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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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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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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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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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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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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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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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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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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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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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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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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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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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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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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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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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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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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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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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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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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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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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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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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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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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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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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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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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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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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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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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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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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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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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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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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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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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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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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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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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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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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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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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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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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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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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

【#Patreon突發時空：公開篇🇭🇰】35+大搜捕十問：在不講邏輯的「新香港」下講邏輯，是為了？

一場把香港非建制派核心人物幾乎一網打盡的大搜捕，警隊國安處李桂華警司嘗試解釋背後法律理據，卻令任何有正常邏輯的人，更充滿疑惑。雖然在現在的「新香港」談邏輯，是一件很沒有邏輯的事，但是我們的目標對象不是「新香港」本身，而是應該和歷史交代。我家裏有大量有關文革的藏書，回看過去，很難想像一些學富五車的人，在那個環境氣氛，會說出那些荒謬絕倫的話。很多被捕的都是很好的朋友，我想他們莫名其妙被「顛覆政權」拘捕時，又或易地而處的是我，都會想到以下十題邏輯ABC問題：我們的社會，究竟是根據什麼邏輯和倫理運作？

正常社會「初選」的原意及背景

在過去一年，香港市民無不希望以不同方式促進改變，有些希望用街頭、有些希望用議會、有些希望用其他方式，這是所謂兄弟爬山。在議會的層面，自然也有不同理解，唯一共識就是如何延續香港人的Momentum，去打破長期得不到主流民意支持的建制派不公平的壟斷。沒有其他共識的原因，就是不同人對議會策略有不同理解；正因沒有共識，所以才需要初選。在一個正常社會，就是這麼簡單一回事。就算是很建制的朋友，在七月之前，都不會想過這會被上崗上線為「顛覆政權」，今天卻堂而皇之，成為罪名。究竟這以下十個問題，無論是警隊國安處，還是建制內的法律專才像湯家驊資深大律師，可以如何根據我們正常人的邏輯思辨去理解？

第一問: 基本法賦予「顛覆政權」的權利？

如果否決財政預算案就等於「顛覆政權」，那我們一定會問，為什麼《基本法》的條文賦予立法會這一權力？甚至是說得很清楚，否決完之後怎樣、再否決又如何，還有應急計劃。李桂華警司的說法，就是說你駕駛是沒有問題的，但你駕駛完去殺人就是有問題。基本法說得很清楚：我們不可以殺人；但基本法同樣說得很清楚，立法會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如果否決財政預算案等同於殺人，為什麼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當年收納這些「殺人條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包括港方愛國代表，也包括中國法律專家，容許一個「顛覆政權」的條文存在那麼多年，那他們是不是全屬共犯？

第二問: 否決財政預算案＝政府停擺？

在具體操作上，是不是否決財政預算案，就等於令「政府停擺」，然後叫「顛覆政權」？無論政客、評論員如何措詞，香港的政制確實不同美國，我們看國際新聞有時會聽到美國國會否決預算會令政府停擺，然後連倒垃圾也沒有人處理等等，香港《基本法》卻寫得很清楚，即使否決了，政府可以立即申請臨時撥款，政府的功能一切如常，距離「癱瘓政權」，豈非十萬八千里？

第三問：無條件Vs有條件否決財政預算如何定義？

政府本來放風，說基本法雖然賦予立法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權力，但假如候選人說是無條件、不假思索地否決，就不屬於基本法保障範圍之內。姑勿論這說法邏輯上能否成立，操作上，又是如何區分？怎樣證明屆時一位議員是「盲目」投否決，還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投否決？是否他們不在選舉時事先張揚，就等於「有條件」否決？反過來，議員競選時開空頭支票、最終走數，是政壇常見的事，那怎樣證明他不會投票時才「大徹大悟」支持政府？

第四問: 否決任何議案＝顛覆政權？

根據《基本法》賦予的權力，立法會可以否決很多東西，除了財政預算案之外，每一個議案亦可以否決。那究竟否決哪些叫做「顛覆」？定義上，每否決一個議案，都會令政府本來想做的東西做不了，那是不是令到政府本身想推的議案通過不了，就已經是「顛覆」？那怎樣才不是「顛覆」？是不是只能夠有象徵式的反對票，一票兩票，那就可以，沒有犯法；反而去到夠票通過反對，就全部犯法？如果不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那否決明日大嶼，是不是又違反國安法、「顛覆政權」、挑撥中央和地方關係|分裂國家？反對明日大嶼的包括不少建制派專業人士。如果是這樣，還有誰敢議政？

第五問:賦予議員權力的選民=合謀顛覆政權？

現在警隊國安處說不會追究選民。但如果否決財政預算等同「顛覆國家」，又有選民真的因為這原因才選這些代議士，那就是代議士代表了選民意願。沒有選民，他們根本當選不了。那根據警方新興詞彙，這是不是一個選民勾結代議士的「團伙」，去「顛覆政權」？那不控告選民的理據，又在哪裏？法不責眾，還是階段性進行？那假如初選有三千人報名，是否全數拘捕？

