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一個案件即使有新的證據，也會因為 #時效超過五年而無法聲請再審，侵害人民的權益，違反憲法對人權的保障。」
《#刑事訴訟法》已取消此五年時間限制，《#行政程序法》為何不跟進？ (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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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刑訴整理：EP1

大家好，我是周易老師。老師接下來不定期會整理刑事訴訟法的考試重點，內容是參酌重要的實務與學說見解彙整而成，希望能為同學們之後的考試盡一份心力！

今天是第一集，我們來看「質問權保障內涵——與實務見解之對照」：

一、實務對於質問權內涵的整體論述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12號刑事判決】（重要！重要！林鈺雄老師稱是「集大成」的判決，完全採納學說的要求～～）

1、被告之 #對質詰問權，乃憲法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刑事被告於整個程序中，至少固應有一次 #面對面、#全方位 對不利證人質疑及發問之 #適當機會，然對質詰問權所保障者，乃 #權利得以行使之適當機會，而 #非現實上之行使，倘審理事實之法院已賦予被告對不利證人對質詰問之機會，被告明示放棄不行使之，其權利自未受剝奪，自無許其事後指摘對質詰問權遭剝奪，而資為上訴第三審理由之餘地。
2、查證人吳憲人、洪教淳於民國一０三年八月五日第一審審判期日到庭經檢察官及其他共同被告詰問，上訴人則因另案在監未提解到庭而未克對質詰問。惟上訴人業於其後之八月十九日審判期日踐行對吳憲人之對質詰問程序，復於一０四年四月十三日原審之審判期日再次詰問之，是其對證人吳憲人之不利證詞業已充分、全面地行使對質詰問權；另上訴人於原審雖曾一度聲請傳喚洪教淳，然於一０四年五月十八日之審判期日亦明確表示「捨棄傳喚」，有各該筆錄在卷可徵（見第一審卷五第四至三七頁、第一四二至一四九頁、原審卷一第一八０至二０八頁、卷二第三０頁）。原審既已充分賦予上訴人對洪教淳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上訴人自行捨棄不行使，自無違法可指。
（編按：標號為筆者所加）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67號刑事判決】

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固應予保障，然對質詰問權所保障者，乃 #權利得以行使之適當機會，而 #非現實上之行使。倘審理事實之法院已賦予被告對不利證人對質詰問之機會，被告明示放棄不行使之，其權利自未受剝奪，自無許其事後指摘對質詰問權遭剝奪，而資為上訴第三審理由之餘地。

二、質問權內涵於實務上之例證

（一）適當機會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302號刑事判決】

1、九十二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雖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然其施行法第七條之三規定：「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但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前開法條施行前在審判外之陳述，#如已給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或該陳述人曾於審判中到場與被告面對面並具結陳述，#使被告有與之對質或詰問其先前與審判中陳述之瑕疵的機會，#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既已行使或可行使而不行使，#即不能謂其對質詰問權被剝奪而否定該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
2、卷查本件證人鄭理想在嘉義市調查站之陳述，係於前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施行前之九十年六月十五日所為，而第一審亦曾於九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傳喚該證人到庭，與上訴人面對面具結陳述，並詢問上訴人對其陳述之意見，使上訴人之對質詰問權有行使之機會，則上訴人或其辯護人既得與鄭理想對質或詰問其在嘉義市調查站與第一審審判中陳述之瑕疵，縱未行使，依前開說明，仍不能否定鄭理想在嘉義市調查站之陳述之證據能力；原判決採用該項陳述作為判決基礎，而未對上訴人之辯護人主張該項陳述無證據能力一節，予以指駁，縱有瑕疵，然此僅屬訴訟程序違法，對原判決結果顯無影響，自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上訴意旨（一），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編按：標號為筆者所加）

