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 #假民主第一名 就是 #台灣。」
前台大退休教授 #陳志龍 認為：「以民為主、以法為規」才是民主法治，而台灣出現「以錢為本，以貪為規」，這是政府犯罪，守法的人民按照SOP走路，可是政府卻逆向開砂石車撞倒人民，掠奪人民生命財產，至今沒有被究責。台灣堪稱是民主法治國家，人權有跟上世界腳步嗎？台灣人能夠自由的經營工商，一般百姓也能自由進出國門，但是，一旦被懷疑有罪，即等同犯罪，一直到法官作出三審無罪的判決才還自由身，但往往十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年的黃金歲月過去了；尤有甚者，人民只要被 #國稅局 盯上了，就有逃漏稅的嫌疑，就會開出稅金加論倍的罰金的稅單給你，認罪、協商、繳稅就沒事了；不服氣就訴願、上行政法院，恐怕也是十年、二十年的青春歲月賠進去了。
　
國稅局用 #國家機器 霸凌百姓 台灣人權有 #跟上世界腳步 嗎？
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content/people-voice/332412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偷了乾洗手，法院如何審判我？

有個人，在新北市的某個全聯偷了一些草莓夾心巧克力、幾瓶瓶洗髮精、1 條乾洗手凝膠。被抓到以後，檢察官對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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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簡易判決處刑呢？

如果你今天犯罪被抓到，檢察官在偵查之後覺得你有罪，就會起訴你，這時候案件就會進到法院審理。

法院審理有一些一定要走的過程，像是證據調查、交互詰問、言詞辯論等等，run 完這一套流程的程序，叫做「通常審判程序」。不過，其實很多案件小到不行，被告犯的罪也沒有多重，如果還要走一套完整的刑事訴訟，其實是在浪費法庭上每個人的時間。

所以《刑事訴訟法》針對輕微犯罪設計了「簡易判決處刑」的程序，簡化了通常程序的很多流程，讓案件能夠迅速確定，被告不用一天到晚去法院、法官也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審判，省時省力，節省大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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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案件可以走簡易判決處刑？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要走簡易判決處刑，必須具備這兩個條件：

1⃣️ 被告的自白或目前的證據已經足夠認定被告真的有罪。

2⃣️ 被告犯的罪必須是輕罪。

檢察官如果覺得符合條件，可以直接跟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就算檢察官直接起訴了，被告在法庭上自白認罪，法院也可以直接改用簡易判決處刑。

被告也可以在偵查的時候，跟檢察官自白認罪，並且表明願意被判多重（或是緩刑），然後請求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如果同意，就可以根據被告同意的範圍，向法院請求判刑或緩刑，法院原則上只能在檢察官請求的範圍內判決。

檢察官在請求之前，也可以問一下被害人的意見。視情況可以在被害人的同意下，要求被告道歉或是要被告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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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判多重？

一個進入簡易判決處刑的案件，法院就可以書面審理（意思就是不開庭，被告乖乖在家裡等判決書），而且法院也必須馬上判，不能拖時間。

簡易判決處刑的結果，必須是「可以宣告緩刑」、「可以易科罰金」、「可以易服社會勞動」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法律這樣規定，就像我們前面說的一樣，能用簡易判決處刑的案件真的非常輕微。

