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歲來到台北時，梁實秋先生是我們家在忠孝東路三段的鄰居。之後，我23歲在時報副刊上班，再遇見他，已是梁先生人生最後階段。

他看到我特別地激動：因為他無緣相聚，留在大陸的大女兒，一生聚不了，見不著的女兒啊，就叫「文茜」。

那一代的人，悲歡離合都是日常，即使在台北巷弄裡過著小日子，夜裡也免不了驚心動魄的情緒。

於是梁實秋的散文，雅舍小品，不喜絢爛，更愛清淡。從動亂中走過來，走過大半個世界，看盡權勢朝代口號戰爭起落。

他的小品文章，談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好似説著人性共相。其實説的是自己不想説，壓抑之後修為式的生活寫作。

時代殘酷的歷練推著他的文字走向平凡、流露人性底層的真誠，於生活細節處蘊哲理的力量，那其間每一個逗號、句點，是道不盡的嘆與息，悲與情。

小品，豈只是平凡人生智慧的參悟而已。

當年他曾和魯迅筆戰，一生最著名的是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其他包括《沈思錄》、《織工馬南傳》、《百獸圖》等。

為什麼挑選莎士比亞？

1963年莎士比亞誕生四百週年紀念時，梁先生曾經寫了一篇＜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的文章，文中提到八年戰爭與戰後之巨變，使他一直不能安定，翻譯的工作斷斷續續。他曾多次提到翻譯莎士比亞一事是胡適倡議的 ，那是五四運動之後，他參與「文學革命」的一部分。

在中國大陸的年代，梁實秋曾提出七大文藝觀對抗左派，其中之一：文學的領域很大，普羅文學未嘗不可以存在，但標語口號不能代替文學，要提倡它不能僅掛招牌了事，而必須拿出「貨色」來。

1970年代後期鄉土文學論戰在台灣崛起，他一以貫之，沒有參加論戰，旁觀一切：那是他年輕時早已熟悉的味道。他知道什麼是文學，什麼只是那個時代需要性的文字。

守著公寓，看著台灣進入80年代的變化，聽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遠眺所有遠離他的一切，包括在大陸的女兒，他如自己筆下的「鳥」：拳著一條腿，縮著頸子：有時候「一行白鷺上青天」，背後還襯著「灰泥」「沒有山色」的台北，自行啾啾地叫著，偶爾雖不忘雄姿，多數時刻，他早已不問青天。

他們都是在回憶中，度過了後半生的人。

（失敗者回憶錄0707）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1981年，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在接受我訪問時，談到「愛國」，他說：「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
最後這句，很可能是舊時代許多人「愛國」的感情基礎，因為國家困窮，因為受外敵欺凌，因為在國難中見到人民受苦，因為在內亂中見到人民顛沛流離，因而「愛國」之情油然而生。我小時生活在淪陷區，又在逃難時見到人們潦倒、窮困、流徙、無依，甚或死在路邊。常想起艾青的詩句：「為什麼我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1948年來香港之前經過上海，見到許多市民因為瘋狂的通貨膨脹而無助。在香港閱報又知悉國民黨在大陸垮台前的亂象。1949年10月，中共解放軍進佔廣州，晚上士兵們都就地在馬路上睡覺，不侵擾任何民居。於是，愛國感情又與對中共新政權的期待融合在一起了。
無論是從《大眾哲學》中學到的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還是受《鋼鐵怎樣煉成的》所激勵的人生觀，其實基礎都是出自從小就產生的愛國感情。而這感情亦由當時的時勢和我見到的種種現象，使我和許多人一樣，將「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意識，與共產黨的領導連結起來，變成黨國不分，愛國就等於要愛黨也。
除了個人成長經歷和形勢之外，愛中共領導的新中國，也與我和同學們當時的個人前途有關。我們讀「愛國學校」，大家都認同最光明的出路，就是回到「祖國」升大學，在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全國各個崗位，為建設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沒有什麼比這個理想更清楚、更光明、更現實了。
1951年《歌唱祖國》這首歌出現時，愛國學校各班級就都熱情地唱了起來。
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論，談哲學，大概許多人都會覺得高深莫測，但從血緣出發，從鄉土出發，從文化傳統出發，很容易讓同一種族的人找到共同點。因此，中共在建政後，一直強調「愛國主義」，用「愛國」來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和統治的合法性。
我在進入愛國學校的時候，正值韓戰的後期，當時最紅的愛國文學讀物，是作家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它是作者在朝鮮戰場採訪數月後寫成的散文合集。稱道在朝鮮流血犧牲的抗美援朝志願軍戰士，是「歷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戰士，第一流的人！他們是世界上一切偉大人民的優秀之花！——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其中一篇《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被毛澤東批示：「印發全軍」，以後進入朝鮮的志願軍就被冠以「最可愛的人」的雅號。
這本書煽情地歌頌「祖國」，其中被我寫進筆記本的句子是：「祖國呵，可見你是一切神聖美麗的東西的總稱！ 你不能不讓人樂於為你而生，勇於為你而死， 為了你而奮發前進！」
怎可能相信有一樣東西是「一切神聖美麗的東西的總稱」呢？但在愛國熱情下，就囫圇吞棗地接受了。
1988年，中國軍事文學作家于勁在她的報告文學作品《厄運》中，真人實事地寫了一大批「最可愛的人」，在朝鮮戰爭中被美軍俘虜，在戰俘營中為遣返中國或自願去台灣而展開殘酷與複雜的鬥爭，而最愛國、堅持要遣返中國的戰俘，回國後都受到審查，打壓，失業，無助，政治歧視，沒有人有好下場。在黨國體制中，為國流血的戰士，戰死是「英雄」，不死而淪為戰俘就是投降派，地位接近敵人。
作家魏巍一直是忠誠的毛派。2001年與其他左派人士聯署批評江澤民「七一講話」中提出的「允許企業家入黨」，指是「極其重大的政治錯誤」，這位熱情謳歌祖國的作家因而一度被囚禁。2001年美國讓中國進入世貿，中美關係趨密切，中國就將《誰是最可愛的人》排除於中學課本之外。2020年中美關係破裂，中國隆重舉行抗美援朝70周年紀念儀式，這篇文章又收進中學課本了。已經在2008年去世的魏巍又再次被中共捧起。一切都是政治計算，沒有所謂「神聖美麗的東西」。
在黨國體制下，熱情謳歌「最可愛的人」，以及被愛國主義麻醉的青少年，都被黨國戲弄成為「最可笑的人」。
蘇聯有一個政治笑話——問：一共有多少種變態愛情？答：有虐待狂、被虐狂、人獸戀、孌童癖、雙性戀，還有對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愛。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愛國主義有令人酒醉的性能，不但對自己的國土危險，對世界也是危險的。」又說： 「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拋棄愛國主義思想，是我心路歷程中最大的轉變，其中經過許多理念的拷問。以後再詳談。（33）

