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告了（3）！
終於有正義人士替台灣人民出面申冤。希望這次提告，得以停止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肆無忌彈」的利用疫情「血輾台灣人民」。

大家看看，這些真正關心人民的人，是誰？鍾琴前局長及「新黨」加油！人民感謝你們。

⁃ C. C. -
2021/06/11

請看以下刑事告發狀內容：

刑事告發狀

告訴人 鍾琴 新北市三芝區海景五街8號
告訴人 張亞中（確認中）
告訴人 李鴻源（確認中）
告訴人 彭文正（確認中）
告訴人 林正杰
告訴人 蘇偉碩（擬邀請）
告訴人 鍾秀梅（擬邀請）告訴人 陳光興 告訴人
告訴人 吳成典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告訴人 潘懷宗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告訴人 李慶元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告訴人 侯漢廷 台北市光復南路65號4樓

被告 蔡英文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
被告 蘇貞昌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
被告 陳時中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

為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等三人，共同涉嫌觸犯瀆職罪、圖利罪和偽造文書罪，依法具狀提出告發事：

壹、犯罪事實
被告蔡英文為中華民國總統，於就任時依法宣示誓「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謹誓。」，而蘇貞昌為行政院長，掌管國家各部會，陳時中為衛福部長兼疫情指揮中心主任，綜理疫情指揮事宜。依照民主法治國家常規，於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流行中，理應勤勤懇懇、盡忠職守，以手中掌握之龐大國家機器、社會資源及政府公權力，遵守誓辭，保護人民，增進人民福利，善盡努力保障全體國民生命財產健康安全之重責大任。然而，被告等三人竟基於不可告人之黨私勾結與犯意，在國內疫情極端艱困時刻，竟置國人基本之生命權和健康權於不顧，於2021年5月變種病毒開始入侵台灣期間、全國確診及死亡人數迅速攀高之際，為下列行為:

一、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三人惡意阻撓疫苗進口，廢弛職務釀成死亡三百多人、確診上萬人之災害
按「廢弛」一詞，依辭源之解釋為「不認真做」之意，含有「故意」之本質，有大法官會議解釋第342號意見書可查。經查：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明知自5月15日疫情漸趨嚴重，國人需求疫苗孔急，竟罔顧人民性命，頻頻妄以「進口疫苗遭到國外力量阻撓」、「堅持須以政府對政府協商簽約」等空泛政治性理由，拒絕林全之東洋公司於去年已預購，並在緊急時刻可迅速進口的3000萬劑國際認證疫苗；繼而又百般刁難、設立各種行政程序及條件，要求出具授權書等加以卡關，實質阻撓郭台銘、佛光協會、張亞中、新黨等民間個人、團體擬中介捐贈之大批國際認證疫苗，造成確診人數每日均超過百例，至6月9日已經有確診11968例、死亡333人。此種惡意阻撓疫苗進口，只為護航高端疫苗之圖利行為，已釀成確診11968例、死亡333人之實際災害。

