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40位廣義的「新日本人」，占日本奧運代表團614位選手的6.51%，人數和比例都是新高，父母其一是日本人的有26位，沒有血緣卻歸化日本籍者也有14位。任何擁有雙重國籍的日本人，都必須在20到22歲間選擇國籍。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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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劇學政治 #從《我是遺物整理師》看韓國的跨國收養〕

由Netflix製作的韓劇《Move to Heaven：我是遺物整理師》講述患有亞斯伯格症候群的青年韓可魯（陳俊翔飾）與叔叔曹尚久（李帝勳飾），一起經營遺物整理公司，透過遺物了解亡者的人生，並從中逐漸領悟到人生、死亡的溫情故事。

該劇溫暖又細膩的劇本不僅賺足觀眾熱淚，更精準地塞入大量社會議題，增添不少反思之處。

＊以下內容含少量劇透＊

▌和馬修一樣的KAD們

劇中由韓裔美籍音樂人Kevin Oh飾演的馬修·葛林一角，是出生不久就被送養至美國家庭的韓裔孤兒，但卻因為領養家庭的漠視或拖延而無法順利取得國籍，最後淪為無國籍者，只能被遣送回韓國。

過去70年，有將近20萬名韓國兒童和馬修一樣被外國家庭收養，成為韓國被收養人 (Korean adoptee; 簡稱KAD)。

▌跨國收養的人數變化

跨國收養風潮始於二戰後的戰爭孤兒潮，初期日本因為曾短暫成為主要輸出國。

但隨著1950年韓戰爆發，韓國戰爭孤兒以及駐韓美軍留下的大兵寶寶數量越來越多，1955年後，韓國正式取代日本亞洲最大孩童出養國的地位，並於1980年代達到高峰，成為美國跨國收養量最大的國家，並長期背負「嬰兒出口國」的罵名。

▌跨國收養的風水輪流轉

韓國這股跨國收養的風潮延續到1980年代晚期，隨著經濟實力和民族意識的抬頭，韓國政府於1988年起一改原先開放到幾近鼓勵的態度，漸漸減少國內兒童出養的數目。

加上1990年代後中國開始加入送養孩童的行列，尤其在一胎化政策的推波助瀾下，女棄嬰的數目大量增加，1995年後中國年送養數正式超越韓國，在1991至2008年這17年間已送養超過7.2萬名孩童，遠高於韓國的2.9萬。

▌跨國收養的成因

這些兒童被送養的歷史脈絡，其實是後殖民與冷戰的遺續和韓國現代化相互催化而生的血淚史。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Eleana Kim指出，早期韓國孩童大量被送至歐美國家的主因包含：

①韓戰後赤貧的經濟狀況
②社會福利制度缺乏
③傳統儒家思想重視父系血脈、國內收養率極低

而在1960年代進入工業化社會後，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未婚懷孕現象增加，離婚率也隨之上升，傳統家庭制度鬆動，出現許多非婚生子女，他們不見容於韓國保守的父系社會而慘遭棄養。

除了父權社會與社會福利政策不足等內部因素外，身為KAD的美籍學者Kim Park Nelson也點出，跨國收養涉及「複雜的經濟關係」，當時的韓國每年能藉由出養收益1500萬至2000萬美元，更能減少大量的社福支出。

此外，同為KAD的瑞典學者Hübinette則從人口控制的觀點出發，解釋了為何韓國的出養數會在1970至80年代達到高峰，這是因為威權時期為了避免人口過剩，政府積極鼓勵家庭計畫以及移民，而跨國收養恰好為兩者之結合，因而被視為控制人口的一大良方。

▌被收養者面臨的困境

這些跨國收養的孩子們最常面對的問題，是要應付「種族」與「收養」雙重歧視，以及成長階段中的自我認同危機。

時至今日，仍存在對種族與領養的歧視，更何況是數十年前的美國，調查就顯示，多數的KADs在成長的過程中，有被歧視的經驗，其中因為種族所造成的歧視比例高達七成，另外兩成八則為因收養導致的歧視。

在文化認同方面，周曉楓發現被收養的亞裔子女在文化認同的經驗與亞裔移民二代很接近，他們都缺乏和移民母國的聯繫。

但被收養者在建構自我認同上往往有更多挑戰需要克服，因為相較於移民家庭，收養家庭的環境未必能讓他們接觸原生母國的文化，尤其早期收養家庭的教養方式傾向讓他們完全美國化，致使在成人後容易出現失根的失落感。

美籍KAD鄭敬娥就曾在回憶錄《血之語言》中自述： 「在韓國，『美國人』等同於『白人』，而我既不能說流利的韓語，又不是白人，這讓我感到自己不倫不類。」

而更不幸運的，則是如同馬修一樣，雖被收養，但因故無法順利取得國籍者。根據Adoptee Rights Campaign統計，全美大約有3.5萬的被收養者沒有公民資格，他們多半是在2001年《兒童公民法》生效之前被收養的。

因為在這之前，公民身份必須由收養家庭主動申請，而不是在領養過程中自動授予。有些家庭可能是不知情，或因為申請所需的費用和程序而忽略這個過程，也有些收養家庭則是實質上拋棄這些被收養者。

