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 —— 論跑馬仔押注抑或爭取跨黨派支持】 今屆美國大選在香港引起熱烈關注，此源於西方世界與中國持續交惡，港人見證各國元首與政治人物，越來越願意公開支持香港抗爭，尤其是自總統特朗普在兩年前任命蓬佩奧為國務卿以後，對港關注確是穩步上升，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強心針。不少支持民主的香港人都像看世界盃時吶喊助威一樣，聲援現任總統的特朗普爭取連任，而網絡上也有聲音認為，在美港人及政治人物的遊說方向，應從跨黨派（bipartisan）轉為「押注」向其中一方。 雖然在國安法壓境之下，如我這般身處香港的政治人物，也明顯感覺到國際倡議空間大幅壓縮，大多情況下只能透過社交媒體、外媒投稿、訪問和民間組織活動發聲，但不論從我過去赴美遊說所得到的經驗，還是觀察到現時的美國選舉形勢，我相信未來投入國際倡議的政治人物仍要小心慎重繼續爭取跨黨派支持，而非在各國大選期間押注表態支持任何候選人，因在沒有行政主導及實踐三權分立的美國，國會機關在外交政策的效用與角色，從來不下於行政機關。 我知悉不少港人在大選點票開始，對於拜登較大機會勝出，簡直就是完全不能接受，並質疑他將全面靠攏中國。固然種種憂慮均來自拜登往蹟差劣，以及客觀單論措詞而言，特朗普和蓬佩奧在對港議題的表態，確實比起奧巴馬政府來得鮮明、強硬和搶眼球。不過，我仍然認為大家毋須對於未來過份憂慮，因為根據美國憲法，#除非國會停止運作，#否則只要參眾兩院通過任何法案，#即使總統拒絕簽署，#法案在十天後也會自動生效。 換句話說，在未來四年，只要美國撐香港的國會議員提出有利香港抗爭的法案，並獲跨黨派共識通過，即使拜登不願簽署也好，法案也會按照美國憲法，在國會通過十天後自動生效，我想這已說明爭取國會跨黨派支持的重要性；更何況「對中強硬」本來也是民主共和兩黨在過去四年裡，頗難得達成共識的個別範疇，如《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台灣旅行法》和《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都是在跨黨派共識下通過。 除了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國會兩院的控制權會否有所轉變，也會影響未來四年投入國際倡議的策略，當兩院控制權看來較大機會維持不變，即參議院繼續由共和黨把持，眾議院則由民主黨把持，即由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主導眾議院和參議院，我相信堅持爭取跨黨派支持，而非在總統大選後出征聲討某一政黨，就更會是非來爭取香港議題支持的重點策略。 回望《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在2019年能夠快速通過的原因，正正是跨黨派遊說的成果： 在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裡，這項法案能在去年九月突然成功「打尖」快速審議，仍是源於議長Nancy Pelosi、調動議程先後的程序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Rules）主席Jim McGovern和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的Eliot Engel首肯，以致少數黨領袖Michael McCaul、撐港共和黨眾議員Chris Smith等的配合。 另一邊廂，在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裡，若無法在參議院得到共和黨籍的外交關係委員主席Jim Risch支持，沒有Marco Rubio願意把握中大理大衝突震撼世界的機會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Mitch McConnell談判，以及民主黨少數黨領袖Chuck Schumer等人加入施壓，相信法案會在參議院「卡關」好一段時間。在法案得到參眾兩院中兩黨接近全體議員支持的情況下，即使當時快將與中國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特朗普，也不得不冒談判受影響的風險下，促成法案生效。 在爭取香港議題支持的路上，將議題變成某一黨派專利可說是大忌，把整個美國政黨定性為投共更是大忌中的大忌。假使美國民主黨能夠在今次大選中贏取國會兩院和總統三個機關的控制權，也不代表我們可以全面擁抱民主黨，難保共和黨在2年後的中期選舉捲土重來贏取國會控制權，反之亦然。正所謂風水轉流轉，在吶喊助威瘋狂押注以外，我想如何在大選過後，跟別國少數黨派的撐港政治人物維持良好關系，更為重要。 歷史上也不是沒有美國總統候選人在選前選後取態南轅北轍的情況，選前大力支持台灣和香港，共和黨的列根在當選後，便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對美國在香港前途談判中支持英國的請求冷處理；民主黨的克林頓在上任後亦是決定將中國最惠國待遇延續與否與中國人權狀況脫鉤的總統。當然還有近期不時有人提起的，蔣介石在1948年全面押注在杜魯門對手杜威，最終杜魯門爆冷連任成功後便在國共內戰中放棄國民黨一事，以上這些都是我們都必須要緊記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