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警察特考、退役三等行政法擬答
一、此題為100年原住民三等考古試題，上課時老師有特別提醒🔔
(一）解題方向：釋字第690號
1、必要處置或應變措施，其法律構成要件意義非難以理解，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得由司法機關加以審查確認，並無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2、14日居檢規定之法律性質為行政處分，如不服該主管機關之處分，仍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訴求救濟，即受14日居家檢疫之不利處分不服得提起撤銷訴願（訟），但是如果該14日之居家檢疫處分己執行完畢，且無法回復原狀時，相對人得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之訴」。
（二）、14日居家規定如何起算：
1、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即以次日為起算日，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不在此限。
2、該條第5項規定，期間涉及人民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一日論。
3、本題民眾於2020年4月1日晩上10:00入境，受14日居檢之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以日為期間，其始日4月1日不計算在內，但是14日居檢為不利之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仍應以4月1日不計時刻以一日論，即以4月1日為起算日。
二、解答方向：行政罰法第4條，此題亦為考古題。
（一）行政罰處罰法定原則，即行政罰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二）學校對學生之記大過，其法律性質乃學校對學生之「敎育或管理措施」，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規定，係行政機關（學校）對特定具體事件所為之單方決定或公權力措施，並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釋字784號參照）。
（三）大學以校規為處罰學生之依據，是否符合「行政罰法定原則」？
1、大學自治雖為憲法制度性保障，有關教學、研究、學習事項享有自治之權。大學得於合理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有考核學生學業與品行之權責，各大學依法定程序訂定大學之自治規章，此大學自治事項包括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畢業條件、入學資格等在內（釋字626號）。
2、但是，大學自治係於大學為維持教育及學校秩序內之自治，大學對於校內所訂定之自治規章，並不得就學生校外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裁罰依據，如各大學依大學所訂定的校規，對學生校外之違反行政法義務，如交通違規、菸害防治、廢棄物清理⋯等，各大學得依校規為處罰依據，乃有牴觸法律之虞，並且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有違。

政院廢自治 中火許可證無解

紀俊臣／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客座教授（新北市）

台中市法制局長李善植（左起）、國民黨立委楊瓊瓔、蔣萬安昨舉行記者會，批評蔡政府濫權包庇中火。記者鄭超文／攝影

十三日，行政院突然宣告台中市政府於民國一○五年一月制定的「台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第三、四、六條無效。此項行政處分，對台中市政府處分台電所屬台中火力發電廠申請核發燃煤新許可證，產生一連串的法律與政治效應，日來引起各界關注，但行政院對上揭自治條例第三、四、六條宣告無效的規制內容究竟如何，似乎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和了解。

事實上，該自治條例第三條係規定自公布日起不再核發固定汙染源生煤使用許可證，並就已核發許可證有條件上的使用規制；第四條係禁用並不再核發石油焦許可證；第六條係規定自民國一○七年末起生煤堆置場只限在封閉式建築物堆置。行政院將只有八條的自治條例宣告三條主要條文無效後，究竟該自治條例是否還具規範性的自治條例，值得了解和探討。

就行政院以空氣汙染防制法已有修正，該自治條例有所牴觸而宣告無效言之，固然在法制上行政院有其一般監督權，可就違法的自治條例宣告無效，但上開自治條例函請行政院備查已屆滿四周年，為何過去四年未予宣告無效，今竟宣告無效是否適法？

基本上，空汙法固然有修正，而其法規命令「固定汙染源逸散性粒狀汙染物空氣汙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亦對核發許可證有準則規定，但並無禁止地方政府基於公益原則，本諸「上乘條款」的法治精神所為之更嚴格規範，該嚴格規範自然包含禁用生煤的情狀，已為司法院釋字第七三八號解釋所肯認。質言之，行政院宣告無效的行政處分，係一種剝奪地方自治團體具有制度性保障自治權的行使，應屬無效；如有所爭議，台中市政府可依法聲請司法院解釋，並提出必要之急速處分，以利自治條例之施行。

