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封信我們來談一談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

哈耶克的思想對我影響比較大。我這個人讀書比較雜，而且有些別人讀不下去的書，有時我會硬著頭皮往下讀。讀進去了，體會了，人有時就變了一個人。借用我之前介紹過的印度哲學的說法，一個人之所以成為自己，是因為自己曾經的思想和行為。這樣算，在我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哈耶克思想的成分。

哈耶克這個名字你可能並不陌生，得到上有不少介紹哈耶克思想的內容。這封信我和你分享的內容主要來自哈耶克的《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這本書，也翻譯成《自由秩序原理》。這本書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曾經被美國的《國家評論》雜誌評為20世紀最好的一百本非虛構圖書的第九名，哈耶克的另一本名作《通往奴役之路》在這個榜單里排第四名。英國已故的首相撒切爾夫人曾經在英國保守黨的一次會議上拿著《自由憲章》對大家說，這本書才是我們應該信仰。

接下來我們就借著這本書，來介紹一下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
哈耶克如何定義自由？
說到自由主義，你可能會想到現在美國歐洲的各種左派思想，通常人們也會說左派是自由派，右派是保守派。但古典自由主義的主張和今天西方的左派思想正好相反。今天西方的左派思想其實更偏向於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強調結果平等，反應在社會政策上就是高稅收、高福利，政府要提供很多服務。而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意願、行動和經濟活動的自由，主張政府要少干預個人和商業的行為，同時強調法律和法治。也就是說，其實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放在今天，就屬於保守派。

今天的社會，每個人都非常看重個人的自由，但通常只是出於一種本能，很多人其實並沒有搞清楚自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的人在追求自由時給自己套上了枷鎖，還有一些人打著自由的幌子干涉其他人的自由。比如現在在美國，有的年輕人認為警察妨礙了人民的自由，應該減少警察的經費；但是，警察的活動減少了，犯罪分子就猖獗了，大家反而晚上不敢出門，社會缺少了秩序，其實是變得更不自由了。因此，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瞭解一下那些我們日常掛在嘴邊的概念，不只是本能地追求自由，還要真正理解自由的內涵，更好地維護我們自由。

哈耶克是怎麼定義自由的呢？他是用人與他人的關係來定義的，他講，所謂自由，就是他人不強制我們的行為。當然，這件事要對所有人成立的話，我們也不能強制他人的行為，因此自由並不是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根據這個定義，一個宮廷里的高級官員，並不比一個農民或者工匠更自由，因為宮廷官員每天都對國王唯命是從，而一個農民在大部分時間里可以決定自己的行為。

因此，哈耶克講的自由並不意味著的一定有更多的選擇、更大的活動範圍、更多的資源，而是意味著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照自己想法選擇機會。就我自己而言，很多人都會問我，我有很多資源，為什麼不利用起來，獲得更大的發展。其實道理很簡單，我不願意過不自由的生活。很多公司的朋友對我講，你來做我們的CTO或者首席科學家吧，我們給你多少多少股份。我對他們講，現在我們是以朋友身份相處，我也自由，你也自由。要是我真的接受了你們的職務，我顯然不自由，你也要天天考慮不能讓我有意見，又怕壞了朋友關係，你也不自由。

如果自由只是可以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並不一定意味著更多的選擇和資源，那自由對人到底又有什麼好處呢？哈耶克認為，人類文明的開啓以及後來社會進步，靠的就是人們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目標。一個人為了達到目標，需要擁有更多的知識，這些知識又會讓他人受益。

同時，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就會有競爭，而自由競爭就是維持一個開放系統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了自由競爭，這個系統就會成為一個內部熵不斷增加的封閉系統。同樣的道理，商業的自由也是如此，一個商業被壟斷的社會，也會是一個熵不斷增加的封閉系統。商業的自由其實是人的自由的一種體現。

不過，自由的社會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發展的不均衡性。因為人的智力和體力不同、經歷不同、運氣不同，因此在一個人人自由發展的社會，每個人得到的結果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結果一樣了，那就是平均主義，不是通過人的自由發展得到的。

一個社會只要在進步，就不可能是社會全體同時進步的，新知識、新的機會（包括財富）一定是先在某個小範圍內誕生，再向多數人傳遞和分享。因此，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不平等的現象，但這不是實質性的不平等。按照哈耶克的觀點，不平等的現象應該依靠發展來解決，而不是人為調整來實現。

