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偵查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科技偵查法制公聽會
　
法務部在上個月月初（8日）公告了「科技偵查法」草案，但因為公告期只有5天，又涉及秘密通訊自由、隱私權及科技資訊權等基本權利，並明文授權包括被稱為「國家木馬」、有著高度爭議的設備端通訊監察在內的偵查手段，而遭到各界抨擊。法務部檢察司林錦村司長也在公告結束後表示，考量各界意見多，將進行研議後，再送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為了讓官方跟民間在草案能有機會直接對話，我在9月25日星期五開了一場「科技偵查法制修法公聽會」，邀請司法院、法務部、國安局、調查局、廉政署、海巡署和刑事警察局等各執法機關，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林永頌律師、台灣人權促進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周冠汝專員、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李宜光律師、台北律師公會 王怡婷律師、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 陳奕廷律師、劍青檢改 林達檢察官，一起交流寶貴的意見。
　
因為與會來賓的發言都非常全面，為了方便閱讀及掌握爭點，我請助理把與會人員的發言，重新依據議題歸納整理。希望有助於聚焦討論。
（如果有誤解或任何錯誤，歡迎隨時指正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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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資訊接露和隱私保障】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周冠汝專員，率先分享國家監控的資訊透明狀況。台權會曾經在加拿大的學術報告中，發現台灣有間諜軟體伺服器，更曾經被偵測到在公共網路上有可以篩選封包、封鎖內容與進行監控的設備，但是從來不知道使用的單位和目的。
　
除了網路監控之外，還有位置的監控。周專員表示，依據法務部調查局2017-2018年GPS的使用統計資料，監控時間大多沒有超過60天。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超過2個月才有法官保留，會讓大部分的監控都不用經過法官的審查。
　
周專員強調，問題在於如何監督科技偵查手段的行使，也擔心會如同英國或德國般，促使監控產業的發展。專員表示，立法前應該盤點過去的使用狀況，了解足夠的資訊後，才能和社會溝通並決定調整的方向。
　
【司改與律師團體：草案規範有所不足】
　
民間司改會和律師團體，則從法學專業與經驗出發，指出草案有待改進的面向。
　
１．隱私空間界定狹隘，不符社會通念和司法發展
　
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律師指出，草案規定非隱私空間就可以拍照、測量、錄音、錄影，但公開場合並不代表沒有個人隱私。此外，法律規定的要件只需要檢察官甚至警察認為「必要時」即可，非常地抽象而不明確，更不需要法官審查，林律師因而質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聯會李宜光律師也表示，草案中隱私空間的範圍是被縮小的。一般的搜索，進入大門就要搜索票，但現在庭院也不算隱私空間，因為並非住宅或其他具有隱蔽設施之地上物的內部空間，使得人民的隱私範圍被限縮到限於住家裡面。
　
台北律師公會王怡婷律師，引用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說明現行司法實務已不是用單純物理空間決定隱私保護範圍：「即他人之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在公共場域亦有可能受到干擾，而超出可容忍之範圍，該干擾行為亦有加以限制之必要。蓋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王律師質疑，公寓大廈有開放的大廳，是否也代表國家機關可以在大廳監看人員進出，不構成隱私侵害？這樣是否符合國家應該保障隱私權的作法？另外，公共場所如果能任意監看與聞，也可能涉及到人臉辨識等科技執法的問題。
　
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陳奕廷律師表示，正如同美國Marshall大法官所言：「隱私不是全有或全無的概念，對個人來說，也不該只有『保有』或『失去』隱私兩種選項。」，草案採取二分法並作為強度設計的標準，會造成誤導。如同大法官解釋意旨所說的，公共領域也有隱私權，不應該再以物理範圍重新界定隱私空間。
　
２．隱私空間的隱私和第三人的隱私
　
李宜光律師認為，法案有株連過廣的問題。在對隱私空間的非侵入性偵查，例如對住家使用熱顯像儀的狀況，對先生蒐證時，配偶子女也會被偵測到。此外，蒐證還有馬賽克式的狀況，個人的行蹤和軌跡會被偵測到，並從破碎的拼圖變成一個完整的面，對隱私侵害很大，而且實施時間很長，可能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
　
陳奕廷律師指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3條已經明文禁止在私人住宅竊錄影音的「大監聽」。雖然科技偵查法的規定沒有涉及錄音，但一舉一動，無論洗澡、親密活動或其他人的資訊，都可以用如熱像儀等儀器一覽無遺。國家就像隱形人在旁邊看你活動，是對隱私更強大的侵害，也是大監聽的復活。陳律師認為，原則上要全面禁止，例外也要有更嚴格於通保法的規定。
　
３．位置追蹤與隱私保障
　
對於GPS等位置追蹤的偵查手段，草案規定的要件是「檢察官認有必要時」，且實施超過兩個月的話，要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同意。對此，林永頌律師質疑無需法官保留的兩個月時間過長。陳奕廷律師也強調，這些監控不是驚鴻一瞥，是長期大量的監控，資訊量差異很大，因此要有令狀原則、通報紀錄和僅供本案使用等限制。王怡婷律師也指出了「必要時」沒有客觀標準的問題。
　
４．層級化法官保留
　
李宜光律師表示，針對科技偵查的必要性，規範方式有三種程度類型：「有必要」、「有相當理由」和「有事實足認」。如果「有必要」並且由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就能認定，範圍真的太大，在比例原則和法官保留等要件上要重新思考。
　
陳奕廷律師則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不亞於監聽錄音，包括照片、影片和檔案，都有機會透過草案第14條的規定授權獲取，遠比掛線監聽的範圍更大更多，並質疑草案規定比傳統監聽還要寬鬆。
　
５．違法取證怎麼辦？
　
王怡婷律師質疑，刑法第307條違法搜索罪是非告訴乃論之罪，為什麼草案規定違法實施設備端通訊監察和洩密是告訴乃論之罪？甚至在某些狀況下，可以不用事後通知受監察人，又怎麼提出告訴？陳奕廷律師也認為，告訴乃論之罪的設計，律己從寬到極致，刑度上還可能比通保法的規定少，因為沒有「意圖營利」的加重規定，並質疑這樣的刑責程度能否有效嚇阻公務員濫權。

