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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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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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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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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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知史 武則天顛覆古代政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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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女皇武則天
　　
武則天是她那個時代的產物，是中國歷史上的唯一。她一輩子當中嫁了兩個皇帝，那是一對父子，唐太宗和唐高宗；她生了兩個皇帝，那是一對兄弟，唐中宗和唐睿宗；她本人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顛覆了整個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和制度設計。
　　
後世對武則天的評價非常複雜。有人說她篡權、殺人如麻、殘忍成性。但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當中，由李唐改為武周，可能是死的人最少的一次革命。有人說她把社會秩序都搞亂了，實際上，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穩定的時期，武則天的前面是一個「貞觀之治」，武則天剛退位沒幾年，就迎來了一個「開元盛世」。固然，武則天時代有其非常黑暗的一面，比如「任威刑以禁異議」、「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酷吏當道等，但她同時也重用一批正直有才華的人治理天下。
　　
武則天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她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最高統治位置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後濱應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文化中國》欄目邀請，講述了武則天的傳奇一生。這裡選取的是其中的四個片斷。
　　
唐高宗李治即位一年以後，來到了長安城中的感業寺，將一個非常美豔的已經蓄長了頭髮的尼姑接回到長安的宮中。高宗的王皇后非但沒有吃醋，反而是異常地高興。可是，王皇后萬萬沒有想到，沒幾年，她的身家性命就葬送在了這個女子手裡。可以說，從這個女人踏進宮門的那一刻起，宮廷裡就硝煙四起，暗藏殺機，大唐江山從此不得安寧，但她也同樣用激情和夢想造就了千古流芳的大唐氣象，在中國的歷史上放射著無比輝煌的光芒。
　　
重返皇宮
　　
武則天碰到太子李治，是她政治生涯的真正開始。可是這一碰，它不是一般的男女接觸。這一亮相本身在歷史上就是一記轟雷。
　　
那個時候，武則天的身份是皇帝唐太宗的才人，就是說她是唐太宗的女人，對於李治來說，她是庶母。當時唐太宗正病得厲害，就讓太子李治到床前來陪他，就在這個時候，李治與武才人一見傾心。這個出場，在歷史上是很震動的一個場面。
　　
