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鼻祖韋伯觀察到現代政權依靠理性法律權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 來維持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香港的經驗驗證了韋伯的觀察大體是準確的。
多年來香港雖沒有民主，但施政都能秉承理性及法律的原則，包括法律透過理性的制度制定，官員嚴格按法律所授予的權力施行管治，並依循法律定下的程序行使權力，且由有效的機制確保官員是依法施政，令香港政權仍可享有相當程度的管治正當性。
但近年來，隨著港人對民主的政治訴求不斷提升，單純的理性法律權威已不足以維持特區政權的正當性。在中共阻撓下，香港的民主之路被封，特區政權頓時陷入正當性危機。
本來繼續依靠理性法律權威，或可勉強延續統治的正當性一段時間，但在後「反送中」時代，隨著中共在港進行直接統治，特區政權連理性法律權威也捨棄了。
立法再不經理性討論，而單純靠立法會的人數優勢； 法律被任意扭曲來達到政治目的，程序公義被漠視，以釋法廢掉法院有效監察特區政府的權力。由理性法律權威所能得到的正當性也因而斷絕了。
現在由中共直接統轄的特區政權，只能靠收買與威嚇來維持統治。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沒有正當性的政權，日子是不可能太長的。面對這樣的政權，公民只要堅持信念，不被收買、不被威嚇，做好準備，轉變的時機是會隨時來到的。

當代社會可以說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社會，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負責。而這樣一種為自己的負責的觀念如何在東方社會發展起來呢？

這篇來自【The News Lens】上摘錄《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文章，帶我們看到日本如何從原本已有的文化傳統上接軌西方發展出接近當代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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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不只是淨土真宗，日本既有的傳統也具備講究信用與認真的精神：武士強調忠誠，商家製造東西講究信用，農民也一樣，耕種就要努力。這種精神在德川時代就已經顯現出來，與西方近代化的自律精神或基督新教倫理，在某種意義上有所重疊。

韋伯談近代人的自我負責論，重點就在於，人不能自限於神或是傳統。在「傳統型支配」下，權威的正當性來自於古時流傳下來（或祖傳）的統治與權力，人們讓自己受到傳統的拘束，發生什麼問題，就交由傳統權威去決定。轉化到近代以後，也就是在「合法型支配」下，變成要自我負責了。比如在政治上，人們不能再說這是祖法規定的，也不能再說祖宗的法令是不能更改的，而必須自己立法、自己負責，因此才會產生議會制度或民主制度。

西方近代化就是要人們自我負責，不能有藉口，所以韋伯才說這是近代人的痛苦，以前只要把命運委託給上帝就好，苦，也是上帝給你的、替你安排的，你只好這樣苦下去，有了成就，那也是上帝的安排，但是到了近代就不是這回事了，在近代，人要為自己負責，成亦如此，敗亦如此。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8224…

[國際學海迷津18] 超凡領袖的挫敗：重構文化大革命的「理性」

近來無論是國際社會的「伊斯蘭國」，中國內地的意識形態思潮，還是香港社會的群眾動員與反動員，都被拿來和數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比較。在一般人心目中，「文革」成了相當負面的名詞，因為那代表了億萬人集體投身政治的瘋狂，過程相當非理性；而毛澤東作為發動「文革」的領袖，通過鼓動個人崇拜，成了一錘定音的人間神。但其實「文革」真正的恐怖，並不在於它的非理性，而恰恰相反，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劇場，讓全國人民相當理性地參與在一個瘋狂遊戲，把人性的陰暗面結構性地釋放出來。要了解這現象，我們應該閱讀「新左派」學術領袖王紹光教授的著作《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是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的大學老師，後來回到中國境內的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與崔之元、汪暉、甘陽等並列為「新左派四大天王」，對如何強化國家行政能力、調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有獨到見解，一直受不同意見學者的廣泛尊重。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通過「集體行為」這一視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漢為案例，把在武漢搜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報紙和地區檔案整理分析，通過「理性選擇」的假定，來解釋「文革」期間一般群眾的行為，主要論點有三點：