台中市政府對中火的處分作為，因已在行政院宣告自治條例相關條文無效前生效，中火雖由台電提出訴願，但提起訴願並不影響行政處分之執行，何況該自治條例相關條文在司法院解釋前即已失效，現今已形成台中市政府無法可作為的狀態，除非重新申請否則中火新燃煤使用許可證將不可取得；而重新申請亦須俟台中市政府重新修正新自治條例以為依循。

目前最可行的方式，就是行政院責交內政部研擬適法性作為方案，再與台中市政府基於維護中部地區民眾的健康，在如何做到減煤去碳的公益原則下，協商出一條可行的處分模式，才是上上之策。一味的政治口水戰不僅不是法治社會的正常現象，亦對垂直府際關係的理性建構有極其不利的衝擊。

對於行政院與地方政府的府際關係建構，由此次新冠肺炎的防治經驗，發現建立良善治理的模式，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專業和尊重。如能彼此尊重專業，亦能彼此相互體諒，必然可以找到一條解決爭議的途徑。台中市政府在林佳龍執政可以認許的法制，到了盧秀燕執政，雖顏色由綠轉藍，但愛護市民的初衷並無二致，行政院應以和諧為基礎，保障自治權的行使下，與市府協同做出雙贏的行政處分為宜。

【#沈旭暉隨緣家書】怎樣避免功虧一簣？如何說明真假獨立調查委員會，將會是文宣組的硬仗，這篇可能又是需要懶人包、YouTube才能說明白，但希望大家先讀文字版。

「A貨」比「無貨」更可怕：獨立調查委員會，三個同心圓，缺一不可

香港局勢發展至今，政府會否成立「真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COI），成為局勢能否緩和的關鍵。但究竟甚麼是「COI」，官方版本越是呼之欲出，越是可怖。輿論一般要求，COI需具備以下元素：（1）調查對象是反修例運動的整個Root Cause；（2）委員會需具備法定效力，能傳召、調查證人；（3）警察濫暴，屬民間要求必查；（4）調查後，要跟進制度調整及法律責任。

區議會選舉後，政府和友好陸續放風，說COI在望。然而根據現有資訊，這個怪胎相當取巧，不但是徹頭徹尾的A貨，為禍還比沒有任何動作更大。據悉政府建議如下：
1. 成立沒有法定權力的「獨立檢討委員會」，通過各方「研究」，「檢討」前因後果；
2. 根據監警會報告，作為市民要求調查警暴的回應；
3. 根據監警會報告建議的案例（據說是6.12、7.21、8.31、新屋嶺），使用《調查委員會條例》(第86章)，進行有傳召權、調查權的調查；
4. 政府在未來的施政報告回應。

政府中人對想出上述方案沾沾自喜，以為已經滿足了公眾對COI四大定義的要求，沒有不收貨、不散水的理由。但魔鬼在細節。過去六個月的香港，暴露了日據香港三年零八個月以來最複雜的深層次矛盾，比雙十暴動、天星事件、六七暴動影響更深更廣，有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必須由內到外，由制度性、結構性Root Cause開始查起；然後才是社會性問題的學術研究；至於個別案例，必須在上述基礎上進行，否則只會本末倒置。這三個同心圓，缺一不可：假如沒有了「核心內圍」的調查，只有「核心外圍」的非法定研究，與及表層case-study，幾乎肯定會得出錯誤的維穩結論。

而這正是目前政府的方向。

一、核心內圍：制度崩潰的調查

整個逃犯條例爭議，涉及一國兩制根本矛盾，包括政商精英在內的全體民眾對一國制度的高度不信任（例如石禮謙事後明言「不支持《逃犯條例》」）、對特區政府漠視民意強推的費解，與及隨之引起的連鎖效應，特別是青年對未來制度失信、一國兩制崩潰的恐懼，結果令特區政府民望出現回歸以來的持續最低點。而在運動過程當中，根據民調和區選結果，都反映警察所謂「止暴制亂」的手段，令港人對警隊完全失信，乃至回到廉政公署成立前的低度信任，連林鄭月娥也承認是「斷崖式下跌」。

