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不完善的正義，但當你教導法律的時候，法律就必須完善，而當你學習的時候法律就必須是正義的，因為不公正的法律是最慘忍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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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School》拉抬了韓國律政劇的新高度，一開始以為走錯棚來到了《謀殺入門課》的場次，然而雖然《Law School》用了與《謀殺入門課》類似的炫技手法，他的內在卻是飽滿厚實的，那些插敘倒敘與誘導拍攝手法只是在本就扎實的劇本上增添了一些可有可無的裝飾，讓人看得胃口大開，咬下去才發現裡面是料多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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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從一個發生在法學院的殺人案開始，隨著法學教授與學生們的追查下，漸漸的拉出一堆藏於幕後的人與事。這部的支線雖然意於襯托主線，卻沒有任何廉價感，精彩程度隱隱壓過主線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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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推定原則的意義

不管是公民課還是許多法律劇，「無罪推定」都是大家時常接觸的一個部份，而在《Law School》不斷的提醒了無罪推定有多麼重要，不管是楊教授被指控殺人，還是在未審先判的輿論風向下，大眾的怒火就像貼下無法撕下的標籤一樣，凌駕於法律之上，我們常常因為自身經歷或是大眾風向而把尚未定罪的人推入罪惡深淵，可想而知「無罪推定」僅僅是法律條文並沒有深植到每個人心中，對於一般人雖說是人之常情，但對法學院的那些準法律人來說，這就像拿著法典煽了自己一巴掌一樣，很痛但你也無法還手，看著他們載浮載沉於這些心裡和現實中的權衡博奕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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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刑法教授的我，從未教導過學生法律是正義的，讓法律正義的是，法官基於無罪推定主意以及證據裁判主意，所做出的公正權衡，希望法庭可以讓這些準法律人，清楚明白什麼事根據公正的天枰所做出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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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射現實的支線

在追查殺人案這條主線時，拉扯出許多旁枝，不管是類似韓國現實世界的「素媛案」還是「約會暴力」案件亦或是「偵查不公開」和「不支付贍養費問題」引出的輿論壓力，一場又一場透過楊教授與學生的努力而實現的正義，一幕幕法庭上的攻防對亦具備了高度可觀賞性和充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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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全藝瑟的「約會暴力案件」
整個過程你不得不讚嘆全藝瑟這角色的轉變，演員高允貞在這段案件的過程中有大量的特寫鏡頭，可以看得出來她把該詮釋的部份都發揮到了定位，一開始的隱滿到中間的猶豫到最後的堅韌，眼神上的轉變到肢體上的步步爬起，全藝瑟的經歷觀眾都知道，那份加油掛在口中，想要喊出卻知道一切皆是沒用，好在她的同學們，那些準法律人的努力，讓如此艱難的情況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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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約會暴力之下，大部分的被害者都難以報案，一來是因為心中存在一絲憐憫與猶豫，曾經與另一伴的美好過往這時候都會像枷鎖一樣令被害者寸步難行，二來則是如同楊教授提到的，在約會暴力的審問過程中會不斷問出：「你確定要告你的情人嗎？」「你真的有遭受暴力嗎？」等等會觸發二次傷害的言論，這些隱藏在背後的因素是法律看不到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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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約會暴力的法庭戲令人眼前為之一亮，因為有陪審團參與，楊教授一改以往的犀利作風，改用類似教導學生的方式一步步解釋那些艱澀的法律條文，我想不僅僅是陪審員們，就我的感覺，透過那些比喻方式解釋的法律條文確實有助於沒學過法律的人更簡單明瞭的理解那些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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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與大象

