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封信我們來介紹一位美國總統，就是美國的第30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有的人可能對他不太熟悉，讀完這封信之後，你也許會對這位低調的總統留下不一樣的印象。

如果要問美國最好的時代是什麼時候，美國人通常會給出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離我們比較近，就是克林頓當政時期。那時冷戰剛剛結束，又趕上互聯網產業起步，美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都進入了一個繁榮的時代。

第二個時期很多人就沒那麼熟悉了，就是史稱「柯立芝繁榮」的柯立芝當政時期。雖然距離我們比較遠，但從經濟指標來看，柯立芝繁榮甚至超過了克林頓時期，柯立芝這位總統的很多做法也成為了後世學習的樣板。這封信我們就來瞭解一下，柯立芝是如何締造了美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柯立芝是一個怎樣的總統？
柯立芝最初其實是從副總統位置接任總統職位的。他原本是第29任總統沃倫·哈定的副總統，1920年和哈定一起在大選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1923年哈定因為突發心臟病身亡，柯立芝就接任了總統之位。柯立芝做副總統時十分低調，他剛接任的時候，很多人覺得第二年就是新一屆大選了，柯立芝肯定會被選下去。結果柯立芝上台後一掃之前哈定內閣醜聞的陰霾，成功恢復了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在1924年大選中又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且在接下來四年中開創了「柯立芝繁榮」的局面。

柯立芝並不貪戀權力，儘管他的支持率極高，但他仍然決定不再參加1928年大選。他說：「如果我再任職一個總統任期，就會在白宮待到1933年……十年，比任何一個當過總統的人都長——太長了！」離任後，他和妻子回到了老家北安普頓，開始寫作。根據傳記作家唐納德·麥考伊在《柯立芝傳》中的描寫，當時美國民眾希望柯立芝再乾一屆的熱情堪比當年輓留國父傑斐遜。

柯立芝治理國家的理念是怎麼樣的呢？我們不妨聽聽他自己是怎麼講的。成為總統之前，柯立芝曾經在馬薩諸塞州擔任州長，在就職演說中，他講了這樣一段話：

「馬薩諸塞州是一個整體，我們都是它的一分子。弱者的福祉和強者的福祉密不可分。如果勞工憔悴，工業也不會繁榮；製造業衰退，運輸業也不會興隆。任何單方的行動，都不足以提供普遍福祉。但也要記住，一個人的利益也是所有人的利益，忽視一個人就是對所有人的忽視。暫停一個人的股息，也意味著停掉另一個人的薪水。」

這段話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說出來的呢？當時美國工會運動蓬勃發展，很多人都認為資本家太富有了，應該限制他們的利益。瞭解了這一點你就能體會到，柯立芝其實是在強調每個人的合法利益都應該得到正當的保護。後世的歷史學家也認為，柯立芝是一位典型的秉持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的總統。

為什麼柯立芝堅持保護有產者的利益？
柯立芝自己是這樣詮釋這一理念的。首先他講，美國人一直追求的自由，就是建立在尊重個人財產的前提之上。如果可以隨意剝奪一個人的財產，就相當於可以隨意剝奪他的權利和自由，這樣的做法必然會傷害社會的正義。

古典自由主義認為，享有自己的財產乃是人的天然權利。說到底，財產權和個人權利是一回事，一方遭到侵犯，另一方也難以苟全。就在柯立芝這番講話的20多年後，大西洋彼岸的歐洲，納粹政府開始剝奪公民的財產，社會的自由也就此喪失了。

第二，柯立芝強調，政府不能解脫人們的辛勞。柯立芝講，政府的作用是照顧社會中的弱者，比如殘障者等等；同時，政府也可以表彰那些傑出的人士。但是政府不是保姆，它的職責不是供養所有人的生活。人仍然需要自立，要能夠自己照顧自己，自己取得成就。弱者需要保護，但這並不意味著打擊強者。

第三，柯立芝講，應該讓每一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機會，也只有這樣，現在的弱者和窮人才有可能在未來變得富裕；如果要剝奪富人的財富，窮人也會失去富裕的機會。這很好理解，如果一個人變得富裕，財富就會被拿走，那麼人也就不會有動力追求富裕了。