（二）面對面提問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49號刑事判決】

1、刑事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十六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號、第五八二號解釋參照），為確保刑事被告此二項權利，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除保留被告此二項權利外，另設立交互詰問制度，並採用傳聞法則，於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故證人在刑事訴訟，原則上，應於審判中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與被告同時在場彼此面對面互為質問及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如證人以聞自他人（即原始證人）在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內容之陳述，因非陳述其親自聞見或經歷之事實，而屬傳聞之詞，即無從藉由被告與其對質及對其詰問，以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又 #因該他人（#即原始證人）#非親自到庭作證，法院無從命其具結而為誠實之陳述，#亦無從藉由被告對質詰問權之行使，#以確認該傳聞陳述之真偽，以之作為不利被告之證據，#即侵害被告憲法上之對質詰問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認不具證據能力。
2、卷查證人即警員范陽宗於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原審證稱：「線民只說這個人從外地帶大批毒品進入新竹縣市來，沒有說要買或要賣，最後我們得知這個人是要到竹北來」、「線報沒說這個人的毒品是在竹北市買的」等語，係聽自其所謂「線民」之陳述，並非其親自聞見或經歷之事實，係屬傳聞證據，依前開說明，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無證據能力，原判決將之採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而未說明其根據何法律之規定，自難謂非違法。
（編按：標號為筆者所加）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872號刑事判決】

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證人、鑑定人由審判長訊問後，當事人及辯護人得直接或聲請審判長詰問之」，此項被告詰問權之規定，旨在發現真實及保障人權，應屬被告之基本訴訟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謂：「關於秘密證人制度，剝奪被移送裁定人與證人對質詰問之權利，並妨礙法院發現真實」，雖係就檢肅流氓條例有關秘密證人規定所為之解釋，然舉輕明重，此一解釋已明示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係被告之基本訴訟權，應受憲法之保障；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上訴審即審判程序，經審判長訊以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即答稱：「#希望能與陳俊傑對質」（上訴卷第一五五頁），於原審亦辯稱證人陳俊傑、蔡佾臻、黃鳳嬌（冒名蔡玉惠）所供前後不一，請求傳訊釐清（上更一卷第三九頁）等情，原判決雖以陳俊傑等三人前均已到庭陳述明確，核無必要，#但陳俊傑等雖曾於審判中傳訊到庭，#惟並未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原審遽行採認渠等供述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於法自有未合。

（三）全方位、至少一次性質問之要求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5356號刑事判決】

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事實審法院如未予調查，又未認其無調查之必要，而以裁定駁回之，或於判決理由予以說明者，其踐行之訴訟程序，即難謂並無瑕疵。又「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除顯無必要者外，不得拒絕。」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七條第二項定有明文。甲○○於歷審一再陳稱證人葉旭生夫妻係因遭警方在其住處查獲含有海洛因殘渣之針筒，與警方約定縱放其妻吸毒犯行為條件，始與警方配合供稱向甲○○購買毒品，其供詞非出於自願，自失真實，不得採為論罪之依據云云，並請求傳喚葉旭生到庭予以查明實情（見第一審卷第二十九、三十三頁，原審卷第五十三、六十二頁）；而證人葉旭生雖於檢察官偵查中到庭證述其向甲○○購買毒品海洛因之事實，#但似係同庭隔離偵訊，#並未曾與甲○○對質、#詰問，#有該訊問筆錄可稽（見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一三一八號偵查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一頁），則甲○○上開所陳是否確有其事，即欠詳明。證人葉旭生經第一審於審判期日傳喚並未到庭，原審對於甲○○上開調查證據之請求，亦未予置理，且未於判決說明其毋庸傳喚查證之理由，仍逕行引用葉旭生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中之證供，採為對甲○○論罪之依據，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難認允洽，#並有妨害法律所保障被告對證人詰問權之行使，#而難昭折服。甲○○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全無理由，應認原判決關於甲○○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 文字與圖示內容係整理並改寫自：林鈺雄，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2021年2月三版，頁220-222、226，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主要是參考頁226增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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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昨作成805號解釋案，直指「少年事件處理法」未給被害人陳述意見權，違反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此也與刑事訴訟長期「重被告、輕被害人」的設計，近年來讓被害人炸鍋，相關機關修正訴訟程序時，開始側重兩造權益。

