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蔻被證人狠狠打臉，結果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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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監督政府愈來愈困難，不只是民進黨的霸道、網軍的囂張、綠媒的護航。司法，也是讓監督政府充滿風險、愈來愈困難的原因之一。

2014年，我遭遇頂新風暴，周玉蔻抹黑我是頂新門神，影射我是拿錢辦事的官員。

法官問周玉蔻，指控我是頂新門神，有沒有證據、有沒有合理查證？

周玉蔻説，她有證人。於是法院傳喚了周玉蔻口中「唯一」的證人。

證人來到了庭上，法官問這位唯一的證人，有沒有和周玉蔻説過，羅智強是門神，或者有拿錢辦事？

大家知道，證人怎麼回答嗎？

證人只回答了二個字：沒有。

周玉蔻的「唯一證人」，回答，她從沒告訴過周玉蔻説的哪些話。

周玉蔻當場被她所謂的「唯一證人」狠狠打臉，那表情我到現在都記得。

我也還記得，那天我和律師步出法庭，律師信心滿滿的告訴我，這場官司贏定了。我也覺得，我這場官司贏定了。

然而，我從刑事到民事一路敗訴，法官的判決理由不是因為證明了我是拿錢辦事的頂新門神，而是給了一頂很大的帽子。大意是，羅智強是公眾人物，對於意見評論應有較大的寬容，説我是「頂新門神」是可受公評之事。

這對我來説，當然是很大的挫折。

而更悲哀的是，周玉蔻和若干名嘴不只影射我是拿錢辦事的頂新門神，還影射家兄是我和頂新老闆的白手套。

然而，我的哥哥，不要説當羅智強拿錢辦事的白手套，他根本不認識頂新的人，要不是頂新黑心油事件鬧太大，他根本連頂新老闆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從沒和頂新集團有任何連絡和關聯瓜葛。卻變成了政論節目眾聲撻伐的白手套。

世上之不公，莫過於此！

在那一段時間家兄參加任何活動，都要承受朋友異樣眼光，到最後連朋友的聚會都不敢參加。

甚至有一天，一位親戚還很嚴厲的質問家兄：「你到底拿了頂新多少錢？」

他承受了滔天的抹黑，自然也對周玉蔻和影射他是白手套的名嘴提出控告。

被告的名嘴當然還是拿不出家兄是白手套的證據，道理很簡單，家兄根本不認識頂新的人，從不曾連絡，是要怎麼當白手套？

可悲的是，即便是如此，家兄還是敗訴了。判決的理由大意是，「他的弟弟」是公眾人物，所以對於意見評論應有較大的寬容，那都是可受公評之事。

從那一刻，我對司法，是徹底失望，我當然知道，還是有兢兢業業的法官和檢察官。但司法存在很多問題，離公平正義有著不可道里計的距離。

其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就是，説「我」是公眾人物（其實也不算是，當時的我已經離開總統府，連工作都找不到），好的，我認倒楣。

但關家兄什麼事？他不是公眾人物啊，憑什麼只因為他的弟弟是公眾人物，他也要因此受牽累，然後用公眾人物接受批評的標準，要他容忍抹黑？

而這也讓我學了一課，為什麼周玉蔻這些名嘴沒有證據任意抹黑，甚至在法庭上被自己要求傳喚的證人打臉，都能免除法律責任？

原因很簡單，那一段時間經過媒體、政論節目撲天蓋地的抹黑我是頂新門神後，當時的社會氛圍，已經將我定罪。司法是非常受社會氛圍影響的，判我敗訴，不會有什麼風險。

然而，大家看出這中間存在的巨大荒謬了嗎？

把時間推到今天，司法的標準「完全不一樣」了。

在蘇嘉全的印尼電文案中，即便我們拿出的電文最後被證明為真，法官仍重判我們要賠200萬元，在法官的判決裡，完全不管蘇嘉全是位高權重的「總統府秘書長」，他是當朝掌權的公眾人物。對蘇嘉全，法官完全沒有因為他是公眾人物，而給予監督蘇嘉全的人一絲寬容，甚至我們提出的電文為真，還是遭到重判賠償。

當司法可以在不同的標準游移
對落衰的羅智強高標舉起
對當權的蘇嘉全低標放下
這樣的司法，我怎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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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一定要入獄嗎? 』

觸犯刑事法律理應為自己行為負責，但是否犯罪就一定得入獄坐牢?
常在新聞看到檢察官或法官做出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又是什麼意思?
對此，犯某些微罪，立法者為使犯罪人能改過自新，便設計一些刑事政策，使其不一定須入監執行
法律分析：http://www.forever-wind.com.tw/

#緩起訴處分
如果觸犯的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認為合適，就可以給予「緩起訴處分」。也就是暫時不會起訴他，若經一段時間未再犯罪或有其他撤銷的情形，他原來所犯的罪就不再受到處罰。
通常檢察官的附加條件是 #向國庫繳納處分金 #向被害人道歉或賠償

#緩刑
即是犯罪人已被法官判刑，但暫時不須執行，如果在這段緩刑期間經過後沒有被撤銷，就不用服刑了。
通常法官的附加條件也是 #向國庫繳納處分金 #向被害人道歉或賠償

#易科罰金
若符合某些條件(#輕罪)及在法律規定的刑度之下(#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即可改成向國庫繳錢代替坐牢。

#易服社會勞動
社會勞動即是指若被宣判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者，可以做無酬勞的勞動服務，來代替之。內容包括清潔整理、居家照護、弱勢關懷、淨山淨灘、環境保護、生態巡守、社區巡守、農林漁牧業勞動、社會服務、文書處理、交通安全以及其他各種無酬且符合公共利益之勞動或服務。

