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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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與名嘴朱學恆、資深媒體人黃暐瀚合唱「塔綠班之歌」嘲諷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歌詞為「塔綠班，塔綠班，綠畜生氣有夠讚，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以「綠畜、塔綠班」羞辱選民，遭批評後，回應「我為什麼整個晚上不說話，因為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會對號入座」，並稱「塔綠班」此詞引起大眾共鳴，是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高虹安並拜託國防部趕快徵召她，讓她潛入敵國唱歌撕裂他們，並再度重申真正撕裂族群製造對立的，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高虹安質疑，批評她的人為什麼在疫情導致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卻只檢討她唱歌． 高虹安認為，批評她的言論的是一種霸凌行為，她說霸凌她的都是塔綠班，塔綠班將會深深的刻化在民眾的心中，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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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ｗｉ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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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立委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選民罵成是綠畜，我認為這樣的行為已經令國會殿堂蒙羞，而且正在拉低民意代表的水準－人民最基本的要求，一個立委不要出口成髒，沒想到，台民黨的立委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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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任何一個民意代表都必須對此提出譴責，這不但是踐踏立委的專業，也是破壞民意代表的名譽，人民也會提出質疑，是否花費稅金，付出選票，只是為了養出一個立委，登台演唱「塔綠班之歌」，怒罵綠畜，並說，她是在反映公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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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想像的立委，是跟民眾站在一起罵髒話，詛咒其他黨派支持者，其實，這不用立委來勝任，隨便找一個升斗小民，在路上潑婦罵街即可，或者找一個三歲小孩，沒有行為與自主能力，也無法判斷是非，給她張歪歌歌詞，叫她照著稿唱．這也是她辯解之詞，她只是應別人的要求唱一首歌，歌詞皆非她創作，她不懂歌詞意思，看不懂中文，還在學ㄅㄆㄇ，只是覺得這個怪叔叔對她很好，給她一顆糖吃，所以她就聽他的話，別人叫他幹什麼就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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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一個民意代表，當成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來做，這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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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就算一個小女孩做出這種事，回家也會被爸媽教育，加以訓斥不能隨便罵髒話，不要收陌生人給的歌單，但她的行為似乎沒有人能制止他，彷彿缺乏監護人的看護，使她失去教養．唯一像是監護人的東西，是她的上司，台北市長柯文哲，而他正是滿嘴「塔綠班、聖蟑士」的起頭者，不免讓人懷疑，她是否耳濡目染，有樣學樣，或者這就是市長教她這麼做的，在高虹安罵人了以後，市長還站在她身旁，稱讚她做得很好，稱她出口成蟑的舉動，贏得了龐大的網路聲量，這下子她的蟑話路人皆知了，就連彰化人都知道這個看似成年的小女孩，當眾罵人髒話，不免令人感嘆，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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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塔綠班這個詞是怎麼在網路上瞬間爆紅成為熱門關鍵字、引起大眾共鳴嗎？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豈是我一人可以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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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這個大樹鋸專家，是怎麼把網路聲量看成是對自身行為的認同，網路聲量，有正面，也有負面，也可以經由少數一群極端的人，不斷刷洗歧視性的話語，而躍上版面，現在，「高虹安」這個詞，也成為網路上瞬間爆紅的關鍵字了，它是否意味著大眾的共鳴、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在我看來，它比較接近負面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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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塔綠班和聖蟑士，是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在網路上恣意出征不合黨意的公民意見，意圖引發寒蟬效應的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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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的理解，透露出常識的缺乏，短短幾個句子，卻有諸多謬誤，令人不知如何吐槽起，為了自己咒罵與羞辱別人，創造出這麼一大串歪理，也真是令人佩服起人類的本能，一種自利取向的自我防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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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事件發生之初，不就是高虹安莫名的唱起一首歌，羞辱起不相干的民眾？