二、被告三人有圖利高端疫苗之犯行
(一)被告蔡英文明知高端疫苗尚未通過解盲，卻假借總統勢力，先於110年5月13日國安會議中宣示「國內疫苗研發的部分，目前已經進入臨床實驗第二期收尾工作，預計是在7月底可以開始供應第一波國產疫苗。」，其後更於5月18日視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視訊高端公司，且再次提到高端疫苗，致使高端公司股價從原先發行之30餘元，竟於110年5月漲至417元。此種頻頻公開透過媒體，向國人以多種形式宣傳人體試驗尚未通過二期解盲的國產疫苗「安全無虞」（但從不敢說是否有效），並且在中央緊急採購疫苗相關法規上再三企圖放寬審查檢驗標準，以求提前放行高端、聯亞兩支國產疫苗上市的時間。如此草率對待新型傳染病疫苗之開發、試驗與緊急准用，將廠商原先理應自負之疫苗上市風險及潛在賠償責任，全數轉嫁給政府及國人承擔，此種明顯護航特定企業利益、卻枉顧受眾防疫效果及公衛科學判斷之行為，即使其內部審查委員、國內染疫科學泰斗之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培哲醫師亦不惜辭去審查委員職務、公開嚴正表達反對意見；社會上亦有眾多前任疾管局、衛生署長等退休賢達人士，不斷對此發出強烈之異議警示。上開行為，顯然有圖利特定人，致使其獲得利益之犯罪行為。
(二)陳時中職司指揮中心相關防疫政策，蘇貞昌掌管各行政部會。在今年五月以前尚具成效，國內染疫及死亡人數尚屬有限，等同為國產疫苗之開發、試驗爭取了可貴的時間；然自五月份以降，變種病毒侵入國境，來勢兇猛，此時國家防疫政策自應隨之應變，積極向外大量洽購疫苗應為不二之選擇。奈何渠等不此之圖，卻繼續堅持排除向國外緊急增購（或接受捐贈）效用已經國際認證之輝瑞BTN、莫徳納、嬌生、國藥、科興等疫苗，卻逆向偃苗助長、以最高領導人頻頻喊話、明示暗喻等種種方式，企圖影響審查委員會決策及後續食藥署之放行，在人民眾目睽睽乃至國際觀瞻之前，赤裸演出「蔡英文親自口喻/官方接力護航」的戲碼，其間並數度明顯涉及配合內線交易、拉抬炒作相關公司股價之情事，其公然藐視涉及國家安全之公衛常規、法理規範之大膽行徑，令人髮指。
(三)試想，若去年被告等沒有濫用職權，惡意阻撓前行政院長林全本可購買到的三千萬劑國外疫苗進來，此時全國人民早已注射過兩劑疫苗、形成初步之集體免疫，自然亦不致爆發此次的「五月疫情大災難」，不但全國人民不致受到這一波疫情的衝擊，無辜喪失數百條人命，更不必進入「三級警戒」來管制人民生活，並且必須再度編列8400億的二次紓困金，使國家財政再次蒙受龐大之陰影與壓力。
(四)又，倘若渠等並未受制於強力護航二支國產疫苗之心態，而以救苦救民為念，緊急開放所有既經國際認證之疫苗進口，並且善用民間中介力量，而非處處橫加阻撓，是則全國人民也將能在最短時間內開始施打既經國際認證之疫苗，進而避免在苦苦等候國產疫苗上市之未定期間內造成大量感染。此中差異，極可能涉及不下千百條寶貴人命，蔡英文政府的肩頭重責及手上血腥，豈能逃過國家司法的追訴！
(五)中研院院士陳培哲於五月底請辭國產疫苗審查委員，他對媒體指出，辭職原因就是擔心審查委員會難以秉持獨立性，並直指「最大困難就是來自蔡英文總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更曾於公開評論中指出，5月31日晚間，蔡總統罕見針對國產疫苗臨時召開記者會，而這一天也正好是高端股票跌停板的第一天。她強調「七月底國人可以開始注射國產疫苗」。陳培哲院士因此質疑 :「在這種情形下，食藥署擋得住總統府的壓力嗎？」「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所以我就做不下去了」。
(六)為緊急應對全球疫情擴大趨勢，WHO的「緊急授權」規範雖然跳過了一般藥物開發所必備的動物試驗過程，准許直接進入人體臨床試驗，但後者仍然必須經過一、二、三期試驗，先後累積至少數萬個樣本，方足以在正式授權對廣大群眾施打前，確認該疫苗之基本效能、適當劑量及避免嚴重副作用之發生。我國食藥署若擅自放寬標準，以僅僅數千人之樣本、威嚇扭曲專家審查意見結論，草率放行而給予授權的話，不但該種國產疫苗將無法獲得國際認證，使我國施打人口面臨「出不了國門」的窘境，未來更可能出現因施打者產生嚴重副作用而導致鉅額國賠求償之風險。蔡英文等人屆時或已下台或已離職，若我國司法體系縱容坐視此等竊國殘民之重大惡行而無所作為，任令渠等輕易規避法律刑責，亦將成為滔天共犯，神人共憤，莫此為甚。