有一種觀點認為，武則天是有心機的人，因為她一直在尋找機會，這個今後的皇帝太子李治是一個機會，所以她會主動暗送秋波，以一種長姐似的關懷，把年輕的太子給俘虜了。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李治因為從小就死了媽，太宗這些年來治理國家也很忙，這個年輕的庶母居然那麼地溫柔，使李治又有一種主動的行動。還有一點咱們也不能忽略，武則天長得還是很漂亮，是那個時代標準的美人。歷史記載，她的相貌是叫「寬額廣頤」。額頭比較寬，下巴也稍微比較長，人比較豐滿。對於性格懦弱的李治來說，吸引力還是很強的。從郭沫若到胡戟這一些人都認為，洛陽龍門石窟的盧捨那佛像就是武則天的一個寫真，就是按照她的那個模樣做出來的。

武則天做過唐太宗的才人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後來在唐高宗立武則天做皇后的詔書中，就直面地回答這個問題：我承認這個武皇后是先帝的才人，但是，是先帝賜給我的，並不是有什麼「穢亂春宮」的問題。不管怎麼說吧，這兩個人在唐太宗晚年的時候，就埋下了感情的種子。
　　
唐太宗去世之後，按照唐朝的規定，武則天被派到了感業寺做尼姑。對於一般的宮廷女性來說，如果到了尼姑庵裡面做尼姑，有可能就是青燈梵鐘，一輩子了此餘生。武則天能這麼甘心嗎？她肯定不。那一年在佛寺當中的生活武則天是怎麼度過的，我想那個煎熬是雙重的：一方面自己那種政治野心，希望得到重用、希望出頭露面的這個野心受挫了，同時在情感上也是被澆滅了。她知道，高宗在太宗去世滿週年的時候，一定會來行香。這給了她很大的信心，才能夠堅持下來。她在尼姑庵裡寫詩，其中有一首收錄在《全唐詩》當中，名字叫做《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就是說，這一年，我天天在哭，我在想高宗，你不相信我怎麼想你嗎？我整個裙子是濕了又濕，濕了又濕，我都捨不得洗掉；為你流的眼淚，至今還鎖在我的箱子裡啊。
　　
永徽元年5月26號這一天，是唐太宗的週年忌日，按照唐朝的禮儀制度的規定，當老皇帝去世一週年的時候，新皇帝要帶領群臣和後宮的嬪妃，一起去皇家的寺廟裡面，給皇帝來行香祭祀。
　　
有人認為，性格決定命運，一點不假，要換其他的皇帝，一年多了，估計早就把這事兒忘到九霄雲外去了，可是李治這個人就是那麼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多情之人，所以才導致了這次見面。
　　
在貞觀末年，武則天對李治的這種吸引，不是一般的吸引，否則身為帝王，後宮佳麗三千，他怎麼可能想起一個關係不大的人，一年以後還想起她來呢？我想是武則天已經對他吸引得太深了。
　　
所以才會有《唐會要》上面的一段記載，說「上因忌日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潸然」。兩個人是面對面潸然淚下，那叫一個情意綿綿。對於武則天來說，這是唯一的一次機會了。武則天採取的措施是哭，一見面不說別的，我上來先把你的心給你哭碎了。
　　
武則天太瞭解李治了，李治是歷史上著名的會哭的皇帝。所以這一哭，就會勾起他這一年多來，壓在心裡的很多的情感，所以他再也逃不脫武則天布下的這種感情之網。武則天已經是二十五六的年齡，已經很成熟了，她對李治的把握是非常有信心的。經過這麼一番激情的表演之後，李治沒有把武則天從感業寺裡給帶走。
　　
在李治的心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名不正則言不順。武則天也有擔心。可是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因為很快就有人從宮中給她送來一個消息，說皇后王氏讓你偷偷地把頭髮先蓄起來。這就奇怪了，為什麼不是李治下聖旨讓武則天開始蓄髮，而是王皇后找人送信讓她蓄髮呢？高宗從感業寺回來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面，表現得悶悶不樂，整天若有所思，失魂落魄的樣子，高宗在皇后的追問下就說，還記得我們去感業寺，我們在那裡碰到了武才人，我心裡現在惦記著她，可是很難想辦法，要她回來，應該怎麼辦呢？可是他沒有想到皇后那麼痛快，皇后說這個事兒你不要擔心了，我來給你辦理，我肯定把她給你接回來。
　　
王皇后腦子是不是進水了，把皇帝身邊這樣一個來路不明的所謂情人，接到自己身邊來，成為將來和自己爭寵的一個人？
　　