第六問:戴耀廷教授立場＝初選官方立場？

從公開資訊可見，這次初選的機制，並沒任何共同綱領或共識。候選人願者上鉤，唯一的廣義共識，只是爭取打破建制派的壟斷，對走進議會後做什麼、不做什麼，每人都有不同想法，例如對無條件否決財政預算，就有不少參加初選的候選人表明不贊成。換言之，初選的組織者，即所謂「大台」，只是技術上的大台，並沒有共同綱領，卻居然連協助操作的鍾庭耀博士、美籍人權律師關尚義也納入打擊面。現在，警方卻把戴耀廷教授（包括提出否決財政預算）的「十部曲」建議，強加為整個初選的「共同目標」，所有候選人、包括明確反對該建議的候選人都「被代表」，這個邏輯是如何得來？根據同一道理，假如我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由戴教授主持，談的不過是純學術的香港管治問題，而我沒有即時離開現場，是否就已經等同支持否決財政預算、「顛覆國家」？

第七問: 35+打破建制派壟斷=顛覆政權？

如前述，很多候選人都希望達成「35+」，但每人都有自己的定義。戴教授有他的定義，比他激進的青年有他們的定義，民主黨、公民黨有他們的定義，功能組別候選人有他們的定義，我也有我的定義，唯一的共識，就是打破建制派的壟斷。說到「無條件支持否決財政預算案」，明顯不是全體共識，例如不少功能組別候選人，因為要照顧界別專業利益，雖然都是35+成員，但都強調不支持無條件否決財政預算案，也沒有參與初選。現在警方連參與初選的衛生服務界那些相對保守、強調不支持否決財政預算案的候選人也以「顛覆政權」拘捕，立場類近的印裔社工Jeffrey Andrews也是「顛覆政權」。那根據同一邏輯，是否政府也要硬性規定「35+」必須等同戴教授的一人定義，然後任何支持35+的人，都要拘捕？若答案是「是」，大家都等待你們來拘捕；若答案是「否」，為何初選又會被強行演繹為支持單一綱領？

第八問:35+以外，支持五大訴求、反國安法候選人，又算不算顛覆政權？

在這次選舉，有些非建制派候選人並沒有參加初選、也沒有自稱屬於35+，但也會說五大訴求一類口號。例如「希望聯盟」一位候選人，就以支持五大訴求、簽名反對國安法表達自己立場。那根據上述定義，是否反對過國安法，都已經屬於「顛覆政權」要拘捕？然後再根據這次拘捕的邏輯，他持這樣的立場，是否就代表「希望聯盟」持同一立場（哪怕他們像參與初選的候選人那樣強調「各自表述」），然後連田北俊、曾俊華也要以「顛覆政權」拘捕？假如不是，為甚麼對初選要使用如此邏輯？假如口說否決財政預算是「顛覆政權」，「五大訴求」的「真雙普選」也不為現政權容許，也曾被建制輿論指為「變相實質港獨」，那是否又算是「顛覆政權」？

第九問: 初選不行，黨內程序行不行？

假如初選沒有「否決財政預算」這議題，國安處是否依然認為那是非法？根據內地田飛龍教授等的文章，答案似乎是的。但究竟為什麼？他的解釋無不似是而非，我們期待警隊國安處進一步釐清。假如初選不行，政黨內部初選是否可以？怎樣畫線？規模大就犯法的話，那是一千、一萬、十萬，還是怎樣才叫「大」？是否日後任何形式的選舉，包括樂壇最受歡迎歌手投票，只要人數多於某個上限，就要監管、申請，然後才「依法」進行（也可以被「依法」取消）？

第十問：解決了代表六成人的代議士，根除六成人的主流思想嗎？

在香港有選舉以來，很多朋友對議會依然有期望，對政府及制度還有一定信任，就是相信縱使規則不公道、屈機，但依從不公平的遊戲規則，起碼還不會搬龍門。而非建制派陣營，一直穩定有起碼六成的選票，這就是香港的主流思想，數十年如一日。現在用這種方式打壓，目標非常清洗，但這樣就能把香港核心價值連根拔起？須知代表主流思想的，根本不是這些有名有姓的代議士，而是每一個持份者。沒有了前面那一批，是不是從此天下太平、「國家安全」？

物極必反，兔死狐烹

無論什麼陣營，哪怕是很建制的朋友，公開場合也許不方便說，但夜闌人靜時，都不妨想一想這十個邏輯問題。換作是你，教導子女時，你會如何回答？還是乾脆一句「誰大誰惡誰正確」就算？這是你希望他們長大的地方嗎？今日將這條線畫到這個位置，明日的希望聯盟會不會出事？後日的新民黨，大後日的民建聯、工聯會、鄉議局呢？改土歸流，他朝君體也相同，又有什麼值得cynical地幸災樂禍？邏輯到最後也是重要的，重要性不在此刻、不在和一些不講道理的人講道理，而在若干年之後，讓這世間記得曾有受過高等教育、廣受尊重的人，用最粗暴的方法，強行改變一個本來很精緻、很和諧、很美麗的地方。歷史會記得這一頁，更會期待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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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到民視錄「台灣向前行」，為鄉親們頗析時事，解說論文寫作對於碩博士的重要性，以及學術倫理的規範；說實話，論文真的不好寫，要有毅力和決心才能自主完成，不愧面對自己的學位！

民視-台灣向前行（上集）
https://youtu.be/w8Vjrb8FQ8Q

民視-台灣向前行（下集）
https://youtu.be/WMz8LgpnO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