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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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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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尋覓建文帝 需要鄭和七下西洋？(一)｜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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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的人馬已經到達了南京金川門，建文帝打算出迎，左右人等都散去了，只有幾個貼身侍從在旁邊。建文帝嘆息說：「我沒臉相見啊！」於是在宮裡放火自焚了。燕王高風亮節，摒棄前嫌，派遣太監前往救援，可惜來不及了，只從大火中把建文帝的屍首搶了出來。燕王哭著說：「你果然如此癡呆啊，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

中國古代有一本書叫《春秋》，有一個歷史時期叫春秋時期，另外，還有一種寫歷史的方法叫做春秋筆法。上面這段文字是燕王朱棣幹掉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篡奪帝位後，史官運用春秋筆法描寫建文帝之死的「傑出」作品。當我們查閱中國的史書時，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遭遇春秋筆法了，那些毫無出處和佐證的歷史根本沒有參考價值。更可怕的是，許多史官在皇權的威懾下胡言亂語、胡編亂造，誤導我們這些後世的閱讀者。

建文帝之死就是一宗無頭案。當時宮中大火也許是真的，但那些給朱棣臉上貼金的描寫，你要真信，就上當了。建文帝也許的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了，這讓他的叔叔朱棣十分煩惱。如果這個侄子還活著，可以逼迫其「退位」給自己；如果這個侄子的屍首找到了，舊帝死了，自己可以順理成章地繼承大統，成為新皇帝。找不到建文帝，朱棣只能編一套瞎話，說這個侄子想不開，放火燒死了他自己，龍椅自然也就該由叔叔來坐了。

朱棣當上皇帝，按說這宗無頭案也就過去了。然而朱棣在位期間，命令手下一位太監率領龐大的艦隊和士兵，劈波斬浪，耗資無數，多次下西洋，讓人不禁疑惑朱棣做這件事的動機，是不是為了尋找那個人間蒸發了的建文帝？

找個逃跑的廢帝，用得著七下西洋嗎？

那個太監，就是大名鼎鼎的鄭和。其實他本名不叫鄭和，而是姓穆罕默德，一聽這個姓就不是祖籍中土的人士。實際上，鄭和的祖先原本是中亞貴族，在元朝初年遷到了中國，後來定居於雲南，取了一個漢姓「馬」，與穆罕默德的「穆」字諧音。鄭和本名馬三寶，12歲的時候，飛來橫禍，明軍打到了雲南，他被抓進了軍營，閹割後做了太監。不幸中的萬幸是，他跟對了主子，進入了燕王府做事，這位燕王，當然就是後來的明成祖朱棣了。

朱棣對這個馬三寶非常賞識，在發動叛亂後，馬三寶還為朱棣立下了戰功，看來這個太監絕非常人。打下江山之後，朱棣論功行賞，賜馬三寶「鄭」姓，改名鄭和，授予四品官職。皇帝賜姓對於臣子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耀，許多一品大員也沒有這樣的待遇，可見鄭和多麼受到朱棣的器重。

永樂三年（即1405年），鄭和奉皇帝的命令，率領28 000餘人、40餘艘船，從蘇州劉家河出發，開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壯舉。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為止，鄭和帶隊總共7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員、船隻規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沒有什麼差別。按照永樂皇帝朱棣的詔書，下西洋的目的是揚我天朝國威，讓四方蠻夷歸服。不過根據《明史•鄭和傳》透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踪跡」，也就是說，朱棣懷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鄭和去尋找這個廢帝的下落。

這的確是一個貌似合理的下西洋理由。在儒家思想的灌輸下，古代中國人非常熱衷於維護「正統」，朱棣雖然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但按照正統的說法，朱元璋的位子是要傳給大兒子的，大兒子早死，所以才傳給了大兒子的大兒子，也就是後來的建文帝，皇位根本沒有朱棣什麼事兒。朱棣奪位之後，當時的天下第一大儒方孝孺拒絕為他服務，披麻戴孝在朝堂之上寫下「燕賊篡位」，憤怒的朱棣滅了方孝孺的九族後還不解恨，連帶著方孝孺的弟子、朋友一併殺戮，這就是所謂的滅十族。

