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接連受暴，處理制度漏洞百出；週全的處理機制，才能遏止暴力再犯！」
　
今年 1 月，我接到了多位台北某公立幼兒園家長的陳情，園內的老師疑似有不當對待的情形，因此我便建議家長們向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正式通報，並聯繫台北市議員 林亮君 、呱吉 邱威傑 辦公室，協助緊盯北市教育局是否落實幼兒園疑似不當對待案件的調查程序。
　
然而，我們卻看到許多調查程序上的問題，而且，這樣漏洞百出的處理制度其實已存在許久，今天上午，我便與 人本教育基金會、林亮君議員、邱威傑議員、陳情家長等，共同召開記者會，呼籲必須儘速周全相關機制，才能遏止未來更多這樣的憾事發生！
　
　
🔴 調查小組獨立性不足，園方竟然能夠球員兼裁判？
　
雖然教育局在接獲通報後的確啟動了調查程序，並組成調查小組，但是，在調查過程中，卻並非由調查小組全權進行調查，甚至還讓該幼兒園參與調查事務，不免令人有球員兼裁判的質疑！

例如，將訪談地點設在事發園所，或是園方以具名方式要求家長回覆訪談意願調查表，使得目睹事件發生兒童的家長，因為畏懼遭到事後報復，不敢出面參與訪談，而在訪談進行的當下，甚至有老師、校方擔任工作人員，就坐在旁聽席聽家長們陳述。
　
其實，我去年在質詢時已要求教育部，應訂定幼兒園不當對待案件的處理流程與程序，教育部也確實在今年公告相關的注意事項，不過，該規範雖有明定調查過程的流程，例如：應組成調查小組、小組成員應為具有相關專業知能之專家學者，但從此次案件調查過程中的種種疏漏，恐怕仍有不足。
　
針對調查小組的問題，我會持續爭取，要求未來在處理幼兒園不當對待案件的調查時，應比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由理應作為第三方公正單位的調查小組全權進行調查程序！

🔴 調查小組遴選機制不明，調查委員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能嗎？
　
此次的調查小組遴選了 5 位外部委員，但我們並不清楚這些調查委員的遴選機制為何？我們想問，教育局是否有明列專家名單進行遴選？若有名單，這些名單內的專家是否都有足夠專業知能足以讓當事兒童、其他目睹事件發生的兒童，能夠安心陳述呢？
　
其實，台灣目前在兒童表意權的實踐上仍有待加強，尤其在涉及兒童權益的調查程序上，更為明顯！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夠更重視兒童表意權，在涉及兒童權益的程序時，也應該要讓孩子有充分表示意見的權利，並且應該有相對應的機制，協助兒童好好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此，我們呼籲教育部，有義務確保全數調查委員都具備與幼兒心理知能，或其他可協助幼兒表達意見的專業知能，並且，也應該比照《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來建置調查的專業人才庫！
　
🔴 調查報告不提供給家長，讓家長申覆無門？
　
在此案調查完畢後，社會局認定 A 家長所在班級的 2 位老師，確有管教方式不妥、有不當情緒，但僅以行政指導輔導即可；B 家長所在班級的老師，則因證據不足，認定無不當對待情形。
　
然而，對於這樣的結果，家長就只拿到一張說明案件結果的公文。老師有哪些行為，經過調查後屬實？老師有那些管教方式不妥？不當情緒又是發生什麼事？這些家長通通都不知道，想和教育局索取調查報告，卻被以「有個資疑慮」，而拒絕提供，對於調查結果和局的認定，也沒有申復管道可以救濟。
　
在今年 5 月公告的《處理教保服務機構疑似不當對待幼兒案件注意事項》中，雖然規範「須將調查結果通知相關幼兒的家長」，但是，只提供調查結果，難以讓家長得知認定不當對待案件成立與否的原因、調查委員審酌證據採納的理由等，恐怕將導致調查報告難以讓受害家長信服。
　
因此，我們要求教育部針對教保不當管教案件，應持續修正相關幼照法、教保人員服務條例及相關注意事項，並比照《性平法》調查程序，調查會議必須以正式書面通知，並且明定調查結果必須以書面附調查報告予申訴人，並提供申覆管道。

