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助陣醫學、防疫，個人隱私難兩全？

2021/06/09 研之有物

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評論

本篇來自合作媒體研之有物，作者周玉文、黃曉君，INSIDE 經授權轉載。

AI 醫療、科技防疫的人權爭議

健康大數據、人工智慧（AI）已經成為醫療研發的新聖杯，新冠肺炎（COVID-19）更將 AI 技術推上防疫舞臺，各國紛紛串聯大數據監控足跡或採用電子圍籬。但當科技防疫介入公衛醫療，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讓渡了個人隱私？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天網」恢恢，公衛醫療的新利器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大爆發，全世界為了因應危機展開大規模協作，從即時統計看板、預測病毒蛋白質結構、電子監控等，大數據與 AI 技術不約而同派上用場。但當數位科技介入公共衛生與醫療健康體系，也引發人權隱私的兩難爭議。

2020 年的最後一夜，臺灣再次出現本土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警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都不應參加大型跨年活動。而且，千萬別心存僥倖，因為「天網」恢恢，「我們能找得到您」！有天網之稱的電子圍籬 2.0 出手，許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挑起國家進行隱私監控的敏感神經。

隱私爭議不只在防疫戰場，另一個例子是近年正夯的精準醫療。2021 年 1 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布亞太區「個人化精準醫療發展指標」（Personalised-health-index）。臺灣勇奪亞軍，主要歸功於健全的健保、癌症資料庫及尖端資訊科技。

國際按讚，國內反應卻很兩極。早前曾有人質疑「個人生物資料」的隱私保障，擔憂是否會成為藥廠大數據；但另一方面，部分醫療研究者卻埋怨《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很嚴、很卡，大大阻擋了醫學研發。為何國內反應如此分歧？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原因之一是，

《個資法》早在 2012 年就實施，跑在 AI 時代之前，若僅僅仰賴現行規範，對於新興科技的因應恐怕不合時宜。

健保資料庫爭議：誰能再利用我們的病歷資料？

來看看曾喧騰一時的「健保資料庫訴訟案」。

2012 年，臺灣人權促進會與民間團體提出行政訴訟，質疑政府沒有取得人民同意、缺少法律授權，逕自將健保資料提供給醫療研究單位。這意味，一般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病例被加值運用，侵害了資訊自主權。案件雖在 2017 年敗訴，但已進入大法官釋憲。

民間團體批評，根據《個資法》，如果是原始蒐集目的之外的再利用，應該取得當事人同意。而健保資料原初蒐集是為了稽核保費，並非是提供醫學研究。

但支持者則認為，健保資料庫是珍貴的健康大數據，若能串接提供學術與醫療研究，更符合公共利益。此外，如果過往的數據資料都必須重新尋求全國人民再同意，相關研發恐怕得被迫踩剎車。

種種爭議，讓醫學研究和資訊隱私之間的紅線，顯得模糊而舉棋不定。何之行指出，「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權衡拉鋸，不僅是長久以來政治哲學家所關心的課題，也反映了現代公共衛生倫理思辨的核心。

我們有權拒絕提供資料給醫療研究嗎？當精準醫療的腳步飛也似向前奔去，我們要如何推進醫學科技，又不棄守個人的隱私權利呢？

「精準醫療」與「精準健康」是近年醫學發展的重要趨勢，透過健康大數據來評估個人健康狀況，對症下藥。但健康資料涉及個人隱私，如何兼顧隱私與自主權，成為另一重要議題。

去識別化爭點：個資應該「馬賽克」到什麼程度？

何之行認為，「健保資料庫爭議」短期可以從幾項原則著手，確立資料使用標準，包括：允許退出權（opt-out）、定義去識別化（de-identification）。

「去識別化」是一道安全防護措施。簡單來說：讓資料不會連結、辨識出背後真正的那個人。何之行特別分享 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研發公司 DeepMind 的慘痛教訓。

2017 年，DeepMind 與英國皇家醫院（Royal Free）的協定曝光，DeepMind 從後者取得 160 萬筆病歷資料，用來研發診斷急性腎衰竭的健康 APP。聽來立意良善的計畫，卻引發軒然大波。原因是，資料分享不僅未取得病患同意，也完全沒有將資料去識別化，每個人的病史、用藥、就醫隱私全被看光光！這起爭議無疑是一大教訓，重創英國社會對於開放資料的信任。