在證據能力上，陳奕廷律師指出通保法第18-1條有「不得作為證據」（證據的絕對排除）的規定，但是草案第27條所規定科技偵查法實施前蒐證證據的證據能力，卻是採用權衡之相對排除的方式，是否能有效遏止國家機關違法蒐證，也有待釐清。此外，德國有外部中立單位的審查。草案條文規定監聽後要移除程式，有沒有任何監督機制存在？陳律師並主張應考量由中立客觀的單位，進行科技上的監督與管考。
　
６．法律體系
　
在法律體系上，林永頌律師、王怡婷律師和陳奕廷律師都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以及數位證據的蒐集和保全等規定，涉及到既有通保法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事項，也都涉及對秘密通訊自由的干預，草案更相當程度地準用了通保法的規定，並質疑是否修正整合修正通保法的規定，是更完整妥當的立法方式。
　
林永頌律師進一步表示，強制處分是程序法重要的概念，以目前的規範來看，應該由司法院提出法案，而且司法院會相對重視相關的法律原則──法務部不是不重視，但同時也有犯罪防治的業務目的。
　
【劍青檢改：犯罪訴追與合法性監督】
　
除了律師團體與人權團體，改革派檢察官的代表──劍青檢改的林達檢察官，也以基層檢察官的角度表達意見。林達檢察官表示，從檢察官的角度來看，能立法是好事。因為立法是限制國家權力的作法，也就是保障人民基本權。如果沒有立法，執法人員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心態，一種是法律沒有規定所以都可以做，另一種是沒有規定都不能做，但實務上前者比較多。此外，沒有立法的狀況下，也無法統計、知悉使用狀況，立法才能納入管制。只是，談到立法就會走入細節，就會有相關爭議。
　
對於科技偵查在實務上的需求，林達檢察官舉出了海上走私、盜採林木、製毒工廠和先前發生的略誘少女案件為例，因為環境與犯罪模式的特殊性，如果沒有相應的科技偵查手段，諸如GPS、M化車、空拍機和熱顯像儀等科技設備幫助，就會難以偵查犯罪。
　
最後，林達檢察官認為，應該思考是否要全部法官保留。全面法官保留是很極端的作法，案件也會衝進法院。然而，國家法律必須考量到司法資源分配的問題，而需要層級化的法官保留。林達檢察官也表示，要和各界溝通對檢察官的信任程度。其實在檢察官的工作上，常常和司法警察發生爭執，因為檢察官對於蒐證程度和證據調查的聲請，有著很高強度的合法性控制。
　
【執法機關：科技進步與偵查障礙】
　
執法機關各自分享了第一線人員的經驗和困境。國安局人員表示，當遇到境外敵對勢力的威脅作為時，例如網路駭侵行為，傳統偵查有其不足，而有更新法律的必要。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蔡旻峰副組長，指出了傳統通訊監察法制面對現代網路通訊應用的無力，除了無法及時掌握行賄的關鍵證據之外，還必須出動大量人力蒐證，而無法在更多貪瀆案件多所著墨。
　
法務部調查局廉政處蘇子廉副處長表示，科技偵查作為往往涉及人民基本權的干預，所以執法機關需要法律授權才能確保符合憲法法治國原則。民眾期待司法警政機關抓壞人維護治安，但是偵查法令的設計似乎跟不上科技演進，例如通保法不及於加密的通訊軟體，就造成犯罪的死角，並強調犯罪者和偵查者必須武器平等。
　
海巡署孫世亮副組長強調，傳統偵查手段有時效延宕績效不彰和精準度不及的窘境，而如果有完整的證據，就可以避免誤判，讓嫌疑人證據確鑿或避免冤情。海巡署犯罪偵查科陳佐霖科長則以盜運砂石為例，表示嫌疑船隻一出海，就會關閉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AIS），造成追查困難。因為法院認為要有法律授權才能使用GPS，海巡人員也就不能使用GPS調查。另外，海巡執法面積有13個台灣大，沒有科技偵查，很難阻絕犯罪於境外。