🔴 調查過程進行中，園方製造家長對立？

園方在家長反映後，不僅沒有依法進行通報、組成調查小組，反而還召集幼兒園志工團的志工家長，表示「最近和某些家長誤會，需要正向相挺一下學校」，造成相信園方的家長群起攻擊陳情家長。這個情形其實並不少見，我們在多起幼兒園不當對待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都常常會看到園方使用類似的分化手法，給予陳情家長莫大的壓力。
　
若比對《性別平等教育法》，該法規範校方應有保密義務，且規定校方於組成性平委員會調查的期間，只能視情況就相關事項、處理方式及原則予以說明，等事件處理完成後，也要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後，才能就事件有無、樣態及處理方式予以公布，如此一來，才能遏止園方於調查程序進行中給予陳情家長壓力。
　
對此，我們也要求教育部應修正相關法律及相關辦法，比照《性別平等教育法》，完善機構於調查小組在調查程序中的保密義務！
　
　
在去年3月底時，我們已提出《幼照法》修正，不過，後續我們也會針對前面提及的程序面問題，繼續提出《幼照法》、《兒少權法》的修正！
　
此外，教育部目前也正在擬具相關條文修正草案，對此，我們仍要再次呼籲，希望教育部能按照規畫期程，盡快將法案送至立法院；也要強烈呼籲衛環委員會與教文委員會，儘速排審相關法案，才能讓我們透過修法，將以上種種問題，從根本改善！

【實務見解，分享：釋字807號！】

大家有關注前幾天發布的釋字807號解釋嗎？

先不論引起什麼樣的討論，你們對於內容都看完了嗎😆
要記得先看大法官的解釋文跟理由書，再加入討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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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爭點：
勞動基準法第49條第1項規定，限制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是否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

先說結論：大法官認為此條違憲！

大法官認為勞動基準法第49條第1項之規定，#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勞動基準法第49條第1項：「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

🎈理由書（僅節錄實體部分）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應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第7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憲法保障人民之平等權，並不當然禁止國家為差別待遇。惟法規範如採取性別之分類而形成差別待遇，因係以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板印象等可疑分類，為差別待遇之標準，本院即應採中度標準從嚴審查（本院釋字第365號解釋參照）。其立法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所為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實質關聯，始與憲法平等權保障之意旨無違。
　　系爭規定雖以雇主為規範對象，但其結果不僅僅就女性勞工原則禁止其於夜間工作，且例外仍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始得為之，因而#限制女性勞工之就業機會；而#男性勞工則無不得於夜間工作之限制，即便於夜間工作亦無須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顯係以性別為分類標準，對女性勞工形成不利之差別待遇。是系爭規定之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所採差別待遇之手段須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實質關聯，始為合憲。
　　系爭規定之所以原則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其立法理由依立法過程中之討論，可知應係出於社會治安、保護母性、女性尚負生養子女之責、女性須照顧家庭及保護女性健康等考量（立法院公報第91卷第47期第45頁至第89頁參照）。而主管機關亦認「衡諸女性勞動年齡期間，生育年齡占其大半；女性勞工上述期間，不僅身心健康負荷較諸男性為重，且其母體健康更與下一代是否健全有明顯直接關聯。從而，禁止雇主令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以免有違人體生理時鐘之工作安排，影響其身體健康，係基於使社會人口結構穩定，及整體社會世代健康安全之考量……。」（勞動部110年7月6日復本院意見參照）。基此，#系爭規定之目的概為追求保護女性勞工之人身安全、#免於違反生理時鐘於夜間工作以維護其身體健康，並因此使人口結構穩定及整體社會世代健康安全等，固均屬重要公共利益。
　　惟維護社會治安，本屬國家固有職責，且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更明定「國家應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因此，就女性夜行人身安全之疑慮，#國家原即有義務積極採取各種可能之安全保護措施以為因應，#甚至包括立法課予有意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之雇主必要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宿舍之義務，以落實夜間工作之婦女人身安全之保障，而#非採取禁止女性夜間工作之方法。乃系爭規定竟反以保護婦女人身安全為由，原則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致女性原應享有並受保障之安全夜行權變相成為限制其自由選擇夜間工作之理由，#足見其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顯然欠缺實質關聯。
　　其次，從維護身體健康之觀點，盡量避免違反生理時鐘而於夜間工作，係所有勞工之需求，不以女性為限。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者，亦難謂因生理結構之差異，對其身體健康所致之危害，即必然高於男性，自不得因此一律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至於所謂女性若於夜間工作，則其因仍須操持家務及照顧子女，必然增加身體負荷之說法，不僅將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拘泥於僅得扮演特定角色，#加深對女性不應有之刻板印象，#更忽略教養子女或照顧家庭之責任，#應由經營共同生活之全體成員依其情形合理分擔，#而非責由女性獨自承擔。況此種夜間工作與日常家務之雙重負擔，#任何性別之勞工均可能有之，#不限於女性勞工。又，前述說法，對單身或無家庭負擔之女性勞工，更屬毫不相關。
　　此外，系爭規定之但書部分明定，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且依該但書規定提供相關設施後，即得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亦即以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作為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之程序要件。就雇主對勞工工作時間之指示而言，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程序，通常固具有維護勞工權益之重要功能，避免弱勢之個別勞工承受雇主不合理之工作指示而蒙受生命身體健康之危害。然而，#女性勞工是否適於從事夜間工作，#往往有個人意願與條件之個別差異，究竟何種情形屬女性勞工應受維護之權益，#本難一概而論，未必適宜全由工會或勞資會議代表代事業單位所有女性勞工而為決定。況各種事業單位之工會組成結構與實際運作極為複雜多樣，工會成員之性別比例亦相當分歧，其就雇主得否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所為之決定，是否具有得以取代個別女性勞工之意願而為同意或不同意之正當性，實非無疑。基此，系爭規定以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作為解除雇主不得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之管制之程序要件，此一手段與系爭規定目的之達成間，亦難謂存有實質關聯。
　　綜上，系爭規定對女性勞工所形成之差別待遇，#難認其採取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有實質關聯，#更淪於性別角色之窠臼，#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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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之後更能保障女性權益嗎？又還有哪些事也需要公平？