貳、所犯法條及證據
按刑事訴訟法第240條「不問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且第228條第1項：「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告發人等僅將被告所涉法條，詳列如下:
一、刑法第130條：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刑法131條：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罪所得之利益沒收之。
三、刑法134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證據:
一、書證部分
按「公眾週知之事實，無庸舉證。」「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無庸舉證。」刑事訴訟法第157、158條書有明文。因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三人，均為食俸民脂民膏的國家元首、閣揆、主管部長，不思竭力保護國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竟至毫無人性，利用職權反向操作，以「扶植本國疫苗產業」為藉口，不惜偃苗助長炒短線的生技公司、扼殺自己國人同胞之健康權及生命權，只為圖謀個人經濟及政治上之私利。被告等的惡行惡狀，最近一個月(5月13日起)的各類媒體報導均有報導，請鈞署參酌。
二、人證部分，請傳喚下列證人:
(一)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全(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3樓)
(二)高端疫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世忠(新竹縣竹北市生醫三路68號)
(三)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詹啟賢(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1段3號)
(四)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請代為查址)
(五)前疾管局長蘇益仁(請代為查址)
(六)前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請代為查址)
(七)中研院院士陳培哲(請代為查址)
(八)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請代為查址)

綜上論述，依刑法第130條、131條、134條等之規定，被告確實已經觸犯各該條之罪，為圖利自己或相關第三人廢弛職務，更透過職權之操弄，直接、間接圖利自己及相關第三人等，不惜釀成全國人民的大恐慌和大災害。彼等惡劣行徑，令人髮指，恰於本條之罪構成要件相當，懇請 貴署迅為依法偵辦，將被告等三人提起公訴，治以應得之罪，俾符法治，實感德便！
謹狀

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
具狀人 鍾琴等

中華民國110年6月 11日

〔二○一八年，擔任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的我......在每一梯課程的最後幾分鐘，......提醒所有在座的員警：
「警徽與制服代表的是法治國的榮耀，#警察唯一服膺的，#就是憲法與法令，對於上級違法的命令，你們沒有服從的義務。」
「在服從的同時，請確認你們支持的到底是不是法律與良知。所謂的正義，是透過程序正義發現的實體正義，而不是服膺政策、績效、鄉民式的素樸正義。」〕
–摘自《#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第207頁（聯經：https://bit.ly/3uDtBmC ），2021年3月4日

－－－

「本判決並非法官躲在舒適安全的象牙塔中，對身處高風險第一線的基層員警指手畫腳、刻意打擊警方士氣；相反的，正因出於對員警執法安全的重視和保護，本院懇切呼籲警界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2021年3月31日
判決全文：https://bit.ly/3mx2XIg

－－－

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在格式上和傳統判決不同之處：
彰化地院開始啟用第三代審判系統，判決可以插入圖片。
#警察疑似假摔造就妨害公務現行犯情境而逮捕被告，檢方起訴被告妨害公務、傷害等罪，合議庭判決無罪。
更特別的是，本案法官認真地勘驗了數十個不同員警的攝影機、密錄器或手機拍下的影像檔案，意外 #發現了分局長的不當指令。
因此這則判決並有「十、附記事項」，在附記事項中，對於分局長的不當指令予以批評。

本案背景：
被告為退休員警，其訴求為「反年改」，欲對總統車隊鳴按喇叭並攔車陳情。

被告的訴求和行為是否妥當，是一回事（在「世代正義」的立場上，我們也很難支持「反年改」團體的訴求與行止，但不支持的話，可以辯論、可以諷刺、也可以訕笑，不等於不准他們說話）；
然而，在法治國家，執法人員的行為必須先守法，如果執法人員不守法，或採取一些奇技淫巧來對付異議者，那麼，這個國家就沒有資格叫做法治國，非法治國的公務員的所作所為，也沒有資格叫做「執法」。

讓我們看看，面對這樣的陳抗，政府上級是如何指示警察的呢？而警方高層面對國安局的壓力，有扛下來嗎？又想出什麼「逮捕技巧」了呢？

#國安局檢討警方，#要求警方想辦法不能讓被告按鳴汽笛喇叭

依照證人彰化縣警察局督察科督察員、員林分局永靖分駐所所長的證詞：
被告先前在彰化縣進行陳抗，一貫模式就是在總統車隊經過時鳴放汽笛，我們曾經因為這樣 #被國安局檢討，國安局表示被告在道路警衛線上按鳴汽笛喇叭，可能 #造成總統的駕車官驚嚇，#要我們不能讓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我也擔心被告對車隊投擲汽笛喇叭，才會在案發當天被告按鳴汽笛喇叭後，一再伸手要把喇叭頭給撥掉，制止被告繼續按，當天我也有接到指示要跟分區指揮官轉達，「如果被告在當場有推擠同仁，同仁就直接跌倒。」

