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62 聯亞藥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8月16日宣布聯亞生技UB-612疫苗未取得緊急使用授權（EUA），對此結果聯亞生技深感遺憾，並於此做出以下聲明：

聯亞非常感謝4215位參加聯亞UB-612次單位疫苗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臨床試驗的受試者，謝謝受試者慷慨地貢獻出自己的手臂，數月來孜孜不倦地填寫電子日誌及嚴重危險不良反應監測。這個二期試驗期中結果顯示相當成功。聯亞董事長王長怡以最誠懇負責任的態度向所有受試者表達參加的疫苗成效三項重要數據：

(1)解盲最主要觀察的安全性指標、除了與疫苗接種部位相關的肌肉疼痛、紅腫及皮膚過敏等輕度不良反應外、其他全身性不良反應均與對照組(placebo)相近。UB-612次單位疫苗是注重自病毒欲感染細胞那一瞬間開始至其後將被重要的免疫細胞辨識而發揮抵禦功能的每一環節，全依層層免疫原理來確保參與者的健康，所以是一以病毒免疫為基石的嶄新疫苗；雖開發產品穩定生產的功夫及時程比mRNA及腺病毒載體(adenovector)疫苗更多，但回報的安全性也相對為高；
(2)在抗體反應上有超過95%18-65歲的成年組受試者和將近90%的?65歲老年組受試者對新冠病毒武漢株(WuhanSARS-CoV-2virusstrain)的中和抗體和對病毒想進入細胞而與細胞受體結合處(receptorbindingdomain,RBD)的首要敲門磚[第一棘蛋白(Spike1,S1)之抗體]，即Anti-S1-RBD抗體的血清反轉率可達到四倍上升；中和抗體濃度的幾何平均效價也高於感染後恢復期血清的中和抗體濃度，和第一期臨床試驗的結果相當一致，且具高度重覆性與可靠性(reliability)；
(3)更重要的是聯亞生技的UB-612疫苗也激發疫苗保護力中另一極為重要的「T細胞免疫力」。這些數據均顯示此UB-612具備成為安全有效對抗新冠肺炎疫苗的優質特色。

政府採用「僅取單一時間點」的免疫橋接方法，「以AZ疫苗產生的對抗新冠病毒原型株之中和抗體力價」作為最重要且唯一比對標準，否決了聯亞UB-612的緊急授權申請。這樣的審查標準只是局部性免疫，無法全面評估疫苗激發出來的免疫力及其面對未來防疫的實效，尤其T細胞免疫力在近十年愈來愈受國際免疫學者重視，因其不但有毒殺細胞內病毒的功效，也協助更重要的免疫持久性(immunitypersistence)，讓接種者不要耽心接種3-6個月後免疫力驟降而難以抵禦更頑強的病毒。至於免疫橋接，聯亞認為中和抗體力價不應只觀察單一時間點，而更應該注重抗體力價的維持性(maintenance)及對抗目前流行病毒變異株的效力；同時也要納入T細胞免疫反應分析，才能較完整的評估疫苗的綜合效力，也給國人更專業的病毒免疫全貌科學數據。

UB-612疫苗為強化T細胞免疫多位點胜月太(multi-epitopepeptide-basedvaccine及S1-RBD蛋白的B細胞免疫特別設計多重免疫擋火牆組合而成的次單位疫苗(subunitvaccine)。在美國執行的猴子攻毒試驗證實可降低病毒量至無法偵測的極限值以下。經第一、二期臨床證實可有效誘導「T細胞毒殺病毒的免疫力」以及產生「阻擋病毒和細胞表面的ACE2受體結合的RBD蛋白部位」之中和性抗體，因此能高效阻斷病毒感染寄主細胞。UB-612疫苗的三大優勢是:
(1)產生的中和性抗體不但持久(半衰期195天)；
(2)可以中和大多數病毒變異株，尤其對印度Delta變異株仍保有與原始武漢株（WT）相近之中和抗體效價。較目前上市的疫苗(包括AZ疫苗)所產生的中和性抗體，對印度Delta病毒卻均大幅下降更是接種者的福音。
(3)UB-612疫苗能精準的產生有效T細胞免疫力是第三個極大優勢。目前關於T細胞免疫力的重要性，國際探討免疫橋接的論文，都把「疫苗接種後」的血清抗體濃度和細胞免疫反應，去和「康復者」血清及血樣相比。例如:AZ產生的抗體雖然只達到康復者血清的兩成，就認為有保護力；將T細胞納入考量後，AZ抗體只需達到康復者血清的3%就認為有保護力。即中和抗體濃度並不是保護力必要或唯一的因素。

政府於6月10日公布的EUA審查是以單一側重中和性抗體的免疫橋接為標準，聯亞也體諒政府事先無法藉由良好橋接試驗規劃，取得打AZ疫苗者的血清及血液細胞樣本，因此無法納入T細胞免疫力及其他的評量，只能以部桃醫院接受過AZ疫苗的醫護有限血清樣本以單一時間點，評估對抗新冠病毒原型株之中和抗體力價結果作為免疫橋接標準，但這對UB-612這款以短月太及小片段蛋白，目的用來避掉大部分疫苗的副作用，卻又能產生T細胞與B細胞均衡且專一的免疫性，UB-612疫苗的設計是全球獨一的，惜未事先經過充分討論或溝通，且匆忙制定的標準下，UB-612疫苗無法通過EUA審查，可能讓一支可以對抗現在正在國際間流行的變異病毒且優秀的疫苗錯失保護國人及人類健康的良機。