勞動基準法第49條第1項規定「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

大法官認為，維護社會治安，本屬於國家的固有職責，國家也應該採取各種安全保護措施以為因應，包括立法課予雇主必要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宿舍的義務，而不是採取禁止女性夜間工作的方法。

但勞基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反而以保護婦女人身安全為由，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在夜間工作，剝奪女性自由選擇夜間工作的權利，且增加女性就業的法律障礙，導致女性應受保障的安全夜行權，變成限制女性自由選擇夜間工作的理由。

同性婚姻的家庭若想要建立親子關係，按《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0條立法理由說明：「為保障同性關係之一方親生子女之權益，應許他方得為繼親收養，由社工專業評估及法院之認可」。法院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委託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法院將參考訪視人員提出的訪視報告及建議決定是否認可收養。因此社工、法官都是影響成敗的因素。

所謂的繼親收養，以女同志為例（男同志以生父類推），它的組成通常是一個生母，及一個伴侶，而這個伴侶要收養生母的小孩。

現代社會，通常有共識，撫養孩子的責任在雙親，而非單由生育的那方獨立負擔。女性主義平權運動以來，一直強調的就是反對所謂的「母職說（Motherhood）」，這個意思是有關照顧家庭、照顧小孩等等這些家務責任，過去被視為生母天職，也就是把照顧小孩的責任，全部推給生小孩的那一方。但事實上，照顧小孩應該不只是生育方的責任，也是其同居人、伴侶的責任。這在一般的異性戀婚姻中，因為婚生推定的關係，所以丈夫在小孩生下來那一刻，就肩負了撫養小孩的法律責任，沒辦法逃走。但同志家庭在法律上只有血緣關係的生育方要負擔撫養責任，另外一個伴侶可以看自己決定要不要收養，一定要走至少三個月的收養流程，且收養流程要經過社工、法官，還不一定會過。

我認為在這之中比起異性婚姻，不管是社工或法官，都應該更需要特別照顧平等權及小孩最佳利益問題。通常我們會認為，對小孩利益來說，一個生母和伴侶都有責任要一起撫養小孩，絕對是比只有生母一個人肩負撫養小孩的責任，前者優於後者。

然而收養訪視的報告格式中，「家人對收養人的態度」以及「親子關係的描述」在收養評估占了非常重要的篇幅，都是需要由訪視人員來觀察和書寫完成。過去在同婚未通過時，曾有社工因認為小孩太小無法面對同儕壓力，所以給出不適合收養的建議，但當時好在法官有考量和體察，所以最後有收養成功。

因此訪視人員在調查時，我認為社會局必須注意第一線人員的訓練，要特別注意同志家庭與異性婚姻的社會結構性問題不同，也就是不能因為原生家庭長輩並不一定認同同志，甚至可能有不友善或歧視問題，而成為阻礙孩童受雙親最大照顧的最佳利益。

亦即訪視人員在面對同志家庭時需注意下面三個原則：
1. 不應讓生育方獨自承擔撫養小孩的責任。
2.不應讓原生家庭對同志的不友善，而影響繼親收養的認定，導致小孩高風險面臨法律只有一位血親有責任照顧他/她，這是本末倒置。
3.應重視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更加同理同志家庭。

我認為，這不只是同志的問題，還是有關母職的性別平權問題，更是兒童權益問題。我身邊就有掌握，至少五對同志伴侶因為這個收養流程而卻步，最直接影響就是孩子的受照顧撫養權利及未來的繼承權利。