這種維護正統的觀念在古代異常強大，所以一天不能確定建文帝已經死了，朱棣一天都不能安心。這樣看來，讓自己的心腹鄭和興師動眾地去海外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並不算是鋪張浪費，事關自己的寶座，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

但是這個理由無法解釋朱棣為什麼讓鄭和前後六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時朱棣已經死了），從永樂三年一直找到永樂十九年。第一次下西洋，鄭和的船隊就已經到了印度西海岸一帶的古里，並在那裡立碑留念，碑上刻字「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如果倉皇出逃的建文帝能跑到比古里還遠的地方，那得在海上以劉翔一般的速度飛奔了。尋找一個生死不明的廢帝，根本用不著下西洋這麼多次。

所以，尋找建文帝最多只能算是個附帶任務。那麼揚我國威是不是主要任務呢？明朝的確有這樣的傳統。朱元璋開國之初，就派人奔赴日本國和東南亞各王國，宣布現在中土是明朝了，各位要積極前來朝貢，還把許多東南亞王國列為「不征之國」，那意思就是天朝不會派兵攻打你們，你們不用害怕，我天朝過去不稱霸，現在雖然強大了，但還是不打算稱霸，只是你們一定得來朝貢啊！

明朝建立的事情，經過朱元璋這麼大肆宣傳，早就被東南亞各國所知曉了，本來不需要再去宣傳。不過朱棣篡位之後，為了打扮自己的「正統」形象，還是很有必要再次對外宣傳宣傳，讓國際友人都知道自己是如假包換的明朝新皇帝。

鄭和下西洋在外交上的確下足了功夫，每到一國，就和國王搞好關係，撒下大把的財物，力邀國王派出使節回訪天朝，甚至有些國王還親自動身回訪天朝。當然，那個時代不是聯合國裏一國一票，大家平等的當代，當年那些東南亞國家國王雖然貴為國家元首，其實比部落酋長強不到哪裡去，隨便帶一些土特產去明朝，就能獲得豐厚的回報，順便旅遊一下見見世面，還不用自己掏路費，何樂而不為呢？有些小國國君甚至在旅遊期間，病死在大明王朝境內，真是此間樂，不思蜀啊！

但話分兩頭說，如果鄭和下西洋真的是為了揚我國威，建立睦鄰友好關係，明朝似乎也太不值得了。首先論實力，當時鄭和接觸的這些東南亞、南亞國家沒有一個能上枱面的，不論人口、面積還是經濟，和明朝至少差兩個數量級。一頭獅子願意和一群狼睦鄰友好一下，卻肯定懶得搭理一群老鼠。生物界的規律如此，古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弱國無外交。第一次下西洋，鄭和這個老江湖就已經把這些小國的實力摸得八九不離十了，揚我國威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沒必要再浪費財力再下西洋了吧？

其次論距離，鄭和拜訪的一些國家甚至遠在印度洋的西海岸，那些阿拉伯部落和非洲沿海部落除了給天朝送來幾隻長頸鹿，讓天朝誤以為是麒麟之外，還有什麼利用價值呢？就算是為了交朋友，也沒必要帶上兩萬多士兵和幾十艘大船過去吧？

千萬別低估朱棣與鄭和的智力，這一君一臣完全可以位列最精明的一批中國人之列，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只是腦子發熱，才幹出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情。不會，絕對不會！這君臣之間一定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鄭和連下西洋，其實是為了執行某些秘密任務。

差錢，還是差錢

下西洋行動的總策劃是朱棣，因此我們得站在朱棣的角度來想問題。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皇帝，朱棣要處理的重大問題無非是兩件事，一件是國防，要時刻警惕元朝的後裔——蒙古人捲土重來。朱棣雄才大略，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直面北方的挑戰，並數次御駕親征，大大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實力，使蒙古鐵騎幾十年間不敢越雷池一步。鄭和下西洋顯然和國防扯不上關係。