歌詞中，毫無道理的指涉泛綠本土派支持者，是塔綠班，並以激怒他們得到自己的歡愉「綠畜生氣有夠讚」，並且糾眾和她一起發出暴言，塑造大家都厭惡的氛圍，要其他人跟隨他們一起進行集體嘲弄，「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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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其說是一種反諷，不如說是惡意的嘲笑，而且是沒有目的，也沒有原因的，並沒有人冒犯她，此前，大家並不特別關注這個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而她藉由戲謔一群人，討好一群人，為自己博得優越感，吸取其他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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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諷，還要有一個諷刺你，你加以反擊的對象，講白了，高虹安這種行為，就是單方面的網路霸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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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己進行網路霸凌的行為，被看不下去的人批判，卻稱自己遭受到網路霸凌，加害者反倒變成被害者，這邏輯的弔詭，也令人瞠目結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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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妳千不該，萬不該，去謾罵選民，就算他們是別的黨派的支持者，這是從政者的大忌，民意代表，你監督的對象，是政府，不是人民，人民反倒是要監督你的對象，確保你是否有正確的反應民意，立法、審查預算、質詢、召開公聽會，監督你是否有完成自己的工作，你要質詢的是各部會，而不是質詢人民是否偏激，是否是塔綠班．代議士（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指人民賦權與民意代表，代替自己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實行間接民主，這個代替並非出賣或者轉讓，誠如人民並沒有將自身之權利無條件賦予主權者，在人民與政府之間，代議士作為一個中介者，是人民的辦事員，換言之，和政府一樣，都是人民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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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在民，誠如盧梭所說，「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政府與人民與代議士的關係，便是基於社會契約，人們放棄天然自由，獲取契約自由，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從本能邁入道德和公義，這就是社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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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一個人倡導的絕對自由，就意味著剝奪另一個人自由，當個人尋求自己的利益至上，彼此的利益就會產生衝突，社會契約的產生的前提便是基於公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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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意志在於接納每一個成員，以群體的福祉作為發想，而非單一個人或一個小群體，是所有個體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是主權者，而人們參與其中，換言之，無論是人民／政府／代議士，都必須遵守這樣的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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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高虹安一樣，身為代議士，卻指控她的主權者是塔綠班，是「另一群人」，「是極端份子」，而將這群人排除在命運共同體之外，並要她的另一群主權者去嘲笑他們，貼標籤，進行仇恨動員，獵巫，與霸凌，這比較符合她口中的部分激進支持者，而這就是毀壞契約的行為，她應該自行辭職，或由人民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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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制裁並不會是另一種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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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立委的薪水來自於全體人民的納稅金，這是不分政黨色彩的人所貢獻；該立委的權柄來自於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架構，而這是基於２３００萬人的公共意志，所賦予，要求他進行質詢與立法代議士的義務，這些人無論政治立場為何，政治選擇為何，支持哪一個政黨，贊成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是他們自由的選擇，來自於他們的自由意志，並不能由代議士決定，或者干涉，甚至將之作為一種攻擊性的理由，攻擊自己理當付出責任的對象，純粹是因為人民不選擇她或她的政黨，或者不遵從她的個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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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檢討政府的防疫，應該提出你的論述和客觀依據，與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凸顯其不足之處，但絕非檢討選民是綠畜或是塔綠班，這不會對防疫有任何幫助，只是單純地進行惡意攻擊和羞辱，根本是搞錯對象．