文革群眾才是由下而上的決定者？

(1) 按照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對權威來源的分類，毛澤東顯然是所謂「魅力型權威」，發動「文革」時，聲稱要「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主觀希望憑藉超凡的感召力，指揮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運動」和「生產建設」。但是在「文革」期間，民眾的政治運動現實，常常偏離了毛澤東本人的計畫和期望，毛澤東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實被遠遠高估。

(2) 廣大群眾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確實抱有相當信念，但是他們在每一運動作出「參與」還是「退出」等決定的時候，最重要的考量，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換言之，個人利益得失的算計，決定了當時群眾參與群眾運動的程度和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發展，就是因為給予了大量社會上的年青人、邊緣份子得到利益的憧憬，而後期群眾尾大不掉、運動遲遲未能終結，亦與那部「利益機器」啟動後不能輕易收回有關。

(3) 在「文革」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基於群眾利益和毛澤東最高理念的差異，毛都被迫努力修正群眾運動的路線，有時要扭左、有時要扭右。而毛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要靠動員軍隊接管全國，既嚴控群眾組織、又嚴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強穩住局面到身故。換句話說，「文革」期間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加在一起，導致這場運動完全超出了發起者的掌控，毛澤東作為一名「魅力型威權領袖」，得到的卻是徹底失敗。

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離地」文章，即使對今日的全球形勢，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全書既以韋伯的理論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戰了韋伯的框架，特別是「魅力型威權領袖與群眾的不理性緊密聯繫」這假說，而這假說一度被西方社會廣泛採用，作為解釋「文革」期間中國人盲從於毛澤東的理論基礎。但是王紹光通過案例實證，發現群眾運動中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是「情感維度」，反映人們非理性的一面；另一是「認知維度」，反映人們的理性思維，而兩者是並存的。韋伯對群眾運動的分析，卻相對忽略了「認知維度」，亦即忽略了群眾無論在多麼瘋狂的口號下，也會按照理性的個人利益得失分析，來決定自己立身處世的行動。只要運動持續下去，群眾就很容易通過同一口號，把運動騎劫，口中說尊重最高領袖如何如何，實質上卻是利用種種「破舊立新」的制度空檔，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Vs 西方主流權力鬥爭論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學界雖然習慣以宏觀、結構來分析社會科學，但談到中國，卻依然習慣以權力鬥爭、關係等角度來閱讀問題。例如有關「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漢學權威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就幾乎完全採用了「權力鬥爭」的角度來探究文革成因，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是被研究的主體，人民群眾則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處於被研究的陪襯地位。與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是從下至上的，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才共同構成了「文革」這一集體行為。

習近平上台後，裡裡外外都大刀闊斧，雖然個人魅力不及毛澤東，但似乎也希望成為「魅力型權威」的代表。然而，正如王紹光對「文革」群眾的觀察，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也是理性的個體，依然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解讀領袖的意志，所以「中國夢」會被不同解讀，「大國責任」會被不同解讀，單靠口號和民族主義治國，台上台下都知道絕不可能。因此，習近平顯然比毛澤東更注重對群眾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過設計一個框架，讓群眾能儘量既呼應官方的口號、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眾能在不同運動當中分別有所得著，政府和領導威權才會不斷鞏固。這種模式，更接近上週談及的「獨裁者2.0」。

了解了這模式，我們不妨再回顧不少朋友的一廂情願，認為一時一刻的「左傾盲動路線」只是歷史的偶然，不久肯定會「撥亂反正」，這正是假定了有一個最高領袖能一錘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現實是殘酷、也是理性的，每個管治模式的出現，都令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成為共生，假如要改弦易轍，精英倒也罷了，那些除了搞群眾運動外別無所長的新貴又如何自處，又怎會收到一紙號令而消失？

小詞典：韋伯對統治權威的分類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將統治權威分為三類：「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和「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依靠社會傳統維繫統治的正當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型權威」的統治合法性則建立在現代法律、理性與科層制基礎之上；「魅力型權威」的統治則基於被統治者對領袖之個人崇拜，毛澤東、希特拉等一般被歸類為第三類，但這劃分近年受到越來越多挑戰。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9月7日

延伸閱讀：獨裁者2.0
https://www.facebook.com/…/a.969140649786…/1022363664464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