【閻連科談寫作】
　
這次要分享的文章，是中國作家閻連科談寫作的一些觀點。
　
小編看這篇時，特別喜歡他說的這句：「沒有人能在生活中寫生活，只能在離開生活時才能寫生活。」有點打破了過去對於創作者需要體驗生活的迷思。
　
來看看他對於寫作這件事，是怎麼思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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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談寫作
　
寫小說時我不會考慮任何讀者，我希望小說有難度，它的故事、它的人物、它的思維、它的敘述方法一定和從前的我不一樣，和中國作家不一樣，也希望和以往的作品都有差別。
　
如果沒有這種難度和差異，就調動不起我寫作時的情緒。所以我經常說寫小說就是一次自我的重生。
　
但是寫散文的狀態是不同的，我會在每一部長篇之後都進行散文隨筆或者講稿的寫作。
　
這是另外一方面的寫作，所以看我的散文，有時會覺得和寫小說的那個人，好像不是同一個，或者狀態完全不一樣。
　
事實上也如此，寫散文是對我寫小說狀態的一次調整，以及對新一部小說進行思考的過程。
　
假設說寫小說是在一個跑道上，那麼寫散文就是在一個咖啡館或者茶館坐下來，就如同進行了一次神經特別緊繃的長跑後非常放鬆的散步。
　
此外，我也希望我的散文是能夠拿給別人去看，讓別人有所體會的。小說的讀者可能是一個特定的人群，而散文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讀它。
　
全世界的作家也包括中國作家，來自於鄉村的，有鄉村經驗的一定是離開鄉村的人，沒有一個作家能夠永遠守在一個村莊就變成了大作家。
　
離開也好，出走也好，一定會產生一種特別重要的文學上的距離感，沒有這種距離感你永遠無法面對那個鄉村。
　
只是這個距離要保持多遠，對不同的作家來說情況不同，但沒有人能在生活中寫生活，只能在離開生活時才能寫生活。
　
我經常說體驗生活是一件非常荒誕的事情，它能讓那些最有才華的作家變得沒有才華。
　
以柳青為例，花了10年寫了《創業史》，以他的才華，寫這樣的作品拿出兩年就足夠了。
　
他早期的中短篇對鄉村生活的描述，多麼才華橫溢，如果沒有這最好的10年，他說不定能寫出另外一部《邊城》。
　
當然這不是說《邊城》就比《創業史》好，這是兩類小說、兩類文學，但也許我們缺的並不是紅色經典，而正是《邊城》這樣的小說。
　
一個有才華的作家，清醒的作家要懂得如何和這塊土地保持有效距離，走得遠也不行，完全沉進去也不行。
　
又比如趙樹理，作為中國最好的鄉村作家之一，我們今天對其作品的閱讀和關注，卻不一定會比對沈從文的閱讀和關注多。
　
我想至少在審美價值上，沈從文通過與他的鄉土保持距離，從而獲得了另外一種審美的可能。
　
而趙樹理雖然走出了鄉村，卻又重新跳回到了鄉村生活中去，他就沒有辦法提供沈從文能夠提供的審美維度。趙樹理的鄉土小說「鬧」，這就是沉入其中的後果。
　
當下社會及人性的複雜性，迫使我去想自己早期的生活留下了什麼東西。
　
人在青少年時期往往會憧憬未來那些不可捉摸沒有定數的東西。但當人到一定年齡，知道自己未來可能是一個什麼樣子時，就會想要往回走了。
　
我想我現在就處在這樣一個往回走的年齡，於是就必然會寫出《我與父輩》《田湖的孩子》這樣的散文作品。
　
此外我也特別渴望自己未來的寫作能變得越來越單純。單純是指某種精神上的單純，並不是說文本多簡單。
　
一個70歲的作家能寫出一個7歲孩子的童心，這是才華。而一個17歲、27歲的孩子老氣橫秋寫出70歲的狀態，那不是才華，那是模仿。
　
在小說創作上也是，我特別相信我的小說以後會變得越來越單純，越來越簡單。
　