歷史學家克勞德·費斯評論說：柯立芝體現了中產階級的精神與希望，他能解讀中產階級的期待，表達中產階級的意見。你可能會覺得柯立芝好像是站在富人一邊，其實只有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包括富人的權利，人們才會有動力去奮鬥。如果個人失去了奮鬥的動力，社會也就失去了走向繁榮的驅動力。

在自由市場的作用下，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平均的，如果要強行拉平，就像非要把生長速度不一樣的樹木剪成一樣高，違背了自然的屬性。財富從被創造出來，到惠及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總是有一個傳遞的過程。知識也是如此，人類發現了新知，總是從那些最前沿的研究機構和大學慢慢傳播到普通學校、再普及到中小學之中。
我們不會因為大學的知識密度比小學高，就廢除掉大學，把大學的研究資料平均分給一百所小學，因為這樣不會促進科研的進步。同樣的道理，柯立芝認為，應當保護那些通過奮鬥獲得了大規模財富的人和機構，因為這最終會有助於社會的整體繁榮。簡單來說，柯立芝主張通過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來解決貧困問題，而不是平均主義。
柯立芝取得了怎樣的成就？
柯立芝的這一套想法是1913年他擔任麻省參議員的時候提出的，十年之後，他成為了美國總統，有機會將他的理念付諸實踐。那麼他的成績如何呢？
柯立芝剛上台時，美國剛剛結束一戰後的經濟危機，由於戰爭帶來的巨大開支，美國政府當時是債台高築，雖然比歐洲的情況還是略好一些。1923年夏天柯立芝上台之後，到1929年1月柯立芝離任，這期間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增長了近一倍，佔到了當時全世界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左右。同時，美國的技術革新、設備更新和企業生產管理的科學化，也使得它在全世界的競爭力迅速提升。
柯立芝保護有產者的理念並沒有造成社會的不平等，而是造就了大量的中產階級。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只有3%～4%，是歷史最低點，美國失業率再次接近這個水平是疫情之前特朗普當政時期。柯立芝在任期間，中等家庭年均儲蓄額以每年8%的速度上漲。到他離任時，美國的汽車產量比一戰後漲了3倍，平均每五個家庭就擁有一輛汽車。1921年剛剛被推向市場的電冰箱，到了1929年已經成為了美國中產家庭中的常見電器。柯立芝自己也在演講中說，美國人民的生活達到了「此前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柯立芝繁榮的說法也由此而生。
另一方面，柯立芝的減稅政策並沒有產生財政赤字，而且由於削減不必要的政府開支，柯立芝當政期間第一次做到了使政府債務大幅減少。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上，只有兩個總統做到了這一點，另一個就是克林頓。這是怎麼做到的呢？說來簡單，雖然減稅了，但由於經濟繁榮，個人和企業收入的總量增加，因此稅收總額並沒有什麼減少。
柯立芝在經濟上成功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視科技的作用，發展新工業。柯立芝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孩子，但是他從來不主張通過補貼的方式促進農業發展。一戰後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叫做麥克納利-豪根農田救濟法案，就是由聯邦政府出面來購買農產品，幫助美國農民和歐洲農業競爭。柯立芝否決了這個法案，他講，農業也必須「立足於一個獨立的商業基礎之上」。相比之下，柯立芝更支持通過實現農業現代化來增加農民的收益。
有人評價柯立芝是一個「無為而治」的總統，其實柯立芝當然做了很多實事，包括大力支持美國民用航空業發展、推動航空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革新等等。不過，也可以講柯立芝的政治理念和「無為而治」有相通之處，就是政府做的事情越少越好，相信社會自我發展的能力，相信商業社會和企業的效率。
類似地，在法律方面，柯立芝也認為「人無法制定法律，我們只能發現法律」。柯立芝講，社會中存在著一些有利於社會的習慣、規則和文化，立法機構的職責是去發現它們，將它們提煉成法律，而不是基於主觀意見閉門造車，制定不合民情的僵硬的法條。
另外，柯立芝重視法律的權威，警惕多數人的暴政。他講，政治運動不能代替法律，如果審判可以在法庭之外進行，法制也就壽終正寢了。今天互聯網上有一些所謂「鍵盤俠」的做法，就像是要在法庭之外進行審判，這就不符合法制社會的基本原則。
柯立芝的一句話讓我很有感觸。他說：「我們要廣泛地、堅定地、深刻地相信人民，相信人民渴望做正確之事……國家才會長存。」
小結
柯立芝於1929年卸任之後，美國發生了大蕭條事件，有的人就認為，是不是柯立芝的一些做法讓經濟過熱，導致了經濟危機的發生？這也是之前一種流行的觀點。不過上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發現導致大蕭條的原因非常多，結束大蕭條的原因也非常多，很難在柯立芝的政策和後來的危機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同樣的道理，也很難把克林頓的政策和2001年的股災直接聯繫起來。
總的來講，柯立芝確實創造了一個美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黃金時期。他言行合一，用實踐向人們展示了保護個人財產和個人權利的重要性，降低稅率對刺激經濟的重要性，以及以技術發展驅動產業更新的重要性。」