「分局長在電話中著重在『如果有推擠就跌倒，直接用現行犯逮捕』這幾句，所以當天我才會到處向現場員警交代『如果有推擠的狀況就直接跌倒，後面的人用現行犯逮捕』」。

這個技巧叫做什麼？
在運動場上，我們知道這叫做 #假摔。
所以把警察執法當成在運動場上打球嗎？

法院的判斷（摘自判決理由欄第九點）：
「被告剛開始遭警方團團包圍時，並無任何主動出手攻擊警方之意圖或動作，直到楊勝傑伸手碰觸被告、欲阻止其按鳴汽笛喇叭後，被告雖有「以左手輕推楊勝傑右手」的動作，但之後只是不斷以走動轉身的方式閃避楊勝傑，並持續按鳴汽笛喇叭，未刻意揮舞汽笛喇叭，或對楊勝傑有進一步攻擊舉動，又被告隨後雖有「以左手推向前方洪坤暉」的動作，但被告出手之力道既無法認定足讓洪坤暉倒地，亦未針對洪坤暉之身體重要部位，且被告身體確實無法承受劇烈碰撞，故被告上述各該行為，均應屬消極、被動的反射性防禦動作，目的都是在避免汽笛喇叭被搶走，自難認其有何「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行為」之主觀犯意；又楊勝傑的食指雖有受傷，但係因其一再出手碰觸被告、試圖阻止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才會導致自己受傷，難認被告該當傷害罪之主客觀犯罪構成要件；至洪坤暉雖因倒地而受傷，但無法排除其係配合上級指示，為了以現行犯逮捕被告，而在被告稍有推擠即直接順勢倒地的可能，基於罪疑唯有利被告原則，洪坤暉受傷結果亦難認與被告行為有何因果關係，無從以傷害罪相繩。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亦即尚未達於可信為真實之程度，致本院未能對被告形成有罪之確信，則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對被告諭知無罪判決。」

法官的感慨（摘自判決「十、附記事項」）：
「若依照員林分局在勤前教育中「只要圈圍、不要搶奪」的指示，或許本次陳抗事件會在沒有任何員警受傷、總統車隊也未發生危險的情況下平安落幕。惟楊勝傑因 #擔憂所屬單位再遭國安局檢討，致其出手阻止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最後才導致本案發生。然而，每位陳抗者採取的陳抗方式、手段都不盡相同，倘通案要求員警必須阻止陳抗者按鳴汽笛喇叭，不僅 #剝奪員警在面對不同個案時的執法彈性空間，亦可能 #徒增員警執法時之無謂風險。況且，本案員警執法所依據、主管機關為國安局之特種勤務條例，第12條第2項亦明文規定「安全維護區之劃定，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表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與維安目的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維護維安對象人身安全必要限度」。本案中被告等人之訴求，即使無法獲得社會多數人支持，但確保少數人的聲音能被執政者及其他多數人聽見，正是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價值。故「無論是否可能造成危險，一律禁止陳抗者在車隊行經路線上按鳴喇叭」，是否符合前開法條所揭示「人民表現自由」與「維安目的」間之均衡維護？是否已逾越「維護維安對象人身安全必要限度」？均值深思。」

法官「能理解為了治安衝鋒陷陣的員警們，於執法時可能面臨的龐大風險，當員警依法執行職務，卻遭嫌犯惡意出手攻擊時，本於公務員之尊嚴不容輕易踐踏、員警執法之人身安全尤應保護，法院於量刑時當絕不寬貸。但刑法妨害公務執行罪之構成要件，係以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當員警因服從上級不當指示，執法手段已逾越應恪守之界線時，本院自無法視而不見。本案中，若非所屬單位曾遭國安局檢討，員警楊勝傑未必會主動出手碰觸被告、一再試圖阻止其按鳴汽笛喇叭，因而手指受傷；也正因分局長事前指示遭遇陳抗民眾推擠時，員警要直接順勢跌倒，並將陳抗人士以現行犯逮捕，導致員警洪坤暉雖有跌倒受傷，本院仍無法排除其係為了要逮捕被告而順勢倒地的可能。因此，這些 #來自高層的指示和壓力，實已 #真正傷害了基層員警及國家的執法公信力。」