回到臺灣脈絡。去識別化指的是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個資或其他方式，無從辨識特定個人。但要達到什麼樣的隱匿保護程度，才算是無從識別特定個人？

何之行指出，個資法中的定義不甚清楚，混用匿名化（anonymous）、假名化（pseudonymised）、去連結（delink）等規範程度不一的概念。臺灣也沒有明確定義去識別化標準，成為爭點。

現行法令留下了模糊空間，那麼他山之石是否能提供參考？

以美國《健康照護可攜法案》（HIPAA）為例，法案訂出了去除 18 項個人識別碼，作為去識別化的基準；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則直接說明，假名化的個資仍然是個人資料。

退出權：保留人民 say NO 的權利

另一個消解爭議的方向是：允許退出權，讓個人保有退出資料庫的權利。即使健保資料並沒有取得民眾事前（opt-in）的同意，但仍可以提供事後的退出選項，民眾便有機會決定，是否提供健康資料做學術研究或商業運用。

何之行再舉英國國民健保署 NHS 做法為例：英國民眾有兩階段選擇退出中央資料庫 （NHS Digital）的機會，一是在一開始就拒絕家庭醫師將自己的醫病資料上傳到 NHS Digital，二是資料上傳後，仍然可以在資料分享給第三方使用時說不。畢竟有人願意為公益、學術目的提供個人健康數據，對商業用途敬謝不敏；也有人覺得只要無法辨識個人即可。

近年，英國政府很努力和大眾溝通，希望民眾認知到資料分享的共善，也說明退出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鼓勵人們留在資料庫內，享受精準醫療帶給個人的好處。可以看到英國政府藉由公眾溝通，努力建立社會信任。

參照英國經驗，目前選擇退出的比率約為 2.6%。保留民眾某種程度的退出權，但善盡公眾溝通，應是平衡集體利益與個人隱私的一種做法。

歐盟 GDPR 個資保護的四大原則

健保資料庫只是案例之一，當 AI 成為大數據浪潮下的加速器，最周全之策仍然是針對 AI 時代的資料運用另立規範。 歐盟 2018 年實施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 GDPR），便是大數據 AI 時代個資保護的重要指標。

因應 AI、大數據時代的變化，歐盟在 2016 年通過 GDPR，2018 年正式上路，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個資保護法」。包括行動裝置 ID、宗教、生物特徵、性傾向都列入被保護的個人資料範疇。
歐盟在法令制定階段已將 AI 運用納入考量，設定出個資保護四大原則：目的特定原則、資料最小化、透明性與課責性原則。

其中，「目的特定」與「資料最小化」都是要求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應在特定目的的必要範圍內，也就是只提供「絕對必要」的資料。

然而，這與大數據運用需仰賴大量資料的特質，明顯衝突！

大數據分析的過程，往往會大幅、甚至沒有「特定目的」的廣蒐資料；資料分析後的應用範圍，也可能超出原本設定的目標。因此，如何具體界定「特定目的」以及後續利用的「兼容性判斷」，便相當重要。這也突顯出「透明性」原則強調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義務。當蒐集方成為主要的資料控制者，就有義務更進一步解釋那些仰賴純粹自動化的決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透明性原則的用意是為了建立信任感。」何之行補充。她舉例，中國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芝麻信用，將演算法自動化決策的應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就連歐盟發放申根簽證都會參考。然而，所有被納入評分系統的人民，卻無從得知這個龐大的演算法系統如何運作，也無法知道為何自己的信用評等如此。

芝麻信用表示，系統會依照身分特質、信用歷史、人脈關係、行為偏好、履約能力等五類資料，進行每個人的信用評分，分數介於 350-950。看似為電商系統的信用評等，實則影響個人信貸、租車、訂房、簽證，甚至是求職。

這同時涉及「課責性」（accountability）原則 ── 出了問題，可以找誰負責。以醫療場域來講，無論診斷過程中動用了多少 AI 工具作為輔助，最終仍須仰賴真人醫師做最後的專業判斷，這不僅是尊重醫病關係，也是避免病患求助無門的問責體現。

