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 北一女校慶聊天十分鐘45元的新聞，還可以怎麼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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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怎麼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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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中12月12日舉行117周年校慶和園遊會，其中一個攤位提供「聊天」項目，消費者可以從街舞社社長、民謠吉他教學、流行音樂社社長、合唱團團長等學姐中，選擇拍照、點歌、聊天、打球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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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網路熱議，有人認為有商業頭腦、有人則認為不妥，更多的是在網絡平台的批評和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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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什麼方式更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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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標籤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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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主角多重身份背後標籤拆解，通常輿論都是從標籤的衝突之中產生
比如「你是xxx就應該要ooo」，而當沒有做到ooo時，就會引起輿論
所以將標籤拆解，以便理解「預設概念衝突」是怎麼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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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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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的社群輿論主要從三種觀點切入，分別為 #社會 #商業 #教育
我會以第一人稱口吻，描述各持這三種不同觀點的人會怎麼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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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後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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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生「園遊會」，才有「網路熱議」，然後才有「新聞報導」
所以不能直接看到「新聞」來反推「辦這種活動」的起心
「是為了賺錢才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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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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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學生同時背負 #女性 #名校 #高中生 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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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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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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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 #女性 #名校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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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麼多活動，「拍照」「點歌」「打球」可以，唯獨「陪聊」被特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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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盈利」掛鉤，潛意識便會跳出「性交易」「八大行業」？
這是這社會還不願正視的問題所致，#污名化 和 #歧視 普遍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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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不明白八大行業真正內容為何，而直接認為這是下賤、骯髒的，事實上，並不是所有酒店從業人員都是在賣身、賣感情，會上酒店的人也不是每個都想亂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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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客群主要分成商業客和兄弟客，商業客就是一般西裝領帶的商務人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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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又依照服裝樣式開放程度分成 制服店、禮服店、便服店。
以最單純的禮服店而言，就只是倒酒、整理桌面、唱歌聊天，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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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更多的接觸，如果自己不能接受，是可以拒絕並換桌/換台的，看每個人程度到哪（當然有些人就是想找人包養，用自己去交換未來，用話術和身體去勾引客人，但大部分不是。）
（btw我前男友幹上的那個就是這種典型，但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感謝前男友讓我對酒店行業了解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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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感受到被侵犯時，每個小姐會有求救暗號，打暗號讓少爺/行政/幹部知道，就可以被保護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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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是對於女性的「貞潔」要求凌駕於「身體自主權」，女性應是屬於另一個主體的，不是自己的，這種「自己」除了身體，還上崗到了包括「時間」「談心裡話」
當這樣的行為被作為獲利工具，就如同出賣自己的靈魂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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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背後的品德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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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於這種社會新聞「xx高材生竟然犯了oo罪」不陌生，這種就是標籤的概念衝突。
背後假定了「會讀書就應該品行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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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穿著小綠綠制服，走在路上就應該要舉止端莊賢淑、在公車上要坐有坐相等等。
（短褲夾腳拖是我高中的基本配備，想來也是對於這種標籤的微小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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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應該品行優良的高材生」與「八大從事人員的陪聊工作」碰上了，標籤的衝突因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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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自己、販賣父權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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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酒店公關是物化女性和販賣父權紅利的終極體現，那在灰色地帶的直播主、「線上聊天平台」算不算是？
她們都知道「我是漂亮的/性感的/甜美可愛的」「女人」正是收益來源，因此從事此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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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一女學妹一開始辦這攤販的起心，是「因為我知道男人會付我錢」而去辦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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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物化自己？
用身體作為契約的客體，主動的成為從屬者/商品化，又因性別權力不對等而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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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與學妹們聊天的過程中，她們的起心本意與「仗著自己是女生來賺取男生的錢」而且「我就是要成為商品本身附加在男生身上」恐怕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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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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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 #名校 與 #高中生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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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市場機制裡，有需求就有供應，有客群願意掏錢買單，交易便成立