苦難也好，革命也好，寫作之前我並沒有去考證它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東西，這對我來說就是個永生難忘的經歷和經驗。
　
我經常說經歷、經驗決定了一個作家的表達，這不是他有權去選擇的。我寫這個東西而不寫那個東西，不是一種選擇，是我只能如此面對，也只有這個東西。
　
現實主義關注的是被我們所謂的現實所掩蓋的真實，這種被掩蓋的現象是極為普遍的。
　
但生活中還有另一種看不見的真實，這也只在中國有，那就是還沒有發生的真實，而這恰恰是今天生活在中國的每一個人都在面臨的狀態。
　
當一個人出現在你面前時，你會覺得還有另外一個人；當一件事發生在你身邊時，你覺得應該還有另外一件事。
　
這種經驗，和其他國家民族的情況比起來實在要複雜得多，深刻得多，也有意思得多。
　
然而我們傳統的現實主義處理的永遠是一個表層的，能夠被認識的現實。至於那個不能被認識的現實，可能只有通過文學才能關注到。這就是我提出「神實主義」創作觀的緣由。
　
具體地說，所謂的現實主義創作就是把一片黃土變成一堆黃土。
　
但我不希望文學就是把土變成土，把一處平地變成一個山包。而是讓這塊土地上長出一棵樹，但在這棵樹上結出的又是詭異的、超乎常理的，並不屬於樹自身的果實。
　
比如種下的是一棵北方的榆樹，但長出的是南方的香蕉。
　
這就是我理解的文學，它強調的是小說生成的能力，它必須要生長出來。並且是一種異化的生長，一種基因的突變，而不僅僅是在表面上變形。
　
寫作永遠不能脫離地域性的文化要求，擺脫了這些東西是不合理的。
　
王安憶的作品一旦脫離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就讓人難以理解，賈平凹的寫作一旦脫離了陝西文化也是如此。
　
同樣，用河南的文學標準去講一個美國小說也是講不通的。
　
任何一部偉大作品都無法逃離基於地域的閱讀，即便是托爾斯泰的小說我們也不能脫離俄羅斯文化，而用中國文化去理解它。
　
而對整個現實的感傷、憂愁、批判、憤怒乃至對美好的認識和嚮往，會促使作家回到屬於他的那個地方去寫作。
　
你的小說要有背叛性。背叛你固有的寫作模式與習慣；背叛傳統的經典和外來的、尤其是20世紀西方的寫作經驗；背叛你寫作中可以料斷的叫好、叫賣的聲響和結局，從順暢的寫作中叛逆出來，走向一種寫作的孤單和危險。
　
你的小說要有破壞性。破壞傳統和現有社會業已形成的好小說的標準，比如說傳統習慣中說的那種庸俗的詩意、煽情的感動和催人淚下，粉飾生活的溫暖、溫情和善良；還有業已形成的敘述秩序，諸如大家都已習慣的小說的開頭、發展、結尾、語言、結構、情節和思維等。
　
你的小說要有摧毀性。摧毀讀者在傳統閱讀中形成的那種觀念、思想和期待，摧毀社會意識的規定和要求你在寫作中的遵守和承諾，摧毀批評家業已形成的評判小說的理論和認識以及文學史判斷小說優劣、經典和流傳的那種渴望與要求。
　
那麼，就這樣匆匆地活著和慢慢地讀著寫著吧，不和別人比試誰寫得好壞，不去比試誰的作品賣了多少，不去想應該作家的聲譽和錢財。
　
也儘量不去過分在意別人對你和你的作品的品評議論，只想今後的寫作和你要寫什麼樣的小說。只想在你的寫作中，如何才能更完整地表達屬於你的那個「我」。
　
認為中國一片光明、永遠都是白天而沒有黑夜，都是日出而沒有日落，那也是極其荒謬的。
　
作家要推開另外一扇窗，或從那一扇窗戶中掙脫身子走出來，感受和表達全面、真實的中國和中國的現實。
　
要真正洞察到現實中因為光明和黑暗的同在、開放與封閉同在、全球性與狹隘的民族性同在、理想與欲望同在、高度集中的權力與具有高度忍耐力的民族文化性格同在，如此等等，無數的矛盾是在統一之中。
　
人性扭曲的真實性、複雜性、荒誕性，是我們作家要推開另一扇窗戶的根本之目的，並不是說揭示黑暗或歌頌光明才是作家之目的。