全劇時不時可以看到楊教授在擺弄他的拼圖，而完成那塊大型拼圖後呈現的是一個大象，後來才發現這個隱喻非常契合整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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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拼圖完成的那一刻，將會排除合理的疑心，並顯現出實際的真相」當看完全劇後回頭看到第一集楊教授的獨白，才知道他這句話早已貫穿整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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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塊的拼圖象徵著一個個證據，而在拼圖過程中產生的思考與猜測都成為了合理懷疑，最後拼湊出的大象則代表著真相。在拼湊的過程中一步一步的排除合理懷疑又或者是加深那些合理懷疑，直到最後大象出現才代表著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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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拼出大象需要非常多拼圖，代表著楊教授的這段路有多麼困難，同時大象也意指「房間裡的大象」的寓意，隱射有些東西明明就像是房間裡的大象一樣顯眼，明明誰都有發覺這件顯而易見的事情，卻因為某些原因之下被忽視了。這邊的某些原因可以是輿論也或者是一些背景龐大的人物施加的壓力，導致法律的規範被藐視甚至於被正面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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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來不管是楊教授還是檢察官又或是那些學生們，努力著收集所有拼圖想要看到最終面貌，然而在看到完整當下的那一刻才知道藐視大象的並不是人，而是那些不完整乃至於被人所利用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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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School》在大量的法律術語轟炸之下，不斷的開庭出庭，卻仍然僅守著最基礎的法條，他的核心始終扣在第一集的那段獨白，自始自終毫無偏移，炫技式的拍攝手法增加了更多可看性，結合社會議題的各種分枝襯托了主線的完整度與規模，楊教授與準法律人的互動，與其實說是老師與學生不如說是在背後溫暖守護的父親，那份厚實的嗓音與挺拔的背影是學生的一個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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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通過二輪司法考試的韓俊輝還是同名同性的姜率，又或者是那些法律學校的同學們，他們的互動建立在一起奮戰的刻苦與汗水茁壯的友情，日日夜夜埋首於判例上的時光，練習開庭的模擬，種種的互動無疑於給人一種青春熱血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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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教授打破了許多律政劇的通病，也就是利用輿論打破常規的過時手法，他是真正的利用法律將了對手一軍，他相信唯有法律才能實現正義，而當你在學習法律時必須要是正義的，同時你在使用法律時也必須要是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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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實的劇情、立體的人物、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揭露法律的另一面，種種的元素之下，《Law School》算是樹立了韓國律政劇的一個新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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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chool
＃法律學校

〔二○一八年，擔任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的我......在每一梯課程的最後幾分鐘，......提醒所有在座的員警：
「警徽與制服代表的是法治國的榮耀，#警察唯一服膺的，#就是憲法與法令，對於上級違法的命令，你們沒有服從的義務。」
「在服從的同時，請確認你們支持的到底是不是法律與良知。所謂的正義，是透過程序正義發現的實體正義，而不是服膺政策、績效、鄉民式的素樸正義。」〕
–摘自《#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第207頁（聯經：https://bit.ly/3uDtBmC ），2021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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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並非法官躲在舒適安全的象牙塔中，對身處高風險第一線的基層員警指手畫腳、刻意打擊警方士氣；相反的，正因出於對員警執法安全的重視和保護，本院懇切呼籲警界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2021年3月31日
判決全文：https://bit.ly/3mx2X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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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7號刑事判決在格式上和傳統判決不同之處：
彰化地院開始啟用第三代審判系統，判決可以插入圖片。
#警察疑似假摔造就妨害公務現行犯情境而逮捕被告，檢方起訴被告妨害公務、傷害等罪，合議庭判決無罪。
更特別的是，本案法官認真地勘驗了數十個不同員警的攝影機、密錄器或手機拍下的影像檔案，意外 #發現了分局長的不當指令。
因此這則判決並有「十、附記事項」，在附記事項中，對於分局長的不當指令予以批評。

本案背景：
被告為退休員警，其訴求為「反年改」，欲對總統車隊鳴按喇叭並攔車陳情。

被告的訴求和行為是否妥當，是一回事（在「世代正義」的立場上，我們也很難支持「反年改」團體的訴求與行止，但不支持的話，可以辯論、可以諷刺、也可以訕笑，不等於不准他們說話）；
然而，在法治國家，執法人員的行為必須先守法，如果執法人員不守法，或採取一些奇技淫巧來對付異議者，那麼，這個國家就沒有資格叫做法治國，非法治國的公務員的所作所為，也沒有資格叫做「執法」。