以我七月初所提出的"羅姓保全犯兒少網路誘拐及性侵案，法官涉交保裁定違失調查案"為例，正好凸顯出未成年被害人訴訟參與權及表意權的重要性。由於本案羅男以脆弱少女為目標，反覆實施計畫性的犯罪，其再犯危險性明顯高於其他性侵害類型。承審法官屬臺北地院性侵專股，理應優先考量被害兒少的最佳利益及其程序主體權、表意權及資訊獲知權的保障。然其未審酌被害兒少之最佳利益，也未適時尋求專家證人提供兒童觀點之意見，以及參酌兒童人權公約之相關見解，又未酌定足以防制被告再犯之適當事項，逕依被告聲請將全案移付調解，均有欠妥適。目前大法官805號釋憲案算是回應了兒少作為訴訟主體的權利，接下來就看何時修法完成!

💢💢同場加映:羅姓保全犯兒少網路誘拐及性侵案，監察委員要求司法院對承審法官為職務之監督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5&s=20476

〔記者吳政峰／台北報導〕大法官昨作成805號解釋，直指「少年事件處理法」未給被害人陳述意見權，違反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律師廖芳萱認為，少事法的立法保護對象是非行少年（加害人），使得規範通篇圍繞在非行少年權益上論述，但近年來被害人權益逐漸獲得重視，司法院可趁此修法賦予被害人訴訟參與權。

廖芳萱表示，少事法的程序規範部分參考「刑事訴訟法」而來，我國刑訴法的適用客體主要是被告，從程序上而言，多以被告角度出發，移植到少事法，也多從非行少年保護面向設計規範。

刑事訴訟長期「重被告、輕被害人」的設計，近年來讓被害人炸鍋，相關機關修正訴訟程序時，開始側重兩造權益，去年已讓被害人或家屬可聲請「訴訟參與」，保障陳述意見的權利。

廉政透明是縣長的政見之一，但本案基於下述理由，森堡建議將本案不通過：

一、法案沒有上行法源基礎，且牴觸地方法規標準自治條例

依憲法110條「縣立法並執行事項」，並不包含調查權之賦予。
另參考釋字第38號意旨，縣立法不得為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
縣議會行使縣立法之職權時，若無憲法或其他法律之根據，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

此外，依照地制法43條所述，縣 (市) 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二、功能與政風處重疊，且無論政風或委員會成員，皆無調查權利。

政風人員，並非屬於「刑事訴訟法」第229條第1項，具有偵查犯罪權限的司法警察，故對機關內部的貪瀆，也僅能為「不具有強制性」的調查。且依依釋字585號意旨，以外部人員進行內部行政調查，更是毫無依據。

三、該自治條例係屬任務編組，且無獨立預算，依前述本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之規定，不需設有自治條例，若縣府有委員會成立需求，可採自治規則辦理即可。

若小組討論未明確，應先建請議會發文向司法院就本案法律疑義，聲請解釋，避免通過後遭主管機關函告無效，令議會蒙羞！

1. 相較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每年完成約80件實體判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每年僅產出10件解釋文，表現有待改進。在此現狀下，如果沒有相應配套，《憲法訴訟法》草案修正通過後，成效堪虞。

2. 2015年第8屆立法院審議《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至委員會審竣完畢，司法院及立法院各黨團皆同意「立法委員總額四分之一得聲請釋憲」改革方向。

同時，去年司法院邀集學者專家組成《憲法訴訟法》研修會議，同樣確立「立法委員總額四分之一得聲請釋憲」結論。然而，司法院最後在政治壓力下，卻背棄專業的黑箱大轉彎，將聲請釋憲立法委員總額提高為「三分之一」，令人遺憾。

更離譜的是，迄今司法院仍無法交出研修小組會議紀錄，也拒絕回應司法院背棄專業之決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