本集主題：「收藏一撮牛尾毛」散文新書介紹
　　
專訪作者： 林央敏
　　　
內容簡介：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至少不辜負讀者才敢發表，發表後，有時可從讀者的來信或評者的論述中檢視自己是否做到感人共鳴的效果，比如有位快要當祖母的讀者說：「看你那篇文章〈第一封信〉，我都偷偷流淚，但怕被學生看到，趕快離開圖書館。」再如小說家宋澤萊寫道：「這篇文章〈阿母〉。仿若讓人聽到了作者的悔恨和自譴，讀完時我們竟流淚了。」讀者們的反應，其實也是鼓舞我砥礪自己用心創作的動能。──林央敏
　　
　　曾以〈毋通嫌台灣〉獲得金曲獎最佳方言作詞人的林央敏，致力於台語文學創作，包含台語詩和台語散文，推廣母語，倡導將母語台語列為學校課程。
　　
　　本書為其長年創作散文集結，以四卷四個不同的面相，素描親情、鄉情、人情與家園情，從親人出發，有寫給母親的〈第一封信〉和描繪〈阿母〉忙碌的身影，還有父親為了籌措學費，將家中老牛賣掉，他不捨老牛〈收藏一撮牛尾毛〉來紀念，最難忘的是〈和阿公聽拉即哦的日子〉以及鼓勵他升學的〈二叔公〉，字裡行間盡是濃密的親情，展現無休止的溫暖；再到成長的〈孕鄉〉嘉義太保，歲月流轉，從老家所在的水牛厝開始到牛稠溪流域的變化、信仰中心土地公廟的由來、吸石路的傳說，還有農曆七月二十三日的大士爺民俗祭典，訴說一個個引人入勝又充滿傳奇色彩的村莊與濃烈鄉土情懷；繼之以對人情事故的感懷詠嘆，小則一己之思，大則關於國家、民族、社會、政治、文化的寄望。終章以隨筆小品，有生活記趣，也有對生命的感悟，乃至異想天開的遐思。
　　
　　林央敏將自己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情，透過文字，引領我們將目光回歸自我，重溫情懷，找回我們對土地的熱忱與認同。
　　
作者簡介：林央敏
　　一九五五年生，嘉義縣太保市人，現居桃園市。曾任小學、大學教師、台語文推展協會會長……。現任《台文戰線》文學雜誌社發行人。曾獲聯合報文學獎第一名、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及詩獎、散文獎、小說獎、評論獎、文化獎等多項文學獎，是台灣民族文學的代表性作家。
　　
　　一九六五年即寫古詩、七二年首次發表新詩、八三年開始台語寫作。首倡台灣民族文學，是戰後台語文學運動的倡導作家及台語文學理論的主要建構者，也是首位將台語散文由說理引入純文學領域的詩人。八六～九七年間熱衷民主人權、民族解放、本土文化、母語文學、教育改革等社會運動。作品因觸犯官方禁忌屢遭查禁封鎖。
　　
　　寫作品類豐富，風格、技巧與主題多樣，另有作曲與電腦軟體，被稱為全方位作家。有百餘篇作品分別選入詩、散文、小說、評論的各類選集百餘種，並選入大、中、小學教科書中，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日文發表於外國書刊。著作三十餘冊（詳見本書附錄），其中十一萬字的詩體小說《胭脂淚》是台語文學第一部史詩（EPIC），也是台灣文學史至今最長的敘事詩；詩作〈毋通嫌台灣〉被譜成二十四種不同的曲子，對催化台灣人意識與民主運動皆有深遠的影響。
　　
林央敏文學田園網址：blog.roodo.com/tw_po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