法官也「勘驗各檔案中關於案發過程之影片段落外，亦就所有檔案一個個從頭到尾仔細播放觀看，因而發現分局長於本案發生前，曾再次打電話聯絡現場指揮官永靖分駐所所長林聖智，要林聖智提醒員警遭遇推擠時直接順勢跌倒，再以現行犯逮捕陳抗民眾，而楊勝傑亦接到相同指示並轉達林聖智等情節。然我國既為法治國家，執法者除了應廉潔自持外，執法手段更必須合法正當，不得逾越應恪守之界線，此即本院一再強調的「執法之前，先要守法」基本觀念。本判決並非法官躲在舒適安全的象牙塔中，對身處高風險第一線的基層員警指手畫腳、刻意打擊警方士氣；相反的，正因出於對員警執法安全的重視和保護，本院懇切 #呼籲警界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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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未必贊同反年改團體的主張，我們也可能正在承受「世代不正義」的惡果；
但是我們更不贊同政客高層濫用警察權，下達不合法、不合理的指令！

【性侵犯強制治療今進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大法官1個月內公布釋憲日期】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男子梁育誌性侵殺害案舉國震驚，大法官今日（11月3日）上午仍如期召開「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以下簡稱強制治療）憲法法庭，討論強制治療制度是否違憲。此為繼通姦除罪化（釋字第791號）與黨產條例案（釋字第793號）後，今年第三度為釋憲案舉行公開言詞辯論，全程同步在司法院臉書平台實況轉播（https://bit.ly/362yNF1）說明大法官對此一爭議議題高度重視。

《報導者》今年8月間即推出《違憲邊緣的治療之網──台灣性侵犯強制治療爭議》專題報導（https://bit.ly/322HpJC），全面檢視此一制度的困境。

此案緣起於2013年一位性侵害受刑人盧恩本提出，之後陸續有前台中地院法官時瑋辰（現為新北地院法官，其案件當事人由於已被釋放，非繫屬案件故不被受理）、雲林地院法官張淵森（現為台中地院法官）、雲林地院法官潘韋丞以及多位受強制治療處分者提出聲請。他們主張強制治療無設定上限，成為可無限期拘禁人身自由的「絕對不定期刑」，有違比例原則；同時認為，延長強制治療的機制缺乏完整聽證與辯護程序，即可由檢察官逕自認定，有需要就繼續延長治療，受處分者無從表達意見，只能事後聲明異議，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因此聲請人請大法官就強制治療的法令依據（《刑法》91-1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2-1）宣告違憲並失效。

大法官於今年8月20日宣佈併案受理相關案件並進行言詞辯論。

￭釋憲案代理律師：強制治療程序保障空白，形成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今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一開始，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的代理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周宇修與薛煒育即猛烈批評現行強制治療制度是一種「標籤詐欺」、「國王的新衣」，以治療之名將這些受處分人與社會隔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不能因換了招牌就說不是監獄，代理人引用「釋字第471號」解釋強調，強制治療雖然屬於預防犯罪的保安處分之一，可是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與刑罰無異，若無受到罪刑法定主義與禁止溯及既往等對於刑罰手段的嚴格規範，將是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法官代表潘韋丞接續陳述意見，質疑法條所述治療到「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缺乏法律明確性，恐造成恣意認定的後果。張淵森對此持相反意見，主張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並再度強調，強制治療程序保障幾乎一片空白，雖可聲明異議，但心智障礙者完全不懂，嚴重弱化受處分者權利。相較於受處分人代理律師的批判態度，兩位法官強調非全盤否定強制治療制度，不反對高危險個案進行無期限治療，但不能不論犯罪行為輕重、危險性高低，全部不定期限，否則違反比例原則，潘韋丞並提出搭配轉向及分流設計的務實建議。