當然，一定會有人不同意這樣。比如有人會想，那憑什麼張三就比我先富起來呢，為什麼不能多掙了錢就大家平均分，所有人一起同步富起來呢？哈耶克講，如果這樣，那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富起來。世界上之所以會出現更新的、更好的東西，是因為那些創造出新東西的人可以先一步獲得創造出新事物的成果，如果沒有了這一點，社會的進步本身就會停滯。因此，哈耶克講，經濟上的不平等並不是一種罪惡，我們可以通過發展消除貧困。

實際上，中國社會通過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歷程，也是遵循了這個規律。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里的發展成績有目共睹，這固然是因為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但也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原因，是避免了走平均主義的道路。實際上，現在的一些歐洲國家就存在這個問題，過於追求結果平等，影響了經濟的增長。

通往自由之路
哈耶克講，通向自由的道路有兩種，或者說，人類獲得秩序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自發誕生的秩序，古典自由主義信奉這樣產生的秩序才是最好的。第二種則是人為設計秩序，北歐的福利社會主義就更偏向於這一種。

哈耶克認為，自發誕生的秩序才反映了自由的本質，採用漸進的經驗主義方法，比較少涉及強制；而人為設計的秩序則是理性主義的，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自發秩序講究有機生長，緩慢地試錯；而人為設計的秩序則容易陷入教條主義的陷阱，試圖創造不可能的烏托邦。

從哲學上講，自發秩序的哲學基礎來自亞里士多德式的哲學思想，人為設計秩序的哲學基礎來自柏拉圖式的哲學思想，前者強調來自客觀世界的經驗，後者強調人的理性。如果我們承認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人常常是自私的，那麼就應該對理性設計秩序這種方式有所警惕。

當然，自由不是不講規矩，自由要服從的規矩就是法律。哈耶克講，服從於法律不等於服從於他人。如果我們是服從於一個具體的個人，那是奴役；但如果我們服從於社會共同的、公正的法律，那麼人依然具有自由。

不過，對於什麼叫做公正的法律，哈耶克也有自己的觀點。他說，人在法律意義上是平等的，這意味著法律不能歧視任何人；但法律意義的平等不是現實中的完全平等。而且，如果我們要在法律意義上承認每個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能侵犯任何人的正當權利，那麼在現實的發展中，就必然會出現不平等的現象。如果要扯平這種現實的不平等，就需要在法律上制定具有歧視性的條款，對一部分人區別對待。也就是說，哈耶克認為，法律的平等和現實的平等是不可兼得的，要實現現實的完全平等，就要犧牲法律上的平等，反過來也是這樣。因此，哈耶克講，人們可以自己選擇，是要法律的平等，還是要現實的平等。

當然，有人會問，如果犧牲現實的平等，那弱勢群體怎麼辦呢？哈耶克認為，只能靠人善良的天性照顧他們，從博愛和正義的角度對他們進行一些補償。比如說，清華和北大在招生時，會拿出少數名額給一些教育資源差的偏遠貧困地區，這是從正義的角度出發給予的補償。其他人要考清華北大，還是要按同樣的標準。但是如果清華北大把招生制度整個改掉，不是按分數決定誰上清北，而是按人口比例分配每個省有多少人上清北，那就不是補償，而是改變了整個系統。

自由和私有財產
最後，講一講哈耶克對於自由和私有財產關係的看法。哈耶克講，保護私有財產是保護個人自由的一部分，而保護私有財產的基石就是契約制度。而契約，則是人們之間基於自願而非強制的互利合作決定。

比如你使用某家互聯網公司的服務，和它簽一個自願的互利合作協議，這就是契約。合理合法的契約可以保障你的數據資產以及你個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互聯網公司悄悄定了一個霸王條款，讓在你不之情的情況下就同意了，這樣的契約就會讓你失去一部分自由，你的數據資產也就得不到保障。

小結
總結一下，這封信和你談了哈耶克的思想，主要是討論了一下自由這個概念。有些時候，我們討論一些事情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而這些理論基礎往往就存在於那些經典的著作中。比如今天我們談網絡個人權利，談數據資產，理論根源其實還是在那些哲學、經濟學、政治哲學的經典著作中。哈耶克的著作就是其中之一。這樣的書通常不好讀，你如果打算自己去閱讀，不妨耐心一些，多讀幾遍，仔細體會。」