　
刑事警察局謝有筆科長表示，犯罪者為了躲避查緝，除了採用通訊軟體進行聯絡，工廠也在偏鄉或人煙稀少的地方。在沒有掌握的狀況下進行跟監，除了會被懷疑而撤掉工廠，也有警察人身安全的問題。因此，警方需要不受人力和時間限制的偵查手段，例如監視攝錄定位追蹤等方法，讓警方能掌握相關犯罪情資。
　
法務部林錦村司長表示，科技偵查的立法，是因為基層執法人員遇到困境。犯罪組織用先進科技躲避查緝，也要思考給執法部門相對應的科技偵辦犯罪。林司長強調，在給予執法部門科技偵查手段的同時，難免對人權有所侵害，並認為要兼顧犯罪調查和人權保障的面向。
　
林司長也對草案的立法體制進行了回應。法務部之所以不修正通保法和刑事訴訟法，是因為通保法規範的是通訊秘密，GPS等科技偵查方法並不是通訊秘密的範圍。此外，設備端通訊監察不是台灣獨創，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國家都有。司長也表示，科技辦案難免會侵害權益，是否能依照侵害程度層級化法官保留。司長還特別說明，科技偵查是以刑事犯罪為前提，如果沒有取得令狀，很多無關的資訊應該立即銷毀，偵查結束後，設備端軟體要移除，其他檔案如照片行事曆等也不得使用。而未來將會建立流程，也會有不辦案的中立獨立的專責機關，並會強化資安的保障。
　
【司法院：保護人權與建立制度】
司法院的楊明佳法官表示，刑事訴訟法、通保法和科技偵查法等各部法律，如果標準不能齊一，會有操作上的混亂與困難。而在層級化法律保留上，應該從侵害基本權的種類和程度思考。例如刑事訴訟法上的搜索扣押，可能侵害到財產權和居住安寧，通訊監察則涉及秘密通訊自由和隱私權。至於科技偵查就可能非常廣泛，目前有熱顯像、M化車等設備，不知道未來還會有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將科技偵查規定在刑事訴訟法，或考慮用一部特別法將所有科技偵查進行統合性規範。
　
顧正德法官則認為，無論規定在哪部法律，最重要是內容，法制要完善，監督機制也必須有事後檢驗。顧法官並認為，採用專法較能進行完整的體系規範。在立法上，顧法官認為科技偵查有科技和偵查的兩個面向，最後也要回歸法律面和偵查機關的需求，法務部或偵查機關會更清楚知道犯罪人的手法和犯罪困境，以及必須借用哪些科技手段。
　
楊明佳法官另外指出，科技偵查要考慮隱私權侵害的程度。草案對於隱私空間的區分方式，可能會造成人民權利侵害的結果。此外，也要考量偵查方法究竟是秘密還是公開為之，更要考慮時間長短是否合理，或者有更細緻的規劃。楊法官並引述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解釋文：「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強調要件要儘可能合理明確。
　
楊明佳法官認為，監督機制也很重要。在通保法上，通訊監察分成建置機關和執行機關。建置機關的資訊是客觀而無法人為調整的，同時搭配相關的監督考核機制，讓建置機關的運作可以公正客觀。但目前科技偵查法草案的規定，大部分是誰有設備就可以做。例如手上有高倍數相機，就能對人家家裡拍照，有M化車就能今天開甲地明天開乙地。楊法官並質疑，如何透過事後監察達到有效管控。此外，證據能力的部分，草案第27條和刑事訴訟法第158-4條都是權衡的方式，是否還要在草案規定、目的是什麼。
　
顧正德法官也針對草案中的各種偵查手段提出其看法。首先，科技設備在特性上可以長時間進行紀錄，也可以進行分析，甚至可以侵入隱私空間偵查。而即使是非隱私空間，長時間的監看累積，也可以呈現圖像式的生活模式，就是憲法所要保障的隱私權範圍──時間短暫可能沒有侵害，累積到一定量時就會有侵害，所以沒有法官保留就會有違憲之虞。