￭官部門代理人：執行細節問題，並不構成違憲理由

機關代表方面，衛福部由前監察委員高鳳仙擔任代理人，她強調強制治療制度參考美國民事監護（civil commitment），非以處罰為目的，而是基於矯正與社會防衛，性侵犯猶如煞車壞掉，沒專家幫忙會一直壞下去，現階段替代方案不足下（電子腳鐐監控還是能拆掉、化學去勢或以藥物降低性慾皆未立法），就算執行得再差還是有其必要。

針對代理律師對強制治療的質疑，法務部代表次長蔡碧仲尖銳回應，當舉國都因台南女大生性侵命案陷入風暴時，應該反思這一切問題都是由加害者所造成，並堅持現階段只是執行細節的問題，不構成違憲理由。只能把受處分者關在台中監獄裡的原因，是因地方政府把治療處所當成垃圾場一樣的嫌惡設施，不發使用執照、不增加床位，造成法治國的空隙，大家都有責任，現在培德還有56人，宣告違憲貿然放出去後果難以想像。

￭專家鑑定人：再犯風險難評估，美、德亦曾提出違憲審查

由法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組成的鑑定人意見陳述中，主要圍繞著兩個議題，一是在醫療專業上要如何以及是否能可能評估再犯危險，二是如何從本土的經驗檢視這個移植自美國的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

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吳建昌坦言，危險性是否顯著降低永遠牽涉著價值判斷，無法一刀切，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並無法得到證據支持何種治療方式較有效，但依個人需求在知情同意狀況下的「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或許是可參考採用的方法之一。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則指出，目前實務上主要綜合量化統計及臨床判斷預測再犯率，但在有限的治療空間中有其侷限，即受處分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試驗是否真能有所改變。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提出美國與德國也都曾遭遇多次性侵犯強制治療的違憲審查，前者以民事庭審核而非刑事的方式解套，確立其為治療而非刑罰的本質，後者則在修法以法官保留以及定期評估審查機制，後於2011年通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符合人權公約。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法思齊則指出，強制治療在美國法上與繼受德國法的台灣有非常不同的前提，相較我國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並行的「雙軌制」，美國則只有單軌制，因其框架限制，非應報嚇阻的刑罰，只能放置在民事程序，再來美國適用的對象為極端嚴重犯行的「性掠奪」（ sexual predator ），且除再犯危險性還要有精神疾病或人格異常才能構成要件，反觀我國規範的對象涵蓋過廣，從《刑法》221到227條所有犯罪行為都包括在內，即使輕微猥褻也有可能被強制治療，不能因爲美國合憲，我們就合憲。

法思齊於回覆大法官詢問時更指出，美國立法的背景都是在遭遇極端個案後因應民意而生，並產生性犯罪高再犯的迷思，但特殊案例無法反映此類犯罪全貌，事實是一般性犯罪除戀童癖外再犯率通常不高，近年美加兩國的研究已指出嚴格的性犯罪政策強制是失敗的，甚至如梅根法案（Megan's Law）衍生更多問題。

￭司法院：一個月內宣布大法官釋憲日期

在大法官呂太郎、詹森林、黃虹霞、楊惠欽針對各爭點詢問聲請人、機關代表及鑑定人後，各方再做最後的意見陳述，最後一名發言者為代表相關機關的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彭幸鳴，她強調法官跟每位國民一樣對不幸的犯罪事件感同身受，但當坐上法檯時，法官就不能只考慮自己，而需更深層的探究為什麼加害人會犯罪、什麼樣的處遇能讓其負起責任，而強制治療經過逐步修法後愈趨嚴苛、剝奪人身自由的力道加大的同時，程序保障卻明顯不足。

「當性侵害加害人已接受刑罰後，國家是否仍以剝奪人身自由來排除此一群體，猶如古代流放隔離痲瘋病人，或是應該將其當做一個人，以治療為核心促其回歸社會？」彭幸鳴總結說道。

會後法庭審判長、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宣佈將於一個月內公布解釋案日期。 (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性侵、非法處所、無限期隔離──全球最嚴格強制治療模式下，陽光照不到的暗影】https://bit.ly/3oMrnON
【為何替性侵加害人釋憲──逆風法官在社會安全與人權界線間的抉擇】https://bit.ly/35ZR0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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