立委就職都必須宣誓效忠人民與憲法，憲法即規定，議會必須具有有自治、自律之權責，議案之討論、質詢等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為限，始有免責之權，如與會議事項無關，而為妨害名譽或其他顯然違法之言論，則係濫用言論免責權；而權利不得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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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此舉，是在違背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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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委之議事攻防、辯論、溝通的過程，其判斷標準為「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白話來說，你可以向民眾陳述利害關係，爭取他們認同，而不是強制人民遵從自己的意見，反對者的意見都打成對立群體，進行抹黑和汙衊，比起黨意，極端的個人主義更令人無法苟同，前者仍符合民主的範疇，後者傾近於將自己當成一個暴君或奴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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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汙衊人民是塔綠班或者綠畜，並不屬於「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反的，它屬於侵害公民存在的負面成分，壓制人們表達自己的主張，才有可能製造所謂「寒蟬效應」，當人民表達自身的主張時，隨時會被代議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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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最荒謬之處，那就是代議士拿人民因染疫而逝去８００條人命，合理化自己對人民羞辱和歧視的行為，她似乎忘了，她才有質詢權以及代議的職權，而人民並沒有，她說「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事實上，這是她的工作，她不去做，要人民自己去做，而這發生在她被檢討唱歌的情境，只要人們質疑她為何罵人是塔綠班，就必須代替自己去質詢政府，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能質疑她，要接受她的羞辱．一個代議士，主動拋棄了自己的工作並對著自己主僱惡意的謾罵，並拿他人的悲痛，來為自身歧視言論進行背書，可以說，符合亞里斯多德所稱的「惡行」（ａｄｉｋ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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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說，羞辱與歧視是一種民意，霸凌與嘲笑是公民的行為，「塔綠班」是一種惡意的標籤，框架在無辜的人身上，對於他人進行莫須有的指控，用意在於報復與逼迫他人服從他們權威，如同盧梭所說的自爽之愛（Ｉ’ａｍｏｕｒ　ｐｒｏｐｅｒ），把民主社會當成一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為了經營這種人際關係，試圖與他人比較並進行貶低，他們想從他人的目光中確認自我存在的價值，藉由反覆激怒與刺激他人，引起別人不悅，討好極端的對象，取得他們的認同，他們越生氣，我越高興，越將他們非人化，越能建構自身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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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映的是它自身的脆弱性，必須依賴他人的認同才能生存，必須試著去忌妒和怨恨，他們的戲碼才能繼續演下去，在這個螺旋之中，它是在服膺另一群主權者嗎？我想不是的，它像是在爭奪獲得支配自己的權力者的寵愛，一種怨婦式的忌妒，奴隸般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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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綠班之所以是歧視的字眼，是因為它遭致了台灣本土伊斯蘭教信徒的反對，他們屬於客觀的第三者，就像柯文哲當初說「希特勒屠殺６００萬人的歷史悲劇，是猶太人對國際上最大宣傳」，而遭到猶太協會所杯葛一般，台灣伊斯蘭協會對於ｐｔｔ上「塔綠班、聖蟑士」的戲謔用語，認為是一種謾罵並且像是一杯毒藥，牽連無辜穆斯林，並認為使他們遭受到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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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羞辱與歧視的詞彙，它所指涉的對象，以及加諸的語境，並不是由加害者所定義，那只會淪為二次傷害，加害者出於自利取向，必然會合理化自己的羞辱行為，認為他們十分合理，如此，就會出現「我所指稱的就是一群可恨的人他們應該被憎恨」，或者「塔綠班當然不是塔利班就如同塔利班早已不只是字面上的神學士」，這樣虛構的謊言，將原本人們欲脫離的傷害字詞，再度烙印在被害者身上，使惡意成為一種平常，將錯誤變成一種正確，原本應該被遏制的行為，變成強迫別人接受，而不許抗拒的日常，明明感受到了惡意，也確實被傷害，他們要其他人裝作沒這回事，掏洗人們的認知，只能默默的忍受，把他們惡意當成善良來解讀，為了少數人的慾望，施暴於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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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與羞辱字詞，應該由受指涉的對象，他們的感受為主，以普世價值審視他造成的傷害性，塔綠班不是塔利班但卻將塔利班與之連結，如高虹安想指涉的對象是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她就直接說「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就好了，犯不著使用塔綠班，她也可以使用傷害較小的網軍或１４５０，但是否，從她本身的意圖來看，她故意使用塔綠班標籤他人，就是要讓觀者往塔利班神學士的惡行進行聯想，ｓａｙ，「他們就是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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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進黨支持者來說好了，或者她所謂「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他們可曾去強暴婦女，或是殺害平民？他們可曾對公共設施進行恐怖攻擊？他們可曾解釋一部律法，剝奪女孩子的受教權力？他們可曾說，「女生不能養寵物」而在飼主前面槍殺他們的毛小孩？他們可曾毆打或殺死記者，阻止人們說出真相？