關於戶外的非隱私空間，顧法官表示還是有合理隱私期待的可能性。至於法官保留的時間長短可以再詳細討論，例如德國規定實施連續24小時或者間斷實施2日，就要法官保留。而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追蹤位置在2個月以內是檢察官保留，超過才是法官保留，時間會不會太長？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和監督？顧法官並提出警告，如果沒有做好，會等於空白授權。

此外，顧法官認為，依法院的見解，GPS和M化車會侵害人民隱私權和資訊自主權，裝設裝置也侵害財產權，可能一開始就有法官介入的必要。也要進一步思考，人臉辨識能否使用在追蹤位置？外國有在進行，但會傷及無辜，因此雖然要允許追蹤位置的科技偵查手段，但有些手段是否也應該禁止呢？

至於對隱私空間的科技偵查，顧法官指出，問題首先在於是否允許國家透過科技手段偵查屋內隱私。如果真的有必要，除了法官保留，也要提高門檻和建立監督機制。草案雖然採取相對法官保留的立法模式，如果只需要「相當理由」，可能也無法發揮司法審查的功能。另外，如果未來技術允許，是否可以允許從戶外透過網路打開屋內的手機鏡頭或麥克風？如果不允許，或許要立法絕對禁止。

最後，關於設備端通訊監察的部分，顧法官認為這也是一種通訊監察，並建議可以放入通保法，不要立在專法再準用。此外，顧法官也質疑技術上是否能做到只擷取通訊隱私，以及如何區別通訊隱私和其他隱私（包括照片或上網紀錄等個人隱私）。如果要用人工識別而可以事前接觸資料，就會有問題。
　
除了前面的議題，還有兩個問題被熱烈討論了一番。
　
【問題1：電磁紀錄搜索扣押，會不會及於雲端資料？】

周冠汝專員對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提出質疑。首先是透明程度的問題。周專員問道：過去台權會在看統計資料時，搜索票部分的電磁紀錄統計，有多少只涉及裝置，又有多少是取得裝置後再進入其他設備或登入雲端硬碟？周專員表示，如果搜索票聲請書單純只寫電磁紀錄，法官可能很難衡量侵害程度。第二，是否能搜索遠端電腦或雲端資料，涉及存取權的問題。例如協作的文件，是不是屬於通訊的一部分？而且雲端資料也不是單一個人擁有存取權限。周專員也質疑，會不會建置資料庫，供本案或他案使用？王怡婷律師也詢問，電磁紀錄的搜索扣押，是否包括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和連接後的交易資訊。

黃致中檢察官說明表示，對於電磁紀錄的搜索統計資料要再確認，但應該沒有單獨統計雲端的部分。而草案關於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的部分，只是澄清性的規定，立法理由也說明是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補充性規定，所以不會成為遠端搜索的授權依據。至於協作文件的取得，和通訊並沒有關係，因為不是監視製作文件的往來過程。最後，設備端通訊監察的相關規定，是從通保法移植而來，因此不會包括諸如輸入帳號密碼等通訊以外的事項。如果會造成這樣的誤解，會回去研究怎麼樣不造成誤解。