王皇后有她現實的目的，當時在宮中有一個蕭淑妃，明顯地比皇后更得高宗的寵，更根本的一個原因，王皇后這些年以來沒有為李治生下個一男半女，而蕭淑妃為高宗生下了兩個女兒一個兒子，李素節。這就不一樣了。素節生下來不久，高宗就立他為雍王。按照慣例雍王這個封號，一般是不封給嬪妃所生的兒子的，除了太子之外，雍王是諸王當中地位最高的。所以那個時候皇后感到自己的地位有些威脅了，正好又碰上高宗這一段時間悶悶不樂，所以皇后就想到了一招她自認為的妙棋，就是想辦法讓高宗把武則天接進宮來，這樣就能夠讓高宗的心思轉移到這個成天日思夜想的女人身上來，把蕭淑妃忘到一邊去。對李治來說當然是喜出望外，正中下懷。在王皇后的安排下，大概在永徽元年的年底，或者永徽二年年初的時候，武則天就秘密回到了宮中，而且就在前後，武則天已經為李治懷上了身孕。這一年武則天剛好28歲，她的人生被分成兩個十四年，第一個十四年她終於是進到了唐太宗的後宮，後又用了十四年的時間，等待著再次回到皇宮啊。王皇后和武則天真的叫各懷心事，結果是陰差陽錯，一拍即合。這樣說來，王皇后也算得上武則天的恩人。
　　
武則天剛進宮的這段時間，看史書上記載，經常說她「卑辭屈體」，見到皇后一定會打招呼，一定是特別地客氣，非常地恭敬。所以正是因為這樣，她很快就贏得了皇后，也贏得了皇帝對她的歡心，很快武則天就有了自己的合法的身份了，被唐高宗封為昭儀。而且武則天為高宗懷了身孕，這個事情對武則天的命運來說，是更加地關鍵。

對於高宗李治來說，那一段在太宗病榻前面的私情非常深，跟太宗給他賜的婚，娶的蕭淑妃是不太一樣的，更重要的，武則天的經歷那是歷盡滄桑，而且在尼姑庵裡面呆了一年多，那也不是白呆，修煉氣質，那種豐富的情感閱歷會很快地戰勝蕭淑妃，捕捉住高宗的。這也再次證明高宗有戀母情結，武則天看來是後宮當中年齡最大的一個嬪妃，可是恰恰因為武則天成熟，蕭淑妃青澀，所以蕭淑妃敗下陣來。蕭淑妃還敗在一個問題上，皇后是支持武則天的。這個時候的武則天，基本上已經傲視群芳了，在後宮當中，她是王皇后之下，所有人之上。但是對於武則天來說，我想她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做高宗一般的嬪妃。而王皇后僅僅是把武則天當成她和蕭淑妃之間爭寵的一個棋子，可見王皇后不僅是社會閱歷不夠，連宮廷鬥爭的經驗也嚴重不足。
　　
王皇后這個人恐怕不太聰明。但是也不能說王皇后一點沒有考慮，她應該說分析過武則天的背景和可能帶來的危險。但是她認為武則天不太可能。在當時那個政治環境下，能夠取代皇后的這些人，都是出自貴族家庭，武則天的門第不夠。再說，武則天有一個嚴重的問題，你曾經是先皇的才人，你有一個歷史的包袱在那裡，高宗能夠把這個改變嗎？所以王皇后不太擔心武則天會繼續往前走，威脅到自己。
　　
但是王皇后也不想想，武則天是在李治做太子的時候，就已經在勾引李治了，這麼樣一個人，她怎麼就不警惕一點呢，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幹得出來的，你如果是按照常理來替武則天安排她今後的道路，那一定是大錯特錯了。
　　
王皇后沒有警惕，其他人也同樣沒有警惕嗎？不，當時的輔佐班子，包括長孫無忌、褚遂良，包括皇后的舅舅柳氏，還有宰相韓瑗、來際這一批人都是站在皇后這一邊的，是維護皇后所代表的關隴貴族集團利益的這麼一個政權班底，這個班底當得知武則天懷有身孕的時候，這些人開始警惕起來了。永徽三年的七月份，也就是武則天肚子裡的孩子還有不到半年時間就要出生的時候，他們就把高宗的長子陳王李忠匆匆忙忙地立為太子，防止將來武則天或者蕭淑妃爭奪皇后的位置。
　　
因為外朝大臣的攔截，不可能深入到皇帝的內宮去，所以武則天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在感情上，把高宗拉得越來越近。那段時間連連地為高宗在生孩子，永徽三年的十月，武則天為高宗生下了長子李弘。實際上自從武則天入宮以後，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她為唐高宗生下四男二女，佔唐高宗所有十二個子女當中的一半，而且自從武則天入宮以後，唐高宗沒有再和任何嬪妃有過生育的記錄，可見武則天在後宮的專寵到了壟斷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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