但這個需求是被創造出來的、還是本來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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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需求內涵是什麼？
是社會上無處可去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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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中生而言，就是升學壓力、同時處理課業、人際、社團、家庭的滿腹辛酸，師長的不理解或高壓要求
因此他們有了「只有年紀相近的學長姊能體會、並針對當前環境給予建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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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校外而言，是對光環的想像與追逐。
人們對於自己未到過的地方，會有加成的想像附著，例如，能出國讀書/旅行，一定很有國際觀/一定家裡很有錢，那他們是怎麼做到/從中習得什麼，無論他們到底是靠自己的努力達成還是靠爸（能考上名校，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資本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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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是升學主義學歷至上，根本而言，出於人性的基本好奇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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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本質：娛樂性的進行學生商業行為賺取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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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有兩種輿論聲音：分享心得經驗怎麼可以拿來賺錢/怎麼可以用無成本的方式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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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首先，沒有人會在園遊會時候做公益，什麼家裡的破布娃娃都可以拿來賣個三五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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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為了賺大錢來辦活動，不如說為了符合園遊會性質加減產生一些金錢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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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辦園遊會的經驗，通常都先問班上有沒有人家裡是賣什麼吃的喝的，再來設計一些遊戲或服務
這就是練習如何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盤點現有資本設計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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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中生而言，他們的資本並不多
「知識」和「經驗」正是他們最大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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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當他們發現有市場需求，而他們正好能以現有資本作出供給，且現實面呈現供不應求情形，證明這樣的價格符合市場機制並未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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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什麼知識可以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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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知識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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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知名網紅表示「女學生要想啊，你憑什麼賺取這個錢，律師和心理諮詢靠講話可以收那個錢，是因為他們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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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什麼賺這個錢，就是對於這個「知識」和「經驗」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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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職能培訓、升學求職經驗分享、家教、線上課程、一堆冬夏令營培訓、之前紅極一時的醫學生面試工作坊爭議，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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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是近幾年才蔚為風潮的商業模式，最初因著互聯網從中國大陸崛起，2017年被稱作知識經濟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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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破原本實體物換取收益的模式，也包括縮短知識變現歷程（產品-營銷-交付），轉變為擁有知識的主體獨立完成這個流程，實質經濟性價值判斷就來自「知識的不可取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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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點在於他們認為，高中的知識，大家攝取的大部分相同，不可取代性低、「專業性」低，有課綱、有老師，就能觸及這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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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已經脫離全民教育的階段，高中課程更深更廣，無法妥善吸收而載浮載沉於知識苦海的學生才是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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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學生的專業，不止在於課業本身，更是「學習如何學習」這件事，「如何有效率的、有系統性的」張羅和梳理浩瀚陌生知識，這才是她們的不可取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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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成本、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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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新聞被放上網時，那個筆者用這句話來形容這個攤販，這個「零成本」恐怕未估計得到這些知識和經驗時間的隱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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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跌跌撞撞中所獨自承受的心理壓力，在沒有人提攜和引領時的惶恐和迷茫，這些對高中生而言，都是很沈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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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過程中，學習如何去找前輩解決種種心理與精神困境，如何與同儕相處互動待人處事、在社團上當幹部，學習如何做一個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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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時兼顧家庭、課業、社團、人際，這些是成本，也是經驗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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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前輩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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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前輩板上截取的，但資料太多混淆來源了，如果有人知道麻煩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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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怎樣是門好生意】
有一年的期末報告主題是老師給每一組學生一百美元的基金，要他們去創造最高的收入，並在期末報告時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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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同學都是去買東西來賣，靠各種加工或銷售方式賺取差價。但最後獲勝的那一組根本沒有買任何東西來賣，卻獲得了最高收入跟超高利潤率。你猜他們怎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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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同學仔細分析了所有手上擁有的元素，發現這次報告最有增值空間的不是那一百元能買來的東西，而是他們自己花在這件事上的工作時間、全班同學在期末報告時專注聆聽的十分鐘，以及這些準畢業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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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把期末報告的上台時段賣給了徵才企業跟獵才公司，最後選了出價最高的一家，不僅沒有花到那一百元，還賺了好幾千元的收入，甚至可以獲得未來獵才成功的抽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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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商業頭腦，懂得從資源稀有角度出發。我要是天使投資人，還會想從當中談一輪找出是誰發想跟執行這個計畫的（當然要付錢給他們），長期輔導跟追蹤這一群孩子。