林達檢察官也分享辦案的實務經驗。在偵查機關扣押手機後，會先用飛航模式斷開連線，避免檔案被從遠端消除。而遠端空間的規範，還涉及到軟體的具體功能，例如把擋案存在手機裡，或手機上只有檔名和路徑──如果涵攝到具體案例，就有很多特殊的功能。

陳奕廷律師質疑，搜索票有空間上限制，那如果要搜索電磁紀錄，是要在搜索票上表明針對具體硬體，還是可以對遠端附帶設備進行附帶搜索？美國法上正反意見都有，是有爭議的事項，是否能立法直接包含呢？就像搜索到鑰匙，是不是可以拿鑰匙去把門打開？

【問題2：對隱私空間進行科技偵查的重罪原則？】

李宜光律師表示，對隱私空間應該要特別重視，但是草案第9條第1項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犯罪，就能採取對隱私空間的監控，連竊盜和傷害罪等輕罪都會包含在裡面，因而質疑是否有寫錯字，並主張應該改成「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法務部黃致中檢察官解釋說，這條規定並沒有寫錯，如果認為範圍過大可以討論。而如果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和誘罪就完全不能用，所以在討論犯罪範圍時，應該要思考哪些犯罪會用到這樣的偵查手段。法務部李濠松副司長補充說明，通保法關於調取票的要件，就是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通訊監察書才是最「輕」本刑，這是因為隱私權干預程度不同，就設定不同的門檻。

對此，陳奕廷律師認為，該規定是「大監聽」的復活，因此不是法官保留的問題，而是國家能不能做的問題，並對本條規定持保留態度。

李宜光律師更表示訝異，最重本刑三年以上的話，傷害罪等輕罪就能適用。另外，該規定涉及隱私空間，要件也只是「相當理由」，對人權的侵害將難以想像，因為條件寬鬆、罪名很輕，侵害範圍又是隱私空間，手段也有錄影，時間更可以到30天，所以從憲法來看，很難通過比例原則的挑戰。此外，在一般人可以共見共聞的範圍內，雖然沒有隱私權的保障，但一般是指在民事法律的狀況。國家動用公權力監察人民隱私，應該受到更嚴格的限制。李律師並認為，只要是有隱私的合理期待，就像美國大法官說的，就應該要聲請令狀向法院聲請。如果有可能侵害隱私空間，應該檢具證據向法院聲請，而不要任意為之。

林永頌律師則表示，在法律設計上，不是只有「最重本刑」或「最輕本刑」的規範方式，如果有犯罪具體情形上有其需要，那就明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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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在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的假公聽會真研討會之後，又到了時間吃午餐。我相信，這樣一場面對面的公聽會，是促進官方和民間理性討論和完善制度最好的方式，更期待未來在規範的制定和政策的研擬上，能有更多對話而非衝突的空間。