或入侵電視台，用槍逼迫主播說出他們想令她說出的口不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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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而高虹安，作為一個代議士，說他們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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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想起黃士修，曾經攻擊立委王婉諭為「小綠燈媽媽」，他們慣性以「綠」作為一種原罪，並拿他人的創痛，使他人無法忍受，難以反駁，讓人陷入退無可退的境地，而諷刺的是，當神學士把女性當成羔羊那樣宰割，身為一位女性，卻把兇手的暴行嫁接在不相干的人身上，這是在利用太平洋一端的受害者，拿著她們的吶喊聲，來為自己取暖，尋求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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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士不是神學士，淪為負面的詞彙，塔綠班卻不是塔利班，是一種無害的歌頌，這理科出身的中文造詣，實在令人不忍卒睹，既要罵人，展現自身的惡意，又想要免於責難，掩飾自身的意圖，要其他人當這股惡意都不存在，不准別人批評，可以看見其中極度自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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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塔綠班一詞的發源地與推波助瀾者，ｐｔｔ八卦版與成衣商人，他們明確的使用這個詞，用來指涉所有泛綠的支持者，只要遇見泛綠支持者的存在，無論他們說什麼，贊同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來上一句「好的，塔綠班」，高虹安既然稱歌詞皆非她所創作，但又認為歌詞不是他們所定義的那樣，而是自己所獨創的那一種，「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這是沒有邏輯的，她獨創這樣的概念，又加以違反，對於這個詞彙有反應的「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是自己「對號入座」，凡看不下去她出口成髒，羞辱他人行為的人，都是一種霸凌，而霸凌她的人又會將自己的言行舉止，刻在人民心底，塔綠班將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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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已將所有具有正常道德與價值判斷的人，看不下去她惡行的人，都當作是塔綠班，「只要批評我的，都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我說你是，你就是」，只要我爽，我就能將塔綠班貼在不合我意的人身上，而對我有利的人，就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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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點像是當初母豬教徒的「仇母豬不仇女生」，將女生分為好女孩、壞女孩，被我仇視的，就是母豬，遵從我的女孩，就是好女孩，不是母豬．在這邊，高虹安把她不同政治傾向的朋友，以及她認可的，就事論事的民進黨員和非民眾黨支持者，定義為「聰明溫暖的活人」，她「永遠也不會用塔綠班來稱呼他們」，至於她稱呼塔綠班的人，都是一群愚笨冰冷的屍體，她不需要在意他們的感受，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簡單的劃分成對我好的和對我不好的，孩童般的世界，我想，在她的朋友中，也必然存在不認同她羞辱他人行為的人，在她認可的非民眾黨支持者中，也有看不下她罵人綠畜的人存在，是說，正常人都會這麼認為，不過，在她眼中，就會突然被歸類成「不能就事論事」，哪怕，是針對她辱罵別人的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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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我意的，就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證據就在於，她的定義不斷地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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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理科的人，都容易產生這樣自我掏洗腦袋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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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Ｔ八卦版早前，在塔利班攻進首都喀布爾時，改版標「賀阿富汗酋長國成立」，成衣商人則在此時直播中表示，「塔利班以前就是一個政權，是後來美國人來，把塔利班政權趕走，這才是整件事的開端．」，並稱「美國人說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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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他們濫用這詞彙的前提，和其他人不同，是肯定塔利班的行為，並對他們展開奇異的同情，透露出他們隱約的反美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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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又將「塔綠班」標籤在任何他們認為是本土派支持者的人身上，他們某種程度贊同塔利班的行為，又將他們的暴行轉嫁給其他人，無的放屎，這樣的行為，就是在認同惡意，轉移加害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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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看一個強暴犯在強暴凌虐另一個女孩，他們一面大聲叫好，一面對加害者抱以同情，並大聲嚷嚷著，無辜的路人，你們是強暴犯，對著所有想幫助被害者的幫助者，說，你們就是那個強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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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思維，無疑是一種共犯的思想，我們周遭的人們，出現了一群強暴犯預備軍，而高虹安唱起他們的語彙，並說，不是她創作的，是應觀眾要求，話鋒一轉，又直接指控「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不正是坐實了民眾痛恨的塔綠班？」