#時間才是最值錢的資產 #年輕人的未來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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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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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 #名校 #高中生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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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面所述，能夠上名校的，有一定程度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資本，這些是幸運，而不單靠「自己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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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認為，這是販賣光環，是忽視了作為社會族群中佔優勢的位置，將功勞佔為己有的自大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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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只北一女有標籤，其他學校各自有各自的原罪要背負，這邊的問題，我想，是會持續在有人有文明的社會持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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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資格論，17歲怎麼談108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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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才經歷新課綱一年，可能連自己學習歷程都還搞不定、甚至連老師、學校都還摸不清楚課綱到底在做什麼，有什麼資格談、甚至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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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者與實踐者，很多時候是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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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坊間教育組織裡，是因為認同了同一個理念而湊在一起，但在國民教育的教學場域，一個政策的實施，不是每個人都認同，迫使大家開始群起討論這個方向，需要更多的激盪和問題反饋，才是推動下一個進程、或是將遇見所阻呈報回政府機關並再修正的重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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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討論，應是被鼓勵、而非以資格審查而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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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課綱大家都還在摸索，教學者與當事者，會有不同的摸索經驗，是只有那個位置能看見的視角和困境、新想法和新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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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有各自獨特經驗，就值得被提出來探討，跨越了身份審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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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訊落差，是可以販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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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北一女的資源肯定比其他學校優渥。（我在TFT徵才那篇有詳細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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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有的資訊、管道、組織、計畫，其他學校可能不見得有、或老師不見得重視，阻斷許多機會流入學生手中的可能。
有些人認為，名校學生經歷這些活動營隊後的心得，販賣給其他學校沒有參加過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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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點在於，這樣的資源落差，是大多數教育（含NGO）工作者致力想解決的問題，當這種落差被用作盈利時，是一種「傾銷」之既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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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衛生場域上，曾發生過一件事：
某A大國獲得Ｂ小國的共用病毒株後，回去研發出疫苗，再高價賣給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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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共用病毒株可視為總體教育資源，名校（Ａ國）從總體資源中拿取站比較多的資源後，有能力產製出知識結晶（視做疫苗），再賣給原本被剝奪資源的那些學校學生（Ｂ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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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行為無本意，但在結構上問題油然而生，高中生或許不明白這件事還藏有這一層問題在，但每個角色在社會上，都同時擁有壓迫與被壓迫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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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先後因果關係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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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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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清一色是男性，恐怕賣的都還是“女高中生”甚至“北一女”相關的概念，所以“成本”並不是零，而賺取的就是“父權紅利”，所以這件事的本質其實是“父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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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經濟”在任何男性掌握資本而且有貧富差距的社會都存在，程度多少的問題而已，因為“愛慾”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而且女性天生可以在生理和心理上供給，所以市場必定存在。父權經濟的光譜很廣，從單純的陪伴經濟到性產業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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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很典型「用新聞來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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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振振有詞，實質為 #倒果為因 的謬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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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強調，是先有園遊會，才有新聞。
不能看到新聞註解「顧客清一色都是男性」，就認為學生是為了招攬男性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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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新聞媒體怎麼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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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真香」「暴動」「懂賺」「清一色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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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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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照片？正的話馬上驅車前往」
「便宜還保證女高中生」
「不早講，我在火車上了」
「直播主出道預備」
「良心事業，人美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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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顏值、外貌，而非舉辦活動初心，強化「只有漂亮的我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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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們在物化自己、還是新聞出來後，社會在物化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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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事實的描寫、還是變相鼓勵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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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社會反應的記載，還是以明知可能的眾矢之的作為標題博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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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知不知道可能會產生的輿論和社會問題、對當事者、北一女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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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有沒有這個責任要知道後續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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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攔截問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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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的強化與新的標籤