🔹發生了外遇，要怎麼救火才不會越燒越大？－談談外遇保密協議🔹

〖新聞內容〗TVBS女主播秦綾謙3年被前夫林炳輝（吳炳輝）率徵信社，拍下與小鮮肉安德烈共處畫面，雙方簽訂保密協議，由秦、安各支付190萬元，換取林不得提告並銷毀蒐證資料，但此事竟被報上媒體，秦懷疑林家人洩密並追討380萬元返還金獲勝訴，不過林名下已無資產，秦再次提告追討，法官今判林母須代為支付380萬元。（本文同時刊載於 法律新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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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的，最近藝人阿翔也鬧了外遇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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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感情出現了第三者，但還是想給對方一個機會時，關於帶有懲罰及保密性質的協議書，該如何寫，才可以保障到自己的權益，又可以對對方產生嚇阻作用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專業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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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書的內容不得違反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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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們之前在介紹婚前協議書該如何約定時（連結在此👉https://reurl.cc/qjZ3R），曾經跟大家說明，任何約定的內容，不能違反公序良俗（#民法第72條 規定參照）。
而目前實務見解認為，只要是和 #涉及離婚條件預立 的情形，將會被認定為無效（#最高法院50年台上2596判例意旨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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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倘若在協議書中約定他方若違反一定條件，需 #無條件同意離婚。例如他方若再被發現有外遇情形，則無條件同意離婚，就會因為上開的實務見解，而遭法院認定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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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該如何約定，才能達到一定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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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們可以考慮加註的是有關 ＃違約金 的條款。
以阿翔的例子為例，假設正宮Grace願意為了三個孩子再給阿翔一次機會，但希望阿翔簽下協議書，給自己一個保障的話，建議Grace可以在協議書中加上：
「若阿翔於簽立本協議書後，再有與本人以外之第三人有逾越社會通念所認知之正常朋友交往分際之行為（包含但不限於傳送內容曖昧之訊息、易使用引人誤會之稱謂、精神外遇等），同意無條件給付本人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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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刑事告訴權的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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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現行#刑法第239條、#第245條 規定，通姦罪是告訴乃論之罪（中翻中：被害人需向檢察機關明確表示要對什麼人提出刑事告訴的意思，檢察機關接下來才能進行訴追）。而 #刑事訴訟法第239條 亦明定了，若對配偶撤回告訴，此時撤告效力並不及於小三（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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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若配偶一方的行為構成刑事通姦罪，那麼他方配偶縱然對自己的另一半表示原諒之意，並不當然等同於也原諒了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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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擬定外遇善後協議書的同時，若有他方要求需同時拋棄刑事通姦告訴的權利，記得事先確認清楚，拋棄刑事告訴權的對象是誰，有無包含及於第三人。以免雙方因認知不同，而再次產生摩擦、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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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侵權行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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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完了刑事告訴的問題後，請大家別忘了，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間互負有貞操、互守誠信及維持圓滿之權利與義務，此種利益即 #民法第195條第3項 所稱之「＃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因此，侵害配偶關係所生身分法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朋友交遊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甚而肌膚之親，其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就會構成侵權行為，他方配偶就可以向出軌一方及第三者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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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新聞本身來看，據報導內容，主播當時與對方簽立的保密協議，亦提及要求對方不得提告。但此處的「不得提告」，請大家務必注意，除了刑事通姦的告訴之外，別忘了可能還有民法上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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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雙方既然寫了下協議書，記得就此部份亦應一併清楚約定，以免事後除了發生法律效力的爭議外，又在雙方心中種下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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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後呢喃
婚姻的維持，靠的其實是雙方的信任。若是雙方的互信產生了裂痕又無法即時彌補，任憑再周全的書面約定，也挽救不了千瘡百孔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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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今天的說明，還是請大家平常多多花心思經營夫妻生活，以免暈船後，找了再厲害的律師，也無濟於事喔。

今天陽光普照，早上騎車去淡水，沿途遇到不少民眾對著我喊「加油」，也很關心我昨天的出庭狀況。以下是我昨天的答辯全文：

我無罪。我的答辯如下：

這88頁的起訴書，從第一頁開始，檢察官的指控就不是事實、沒有證據、邏輯錯誤。起訴書說：本人從政期間與立法院長王金平因理念差異，認為施政政策無法貫徹，乃在102年8月31日黃世銘告知王金平等人涉及關說司法情事之後，以不符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基本原則的犯行，行使總統職權，圖撤銷王金平黨籍使其喪失立法院院長職位。

今天，針對這些不實的指控，我要談總統的權力與責任。因為本案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憲政問題。

起訴書引用了一堆法令，提了不少次憲法，但卻忘了最重要的一點：我，當時是中華民國總統，我，對憲法有承諾，我，對國家有責任， 遇到破壞憲政體制、傷害人民權益的違法事件，我不能若無其事、置身事外。

檢察官完全忽略了「總統」這兩個字代表的意義與份量，也完全忽略了中華民國總統對憲法的承諾與對國家的責任。

不論過去、現在、未來，不論黨派，任何一位中華民國總統，在遇到涉及立法院長、反對黨大黨鞭、法務部長、高檢署檢察長集體關說司法個案的時候，他想到的，一定是國家社會即將面臨的憲政風暴與危機，而不是去鬥倒誰、陷害誰。

我再說一次，不論過去、現在、未來，任何一位中華民國總統，遇到這樣一場憲政風暴，想到的一定都是國家與人民。

當時，我預料這個立委集體關說案一旦公布，一定造成憲政風暴，而立法院即將開議，立法院長能否主持院會，行政院長能否上臺作施政報告，行政院送立法院的法案能否進行審查，都攸關國家政務與人民福利，我必須儘快召集行政院江宜樺院長與總統府羅智強副秘書長來會商，以因應這個即將來到的憲政風暴。這是大法官585號解釋確認憲法賦予總統的行政權，也是總統的責任，而我，也以最小侵害、最大限縮的態度審慎行使這項權力，並沒有「無限上綱」。