（失敗者回憶錄0927）
非常有用的白痴

1971年4月30日，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了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的文章《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當時一位親中的大學講師對我說，不要相信斯諾這篇東西，全篇都是假的。這位老兄一面在港大任教，一面也同我們聯繫，想為愛國事業做點事。他算是對西方文化有點了解的人，但受文革的宣傳洗腦，也無法接受毛澤東所講的不那麼符合文革宣傳的話。那麼更不要說當時香港和海外的一般左派盲眾了。

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但搞得過分了，「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令人討嫌」，那些喊「萬歲」的人，有真心實意的，有隨大流的，也「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他說，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訪，中美的問題必須同尼克遜解決。他說美國科學技術、工業發展領先世界，教育普及。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那種做法。他盛讚日本侵華，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期間，「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他說中國的核彈只是一個小指頭，美蘇就各是一個大拇指。一個小指頭怎麼敵得過兩個大拇指呢？但據說蘇聯對中國還是有點怕，就像房間有幾隻老鼠，還是有人會怕的。

這些說法，今天看來不是什麼高論，但在文革極左思潮氾濫下，卻讓人難以置信。不是一直說日本侵華如何罪惡，中國如何無敵，美國如何是紙老虎，美國如何是中國不可妥協的敵人，毛澤東這樣的偉大人物千年一遇嗎？

斯諾是1970年8月到中國，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站在一起，12月18日同毛進行5個小時談話，12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毛與斯諾在天安門的照片，稱斯諾為「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延至71年四月才刊出談話文章，表示「最近才能夠證實他（毛）不反對在不直接引用原話的情況下發表他的一些談話。」也就是說，斯諾的文章是在毛同意下發表的。

與此同時的71年四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這是打開中美外交僵局的第一波——乒乓外交。斯諾文章預告了中國有意與美國修好，這是第二波。7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會見毛澤東，與周恩來詳談，決定了美國總統次年對中國的訪問，是第三波。

這些事態的急劇變化，《七十年代》都緊緊掌握機遇，作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其中最精彩的，是在九月號全文譯載了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專欄作家賴斯頓（James Reston，1909－1995）同周恩來的談話。賴斯頓是美國一流記者，他以尖銳的詞峰，與周恩來就聯合國席位、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印支局勢展開舌戰。不能說周恩來的回答令賴斯頓滿意，但至少對答如流，沒有迴避問題，也沒有被難倒。重看這個訪談，只能慨嘆在五十年後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外交人員可以達到周那樣的水平了，更何況他當時是處於毛澤東和極左思潮的擺布下。

西方和日本關於中美關係突破的深入報導及評論文章很多，《七十年代》倚靠《大公報》的曹驥雲（陶傑父親）幫忙選擇及翻譯。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報刊，仍然未見有這方面的大量文章，去滿足讀者急切需要了解形勢的求知欲。右派因為對台灣國府不利，少碰這話題還可以理解，但左派就可能仍然擺脫不掉極左思想框架，而不敢大膽去報導與評論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趨友好。就像保釣運動開始時那樣。

這一年的九月，旅美留學生的五人保釣團經香港到中國秘密訪問。我被通知去同他們見面。這個後來被稱為「保釣第零團」的五人，是李我炎、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五人獲周恩來接見並長談。中國也是在這時候正式肯定了保釣運動。

據後來了解，周恩來是早前在《七十年代》上看到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和評論，從而認識保釣和《七十年代》雜誌的。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轉為對權力的依附。《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

這既是《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惱的開始。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說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68）

圖1，1970年10月1日，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圖2，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會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924）
覺醒，誤知，連結

前文談及《七十年代》創刊，想不到還有不少讀友留言說是創刊時的讀者，有的還說一直讀到休刊號。一位讀友說，「七十年代創刊，帶動雜誌界百花齊放。」這是溢美之詞，不符合當時的情勢。