因此我在今天的民政部門質詢中要求社會局：
1. 定期舉辦全台北市訪視人員同志收養工作坊，並提供結案報告以供未來施政參考。
2. 促進社工與同志團體交流，建立聯繫窗口，協助輔導同志收養相關議題
3. 建立社會局同婚收養申訴管道

面對社會的進步，行政機關就要有帶頭的作用，把體制完善，成為同志家庭的後盾，讓這些孩子能生活在一個可以完全獲得最大照顧及友善的社會。

《同志平權》議案
張超雄議員贊成何秀蘭議員動議《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及基本權利展開公眾諮詢》
日期：2012年11月7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時正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議程：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agenda/cm20121107.htm

張超雄議員：主席，究竟我們應否立法或最低限度考慮立法保障性小眾？這當然須視乎社會上究竟有沒有歧視性小眾的現象或行為。在這方面，我相信其實已毋庸置疑。

從剛才多位同事的發言可以發現，反對現在考慮立法的論調，基本上是這些性小眾現象，無論是同性戀或一般異性戀以外的其他性傾向，所衍生的行為均會破壞傳統，破壞倫理。有些宗教界人士甚至認為，這種行為是不道德的。單從這一點，其實已可很清楚看到社會上有一種言論壓力，對這類性小眾造成一種不平等的對待。單是"出櫃"這兩個字，已可清楚看到他們面對的壓力和社會的歧視，是多麼的沉重。所以，若說香港社會對性小眾並無歧視，那根本就是睜眼說瞎話。歧視情況之嚴重，是當有關情況發生在我們的親人、家人或朋友之間時，也沒有膽量面對，也不願意表達出來，由此可以想像那情況是多麼的嚴重。

主席，我過去曾在美國的三藩市灣區生活了十多年，當地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接納程度，比美國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事實上，當地甚至每年有慶祝性小眾的節日，也有很多對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基本保障的法例或政策。在這方面，聯合國其實也在不斷催促我們這樣做。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清楚訂明，"人人得享受人權法案所確認之權利，無分種族、膚色、性別......或其他身分等"，而國際人權組織也把性傾向包括在性別這個身份之上。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亦在2001年促請香港特區政府禁止有關性傾向歧視的行為，所以，國際社會及先進地區早已就禁止性傾向歧視的立法工作，下了不少工夫。

主席，在今天的香港，這個話題仍然極具爭議性。香港小童群益會的性向無限計劃曾組織了很多因本身的性傾向而受到種種歧視的年青人，並出版了一本書籍，由蘇美智走訪9個有同性戀孩子的家庭。我鼓勵各位同事看看這本名為《我們的同志孩子》的書籍，當中勾劃出即使親如父子、母子、母女，當家庭成員中出現一個有同性戀傾向的孩子時，家庭成員之間的緊張和矛盾，也未必能在家庭的層面處理得到，何況是要面對社會上的欺凌、歧視和遏抑？立法保障任何人不因其性傾向而受到歧視，實際上已討論多年，我們沒有理由繼續蹉跎歲月。

很多宗教界人士認為，同性戀是道德問題。我曾透過某些報道得悉林以諾牧師曾經表示，他認為並無理據證明同性戀是百分百天生，即使如此，也不代表這是"大晒"。因為天生的殺人狂亦是因為其DNA中先天性缺乏了某些東西，才導致他們與其他人有所不同，但這並不等於他們沒有罪。所以，即使同性戀屬天生，也不等於是合法，同性戀本身是一個道德問題。主席，這種把同性戀和殺人狂相提並論的說法，本身已是一種歧視。可能有些宗教界人士認為，同性戀本身已是不道德，但同性戀有何不道德之處？他們如何妨礙了其他人？如何傷害了其他人？我們卻完全看不出。

我們身邊可能也有些朋友屬同性戀者，但這又對我們造成了甚麼負面影響？這些人其實在社會上作出了很多貢獻。我無從得知身邊的哪一位是同性戀者，當然也會假設大部分人屬異性戀者，但即使他們是同性戀者，那又如何？我太太的博士論文導師是一位同性戀者，是一位偉大的統計學家，他是否因此便犯了罪？所犯的究竟又是何罪？在擁有宗教自由的情況下，我們也要在人權的基礎上討論宗教。即使在宗教上認為某種行為、某種性傾向不道德，也不能夠在法例容許的情況下歧視這些人，因為人權是基本的要求，人人得生而平等，這也是人人得享有的東西。所以，我發言支持何秀蘭議員的議案。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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