因為這樣的結果，簡易判決處刑的案件大部分的時候都不用坐牢，但仍會留下犯罪紀錄（也就是所謂的「前科」）。

而這個在全聯偷東西的當事人，最後也被法院判決拘役 50 天，可以用一天 1000 元易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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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發現，被告偷了乾洗手凝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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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個狀況，當別人在用普通的乾洗手（甚至味道還有點刺鼻），而你卻拿處 SÉCHIÚ，無論是清甜綠茶香、還是沉穩的雪松，一樣是洗手，用了SÉCHIÚ 讓你看起來非常假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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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SÉCHIÚ SECHIU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12月23日(100蚊獅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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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香港昨天本地確診病例有所下降，即使來自病毒變種的英國的外來感染病例也只有兩宗，一天或者短期的數據，未必足以說明這就是第四波走向消退的趨勢，衛生署表示「審慎樂觀」，在採取足夠和周密的應對措施後抱樂觀態度未嘗不可，但見諸英國出現病毒變種而倒瀉籮蟹，特區政府也應該未雨綢繆，必須及早準備並公布應急方案，既要有備無患，同時也可以令市民對醫療系統爆煲的擔心釋懷。特區政府過去幾個月的控疫手段時鬆時緊，政策執行不徹底，導致第四波疫情爆發，而今已經出現在社區多頭爆發，各種感染群組蔓延，更令人擔憂的是環境傳播的途徑防不勝防，而政府在執行防疫抗疫的手段多有「甩漏」，例如密切接觸者死後確診還等不到移送檢疫中心的安排、唾液送檢後收不到報告等等漏洞。

蘋果頭條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指違反工業邨用地租賃條款，本月3日被控欺詐，還柙候訊，黎智英當時申請保釋被拒。黎原本已排期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惟國安處於保釋聆訊4天前，再起訴黎另一條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罪名，被解往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再遭下令要還柙至明年4月16日再訊，至上周五（18日）更將黎轉到高度設防的赤柱監獄繼續還柙。黎今（23日）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候審。原定上周二（15日）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的黎智英，於本月11日突被警方加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增加其保釋的難度。今日黎智英將就欺詐案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外出候審，相信屆時將合併處理欺詐及《國安法》兩案的保釋。

東方正論
司法制度，千瘡百孔。沒有鬼死不得人，沒有漏洞就不會有漏網之魚。繼反對派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流亡外國，昨日又有一名年輕黑暴分子棄保潛逃，警察拉人，司法放人，浪費執法者的努力，亦變相鼓勵犯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一而再，再而三發生，是巧合還是制度上出現問題？昨日被揭潛逃的中五學生曾志健，去年10月1日在荃灣街頭示威遭警員開槍射傷左胸，曾經危殆但保住性命，始終被追究法律責任，他與一名理工大學博士生同被控暴動罪，曾又涉嫌襲擊對他開槍的警員，被控兩項襲警罪。

星島社論
去年十月一日國慶中五男生「健仔」曾志健在荃灣參與示威活動期間左胸中槍受傷，他事後和廿六歲理大博士生邱宏達分別被控暴動及襲警等罪，曾志健於今年十月在區域法院提訊時表明「應該會認罪」，惟案件昨再度提訊時，「健仔」卻沒有現身法庭，法官高勁修即時頒布拘捕令，通緝他歸案。案件由去年在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至昨聆訊，裁判官李志豪、法官郭偉健和高勁修均允許曾志健保釋期間毋須交出旅遊證件。據悉，曾志健的地址已換了新住客，而當局至今未有他的出境記錄。

經濟社評
本港全面封關？食肆全禁堂食？正當英國出現變種病毒，人心惶惶之際，本港有立心不良網民卻趁機散播惡毒謠言，指政府會實施更嚴厲防疫措施，試圖製造恐慌。疫下市民信心不穩，港府控疫措施不但要到位，更要時刻監察網上言論，當發現不實資訊，須馬上「打假」澄清，以免拖控疫後腿，更要嚴肅追究造謠擾亂社會的壞人。昨晨網上瘋傳政府下午舉行記者會，推更嚴厲防疫措施，包括午夜起全面封關，所有食肆禁堂食等，並呼籲市民在公布前盡快購買食物和日用品。

1. 桃園地檢署檢察長彭坤業，涉嫌在一件犯罪金額超過5億的逃稅案件中，施壓檢察官必須與被告進行認罪協商的醜聞。法務部蔡清祥部長說成立調查小組、很快有結果。請問法務部還要拖延多久？