讓我們看看，面對這樣的陳抗，政府上級是如何指示警察的呢？而警方高層面對國安局的壓力，有扛下來嗎？又想出什麼「逮捕技巧」了呢？

#國安局檢討警方，#要求警方想辦法不能讓被告按鳴汽笛喇叭

依照證人彰化縣警察局督察科督察員、員林分局永靖分駐所所長的證詞：
被告先前在彰化縣進行陳抗，一貫模式就是在總統車隊經過時鳴放汽笛，我們曾經因為這樣 #被國安局檢討，國安局表示被告在道路警衛線上按鳴汽笛喇叭，可能 #造成總統的駕車官驚嚇，#要我們不能讓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我也擔心被告對車隊投擲汽笛喇叭，才會在案發當天被告按鳴汽笛喇叭後，一再伸手要把喇叭頭給撥掉，制止被告繼續按，當天我也有接到指示要跟分區指揮官轉達，「如果被告在當場有推擠同仁，同仁就直接跌倒。」

「分局長在電話中著重在『如果有推擠就跌倒，直接用現行犯逮捕』這幾句，所以當天我才會到處向現場員警交代『如果有推擠的狀況就直接跌倒，後面的人用現行犯逮捕』」。

這個技巧叫做什麼？
在運動場上，我們知道這叫做 #假摔。
所以把警察執法當成在運動場上打球嗎？

法院的判斷（摘自判決理由欄第九點）：
「被告剛開始遭警方團團包圍時，並無任何主動出手攻擊警方之意圖或動作，直到楊勝傑伸手碰觸被告、欲阻止其按鳴汽笛喇叭後，被告雖有「以左手輕推楊勝傑右手」的動作，但之後只是不斷以走動轉身的方式閃避楊勝傑，並持續按鳴汽笛喇叭，未刻意揮舞汽笛喇叭，或對楊勝傑有進一步攻擊舉動，又被告隨後雖有「以左手推向前方洪坤暉」的動作，但被告出手之力道既無法認定足讓洪坤暉倒地，亦未針對洪坤暉之身體重要部位，且被告身體確實無法承受劇烈碰撞，故被告上述各該行為，均應屬消極、被動的反射性防禦動作，目的都是在避免汽笛喇叭被搶走，自難認其有何「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行為」之主觀犯意；又楊勝傑的食指雖有受傷，但係因其一再出手碰觸被告、試圖阻止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才會導致自己受傷，難認被告該當傷害罪之主客觀犯罪構成要件；至洪坤暉雖因倒地而受傷，但無法排除其係配合上級指示，為了以現行犯逮捕被告，而在被告稍有推擠即直接順勢倒地的可能，基於罪疑唯有利被告原則，洪坤暉受傷結果亦難認與被告行為有何因果關係，無從以傷害罪相繩。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亦即尚未達於可信為真實之程度，致本院未能對被告形成有罪之確信，則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對被告諭知無罪判決。」

法官的感慨（摘自判決「十、附記事項」）：
「若依照員林分局在勤前教育中「只要圈圍、不要搶奪」的指示，或許本次陳抗事件會在沒有任何員警受傷、總統車隊也未發生危險的情況下平安落幕。惟楊勝傑因 #擔憂所屬單位再遭國安局檢討，致其出手阻止被告按鳴汽笛喇叭，最後才導致本案發生。然而，每位陳抗者採取的陳抗方式、手段都不盡相同，倘通案要求員警必須阻止陳抗者按鳴汽笛喇叭，不僅 #剝奪員警在面對不同個案時的執法彈性空間，亦可能 #徒增員警執法時之無謂風險。況且，本案員警執法所依據、主管機關為國安局之特種勤務條例，第12條第2項亦明文規定「安全維護區之劃定，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表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與維安目的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維護維安對象人身安全必要限度」。本案中被告等人之訴求，即使無法獲得社會多數人支持，但確保少數人的聲音能被執政者及其他多數人聽見，正是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價值。故「無論是否可能造成危險，一律禁止陳抗者在車隊行經路線上按鳴喇叭」，是否符合前開法條所揭示「人民表現自由」與「維安目的」間之均衡維護？是否已逾越「維護維安對象人身安全必要限度」？均值深思。」