另一件就是內政了，朱棣面對一個老爸朱元璋留下的難題：差錢。

其實，中國境內金礦和銀礦十分稀少，因此在金屬作為貨幣的古代，一旦中國的經濟有所發展，經濟總量和貨幣總量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朱元璋一開始試圖沿用元朝印製紙幣的老辦法，發行大明寶鈔來增加貨幣供應量，與日益增長的經濟總量相適應，結果由於無法控制紙幣的貶值問題，大明寶鈔可恥地失敗了，民間依舊用銅錢作為貨幣。

但是銅錢本身是賤金屬，一枚銅錢的價值很小。在小額交易中銅錢還是很方便的，比如買棵白菜、打瓶醬油甚麽的，但是經濟越發展，就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大額交易，這時銅錢的麻煩就來了。大額交易對銅錢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古代銅的開採量受到技術落後和銅礦難尋的限制，不能在短時間內提升。同時從鑄造角度看，鑄造一批銅錢和鑄造一批銀幣所費工時基本一樣，但是平攤到每枚錢幣上，銅錢的鑄造成本同它本身的價值相比，就非常可觀了，相反銀幣由於本身價值高，所以鑄造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
（二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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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敦南誠品閒晃，無意間看到本名為《摩登時代》的小書，觀其封面設計和印刷用色，想是躺了些年月。除了外觀仿效羅特列克引起我的興趣之外，便是「摩登時代」之書名了。摩登二字，應是數十年前的流行字詞，但很多人並不知道摩登二字其實源於英文「modern」，無意間看到本名為《摩登時代》的，觀其封面設計和印刷用色，想是躺了些年月。除了外觀仿效羅特列克引起我的興趣之外，便是「摩登時代」之書名了。

很多人並不知道在歷史上，「現代」並不指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以齋主所知，有歷史學家將現代的開端，訂立於地理大發現，也有歷史學家將其定義為啟蒙時代。不過我最常使用的，反而是藝術史上模糊的定義，也就是後印象派塞尚、高更以及梵谷的年代，約莫是1880~90年左右開始，到1970普普藝術為止，多半被定義為「現代藝術」，英譯作「modern art」。而在此之後的年份，則多被齋主稱呼為「當代」，藝術品則為當代藝術，英譯作「contemporary art」。換句話說，這本「摩登時代」應是談論「現代」的一本小趣書。

若你對現代一詞還是不甚了解，伍迪艾倫有部經典的電影《午夜巴黎》，描述主角是個熱愛所謂黃金年代(1920)的文青，某次在巴黎的夜色下，穿越回1920年代的巴黎，遇到了那時代的各式風流人物，例如畢卡索、馬諦斯、葛楚史丹、海明威、費茲傑羅、達利、柯爾波特等等。又或者當主角於電影末段再次穿越道1890年代時，出現的紅磨坊、竇加、羅特列克等等，都是這本書所談論的「摩登時代」範疇內。

齋主因為喜愛現代藝術，為了理解現代藝術的歷史，花費許多心力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歷史和創作上，因此這本《摩登時代》讀起來淋漓暢快，畢竟多數內容都略懂略懂，但我卻有點悔恨沒早點讀到這本書，如能早個五年，應能省下我不少時間。

辜振豐先生所著的這本《摩登時代》，是本針對該時代中出現的各種名詞(像是新藝術活動、Art Deco、豪華郵輪等等)，以區分章節的方式，做些簡明扼要的說明，讓讀者對該詞彙有些初步的認知。對於從未接觸過這時代的讀者來說，能看到有作者將該時代在不同層面的生活樣貌，用章節說明的方式，建構出個立體樣貌，實在相當是相當好的入門讀物，尤其在各章節中又有許多專有名詞，只要簡單GOOGLE一下，就能找到大量中文資料供你閱讀，又或者也能找到那時代的經典書籍提供購買。

