆大法官詢問時更指出，美國立法的背景都是在遭遇極端個案後因應民意而生，並產生性犯罪高再犯的迷思，但特殊案例無法反映此類犯罪全貌，事實是一般性犯罪除戀童癖外再犯率通常不高，近年美加兩國的研究已指出嚴格的性犯罪政策強制是失敗的，甚至如梅根法案（Megan's Law）衍生更多問題。

￭司法院：一個月內宣布大法官釋憲日期

在大法官呂太郎、詹森林、黃虹霞、楊惠欽針對各爭點詢問聲請人、機關代表及鑑定人後，各方再做最後的意見陳述，最後一名發言者為代表相關機關的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彭幸鳴，她強調法官跟每位國民一樣對不幸的犯罪事件感同身受，但當坐上法檯時，法官就不能只考慮自己，而需更深層的探究為什麼加害人會犯罪、什麼樣的處遇能讓其負起責任，而強制治療經過逐步修法後愈趨嚴苛、剝奪人身自由的力道加大的同時，程序保障卻明顯不足。

「當性侵害加害人已接受刑罰後，國家是否仍以剝奪人身自由來排除此一群體，猶如古代流放隔離痲瘋病人，或是應該將其當做一個人，以治療為核心促其回歸社會？」彭幸鳴總結說道。

會後法庭審判長、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宣佈將於一個月內公布解釋案日期。 (文／張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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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 #強制治療 #釋憲 #大法官解釋 #言詞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