法官「能理解為了治安衝鋒陷陣的員警們，於執法時可能面臨的龐大風險，當員警依法執行職務，卻遭嫌犯惡意出手攻擊時，本於公務員之尊嚴不容輕易踐踏、員警執法之人身安全尤應保護，法院於量刑時當絕不寬貸。但刑法妨害公務執行罪之構成要件，係以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當員警因服從上級不當指示，執法手段已逾越應恪守之界線時，本院自無法視而不見。本案中，若非所屬單位曾遭國安局檢討，員警楊勝傑未必會主動出手碰觸被告、一再試圖阻止其按鳴汽笛喇叭，因而手指受傷；也正因分局長事前指示遭遇陳抗民眾推擠時，員警要直接順勢跌倒，並將陳抗人士以現行犯逮捕，導致員警洪坤暉雖有跌倒受傷，本院仍無法排除其係為了要逮捕被告而順勢倒地的可能。因此，這些 #來自高層的指示和壓力，實已 #真正傷害了基層員警及國家的執法公信力。」

法官也「勘驗各檔案中關於案發過程之影片段落外，亦就所有檔案一個個從頭到尾仔細播放觀看，因而發現分局長於本案發生前，曾再次打電話聯絡現場指揮官永靖分駐所所長林聖智，要林聖智提醒員警遭遇推擠時直接順勢跌倒，再以現行犯逮捕陳抗民眾，而楊勝傑亦接到相同指示並轉達林聖智等情節。然我國既為法治國家，執法者除了應廉潔自持外，執法手段更必須合法正當，不得逾越應恪守之界線，此即本院一再強調的「執法之前，先要守法」基本觀念。本判決並非法官躲在舒適安全的象牙塔中，對身處高風險第一線的基層員警指手畫腳、刻意打擊警方士氣；相反的，正因出於對員警執法安全的重視和保護，本院懇切 #呼籲警界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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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未必贊同反年改團體的主張，我們也可能正在承受「世代不正義」的惡果；
但是我們更不贊同政客高層濫用警察權，下達不合法、不合理的指令！

【性侵犯強制治療今進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大法官1個月內公布釋憲日期】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男子梁育誌性侵殺害案舉國震驚，大法官今日（11月3日）上午仍如期召開「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以下簡稱強制治療）憲法法庭，討論強制治療制度是否違憲。此為繼通姦除罪化（釋字第791號）與黨產條例案（釋字第793號）後，今年第三度為釋憲案舉行公開言詞辯論，全程同步在司法院臉書平台實況轉播（https://bit.ly/362yNF1）說明大法官對此一爭議議題高度重視。

《報導者》今年8月間即推出《違憲邊緣的治療之網──台灣性侵犯強制治療爭議》專題報導（https://bit.ly/322HpJC），全面檢視此一制度的困境。

此案緣起於2013年一位性侵害受刑人盧恩本提出，之後陸續有前台中地院法官時瑋辰（現為新北地院法官，其案件當事人由於已被釋放，非繫屬案件故不被受理）、雲林地院法官張淵森（現為台中地院法官）、雲林地院法官潘韋丞以及多位受強制治療處分者提出聲請。他們主張強制治療無設定上限，成為可無限期拘禁人身自由的「絕對不定期刑」，有違比例原則；同時認為，延長強制治療的機制缺乏完整聽證與辯護程序，即可由檢察官逕自認定，有需要就繼續延長治療，受處分者無從表達意見，只能事後聲明異議，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因此聲請人請大法官就強制治療的法令依據（《刑法》91-1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2-1）宣告違憲並失效。

大法官於今年8月20日宣佈併案受理相關案件並進行言詞辯論。

￭釋憲案代理律師：強制治療程序保障空白，形成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今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一開始，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的代理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周宇修與薛煒育即猛烈批評現行強制治療制度是一種「標籤詐欺」、「國王的新衣」，以治療之名將這些受處分人與社會隔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不能因換了招牌就說不是監獄，代理人引用「釋字第471號」解釋強調，強制治療雖然屬於預防犯罪的保安處分之一，可是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與刑罰無異，若無受到罪刑法定主義與禁止溯及既往等對於刑罰手段的嚴格規範，將是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法官代表潘韋丞接續陳述意見，質疑法條所述治療到「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缺乏法律明確性，恐造成恣意認定的後果。張淵森對此持相反意見，主張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並再度強調，強制治療程序保障幾乎一片空白，雖可聲明異議，但心智障礙者完全不懂，嚴重弱化受處分者權利。相較於受處分人代理律師的批判態度，兩位法官強調非全盤否定強制治療制度，不反對高危險個案進行無期限治療，但不能不論犯罪行為輕重、危險性高低，全部不定期限，否則違反比例原則，潘韋丞並提出搭配轉向及分流設計的務實建議。

