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母自己的壓抑得不到解決，他們童年的悲劇就會無意識地在自己小孩身上繼續上演。」-Alice Miller

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是一位以關注兒童早期心理創傷及對成年生活影響而聞名的心理學家，她生於波蘭猶太家庭，二戰期間倖存於納粹迫害。她長期關注兒童受虐議題，並認為受虐不只意味著身體或性的暴力，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心理虐待更是她關注的重點。以下摘自「幸福童年的祕密（Das Drama des begabten Kindes）與大家分享。

先講個故事，有一個父親小時候經常受到他母親週期性思覺失調症所驚嚇，加上很少有人對他做任何相關解釋，導致他長大以後的一大樂事，就是講恐怖故事給自己心愛的小女兒聽。毫無例外地，他總是先嘲笑她的膽小，然後再告訴她：「這只不過是個編造的故事，你不用害怕，有我和你在一起」。

如此一來，他就得以掌控小孩的恐懼，並感到自己很勇敢。他其實是有意識地想給予孩子他小時候曾被剝奪的寶貴東西，如保護、安慰、和來自成人的解釋等；但是他無意識地傳給女兒的，卻是自己童年的恐懼與對災難發生的預感，以及那個他從來也沒有得到答案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我愛的人要把我嚇得要命？」

再講一個例子，芭芭拉在治療中第一次體驗到自己曾在十歲時被迫壓抑的一次巨大恐懼和憤怒。那天是她母親的生日，她從學校回家，發現母親閉著眼睛躺在地上。芭芭拉驚叫，以為母親死了。這時母親卻高興地睜開眼睛說：「你給了我最好的生日禮物。現在我終於知道你愛我了，終於有個人愛我了。」

芭芭拉這時才為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憤怒找到原因，意識到當母親在與她的關係中感到不安全時，實際上經常是冷酷且相當粗暴的。她對小孩滿懷僬慮的關心，實際上是為了逃避自己的攻擊性和嫉妒心。由於母親自己小時候經常受到羞辱，所以她需要以女兒對她的重視來補償。

幾十年對母親的憐憫和同情，使芭芭拉體認不出自己曾是如何被殘忍地對待過。後來受到某件事的激發，這個記憶終於浮現並伴隨深深的悲憤和怨恨。

漸漸地，母親的兩個不同形象被融合：這個人的弱點、不安全感和極度敏感，使她不惜任何手段也要讓小孩聽從自己的擺布。這個表面上看起來正常的母親，實際上也仍是個小孩—一個被迫與自己的情感隔絕的小孩。

而她的女兒，則承接扮演理解和關愛母親的角色，直到透過與自己小孩的關係，才發現了從前被母親所忽視的需要。在她發現自己過去的故事之前，她強迫孩子們為她的需求服務，一如她母親曾對她所做的一樣。

結論就是，家庭是溫養一個人性格的地方，我們經歷過的父母，都會化為我們內在的其中一個面貌，一個性格。那些無法被我們看見的受傷與脆弱，會轉換成因挫折而防衛的憤怒。如果你對家庭議題想要深入地理解及探索，我相信靈魂之旅課會對你有很大的助益，加入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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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神喪失開小門　吸毒弒母改無罪）
安置無法源 國民法官也沒用
高源流／資深媒體人

台灣高等法院昨天認定一名砍下母親頭顱從十二樓住處拋下的梁姓男子，是因吸毒誘發急性精神病症，喪失辨識能力，諭知他無罪，責付衛生局人員帶走安置。法院這樣的判決，無情地撤除了維謢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令社會不安。

法院以吸毒誘發急性精神病症的理由，做成這樣的無罪判決，讓我們不得不痛苦想起，法院也曾以酒喝得太多致酒醉至精神耗弱，而給酒醉後開車肇禍者減輕其刑的不堪回首往事。

我們社會經歷了酒後駕車肇禍，致重大人員死傷，肇禍者卻無法重判，以實現社會正義的慘痛經驗，修訂了刑法，在公共危險罪章中，訂立了酒後駕車的罰則，也加重了酒後駕車肇禍，致人員死傷的刑罰，使得我們的刑律、司法判決，能更貼近人民的情感，實現人民期待的社會正義。