（失敗者回憶錄0712）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人生的禍與福、幸與不幸，往往受社會環境變遷的支配，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掌控的。我18歲參加中國高考的落第，從結果來看，可能是大幸，但在當時來說，卻無疑是天塌一樣的不幸。

一年前還在中學畢業班，我與同學們一起幻想著、探討著我們未充滿期待的日子，充滿期待，在祖國的大學長知識，然後為建設祖國在各個角落各個行業貢獻力量，我們幻想在大西北尋找礦苗，在科學部門做研究，在窮鄉僻壤做老師，過著既不是「碌碌無為」也不是「虛度年華」的一生。而這一切，都因高考落第而一盆冷水澆下來。活躍的，忙碌的，總是在同學注目的焦點中的生活，一下子變得冷清。在香島中學四年，向著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理想一路狂奔，到這時候發現似乎被理想拋棄。第一次成為人生的失敗者。這種精神上和出路上的落差，對一個18歲的青年的打擊，真是很大。

在參加高考的過程中，我領悟到自己原來在政治上不是那麼被信任。我曾經認為可以依賴的學校當局，在我接到落取通知書後，並沒有給予我對出路的意見或支援。幾個月後，部分落取的同學，被安排去廣州入讀補習學校，準備來年再考。我沒有得到安排。我整日閒置家中，成為畢業即失業的青年。我去找畢業班的班主任，他說會替我留意有什麼工作可做。但拖了好幾個月都沒有著落。

那時候，我父母親已經離婚多年，媽媽在日本另有家庭，我姐姐在1950年就回到廣州讀中學，1952年考上瀋陽的東北工學院，正在那裡讀書，我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在上海依附他們的母親。從1951年開始，我就跟著爸爸過日子。1953年爸爸另娶。我原先在父親眼裡，是一個極為上進和讓他驕傲的孩子，自落第留在家中就成了沒有出息的多餘的人。我沒有錢花又不敢跟父親要。一個人在家中等吃飯等睡覺。感到前路茫茫。

有時候，我會早上去公共球場，同不相識的人打籃球，下午從尖沙咀住家走路到油麻地的中華書局，找些書站著看大半天，再走路回家。
那時在香港找工作不易，尤其是我們左派中文中學的畢業生，更難找事。另一方面，我仍然抱著愛國主義的理想，想要憑學校的介紹參加「愛國陣營」的工作，所以一直等待。眼看有些沒有去高考的同學，被安排留在學校任教師或職員，有的被介紹去了左派國資機構，而我仍然在等待。經過一兩個月後，我決心把個人前途問題放一邊，收拾心情去閱讀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著作，也每天寫閱讀和生活札記。

投閒置散約半年，在廣州讀大學的同學回香港過寒假。那一天，畢業後沒有怎麼聯繫的梁麗儀，從火車站下車沒有回家，就到我家來探訪。她問我這半年怎麼過？對未來有什麼打算？以前在學校時是我關切她的「進步」，現在換了她關注我的前途。我們談了一個下午，我送她回家。從這一刻開始，我們在她這段寒假期間，有多次會面。她回廣州後，我們開始了通信。

1955年2月，班主任通知我，持一封介紹信去《文匯報》找一個叫廖源的人，他會安排我工作。跟我同去的，是班中一個普通同學，不是我那樣的活躍分子。廖源不是安排我們在《文匯報》工作，而是介紹到一家華僑資本的書店——上海書局。我後來猜想，根據中共對我父親檔案的研判，我在政治背景上是不配進入中共官營機構工作的。上海書局的總公司在新加坡，香港是分局，政治上屬於中共在香港的團結對象。