科技防疫：無所遁形的日常與數位足跡

當新冠疫情爆發，全球人心惶惶、對未知病毒充滿恐懼不安，科技防疫一躍成為國家利器。但公共衛生與人權隱私的論辯，也再次浮上檯面。

2020 年 4 月，挪威的國家公共衛生機構推出一款接觸追蹤軟體，能監控足跡、提出曾接觸確診者的示警。但兩個月後，這款挪威版的「社交距離 APP」卻遭到挪威個資主管機關（NDPA）宣告禁用！

挪威開發了「Smittestopp」，可透過 GPS 與藍牙定位來追蹤用戶足跡，提出與感染者曾接觸過的示警，定位資訊也會上傳到中央伺服器儲存。然而，挪威資料保護主管機關（NDPA）宣告，程式對個人隱私造成不必要的侵害，政府應停止使用並刪除資料。

為何挪威資料保護機關會做出這個決定？大體來說，仍與歐盟 GDPR 四大原則有關。

首先，NDPA 認為挪威政府沒有善盡公眾溝通責任，目的不清。人民不知道這款 APP 是為了疫調？或者為研究分析而持續蒐集資料？而且，上傳的資料包含非確診者個案，違反了特定目的與資料最小蒐集原則。

此外，即便為了防疫，政府也應該採用更小侵害的手段（如：僅從藍牙確認距離資訊），而不是直接由 GPS 掌控個人定位軌跡，這可能造成國家全面監控個人行蹤的風險。

最後 NDPA 認為，蒐集足跡資料原初是為了即時防疫，但當資料被轉作後續的研究分析，政府應主動說明為什麼資料可以被二次利用？又將如何去識別化，以確保個資安全？

換言之，面對疫情的高度挑戰，挪威個資保護機關仍然認為若沒有足夠的必要性，不應輕易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國家採用「Smittestopp」這款接觸追蹤軟體，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有效的疫情控制，並不代表必然需要在隱私和個資保護上讓步。反而當決策者以防疫之名進行科技監控，一個數位監控國家的誕生，所妥協的將會是成熟公民社會所賴以維繫的公眾信任與共善。」何之行進一步分析：

數位監控所帶來的威脅，並不僅只於表象上對於個人隱私的侵害，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掌握「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 後對於特定當事人的描繪與剖析。

當監控者透過長時間、多方面的資訊蒐集，對於個人的「深描與剖繪」（profiling）遠遠超過想像──任何人的移動軌跡、生活習慣、興趣偏好、人脈網絡、政治傾向，都可能全面被掌握！

AI 時代需要新法規與管理者

不論是醫藥研發或疫情防控，數位監控已成為當代社會的新挑戰。參照各國科技防疫的爭論、歐盟 GDPR 規範，何之行認為，除了一套 AI 時代的個資保護規範，實踐層面上歐盟也有值得學習之處。

例如，對隱私風險的脈絡化評估、將隱私預先納入產品或服務的設計理念（privacy by design），「未來照護機器人可能走入家家戶戶，我們卻常忽略機器人 24 小時都在蒐集個資，隱私保護在產品設計的最初階段就要納入考量。」

另外最關鍵的是：設置獨立的個資監管機構，也就是所謂的資料保護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專責監控公、私營部門是否遵循法規。直白地說，就是「個資警察局」。何之行比喻，

如果家中遭竊，我們會向警察局報案，但現況是「個資的侵害不知道可以找誰」。財稅資料歸財政部管，健康資料歸衛福部管，界定不清楚的就變成三不管地帶。

綜觀臺灣現狀，她一語點出問題：「我們不是沒有法規，只是現有的法令不完備，也已不合時宜。」

過往許多人擔心，「個資保護」與「科技創新」是兩難悖論，但何之行強調法令規範不是絆腳石。路開好、交通號誌與指引完善，車才可能跑得快。「GDPR 非常嚴格，但它並沒有阻礙科學研究，仍然允許了科學例外條款的空間。」

「資料是新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臺灣擁有世界數一數二最完整的健康資料，唯有完善明確的法規範才能減少疑慮，找出資料二次利用與科技創新的平衡點，也建立對於資料二次利用的社會信任。

資料來源：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3814-ai-privacy-medical?fbclid=IwAR0ATcNjDPwTsZ4lkQpYjvys3NcXpDaqsmE_gELBl_UNu4FcAjBlscxMwss