2. 昨日，法務部檢審會決議將彭坤業調陞「高檢署主任檢察官」。涉及弊案遭調查竟然還升官，引起基層檢察官怒火。

依法務部遴選要點規定，高檢署主任檢察官應「操守風評均佳」。然而，彭坤業在2000年時參與股市富商招待的「鳳梨宴」，得知內線訊息後竟然參與炒股牟利，事後遭到監察院彈劾。這位早已顯露嚴重風紀問題的檢察官，當初沒撤職已經很離譜了，法務部在他再度涉及弊案後還幫他升官？

3. 上週桃園地檢發了一個避重就輕的聲明，說檢察長是接受「陳情」。對此，我要求法務部具體回應基層檢察官質疑，法務部沒有回應。

我今日公開請教法務部：當初到底是誰向檢察長陳情？有無通聯或書面紀錄？桃檢公訴檢察官負擔很重，請問本案哪裡重大特殊到需要找另一名公訴檢察官來「協助」協商程序？是這個案件「特殊」？還是被告「特殊」？還是辯護人「特殊」？

4.根據司法院地方法院認罪協商案件終結件數統計，去年在所有涉及作假帳逃稅的犯罪案件中，達成認罪協商僅有3件、其中由法院審查庭自結件數更是0件！請問本案到底是如何「特殊」到檢察官竟然在審查庭中進行認罪協商？

更何況本案在偵查階段，被告矢口否認犯罪，責任全部推給醫院財務與會計人員；犯罪期間長達9年、犯罪所得超過5億元，情節如此嚴重、惡性如此重大的案件，請問到底憑什麼給他特殊待遇？


附註：

2019-3-27 別讓司法成為「有關係就沒關係」的司法
https://reurl.cc/34znX

2019-3-25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檢察長涉嫌關說施壓、檢察官也質疑法官涉入
https://reurl.cc/vvMOl

2019-3-23 這樣的司法、還能不改革嗎？
https://reurl.cc/OrvLg

2019-3-22 基層檢察官的控訴：請法務部徹查到底、切勿包庇
https://reurl.cc/xvvvV

2019-3-22 基層檢察官沈痛的控訴
https://reurl.cc/rv5WZ

1. 日前有媒體報導司法院政策大轉彎，轉向陪審制。司法院馬上發聲明嚴詞否認。今日我再度詢問司法院：這是假新聞、還是司法院說謊？司法院呂太郎秘書長卻改口說「新聞內容不精確」。

請問司法院：為何不去函要求媒體更正？難道是心虛嗎？司法院還要再進行這種「放消息、帶風向」的惡劣操作嗎？

2. 桃園地檢署檢察長涉嫌在一件犯罪金額超過5億的逃稅案件中，施壓檢察官必須與被告進行認罪協商的醜聞。有檢察官質疑承審法官也涉入其中，對此，承審法官也出面澄清。

請問司法院，審查庭是在處理何類型案件的何事項？審查期限為何？依照今天司法院的說明，如果審查庭是在處理案情單純較不複雜的案件，為何本案審查庭卻說是複雜案件、要鑑定、因此要求延長期限，而在延長期限後又在討論認罪協商？

根據《地方法院辦理民刑事訴訟案件流程管理實施要點》，延長審查庭辦案期限必須經過院長同意，屬於司法行政監督事項。對於「承審法官有無涉入」、「審查庭制度有無遭到濫用」，司法院必須徹查到底。

3. 法官陳鴻斌多次性騷擾助理，引起社會譁然。為此，司法院許宗力院長甚至率院內同仁，帶頭上性平教育課程。

然而，我接獲檢舉，臺中地院副法警長在內部會議對內出現極不妥當的性騷擾言詞。事後，臺中地院性騷擾申訴處理審議委員會竟選擇包庇，這是司法院支持的立場嗎？

附註：
2019-3-23 這樣的司法、還能不改革嗎？
https://reurl.cc/OrvLg

2019-3-22 基層檢察官的控訴：請法務部徹查到底、切勿包庇
https://www.facebook.com/kcfor2016/posts/1140354109480162

2019-3-22 基層檢察官沈痛的控訴
https://reurl.cc/rv5WZ

2019-3-20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先射箭再畫靶的司法改革
https://reurl.cc/ZVW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