我後來請黃世銘檢察總長向江宜樺院長報告本案，只是完成法定程序，並非指揮辦案。因為我國憲政採取雙首長制，在程序上當然也應該向行政院長報告，這都是依法令的公務行為，不是無故洩密。

令人痛心的是，起訴書雖然提了不少次憲法，卻忽略了憲法最根本的功能。憲法是用來讓國家更進步、讓人民更幸福的，不是用來羅織構陷、不是用來入人於罪的。

我想請問檢察官，102年8月31日當天黃世銘一見面就說：「這是純粹的行政不法，如果是刑事不法。我就不會來報告。」檢察官的起訴要點忘了這點。身為總統，我當然要相信檢察總長，我怎麼會認為檢察總長向我報告的司法關說案，是違法的、是我不應該過問的偵查秘密呢？身為法務部前部長，我怎麼會認為黃世銘會犯罪、會洩漏偵查秘密給我呢？我怎麼會認為這一位多次在全國檢察官票選中得第一名的檢察總長，會洩漏偵查秘密呢？

沒有一位總統，會懷疑檢察總長違法。沒有一位總統，會懷疑檢察總長跟他報告的事，是違法的、不應該過問的偵查秘密。

我也想請問檢察官，如果時光倒流，我當時遇到了這件令人震驚的司法關說案，應該如何照起訴書的建議「合法、適當」處理呢？去問檢察官我可不可以跟行政院長討論嗎？要問誰呢？要問最高檢察署嗎？還是台北地檢署？每一位檢察官都要問嗎？如何問？檢察官根據甚麼法律答覆我呢？如果連檢察總長跟我說這是行政不法我都不能相信，我又應該怎麼處理呢？還是我什麼都不做，上床睡大覺？

如果依照起訴書的思維邏輯，現在與未來所有的總統都將動彈不得，無法行使職權。因為任何國家社會發生的大事，都要先問檢察官有沒有偵查；得到任何資訊，都要先問檢察官有沒有偵查；任何官員涉及行政不法，不論是法務部長也好、行政院長也好、總統都不能過問，都不能處理，否則都可能構成洩密或教唆洩密！

看完88頁的起訴書，更令我痛心的是，我想請問檢察官，你們到底認為當時有沒有發生這件重大司法關說案呢？難道是我杜撰一個虛擬的司法關說案，來洩密、來教唆洩密的嗎？

有一次陳瑞仁檢察官在臺大演講時，提到檢察官被關說的經驗。他說：「以前發生很多事情：把你叫進去辦公室，裡面坐著立法委員或監察委員，人家就跟你講，說這是某某立委啊，他的親戚有一個案子怎樣怎樣啊，請你查清楚一點。他不會很明顯跟你講，他用暗示的。只要聰明的檢察官退下來就知道這個案子怎麼辦」

我想請問檢察官，王金平院長為了特定個案在電話中跟柯建銘委員說：臺高檢陳守煌檢察長有打電話來，說承辦檢察官姓林，林秀濤。她是曾勇夫部長的人，叫我跟部長說，我已經跟部長說了，他會盡力處理。這是什麼意思？

王金平院長為特定個案打電話給曾勇夫部長，說：「不要為了上訴而上訴。」，這是什麼意思？

陳守煌檢察長為特定個案叫林秀濤檢察官到辦公室，要她對特定個案「依法辦理」、「該上訴就上訴，該不上訴就不上訴」，這又是什麼意思？

檢察官起訴書中，特別強調我擔任過法務部長。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最瞭解，關說司法個案是傷害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最大的殺手，也是人民最痛恨的違法行為。尤其是立法委員聯手關說司法個案，更是破壞憲政體制、權力分立最嚴重的型態。在102年9月6日特偵組召開記者會公布這個司法關說案之後，我看到社會震驚、輿論譁然、政局不安，我因此決定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331號解釋與政黨慣例祭出黨紀，懲處嚴重違紀黨員，就是因為我知道檢察官及人民最痛恨關說，最痛恨特權，我也知道檢察官所謂「個案」、「依法辦理」是什麼意思。