￭官部門代理人：執行細節問題，並不構成違憲理由

機關代表方面，衛福部由前監察委員高鳳仙擔任代理人，她強調強制治療制度參考美國民事監護（civil commitment），非以處罰為目的，而是基於矯正與社會防衛，性侵犯猶如煞車壞掉，沒專家幫忙會一直壞下去，現階段替代方案不足下（電子腳鐐監控還是能拆掉、化學去勢或以藥物降低性慾皆未立法），就算執行得再差還是有其必要。

針對代理律師對強制治療的質疑，法務部代表次長蔡碧仲尖銳回應，當舉國都因台南女大生性侵命案陷入風暴時，應該反思這一切問題都是由加害者所造成，並堅持現階段只是執行細節的問題，不構成違憲理由。只能把受處分者關在台中監獄裡的原因，是因地方政府把治療處所當成垃圾場一樣的嫌惡設施，不發使用執照、不增加床位，造成法治國的空隙，大家都有責任，現在培德還有56人，宣告違憲貿然放出去後果難以想像。

￭專家鑑定人：再犯風險難評估，美、德亦曾提出違憲審查

由法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組成的鑑定人意見陳述中，主要圍繞著兩個議題，一是在醫療專業上要如何以及是否能可能評估再犯危險，二是如何從本土的經驗檢視這個移植自美國的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

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吳建昌坦言，危險性是否顯著降低永遠牽涉著價值判斷，無法一刀切，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並無法得到證據支持何種治療方式較有效，但依個人需求在知情同意狀況下的「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或許是可參考採用的方法之一。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則指出，目前實務上主要綜合量化統計及臨床判斷預測再犯率，但在有限的治療空間中有其侷限，即受處分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試驗是否真能有所改變。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提出美國與德國也都曾遭遇多次性侵犯強制治療的違憲審查，前者以民事庭審核而非刑事的方式解套，確立其為治療而非刑罰的本質，後者則在修法以法官保留以及定期評估審查機制，後於2011年通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符合人權公約。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法思齊則指出，強制治療在美國法上與繼受德國法的台灣有非常不同的前提，相較我國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並行的「雙軌制」，美國則只有單軌制，因其框架限制，非應報嚇阻的刑罰，只能放置在民事程序，再來美國適用的對象為極端嚴重犯行的「性掠奪」（ sexual predator ），且除再犯危險性還要有精神疾病或人格異常才能構成要件，反觀我國規範的對象涵蓋過廣，從《刑法》221到227條所有犯罪行為都包括在內，即使輕微猥褻也有可能被強制治療，不能因爲美國合憲，我們就合憲。

法思齊於回覆大法官詢問時更指出，美國立法的背景都是在遭遇極端個案後因應民意而生，並產生性犯罪高再犯的迷思，但特殊案例無法反映此類犯罪全貌，事實是一般性犯罪除戀童癖外再犯率通常不高，近年美加兩國的研究已指出嚴格的性犯罪政策強制是失敗的，甚至如梅根法案（Megan's Law）衍生更多問題。

￭司法院：一個月內宣布大法官釋憲日期

在大法官呂太郎、詹森林、黃虹霞、楊惠欽針對各爭點詢問聲請人、機關代表及鑑定人後，各方再做最後的意見陳述，最後一名發言者為代表相關機關的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彭幸鳴，她強調法官跟每位國民一樣對不幸的犯罪事件感同身受，但當坐上法檯時，法官就不能只考慮自己，而需更深層的探究為什麼加害人會犯罪、什麼樣的處遇能讓其負起責任，而強制治療經過逐步修法後愈趨嚴苛、剝奪人身自由的力道加大的同時，程序保障卻明顯不足。

「當性侵害加害人已接受刑罰後，國家是否仍以剝奪人身自由來排除此一群體，猶如古代流放隔離痲瘋病人，或是應該將其當做一個人，以治療為核心促其回歸社會？」彭幸鳴總結說道。

會後法庭審判長、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宣佈將於一個月內公布解釋案日期。 (文／張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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