李眉蓁論文門事件熱議後，近日再爆出中國國民黨 KMT新竹市立委 鄭正鈐博士論文亦涉抄襲。時代力量今日召開記者會，由黨主席徐永明、新竹市議員廖子齊 新竹市議員、東吳大學法律系胡博硯教授出席，公開向中華大學檢舉鄭正鈐博士論文違反學術倫理，並呼籲教育部積極介入調查，撤銷鄭正鈐助理教授資格。
　
時代力量將鄭正鈐與其涉嫌抄襲的博士論文實際比對，發現鄭正鈐論文的研究方法、分析內容及結論等三章節中有多處雷同，有些部分甚至完全一致，顯然不符學術倫理。此外，鄭正鈐論文中部份表格內容，實際上是將另一本論文以英文撰寫的內容譯為中文。在數據資料部分，兩份論文皆使用同筆資料，只不過鄭正鈐取巧地以原始資料呈現方式迴避檢查。
　
徐永明主席於記者會中痛批，鄭正鈐抄襲論文不僅是學術詐欺，更打著博士的名堂欺騙選民，可謂雙重詐欺。教育部作為授予助理教授資格的主管機關，應積極介入調查。若抄襲事件屬實，就應該撤銷鄭正鈐的助理教授資格。而中華大學至今對風波置若罔聞，不肯主動調查，如何對得起其他校友？

徐主席進一步質疑，新竹市長林智堅、新竹縣長楊文科及苗栗縣長徐耀昌皆畢業於中華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如今中華大學爆出學術倫理醜聞，相關政治人物應該主動站出來，呼籲母校徹底調查，以還自己學術清白。
　
新竹市廖子齊議員指出，新竹市為竹科重鎮，鄭正鈐在選戰中大打博士牌，如今陷入疑似抄襲風波，如何向支持者交代？鄭正鈐及國民黨應該對此公開道歉。
　
東吳大學胡博硯教授表示，《學位授予法》中明定論文若涉及抄襲，應撤銷學位。鄭正鈐與其抄襲的論文高度雷同，而兩份論文的口試委員高度重疊。這些口試委員竟然不知道兩份論文高度相似？教育部難道不用徹查口試委員，釐清學術界中潛在的共犯結構嗎？
　
面對如此離譜的抄襲事件，時代力量沉痛呼籲三點訴求：
　
1.教育部應即刻調查，若鄭正鈐的論文確實抄襲，應撤銷其助理教授資格。
　
2.鄭正鈐應退出教育文化委員會，避免利益衝突問題。
　
3.國民黨與鄭正鈐出面向新竹市選民道歉。

【#沈旭暉隨緣家書】怎樣避免功虧一簣？如何說明真假獨立調查委員會，將會是文宣組的硬仗，這篇可能又是需要懶人包、YouTube才能說明白，但希望大家先讀文字版。

「A貨」比「無貨」更可怕：獨立調查委員會，三個同心圓，缺一不可

香港局勢發展至今，政府會否成立「真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COI），成為局勢能否緩和的關鍵。但究竟甚麼是「COI」，官方版本越是呼之欲出，越是可怖。輿論一般要求，COI需具備以下元素：（1）調查對象是反修例運動的整個Root Cause；（2）委員會需具備法定效力，能傳召、調查證人；（3）警察濫暴，屬民間要求必查；（4）調查後，要跟進制度調整及法律責任。

區議會選舉後，政府和友好陸續放風，說COI在望。然而根據現有資訊，這個怪胎相當取巧，不但是徹頭徹尾的A貨，為禍還比沒有任何動作更大。據悉政府建議如下：
1. 成立沒有法定權力的「獨立檢討委員會」，通過各方「研究」，「檢討」前因後果；
2. 根據監警會報告，作為市民要求調查警暴的回應；
3. 根據監警會報告建議的案例（據說是6.12、7.21、8.31、新屋嶺），使用《調查委員會條例》(第86章)，進行有傳召權、調查權的調查；
4. 政府在未來的施政報告回應。

政府中人對想出上述方案沾沾自喜，以為已經滿足了公眾對COI四大定義的要求，沒有不收貨、不散水的理由。但魔鬼在細節。過去六個月的香港，暴露了日據香港三年零八個月以來最複雜的深層次矛盾，比雙十暴動、天星事件、六七暴動影響更深更廣，有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必須由內到外，由制度性、結構性Root Cause開始查起；然後才是社會性問題的學術研究；至於個別案例，必須在上述基礎上進行，否則只會本末倒置。這三個同心圓，缺一不可：假如沒有了「核心內圍」的調查，只有「核心外圍」的非法定研究，與及表層case-study，幾乎肯定會得出錯誤的維穩結論。