聯亞團隊除了感謝受試者外，也要感謝執行試驗的醫院、IRB及試驗主持人。感謝所有試驗中心的臨床團隊至今仍與聯亞一起努力。聯亞誠摯呼籲受試者對聯亞有信心，協助完成聯亞疫苗二期臨床試驗六個月的訪視，向法規單位證明UB-612產生的抗體有強而有力的續航力！聯亞也會提供受試者最完整的抗體群組輪廓來回報受試者。聯亞非常感謝CDE的傾力輔導，沒有CDE，就沒有UB-612。還有最後一哩路！目前持續與CDE、食藥署及有關專家進行溝通，討論“全面免疫力評估及納入目前流行之Delta等變異株病毒進行中和抗體效力的比較性試驗”，以完整呈現聯亞生技UB-612疫苗設計的優異性：人體免疫系統除了產生B細胞抗體反應之外，也產生能對抗病毒變異株的T細胞免疫反應。尤其所產生的抗體具中和Delta等變異株病毒的有效性。聯亞取得國際認證的決心不變，這是聯亞的使命，希望一起攜手合作，守護台灣，守護全球防疫。

【聊聊遊戲數據分析常有的陷阱與誤判】

前兩天RF提到數據分析的理解與分享，剛好自己在這部分也有些體悟，順便分享一些自己的經驗。

每個人都有機會做數據分析，並進而得出些結論，但有些錯誤或陷阱是新人比較容易犯的，希望能夠提出些來幫大家少走些彎路。

(1)對於“正面”的反常數據不夠有警覺。

大部分人對於數字異常變差的警覺性較高，譬如營收、付費率、Arpu下滑；但對於數字異常變好的警覺性比較差。「事出反常必有妖」，營收相關數字異常變好，也有可能是出現bug、活動折扣標錯、對於道具價值錯誤預估、或是某個大戶異常行為的結果。

研究這些反常的“正面”數據，能夠排除遊戲的潛在問題，排除後還能想辦法嘗試複製相同的成功經驗。莫名其妙的成功不是本事，那叫做運氣，總有用光的一天

(2)數據分析的基礎是「數據正確」。

這是一個很基礎，但新人常忽略的事情。當發現一個特殊的數據變化，一定要先用邏輯判斷是否符合常理，再去用其他角度驗證數據的正確性，最後才進行分析下結論。

打個比方，當你發現三留暴漲，也要一併確認次留或七留有沒有相應的變化。如果沒有的話，那可能只是Excel拉錯，一不小心就會做出「三留因為活動成功而暴漲的錯誤結論」。

對於自己無法解釋的數據，務必反覆檢驗其正確性。

(3)產品只看營運數據，行銷只看廣告數據

在現今的遊戲產業，營運和行銷已經密不可分了。當營運部門看到留存上升時，有可能是因為廣告導入的用戶調整而非活動因素；當行銷部門看到廣告回收變好，也有可能是因為遊戲適逢重要活動。

只想當獨行俠而疏於溝通，已經難以在未來的遊戲產業生存。要想精進，就必須把玩家從“看到廣告”，到“進入遊戲"的環節都弄得一清二楚。

(4)產品生命週期會影響數據的變化

一般來說，事前登錄的用戶品質>第一批導入的用戶>後續導入的用戶。因此拿事前登錄的用戶數據去推估未來的遊戲收入成本趨勢，很有可能得到過於樂觀的結果。

(5)忽略離群值的影響性

大部分的免費遊戲，都仰賴1%的鯨魚玩家，這些鯨魚玩家有遠超過平均值的付費行為。而一個大戶的出現，常會把很多的“壞數據”變成”好數據“。

某個廣告群組的回收率、某個道具的銷售量等，都有可能因為一個大戶超捧場，從壞消息變成好消息，影響了數據分析的結論。

(6)行銷人員專注成本而忽略回收

早期的遊戲業，幾乎所有行銷人員的KPI都是「導入成本越低越好」。但現今廣告投放工具趨向複雜專業，有很多標榜便宜安裝的廣告採買方式，基本上不具備任何回收的可能性。

所有的數據決策，最終的目的都是「盈利」。如果只專注在單一的數據指標，忽略收益上的表現，將有可能把專案帶往錯誤的方向。

(7)拿不同遊戲的數據經驗，去推測其他遊戲的數據

這坦白說是很難避免的問題，我們都習慣以現有的經驗去預測未知的結果。做RPG的可能難想像放置遊戲的長線留存率，做三消很難想像RPG的付費能力。

我們都生存在看不見的那道牆中，只能不斷與外界聯繫交流，打破自己認知的侷限。

(8)數據所呈現的現象，沒有實際進入遊戲去驗證

營運看數據看久了，會容易依賴數據得出“空想”的結果，而非進入遊戲實際感受問題之所在。打個比方，你可以想像無數種活動成效不好的原因，但都不如你進入遊戲實際花錢，和玩家討論CP值，感受用戶和自己心中的回饋來得真實。

數據分析之路漫長遙遙，希望以上對你有所啟發。

【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