要了解上述問題成因，必須白紙黑字的調查，因為結構性、制度性問題，不同open-ending社會研究，是有絕對事實呈現的，只不過這些文件除非有法定權力強制，極難公開。政府拒絕就Root Cause成立COI，只以沒有法定權力的「檢討」委員會「研究」，難免令人感覺是心虛迴避。唯有調查所有從《逃犯條例》爭議開始，涉及「一國兩制」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才可以令社會回復信心。

以下十大題目，必不可少：

1. 林鄭月娥強推《逃犯條例》，直到過百萬人和平示威仍堅持繼續，但據悉並非沒有內部警告後果堪虞，過程明顯有違正常決策倫理。究竟特首在決策機制有否收到足夠意見？來自誰人，為何不被尊重？強推條例，有否涉及外部勢力，例如據報下令建制派議員必須贊成的中聯辦壓力？如此決策機制，有否違反高度自治？

2. 6月過後，港人進入內地關口被嚴格審查，更出現了鄭文傑案，當事人指證被內地機關嚴刑逼供，雖然案發在內地，其口供涉及在港活動被內地盡知。公眾對《逃犯條例》的憂慮，除了源自這類在內地審訊缺乏的人身保障，也包括對早前銅鑼灣書局案的疑似跨境執法。這些案件都有香港公民挺身而出作證，起碼能找出基本證據，證明特區政府有否在市民不知情下，和內地執法機構互換訊息？對香港居民的人身保護是否足夠？

3. 6月過後，不時傳出各行各業員工，因為參與《基本法》保障的合法集會、或行使言論自由，被無理解僱，其中以國泰航空和個別金融界案例最獲注視。但在過去22年，同一機構員工參與同類集會，安全無恙。甚麼原因令這些企業政策突變？是否涉及境外結構型因素，《基本法》能否保障？

4. 警隊執法期間，員佐級協會主席一類基層警員身為公務員，不斷公開發表和首長級公務員不同的言論，嚴重違法公務員紀律。他們的匯報機制，是否滲入其他境外考慮？個別警員在內地成為網紅，動輒批評政府高層，除了明顯違法公務員守則，也有通過「網紅」身份獲得延後利益之嫌，整個操作過程，是否涉及內地單位或商業機構？內地有否繞過特區政府，直接和警員建立聯繫？供警員購買的「肇慶香港城」，以公務員網紅為代言人，是否違規？

5. 警隊執法期間，逐漸令蒙面、不配戴編號成為常態，違法現行規例，也為全球先例所無。這決定如何產生，哪個級別負責？假如因為警察不配戴編號，令受害人不能成功追究，一旦證明存在不符比例的警暴，卻沒有警員能負責，是否應由做出上述決定的官員受刑？

6. 不少死亡事件，被警方迅速判定「無可疑」，但民間普遍懷疑為非正常死亡。例如科大學生周梓樂之死，縱有校長聲明要求警方徹查，但真相依然石沉大海；一系列青年自殺案件，均令人心惶惶。警方迅速「破案」的過程，是否涉及對證據的粗疏處理，和昔日處理同類案件有否不同，背後原因為何？

7. 政府根據《公安條例》，至今已拘捕近六千人，當中是否涉及結構性濫捕？假如最終成功檢控人數比例極低，作出相關決定的律政司，是否證明了當初的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根本沒有足夠證據，反映其作為公正法律把關人的角色嚴重失職？律政司與警隊高度配合的檢控速度和密度，前所未有，是否依然存在獨立司法？還是有證據證明，香港司法機關受到不同內外壓力影響？