歷經今年五月，嘉義地方法院法官以鄭姓男子在殺害鐵路警察李承翰的時候，是因「思覺失調症」發病，行兇時無辨識行為能力，處於心神喪失狀態，而判鄭姓男子無罪的衝擊，我們的司法、法院，依乎還關在司法象牙塔裡，渾然不覺社會已經對他們的審判失去信賴，到今日還以心神喪失理由，對一個殘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的被告，做出無罪判決。

這時候，我們再來提「法院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已經沒有意義，也很諷刺。但我還是得提，我們的法院應自我警覺，他們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要能為社會排難解紛，預防及維護社會安全秩序。

高等法院昨天諭知梁姓男子無罪的理由，是他因吸毒誘發急性精神病症而心神喪失下行凶。這和喝醉酒後犯罪是一樣的。如果吸毒後的心神喪失能判無罪，那麼喝醉酒後的心神喪失呢？是不是也不管他開車撞死多少人，也不管犯的是強擄性侵，都能判無罪嗎？當然不能。

無論是喝酒或吸毒，都是一個人養成的惡習。他可以不喝酒，也能不吸毒。這樣的狀況，和一般精神病患的心神喪失成因及態樣，都完全不同。我們可以寛容生理及精神病變等的這種非起因於惡習的心神喪失，但我們的法律不應給喝酒及吸毒者，開這種刑法第十九條心神喪失的無罪小門。

或許有人認為，如果能讓選自民間的國民法官，參與這種案件的審判，整個判決可能比較能反映社會期待，但是我們的法律不修改，精神病者犯罪後的安置法源不確立，國民法官的參審，也改變不了這個困境。

這時候，我特別懷念已經不被採行的舊刑法第卅二條。這一法條有不得因酗酒而免除刑事責任之規定。我認為，東西不在新或舊，而在好用與不好用。我們刑法應該重修，把自醉或者自毒的行為，排除刑法第十九條的適用，才能根本紓解社會的不安。讓自醉或自毒者，判應得之刑，讓真正精神病患判入適當的安置場所，排除社會可能的危害。

<這時候，我特別懷念已經不被採行的舊刑法第卅二條。這一法條有不得因酗酒而免除刑事責任之規定。我認為，東西不在新或舊，而在好用與不好用。我們刑法應該重修，把自醉或者自毒的行為，排除刑法第十九條的適用，才能根本紓解社會的不安。讓自醉或自毒者，判應得之刑，讓真正精神病患判入適當的安置場所，排除社會可能的危害。>

台灣高等法院昨天認定一名砍下母親頭顱從十二樓住處拋下的梁姓男子，是因吸毒誘發急性精神病症，喪失辨識能力，諭知他無罪，責付衛生局人員帶走安置。法院這樣的判決，無情地撤除了維謢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令社會不安。

法院以吸毒誘發急性精神病症的理由，做成這樣的無罪判決，讓我們不得不痛苦想起，法院也曾以酒喝得太多致酒醉至精神耗弱，而給酒醉後開車肇禍者減輕其刑的不堪回首往事。

歷經今年五月，嘉義地方法院法官以鄭姓男子在殺害鐵路警察李承翰的時候，是因「思覺失調症」發病，行兇時無辨識行為能力，處於心神喪失狀態，而判鄭姓男子無罪的衝擊，我們的司法、法院，依乎還關在司法象牙塔裡，渾然不覺社會已經對他們的審判失去信賴，到今日還以心神喪失理由，對一個殘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的被告，做出無罪判決。

高等法院昨天諭知梁姓男子無罪的理由，是他因吸毒誘發急性精神病症而心神喪失下行凶。這和喝醉酒後犯罪是一樣的。如果吸毒後的心神喪失能判無罪，那麼喝醉酒後的心神喪失呢？是不是也不管他開車撞死多少人，也不管犯的是強擄性侵，都能判無罪嗎？當然不能。

無論是喝酒或吸毒，都是一個人養成的惡習。他可以不喝酒，也能不吸毒。這樣的狀況，和一般精神病患的心神喪失成因及態樣，都完全不同。我們可以寬容生理及精神病變等的這種非起因於惡習的心神喪失，但我們的法律不應給喝酒及吸毒者，開這種刑法第十九條心神喪失的無罪小門。

或許有人認為，如果能讓選自民間的國民法官，參與這種案件的審判，整個判決可能比較能反映社會期待，但是我們的法律不修改，精神病者犯罪後的安置法源不確立，國民法官的參審，也改變不了這個困境。

吸毒弒母判無罪／安置無法源 國民法官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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