我想請問檢察官，102年9月6日之後，我，身為國民黨主席，或者是國民黨中央，當時可以不依照憲政體制與政黨慣例祭出黨紀懲處嚴重違紀的黨員嗎？還是我只能假裝沒看到，回家睡大覺？

我今天再談這點，並沒有其他目的，只是請檢察官好好想想，辦案子以臆測當證據、先射箭後畫靶，把案子推給法院。這樣做，傷害的，是檢察官全體的聲譽；傷害的，是人民對司法及檢察官的信賴。

在這個案子中，檢方起訴的基礎，就只是認為，我為了要撤銷王金平的黨籍、換掉立法院長，所以洩密給江宜樺及羅智強，我為了鬥倒王金平，所以要黃世銘洩密給江宜樺。這個起訴的基礎，倒果為因，毫無邏輯，只有臆測，沒有證據。

這本起訴書的基礎，跟某些電視名嘴或網路鄉民一樣，都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把臆測當證據，先射箭後畫靶。

江宜樺、羅智強並沒有任何國民黨的職務，在國民黨內幾乎沒有任何角色，我當天跟他們會商這個司法關說案的危機處理，完全沒有提到撤銷王金平黨籍及撤換立法院長，完全沒有。

所謂黃世銘「再次洩密」給江宜樺，跟撤銷黨籍與撤換立法院長，也完全無關。

起訴書對它所臆測的政治目的或動機，不但沒有提出任何證據，更完全無法得出我為了政治目的而洩密的這個結論。

要撤銷王金平黨籍跟撤換立法院長，不應該去找行政院長，也不是找總統府幕僚，不會只找兩個人，不會只談不到一小時，更不會在四天後要求黃世銘再去向行政院長報告。黃世銘再去向行政院長報告，對於撤銷王金平黨籍跟撤換立法院長，有任何關連嗎？

檢察官的起訴書從第一頁就開始臆測，從第一頁就錯起，一直錯到底。而且刻意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忽略對我有利的證據，譬如民國94年我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曾力邀王金平院長擔任第一副主席。又如民國100年國民黨提名不分區立委的時候，我特別修改原先只許連任一次的黨內提名辦法，讓王金平院長可以再連任一次，再做4年院長。我如果跟王院長的關係像起訴書所描述那樣的水火不容，我何必為他破例修法呢？這件事，政壇人人知道，網路一查就到，為甚麼只有檢察官不知道？起訴書又說，我擔任總統期間與王金平院長因為「理念差異，施政政策無法貫徹」，但是王院長今年2月21日以證人身分切結作證時，明確告訴周士瑜主任檢察官，他的「政治理念（與總統）應該沒有大的差別，都是為了中華民國生存發展，黨能夠重新執政。」他明白否定了起訴書的臆測。我必須沈痛的說，本案檢方不是沒有政治常識，就是刻意構陷入罪。

我做過法務部長。民國83年我全面發動檢察官查察賄選，當時全國選出883位縣市議員，檢察官就起訴了341位，將近四成，人數是史上最多，全國震驚。84年我親自出席憲法法庭兩次，全力爭取保留檢察官的司法官地位，最後被大法官釋字392號解釋所接受，讓檢察官安心工作。我當總統後，100年成立法務部廉政署，全力支持檢察官肅貪，有效降低犯罪率、提升定罪率。我不論當法務部長或總統，一向尊重檢察官職權，我從來不干預司法個案。我也必須沈痛的說，我對檢察官的支持，我對檢察官的期許，遠遠超過許多政治人物甚至法律人，也因此，我對這個案子的痛心，是你們無法想像的。

最後，這個案子，不僅牽涉到我個人的名譽與清白，更重要的是，總統的權力固然不能無限上綱，檢察官的權力也不能無限上綱，檢察官尤其不能「明查秋毫，而不見輿薪」，「深文周納，羅織入罪」，要求總統以檢察官自認「合法適當」的方式，來行使總統的憲法職權。

總統究竟應該如何行使職權，應該如何處理國家大政，攸關我國憲政的未來，也攸關未來所有總統的名譽與清白，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以後的卸任總統，還要面臨同樣的問題。

請判決無罪。

也請讓未來所有中華民國總統，忠實履行他們對憲法的承諾與對國家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