在議題被鼓動到大家一窩蜂去搜尋時，「陪聊」「台女」在搜尋度暴增，新的標籤就產生了，成為「熱門關鍵字」，永遠留在網路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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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少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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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新聞文章都是互抄，片面之詞呈現，但網絡的反撲、指責、甚至對女學生的羞辱卻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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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不客觀，不是因為主觀意識表示支持與否，而是少了不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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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造成的輿論有哪些、校長回那封信的前提是什麼、大家在意的關鍵點是哪些、為社麼會有這個現象、當事者受網路攻擊後的反應如何？
甚至用數據分析網路聲量、正負面比例、搜尋關鍵字圍繞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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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也都是客觀事實，並不是主觀認定，是可以同時呈現在報導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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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媒體都少寫了。
是不知道、不在意、不想花時間研究，還是就是打定了想要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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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是記者本身、媒體自己本身的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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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媒體生態下生存，高工時、低薪資，內部編制導致落在記者個人身上負擔過高，生態惡性競爭即時性和煽動性，廣告與流量定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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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產能和品質降低，又得成為千夫所指之人，這是記者自願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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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後的低級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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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修在留言處寫道「有加Ｓ嗎？」（掏皮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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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來解釋台灣的性交易生態，雖然是非法，但其實到處都有檯面下的交易，而且相當頻繁。
不一定要從酒店，只要有經濟帶、有群組門路、有學長姐或朋友，只要有「媒合人」，一場交易就能達成。
（感謝拿我爸的錢去嫖妓的前男友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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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自己狩獵型的，遇見有解時的通關密語，就是「S？」
「掏皮夾」的意思是：「性交易的錢直接給現金」就不會有金流、留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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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怎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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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慶當天，本校所有園遊會的擺攤學生沒有回報任何負面訊息，也沒有任何外賓反映攤位問題。
2.以"聊天"為項目的攤位，該班級當初設定的客群是高一學妹，針對108課綱的選課問題、如何製作學習檔案、社團幹部的工作內容等等。想法單純且正向，導師及學務處都支持。
3. 園遊會現場為公開場合，人潮眾多、教官巡場，未發現任何不妥現象，當天的活動除了學妹外，也有本校家長、大學教授、外校學生等外賓參加，外賓詢問的內容多以本校學業、社團活動、時間管理、校園生活為主。
4.針對那些沒在校慶現場，只憑臆測去描述自己觀點，並連結負面意象的網友留言，本校表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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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們，校長相信你們有足夠的智慧，去判斷事情的真相與是非，也相信你們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莫須有的不實流言。這個世界雖不美好，但我們仍要正面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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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陳智源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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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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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媒體無法進到守門人角色時，這個責任就落在閱聽眾身上。
除了上網跟大家辯論之外，還有哪些是我們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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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搜尋「被固化的標籤」增加流量和搜尋引擎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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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北x女 陪聊」這種直接綁死的關鍵字，最直接的讓大家在搜尋時會跳到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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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列式舉例、分段思辨
先區分議題，如我前面所提，要討論社會觀點、商業觀點、還是教育觀點？
要論證舉例，是在哪個區塊、要舉反例，又是不是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下？
如果想到什麼講什麼、爆氣式論述，容易讓雙方語言沒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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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要讓學生在這場風波中受的傷白費
這一起輿論能夠鬆動、或喚起社會怎樣的關注和討論，後續如何延續動能？
既然大家已經發現前述污名化與歧視問題，那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之中，做出哪些改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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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對學生，理解取代羞辱、批判取代批評。
如果可以，讓孩子們知道這個社會會這樣評判一件事情，何妨不是一次機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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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傾聽與尊重。
不是說支持這種行為（你當然可以不認同、可以批判）
但可以試著告訴孩子們，這場風暴是一堂課，理解了可能的優缺點與風險之後，在下一次她思考後並做出選擇時，我們會尊重他們、但他們也必須自行承擔後續的社會輿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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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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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她們自己要販賣父權紅利，看似既得利益，其實是被社會的需求，被迫推向了供給的一方，讓原本立意良善的初心被扭曲、認為他們就是為了這樣的目的而去主動供給，而且被固化為標籤，而且這標籤會跟著所有北一女學生、甚至包括其他女高中生，至少數年。

民主的意義在於，使用直接投票與代議等方法，去緩和意見和利益的衝突，畢竟，人類一定會有不同意見與不同利益。
　
所以，當你覺得民主亂哄哄、曠日廢時、吵吵鬧鬧的時候，要拿來對比的，是「內戰」。
　
內戰的實際展現很多樣化，南北戰爭這種是很明顯的。
　
不過，美國獨立戰爭也是內戰，就是一群殖民地英國人覺得自己有繳稅卻沒有代表權，不爽，然後倫敦又不給協商，所以內戰，最終獨立。
　
蔣政權在臺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也是內戰，因為一群人日子過得不好所以反抗，一群人因為思想跟政府不一樣，一群人認為有話要說，全部都被虐殺致死。
　
中國在新疆蓋的集中營，在西藏鎮壓引起的逃亡與自焚，在香港引起抗議後大規模抓捕，不自然死亡，也是內戰。
　
只是後面這兩種內戰，實力對比懸殊。
　
美國今天走驗票跟訴訟，川普輸了，支持者就會更少一些，拜登也會更穩。贏了，川普上台，全美國人對法律與投票也將形成更穩固的共識。
　
你說，曠日廢時、吵吵鬧鬧，而且律師賺飽飽。是的，但比起戰爭來說，省時省錢省人命，真的省很多。
　
每當有人質疑民主投票的意義時，我們就可以舉以上的例子，包括：美國獨立戰爭、美國南北戰爭、中華民國二二八白色恐怖、中國新疆西藏香港，跟他們說明。
　
民主，真的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