這幾天陸續有朋友傳來一則關於我的一樁醫療糾紛新聞。先謝謝大家的關心，我很好，心情完全不受影響。其實就像我鼓勵媽媽把流產、產後憂鬱等看似負面的事件書寫下來一樣，我也一直認為醫師紀錄醫療糾紛的過程，除了可以紓解情緒，還能幫助到其他受困於官司的同業們。既然有記者報導了，我想乾脆就來分享一下，不吐不快。

回想這個案例，在事前我就預感這一刀不好開，因為媽媽腹部脂肪較厚，所以分娩新生兒的過程中勢必會比較困難，開始剖腹時我便如臨大敵。動用更多人力協助，手術刀劃下去時，才發現不僅是脂肪，腹腔內也有輕微的沾黏，要把寶寶抱出來，著實得花上不小力氣。

記得結束後，我的手術服被汗水濕透，右手也因過度用力痛了整天。所幸寶寶出來的時間沒有因此被耽擱，胎頭一露出子宮就放聲大哭，算是有驚無險。產婦在手術台上也頻表示「對不起，我很難開吧！感謝大家。」而當天嬰兒室就告知對方，新生兒在生產過程中傷到手而骨折，我深感遺憾但也明白我已盡力，因為這真的就是生產難以避免的併發症，該注意的我也都有做到，就算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也無法做得更好。

沒想到事隔幾個月，所有的感謝和新生命的喜悅卻化為一封存證信函，指控我過失傷人，要求賠償。說不憤怒是騙人的，我覺得我好像辛苦救人的消防員，在大火中把人從倒塌的傢具中拉出，卻因救援過程不慎將民眾手拉傷而得吃上官司，讓我無奈地在內心怒吼「這還有天理嗎？」

等沈澱了幾天，心情漸漸平復，我開始不斷告訴自己遇到了就勇敢面對，畢竟人民有訴訟的權利，更何況再怎樣想，情理法上我都站得住腳，沒有任何疏失。

＊＊有關醫師成了犯人的那些碎碎念

只是直到踏入法庭那一刻，雖從小看過不少司法戲劇，聽過不少「前輩」分享被問話的經驗，心中的緊張感還是很強。尤其法警不假辭色把你身分證收走那一刻，被告的感覺更加濃厚，再加上聽到檢察官大聲斥責上一場的詐欺犯，我忽然有種「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到底做了什麼？」的荒謬感。與其說對那位產婦生氣，倒不如說我對整個制度感到不滿，為何我要和殺人、性侵、強盜犯一樣，被國家機器起訴，醫療糾紛有沒有除罪化的可能性？

雖然知道疾言厲色、口氣很差是檢察官偵查的手法，我應該早有準備不會害怕，但對完身份，輪到我說明案情時，我還是可以清楚聽到自己加快的心跳聲，看到自己微微顫抖的雙手。

小心翼翼地講完手術經過後，我補了一句「哎！當初媽媽也很感謝，誰知道.....」「最後一句是廢話，每個告醫師的病人當初都很感謝你，這句話你要記住」檢察官不耐地這樣打斷我。雖然有點殘忍，但這句話我卻至今牢記在心中。

＊＊開庭當成人生歷練 走過了似乎也就不那麼怕

在調解委員會上，對方也曾提出賠償金尋求和解。坦白說在過去，醫師面對醫療糾紛時確實常有花錢消災的心態，一來免去出庭的麻煩，二來避免上報曝光。再加上律師也提醒我，這類案件通常會延宕多時，賠償是不合理的權宜之計，我承認有那麼一瞬間我也覺得認賠作收給錢了事算了，不要管什麼公平正義了。但認真一想，若我鄉愿地這樣做，豈不就是助長這種濫訴的風氣，成了共犯結構的一份子。「沒關係，拖就拖，養案子當養孩子。我們就和他耗」下定決心後，我和律師這樣說。

後來事情也比我想得順利許多，開庭一回生二回熟，第二次的偵查庭，面對同一位檢察官，我似乎就不那麼害怕。不再。幫我出庭當證人的兩位學長也安慰我說，「沒被告過，產科學不算畢業啦！」當我為耽擱到他們工作而道歉時，他們還異口同聲表示：「也不是第一次上法院，當證人還好。」

回想事件發生到最後刑事不起訴、民事無罪，轉眼竟過了兩年。雖然漫長但因有著老闆的支持和律師的協助，讓我的生活完全不受影響，反倒意外地增加人生經驗值，心理素質在過程中也提升不少。

只不過這次新聞的曝光讓我蠻意外，很狐疑這有任何報導的價值？但也讓我再次應證在新聞標題中，醫師就是男醫師，女醫師很特殊，就得強調是「女」醫？趕快截圖保留下來，當作日後演講的素材。
先生也在一旁開玩笑：「你真的長得不夠美，所以沒叫你美女醫師，而且也沒放照片，妳該建議記者放書的封面幫你宣傳啊！」好啦！雖然你是我最大的心理支柱，但你講話真的讓人白眼翻不完。

最後我想和各位同行分享的是，雖然很不希望用到，但醫療糾紛險還是一定要保。另外和每個人該有家庭醫師一樣，平時最好要有自己的法律顧問，才不會在被告時慌了手腳。如果自己沒有疏失，大可不用怕「丟臉」就賠錢了事，我們又沒做錯事，據理力爭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