、「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直接將塔綠班說成是刻畫在民眾心裡的你的名字，噢，我想她真正想說的，是已經刻畫在自己的心中，成為永遠的名字，她已經命定了，所有批判她的人，你們就是一群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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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不敢說，說成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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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的人正在受苦，他們被用鞭子鞭撻著，被蓋上罩袍，遮住了眼睛和嘴巴，而一群人不同理他們的處境，不正視他們的痛苦，甚至捨不得別開眼睛，當作事不關己，看著一群人被奪去了自己的名字，被另一群人奴役，你不為他們發聲，反倒是把加害者的名字，當作是鞭子，試圖鞭撻另一群人，活在你身旁的人，也奪去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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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很痛苦，而他們卻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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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緒，這樣的剝奪，和兇手又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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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虹安為了保護自己，而將自己周遭的人，都刻化成兇手的名字，那麼，神父必須為那些被削去自己臉孔的人，找回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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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為和她同樣活在這座島嶼上的人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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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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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同樣活在島上的人，她必須意識到，她和其他人不同，她不是一個鄉民，或是名嘴，她是一個代議士，具有公職的身分，她具有著權勢，立法權，質詢權，要代替人民上國會殿堂，理所當然，具有較多的社會責任，必須以較高的道德標準加以省視，何況，她還任職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教育、文化政策的議案，難道她要用謾罵綠畜的眼光，去制定民眾教育的規準？用唱「塔綠班之歌」的方式，去審視族群的文化？而她犯了錯，不肯道歉的態度，難道不會有家長問「我要怎麼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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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鄭太吉所說的，「過高屏溪，殺人無罪」，如果他不是一個代議士，他只是一個罪犯而已，他說的話不具備影響力，但他選上了議長，這就表示，他不同於一般人，他的話語，不可避免的會對公民社會造成極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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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隨口說出「塔綠班、綠畜」的代議士，是不是認同「只要是綠的，辱罵無罪」，如果是，他擁有立法權，不知道會提出什麼樣的法案，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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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她必須具有基本的常識認知，自己的話語，對照自己的職權，是如何的撕裂這個族群和社會，她絕非只是隨意唱歪歌的小女孩，如果她認為她是，請辭職，辭去自己的職務，想要罵什麼樣的髒話或是羞辱特定族群，沒人會理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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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伊斯蘭信徒，並不認同塔利班的行為，認為少數人曲解伊斯蘭後還自詡為穆斯林，使得他們受到了牽連，而這份心情，轉化成同理，使他們精確的辨明了，那些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正在消費他們的信仰，將罪加在冤枉的人身上，正如其他人用塔利班的行為，對他們進行歧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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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感同身受，發出不平之鳴，人之所以為人，乃因對其他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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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能，我們希望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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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那些謾罵塔綠班和嘲笑綠畜的人，能使自己的心靈早日得到平靜，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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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鶴　＃林靖賢　ｔｏｍｏｙｏ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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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不收費的思考：國外志願者有話要說】
對於興趣不在登山的社會大眾來說，登山健行活動與生活的唯一交叉點似乎只有山難新聞（令人遺憾），而且部分媒體特別喜歡加油添醋一番來博取關注。