而這正是目前政府的方向。

一、核心內圍：制度崩潰的調查

整個逃犯條例爭議，涉及一國兩制根本矛盾，包括政商精英在內的全體民眾對一國制度的高度不信任（例如石禮謙事後明言「不支持《逃犯條例》」）、對特區政府漠視民意強推的費解，與及隨之引起的連鎖效應，特別是青年對未來制度失信、一國兩制崩潰的恐懼，結果令特區政府民望出現回歸以來的持續最低點。而在運動過程當中，根據民調和區選結果，都反映警察所謂「止暴制亂」的手段，令港人對警隊完全失信，乃至回到廉政公署成立前的低度信任，連林鄭月娥也承認是「斷崖式下跌」。

要了解上述問題成因，必須白紙黑字的調查，因為結構性、制度性問題，不同open-ending社會研究，是有絕對事實呈現的，只不過這些文件除非有法定權力強制，極難公開。政府拒絕就Root Cause成立COI，只以沒有法定權力的「檢討」委員會「研究」，難免令人感覺是心虛迴避。唯有調查所有從《逃犯條例》爭議開始，涉及「一國兩制」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才可以令社會回復信心。

以下十大題目，必不可少：

1. 林鄭月娥強推《逃犯條例》，直到過百萬人和平示威仍堅持繼續，但據悉並非沒有內部警告後果堪虞，過程明顯有違正常決策倫理。究竟特首在決策機制有否收到足夠意見？來自誰人，為何不被尊重？強推條例，有否涉及外部勢力，例如據報下令建制派議員必須贊成的中聯辦壓力？如此決策機制，有否違反高度自治？

2. 6月過後，港人進入內地關口被嚴格審查，更出現了鄭文傑案，當事人指證被內地機關嚴刑逼供，雖然案發在內地，其口供涉及在港活動被內地盡知。公眾對《逃犯條例》的憂慮，除了源自這類在內地審訊缺乏的人身保障，也包括對早前銅鑼灣書局案的疑似跨境執法。這些案件都有香港公民挺身而出作證，起碼能找出基本證據，證明特區政府有否在市民不知情下，和內地執法機構互換訊息？對香港居民的人身保護是否足夠？

3. 6月過後，不時傳出各行各業員工，因為參與《基本法》保障的合法集會、或行使言論自由，被無理解僱，其中以國泰航空和個別金融界案例最獲注視。但在過去22年，同一機構員工參與同類集會，安全無恙。甚麼原因令這些企業政策突變？是否涉及境外結構型因素，《基本法》能否保障？

4. 警隊執法期間，員佐級協會主席一類基層警員身為公務員，不斷公開發表和首長級公務員不同的言論，嚴重違法公務員紀律。他們的匯報機制，是否滲入其他境外考慮？個別警員在內地成為網紅，動輒批評政府高層，除了明顯違法公務員守則，也有通過「網紅」身份獲得延後利益之嫌，整個操作過程，是否涉及內地單位或商業機構？內地有否繞過特區政府，直接和警員建立聯繫？供警員購買的「肇慶香港城」，以公務員網紅為代言人，是否違規？

5. 警隊執法期間，逐漸令蒙面、不配戴編號成為常態，違法現行規例，也為全球先例所無。這決定如何產生，哪個級別負責？假如因為警察不配戴編號，令受害人不能成功追究，一旦證明存在不符比例的警暴，卻沒有警員能負責，是否應由做出上述決定的官員受刑？

6. 不少死亡事件，被警方迅速判定「無可疑」，但民間普遍懷疑為非正常死亡。例如科大學生周梓樂之死，縱有校長聲明要求警方徹查，但真相依然石沉大海；一系列青年自殺案件，均令人心惶惶。警方迅速「破案」的過程，是否涉及對證據的粗疏處理，和昔日處理同類案件有否不同，背後原因為何？