舉例來說，書中有個章節談論「失落的一代」。這句話出自女作家葛楚史坦之口，該詞的意義是成長或成年於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年輕人，因為戰爭而在生命中有了些「失落」。事實上符合這些描述的藝術家還真不少，包含海明威、費茲傑羅、T.S艾略特、達利等等。由該章節所出現的人名，你很自然的會在網路上搜尋到海明威的巴黎回憶錄《流動的饗宴》，也會找到2018年才由麥田出版的葛楚史坦自傳《花街二十七號》，其內容更是談論葛楚史坦於巴黎生活時，所接觸過的幾個現代藝術大師，如盧梭、馬諦斯、畢卡索等等，更別提文壇中的海明威、喬伊斯等等。若你再仔細找找，還能找到2019年由大塊出版的《藝敵藝友》，裏頭也有段關於馬諦斯、畢卡索的恩怨情仇，也包含了兩個史坦家的矛盾等等。

我向來覺得台灣十分缺乏這類歷史的入門書。要撰寫這些書並不簡單，畢竟要作為讀者們的敲門磚，除了要寫得活靈活現之外，還得要讓讀者覺得有趣，由此書作為起點，延伸閱讀書中所談及的人事物。這並非是個容易的差事，但這對於整個出版業來說，卻是相當重要的任務。試問，若沒有敲門磚、入門書，那出版社要如何培養讀者閱讀更深入更艱澀的書籍?

所以我很自然地就搜尋了辜振豐先生的其他書籍，找到了另外兩本已經絕版的書籍《布爾喬亞》和《時尚考》，便順手在網路二手書店即刻下訂，想看看是否也同樣是本優秀的敲門磚書籍。

答案是肯定的，《布爾喬亞》該書著重在法國大革命後的英法兩國，由於舊有貴族勢力逐漸在新的工業時代瓦解，因此興起許多新興資產階級。同時工業革命導致資訊流通更加快速，資本主義極其發達，進而誕生出專屬於十九世紀的布爾喬亞式生活。例如百貨公司、博物館、動物園及訂製服等等的歷史，本書也正是講述工業革命加上資本主義，所構築的現代生活是如何演變而來的。這方面能延伸閱讀的書就非常多了，從巴爾札克《高老頭》、福樓拜《情感教育》、左拉《婦女樂園》等小說，到齋主的愛書范伯倫《有閒階級論》都屬於這範疇。

而另一本《時尚考》就真的是我較為陌生的領域。這本主要講解的詞彙，都是當代時尚品牌的歷史，以及各國不同的奢侈品源起。雖然我對愛瑪仕、路易威登、聖羅蘭及迪奧的歷史多少有所了解，也喜歡如今的范倫鐵諾等品牌。但沒有讀過就是沒有讀過，當讀過《時尚考》之後，才知道這些品牌的設計概念，也才補足了我從未涉及的品牌，像是高田賢三、山本耀司、川久保玲、三宅一生等日本設計師的品牌。這本書相同於另外兩本，也是本關於當代時尚品牌的入門書，讀起來沒有壓力，也容易找到延伸閱讀的書目。

我其實滿推薦這三本書。雖然這三本書在深度上有所不足，但作為特定歷史書籍的入門書來說，其廣度相當足夠，當然也有豐富的詞彙或書籍作為延伸閱讀之用。對我來說讀完這三本書也是十足意義，畢竟我當初涉及這些領域的知識時，都沒有一本足夠好的入門書，現在找到了這本書入門書，反倒可以審視我對那些時代的了解是否正確。對於沒有接觸過這幾個時代的齋友們來說，我想花點時間去找找這幾本書來讀，應該是個不錯的選項，畢竟讀起來也是輕鬆有趣。誠摯推薦。

PS.說好要少談政治，從新年第二天就開始努力。
#棄惡從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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