我進入上海書局的月薪是100港元，公司供食宿。開始在發行部工作，幾個月後，調到位於灣仔一座舊樓四樓的編輯部，任資料搜集和校對。廖源家住三樓，他和家人常到編輯部借打電話。一年後，他陪同紅線女、馬師曾訪北京，馬紅其後回國服務，廖也就被指派到左派電影界當領導，改名廖一原。成為一時影圈名人。

據後來了解，廖源是中共黨員，被派往領導中共外圍的民盟（中國民主同盟），而上海書局的負責人，也是香港民盟的成員，間接受中共領導。上海書局，不是中共資本的黨產機構，只屬中共的外圍。

不太被信任，進不了正式的國資機構，但反而使我有了自由成長的空間。在上海書局編輯部，我開始了人生的新階段。（35）

圖1，1954年梁麗儀。

圖2，1955年在上海書局編輯部辦公室。

美國傳奇選角指導林恩．史杜曼斯特（Lynn Stalmaster）辭世，享耆壽93歲。他曾為《畢業生 The Graduate》（1967）、《超人 Superman》（1978）、 《無為而治 Being There》（1979）、《第一滴血 First Blood》（1982）、《窈窕淑男 Tootsie》（1982）等作擔任選角工作。2017年榮獲奧斯卡榮譽獎殊榮。

．
林恩．史杜曼斯特出生於內布拉斯加州最大城奧馬哈，是律師之子。因為患有嚴重氣喘，他的家人搬到了環境更佳的加州比佛利山莊。也因為耳濡目染，他對影視產業頗感興趣，在服役之後，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戲劇，於1952年獲得戲劇藝術碩士學位。

．
早年他曾以演員身分出道，在1955年起擔任選角指導，因為演員的出身背景，使之對表演的觀察有著獨到而敏銳的見解。在當時，選角指導並不是一個廣受重視的專業。但因為史杜曼斯特對演員的敏銳度，使之獲得了許多導演的敬重，例如他堅持籍籍無名的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有能力主演《畢業生》。而他的眼光最終成就了經典。

．
在諾曼．傑威森（Norman Jewison）執導的《天羅地網 The Thomas Crown Affair》（1968）之中，林恩．史杜曼斯特的大名出現在電影之中，他成為首位在好萊塢電影獲得單獨介紹字卡的選角指導。史杜曼斯特回憶當年，稱那是他一生之中最激動的一刻。

．
作為選角指導工作的先驅者，史杜曼斯特一生為超過四百多部電影與電視影集擔任選角工作，成就的代表作包括《西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1961）、《愛瑪姑娘 Irma la Douce》（1963）、《惡夜追緝令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1967）、《屋頂上的提琴手 Fiddler on the Roof》（1971）、《傻瓜大鬧科學城 Sleeper》（1973）、《紐約，紐約 New York, New York》（1977）、《無為而治》、《第一滴血》、《窈窕淑男》、《警網 Dragnet》（1987）等作。

．
在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他的幾個抉擇多次成就不凡，包括他堅持非得要克里斯多福．李維（Christopher Reeve）來飾演超人一角。此外，他也曾說自己人生中唯一一次覺得一部電影非得由某個演員演出才能成立的案例，是為了《太空先鋒 The Right Stuff》（1983）的選角。他強烈主張山姆．謝普（Sam Shepard）飾演飛行員查克．葉格（Chuck Yeager）一角。而最終謝普也因為本片演出提名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
史杜曼斯特總是習慣將自己看過的每個演員寫在筆記本上，他認為即便這個角色現在不適合，但未來總是會有合適的角色出現。這個演員的資料庫，幫助他為多部作品媒合合適的演員。除了達斯汀．霍夫曼與克里斯多福．李維，由他一手提攜的演員還包括約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等人。

．
在2017年獲得表彰其終身成就的奧斯卡榮譽獎殊榮時，布魯斯．鄧恩（Bruce Dern）盛讚他「給了我以及我的一整代人一個機會，讓我們敢於夢想，敢於有為」。而史杜曼斯特則熱淚盈眶地說「這不僅是一座奧斯卡，這是對選角專業的認可」。

．
．
（圖左為榮獲奧斯卡榮譽獎的林恩．史杜曼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