只要出現山難新聞，「重罰」或「使用者付費」幾乎是膝反射一般的答案，用嚇阻的方式乍看之下也合理，但這樣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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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對各國搜救體制略有研究的人，今天我想提供一個天平另一極端的觀點：加拿大卑詩省搜救協會（BCSARA）。這是北美洲規模最大的第一線民間地面搜救組織之一，由79個地面搜救團體和超過3,000名志願者所組成，每年出勤次數超過1,900次，救援超過2,100名失蹤或受傷的人。位於國際戶外觀光勝地的他們，是三不五時以身赴險的一群可敬公民。

根據協會自己計算，如果要以有薪制度來取代協會的工作，每年會超過2千萬美金，還不計入超過5千萬美金的雜項支出。另外據消息指出，卑詩省直升機救援也免費，費用則由民間捐款和政府補助支出，但有關單位「保留」追討費用的權利。（他處和美國各州情況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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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協會對於搜救免費的正式官方聲明：

BCSARA 和其所屬的搜救會員團體不認同為卑詩省內的搜救服務而向任何人收費，無論他們的求援原因為何。

BCSARA 相信，如果迷路、受傷的人或他們的親友知道搜救服務需要付費，就會直接影響他們求援的意願和時機。我們的立場是：任何搜救服務的部署若有延誤，就會影響到任務的成功。

卑詩省每年發生超過1,900件求援案件，可以是在市區搜索失智症患者、找尋野外迷路的健行者，或是深入山區利用專業技術和裝備搶救登山者。在任何情況下，回應求援的道德義務均優先於任何收費的念頭。當授權機關發出請求，BCSARA 的會員搜救團體就會執行搜救任務，且不論求援理由為何都不收費。

BCSARA 的管理層由16位從全體組織選出的志願者代表，及合作機關（加拿大皇家騎警、市警署、卑詩省應變管理處、卑詩省消防及救護）各自指派的1位代表所組成。

我們搜救會員團體的目標是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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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思考方式也可泛見其他國家的志願者搜救組織。近年走入戶外的人越來越多，準備不足的新手隨之增加，他們也不是沒想過收費這回事（尤其是很窮的地方型組織），但大致上都認同不應該為了搜救而收費──因為延誤求援時機的弊遠大於利，不只讓生還機率降低，更可能讓搜救人員陷入更危險、被動的處境。

臺灣的環境擁有自己的問題，比如說民搜、義消的資源和能量不足、面對勤務量跟搜山任務有心無力的消防（主責單位）、數量節節高升的戶外休閒愛好者等。政府內部並非沒有思考過搜救付費議題，但潛在爭議宛如潘朵拉的寶盒，若開啟則是另一波問題的開端，包括付費標準化、公平性、審查機制等，或可能耗費更多的社會成本。

少數偏激者認為簽一份責任自負的切結書（生死狀）就好，但至少就我曾研究過的先進國家之中，沒有任何政府會如此對待人民，再嚴苛的地方至少都會有某種形式的配套保險制度──而且最重要的議題應是人道主義才對，不是針對成本窮追猛打。

大體而言，一地的觀光興盛，利益越多就能催生越好的公私體制，但相對的會犧牲自主的空間和提升成本；相反來說，一地的觀光薄弱，雖然保障低成本和自主性，但就越會依賴公部門的資源來處理一切問題。臺灣剛好處於青黃不接的時期，傳統社團日薄西山，登山產業粗具規模，但商業部分卻欠缺定義與長遠規劃，上面還駕著多頭馬車繼續跑。

「山林解禁」政策之後，合乎邏輯的下一步應是「戶外遊憩資源統整和規劃」，不知道政府能否勇於面對這個延誤數十年的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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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sarteam [Instagram]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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