實際上，在六十年代的後期，因左派暴動的平息，港英對認同香港的推動，文革極左思潮在中國氾濫，但對西方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青年卻帶來正面幻想，這些複雜的思潮，使香港大專學生開始思索起生計以外的問題：我們活在怎樣的世界？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這些話題在大專界非常活躍。中文合法化運動，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當時進步學生的思想傾向。逾百本青年刊物噴薄而出。1998年在藝術發展局贊助下，由吳萱人、何良懋主責編輯出版過一本書《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收集、介紹和評述七十年代近百本青年刊物，刊登各書影，重刊各「發刊詞」。大致上說，早在五十年代出版並曾經引領風潮的《中國學生週報》，這時已有落後時代之感，終於在1974年停刊。代之而起的有港大的《學苑》、中大的《中大學生報》，中學生為主的眾多文社刊物，宗教機構出版物，這些刊物大都論及政治傾向與身份認同；專注於政治思想的，有《盤古》、《70年代雙週刊》、《知識分子》、《南北極》。《七十年代》只是其中一份，而且是唯一有影響力的左派背景的刊物。當時也有其他左派刊物，比如《新一代》《學生哥》《海洋文藝》等，但這些刊物因為走不出左派意識的局限，因此很快就辦不下去了。《回顧專集》認為是有親中背景的《七十年代》「辦得出色」，「覷準時機，出版策略勇進」。

回想當年，真的不是我有什麼能耐，而只不過是正統左派機構的思想框框太多，一方面敵情觀念強，顧忌多，另方面背後管家多，意見多，因此遇到一些新形勢新變化，一般都寧可謹慎從事，沒有中共當局的明確表態，就不去碰比較穩當。《七十年代》早期許多文章都出自《大公報》的才子之手，但他們反而無法在自己報紙上發揮。出版界的情況也一樣，有一位在中區左派出版大樓工作的編輯人員私下說，凡是這個大樓辦的雜誌，是一定不會被市場接受的。

此外，在左派單位工作的人，在工作、生活、娛樂、休閒甚而購物、醫療等各方面都自成系統，與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有區隔，那些蜂擁而出的青年刊物，和大專學生的思潮，他們都沒有接觸，懵然不知。我那時就香港眾多新出刊物的狀況，寫了一個報告給香港的左派領導，他們的反應是嘖嘖稱奇。

1971年1月29、30日，以台灣留美學生為主力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美國六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1970年9月美日協議在1972年將冲繩交還日本，其中包括1968年被探測到有大量油田的釣魚列島。我從留學生出版的眾多保釣刊物中得到資訊，為此我就報導這樁事情詢問過左派領導，他的回答是「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

這回答很可笑。但也反映了在敵情觀念主導下的中共心態。撇開保釣其後的走向，當時這是發生在留學生中的一樁大事，不能視而不見，更莫說要在留學生群中爭取讀者了。因此，我果斷地作了報導，摘錄了大量留學生刊物的文章，也請一位在《大公報》資料室工作的寫手，寫了關於釣魚台的油田和主權問題的長文。這樣的文章不會在正統的《大公報》刊登。事實上，保釣運動早期在所有香港左右派報刊中都沒有報導。左派要防止「被人利用」，右派就要維護台灣國民黨政權。

關於釣魚台歸屬問題，及日後保釣的發展，中國、台灣和海外知識人的角色，這幾十年來我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當時，純粹出自愛國保土的意向，認為美國將有爭議和有豐厚石油資源的領土，私相授受給日本，是應該抗議的。參與保釣的留學生，也是出自單純的動機，當然也夾雜著從封閉的台灣到了開放的美國之後的思想改變。那是台灣留美學生的左派思潮的萌芽時期，既代表覺醒，也代表誤知，但珍貴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七十年代》與他們契合，並共同探討國是，一起走著思想探索的道路，好多人都成了我們的作者和朋友。我對自己認識不斷解剖，在心路上同行的作者和讀者也一樣。保釣是我們連結的開始。

《七十年代》大幅報導和評論保釣運動，使雜誌在美加歐澳各校園的銷路激增。接下來是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了海外知識人的親中思潮。這思潮未必由我們帶動，但無可否認《七十年代》提供了載體，至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後來我們認為應該檢討和改正的。（67）

圖1，1998年出版的《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

圖2，1971年4月30日在華盛頓的保釣示威現場，學生領袖正發表演講。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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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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