沒能成為美國公民的被收養者們，許多在成年後因為犯罪紀錄，而被迫遣返回數十年前離開的陌生母國，但他們不僅舉目無親，甚至可能連一句韓文都不會說。

很多人無家可歸，經常露宿街頭，或是再次犯罪，走上絕路者也不在少數。
韓國領養服務中心的首席顧問Hellen Ko就直言：「對他們來說，被遣返就像是被判死刑。」

雖然2001年後，被收養的孩童可以直接擁有公民資格，但《兒童公民法》並不溯及既往，期待這些沒能順利獲得公民資格者，能早日得到應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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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報導：台灣防疫有成，民眾生活在沒有疫情恐懼的環境中，成為吸引海外人士返國的賣點。

台中鹽之華法式料理廚房主廚黎俞君說，去年秋季以來，顧客提前一個月預訂才有座位，「台灣有陣子感覺有點空虛，很多人移居海外，偶爾才回國一趟。現在，那些偶爾見到的客人中一部分已搬回來了」。

疫情期間遷居者大多是僑胞和雙重國籍人士，他們包括商人、學生、退休人員及台裔美籍餐館老闆兼作家黃頤銘（Eddie Huang）等知名人物。

根據台灣移民主管機關數據，2020年入境台灣的國人比出境多27萬左右，是2019年淨流入量約4倍。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後，台灣幾乎不讓外籍人士入境，但持有「就業金卡」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例外。政府在疫情期間積極延攬海外人才，2020年1月31日以來核發逾1600張就業金卡，是2019年的4倍多。

42歲的台裔美籍企業家陳士駿（Steve Chen）是首位取得就業金卡的人，他與妻子、兩個小孩2019年從美國舊金山遷居回台。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後，他在矽谷許多朋友跟進來台，台灣人才外流出現逆轉。

陳士駿說，矽谷有願意冒險的企業家、願在他們創業初期給錢的投資人，整個關係鏈現在都回流台灣了，「我覺得這是科技業黃金年代，政府也明白現在應該要把握機會」。

影音網站YouTube共同創辦人、43歲的陳士駿2019年從美國遷居回台。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後，他在矽谷許多朋友跟進來台，台灣人才外流出現逆轉。（中央社檔案照片）

疫情期間返鄉國人激增，以致短期租屋市場吃緊。一名地產業者估計，2020年有意在台租屋的僑胞與雙重國籍者人數是近幾年2倍。

海外民眾湧入有助台灣成為2020年全球少數成長的經濟體，且表現名列前段班。疫情爆發之初，台灣經濟短暫走弱，但2020年第4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增率直逼5%。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測2021年經濟成長4.6%，創7年來新高。

台灣並非所有產業都欣欣向榮，航空公司、飯店和旅遊業者等仰賴跨國旅行生意的產業就飽受衝擊。但台灣出口已連8個月正成長，反映電子設備與半導體需求暢旺。

國內旅遊也掀起熱潮。原本習慣搭短程飛機赴日本或東南亞的民眾轉而探索台灣風光，日月潭和阿里山等熱門景點人滿為患，台中近郊有家高檔飯店到7月底都一床難求。

在台灣如想見識疫情下國外生活樣貌，可到頻繁量體溫與雙手消毒的邊境。拜疫情調查扎實、入境旅客檢疫嚴格所賜，新型冠狀病毒在台灣幾乎不見蹤跡，民眾也不怎麼擔心。

台灣的餐廳、酒吧與咖啡廳平日高朋滿座，顧客口沫橫飛；辦公大樓一片忙碌，校園內迴盪沒戴口罩的孩童喊叫與笑聲。2020年10月，台北舉辦年度同志遊行，估計13萬人湧上街頭，處處可見彩虹口罩，社交距離則不太受重視。

許多人納悶台灣「疫情局外者」地位還能保持多久，特別是多國積極施打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的情況下。

報導寫道，台灣官員採購並分配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的速度緩慢，部分原因在於疫苗接種需求很低。首批英國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疫苗3月上旬已運抵台灣，醫護人員為優先施打對象。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13/world/asia/taiwan-covid.html

【因應少子化應有積極的移民政策20171019】

少子化嚴重，衝擊層面甚廣甚巨，立委鍾佳濱要求內政部必須有積極的移民政策，才能延緩台灣人口結構惡化，內政部長葉俊榮表示未來大方向將朝更開放的方向走。

鍾佳濱質詢指出，台灣在2025 年人口開始遞減，預期2061年人口只剩1700萬，不只勞動人口占比由2015年的85%降至51%，住宅供需也會出現變化，首次購屋人數將銳減，但因人口老化而釋出的房屋所有權人數則倍增，住宅政策必須有所因應。

在教育方面，18歲至21歲的大學適齡人口，10年後將由現在的123萬人減剩77萬人，大減近4成。當年在出生率下滑的同時，我們卻大幅擴充大學數量，衍生今天大學退場棘手問題。

兵役方面，未來要填補國軍員額空缺，必須招募志願役3萬5千人，但今年預計招募的1萬5千人，上半年只招到4千3百人，嚴重不足，未來如何去招募多出的2萬人，令人質疑?未來要實施全募兵更讓人憂心。

長照方面，失智人口逐年增加，人口老化衝擊長照體系。

鍾佳濱表示，日本2008年人口開始負成長，台灣雖在2025年才開始，但人口結構惡化程度卻比日本嚴重，日本去年減少31萬人，但因補入移民人口15萬人，所以總人口數只減少16萬人。目前許多國家都有積極的開放移民政策，像韓國自2010年開始同意雙重國籍，到2014年移民佔人口的比例提高了一倍，新加坡、美國的移民人口比例也相當的高。

鍾佳濱強調，面對人口老化、少子化的嚴厲挑戰，他會持續追蹤督促國發會提出上位的人口政策，而內政部也應有積極的作為，責無旁貸的提出移民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以延緩人口結構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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