7. 政府根據《公安條例》，至今已拘捕近六千人，當中是否涉及結構性濫捕？假如最終成功檢控人數比例極低，作出相關決定的律政司，是否證明了當初的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根本沒有足夠證據，反映其作為公正法律把關人的角色嚴重失職？律政司與警隊高度配合的檢控速度和密度，前所未有，是否依然存在獨立司法？還是有證據證明，香港司法機關受到不同內外壓力影響？

8. 以香港人口密度和面積，過去半年警方發放催淚彈的總數，已破世界紀錄。包括醫學權威雜誌《刺針》在內的大量學者，都擔心對人口健康構成影響，並質疑如此濫放並非必須。究竟香港是否需要跟隨國際指引，還是一切都是前線警員可自行決定？假如國際醫學權威研究屬實，責任誰屬？

9. 北京高調批評「外國勢力」是亂港元兇，「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了資金、物資以及組織培訓等方面的支持，極力教唆他們從事極端暴力犯罪行為，煽動港獨分裂活動，對當前香港亂局負有重大責任」（華春瑩語），然而被問及具體證據時，只說「由於時間原因，不能給你詳列，因為如果要我羅列，可能半小時都是不夠」。根據國際案例，同類指控是需要實質證據的，例如何志平案，銀行戶口人贓並獲。究竟香港哪些領袖、組織，收取外國勢力資助？假如根據香港法律，真有其事，理應公開；但假如查不到，特區政府應否主動向北京澄清，並要求闢謠？過去數月，內地官媒報導香港時存在大量fake news，特區駐京辦卻毫無行動，成為助長中港矛盾的幫凶，應怎樣問責？

10. 懷疑來自境外的白衣人不時出現，除了7.21，還有大量涉及連儂牆、遊行集會的案例，不少證據顯示他們與同鄉會、跨境黑幫有聯繫。和被捕示威人士數目相比，白衣人被追究比例，不成比例地低。他們的具體組織和經費來源如何，和內地、香港哪些組織有聯繫，和警察或何君堯等人有何交往？

二、 核心外圍：社會問題的研究

以上一籃子問題，必須由具社會公信力、被不同陣營接納的大法官、依靠法定權力調查，才能翻箱倒籠得到證據，絕非閉門造車的研究能解。國際社會是否繼續視香港為不同內地的實體、單獨關稅區，這調查也是重要參考。「核心內圍」不調查，香港永不可能向前走，群眾也永不可能散去。

政府拒絕就上述問題成立真COI，卻另立一個沒有法定效力的「檢討」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檢討」Root Cause，其心可誅。學術研究的Root Cause，北京和特區政府已有公論：國民教育、通識教育、土地問題、房屋問題……然而這類答案，不同「核心內圍」的結構性問題，是不會被清晰實證的，即使做民調、focus group，也不會有一份份文件證明之。於是，政府委任的學者，就會得出很大路的學術結論：問題涉及方方面面經濟、民生問題，頂多補充一句「容或涉及一些管治問題，不完美，可改善」。缺乏「核心內圍」調查，單單出現「核心外圍」研究，政府自然容易歸納出主觀希望的結論，然後說調查完畢，繼續鬥地主。

三、 表層：單一案例又如何？

這前提下，即使政府願意就6.12、7.21、8.31、新屋嶺等獨立調查，性質已全然扭曲。沒有結構性立論，根據「核心外圍」主觀定性，即使個別查出甚麼，都不會改變根本結構，頂多是個別人士被追究。這和公眾對整個制度的信心崩潰，風馬牛不相及。而且這些案例被抽空出來，作非脈絡性單獨調查，政府可以輕易進行「issue framing」，例如把調查重點變成「究竟8.31即場有沒有死人」：只要說一句「即場沒有人死」，而無論當晚警察多麼暴力、事後有沒有死人，調查都可以大言不慚，說「還警方一個清白」。

缺乏「核心內圍」的外圍同心圓，好比失去地球的月球，只會被其他引力牽引，得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官方結論：找「七警」那樣的基層祭旗，把問題歸因為民生，配合北京宣傳「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全面管治權」廣為接受、一切都是顏色革命…… 那時候，政府「獨立調查」了，整場運動防止一國兩制被繼續蠶食的初衷全盤失敗，大左傾、大換血、一國化的未來，隨著這個「有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全盤到來。這是我們希望的結果嗎？林太，你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這是你希望流芳百世的唯一功績嗎？

明報筆陣，201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