8. 以香港人口密度和面積，過去半年警方發放催淚彈的總數，已破世界紀錄。包括醫學權威雜誌《刺針》在內的大量學者，都擔心對人口健康構成影響，並質疑如此濫放並非必須。究竟香港是否需要跟隨國際指引，還是一切都是前線警員可自行決定？假如國際醫學權威研究屬實，責任誰屬？

9. 北京高調批評「外國勢力」是亂港元兇，「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了資金、物資以及組織培訓等方面的支持，極力教唆他們從事極端暴力犯罪行為，煽動港獨分裂活動，對當前香港亂局負有重大責任」（華春瑩語），然而被問及具體證據時，只說「由於時間原因，不能給你詳列，因為如果要我羅列，可能半小時都是不夠」。根據國際案例，同類指控是需要實質證據的，例如何志平案，銀行戶口人贓並獲。究竟香港哪些領袖、組織，收取外國勢力資助？假如根據香港法律，真有其事，理應公開；但假如查不到，特區政府應否主動向北京澄清，並要求闢謠？過去數月，內地官媒報導香港時存在大量fake news，特區駐京辦卻毫無行動，成為助長中港矛盾的幫凶，應怎樣問責？

10. 懷疑來自境外的白衣人不時出現，除了7.21，還有大量涉及連儂牆、遊行集會的案例，不少證據顯示他們與同鄉會、跨境黑幫有聯繫。和被捕示威人士數目相比，白衣人被追究比例，不成比例地低。他們的具體組織和經費來源如何，和內地、香港哪些組織有聯繫，和警察或何君堯等人有何交往？

二、 核心外圍：社會問題的研究

以上一籃子問題，必須由具社會公信力、被不同陣營接納的大法官、依靠法定權力調查，才能翻箱倒籠得到證據，絕非閉門造車的研究能解。國際社會是否繼續視香港為不同內地的實體、單獨關稅區，這調查也是重要參考。「核心內圍」不調查，香港永不可能向前走，群眾也永不可能散去。

政府拒絕就上述問題成立真COI，卻另立一個沒有法定效力的「檢討」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檢討」Root Cause，其心可誅。學術研究的Root Cause，北京和特區政府已有公論：國民教育、通識教育、土地問題、房屋問題……然而這類答案，不同「核心內圍」的結構性問題，是不會被清晰實證的，即使做民調、focus group，也不會有一份份文件證明之。於是，政府委任的學者，就會得出很大路的學術結論：問題涉及方方面面經濟、民生問題，頂多補充一句「容或涉及一些管治問題，不完美，可改善」。缺乏「核心內圍」調查，單單出現「核心外圍」研究，政府自然容易歸納出主觀希望的結論，然後說調查完畢，繼續鬥地主。

三、 表層：單一案例又如何？

這前提下，即使政府願意就6.12、7.21、8.31、新屋嶺等獨立調查，性質已全然扭曲。沒有結構性立論，根據「核心外圍」主觀定性，即使個別查出甚麼，都不會改變根本結構，頂多是個別人士被追究。這和公眾對整個制度的信心崩潰，風馬牛不相及。而且這些案例被抽空出來，作非脈絡性單獨調查，政府可以輕易進行「issue framing」，例如把調查重點變成「究竟8.31即場有沒有死人」：只要說一句「即場沒有人死」，而無論當晚警察多麼暴力、事後有沒有死人，調查都可以大言不慚，說「還警方一個清白」。

缺乏「核心內圍」的外圍同心圓，好比失去地球的月球，只會被其他引力牽引，得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官方結論：找「七警」那樣的基層祭旗，把問題歸因為民生，配合北京宣傳「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全面管治權」廣為接受、一切都是顏色革命…… 那時候，政府「獨立調查」了，整場運動防止一國兩制被繼續蠶食的初衷全盤失敗，大左傾、大換血、一國化的未來，隨著這個「有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全盤到來。這是我們希望的結果嗎？林太，你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這是你希望流芳百世的唯一功績嗎？

明報筆陣，201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