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日期：1839年9月23日
#知史討論
「東莞威遠炮臺和新會崖門炮臺有先後之別——中式炮臺的早晚差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靖遠將 軍奕山等奏摺載：『逆夷退出外洋，繳還虎 門各炮臺，當即飛飭查勘，安兵駐守去後。 茲據先後稟稱，各炮臺僅餘基址，或被拆卸，或被藥轟，無可棲止，炮位大者無存， 小者亦皆殘毀。』可見在1841年第一次鴉 片戰爭中，虎門炮臺中除蕉門、新湧炮臺外，其餘各台都遭到英軍的破壞。戰後廣 東當局對虎門炮臺進行了重建，重建後的 炮臺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被再次破壞。 為便於同關天培等修建的炮臺相區別，重建的炮臺可以說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炮臺。 現在的問題是第一、二次鴉片戰爭的炮臺 有何不同？對此……茅海建教授的回答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道光 帝曾下令各省修築海防工事，但因未有軍 事學上的檢討，各地競然舊樣複製，全無改進。』而王宏斌教授卻持相反的觀點： 『第一次鴉片戰後時虎門炮臺群，儘管不是 西洋炮臺技術的移植，但總結了前次戰爭 的經驗和激訓，在以下六個方面有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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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取材自林則徐親撰的銷煙日記，每天帶你瞭解當年今日的歷史事件。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知史討論的資料來源：鴉片戰爭博物館官網學術欄目《今天還有鴉片戰爭時的海岸炮臺嗎?——再論清代海岸炮臺的分期》，作者：黃利平，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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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日期：1839年9月18日 ·地點：廣東虎門 ·人物：林則徐、鄧廷楨
林則徐、鄧廷楨會銜上《九龍洋面轟擊夷船情形折》，向道光帝詳細報告九龍海戰經過及勝仗情況。
「七月二十七日午刻，義律忽帶大小夷船五隻赴彼（九龍山口岸），先遣一隻攏上師船遞稟，求為買食。該將（大鵬營參將賴恩爵）正遣弁兵傳諭開導問，夷人出其不意，將五船炮火，一齊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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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街市裝修後重開，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第一代的中環街市，最早建於1842年。旁邊的砵典乍街紀念第一位香港總督——砵甸乍爵士。這個教科書上讀到的名字，今天還變成了酒店的名字（石板街酒店英文名就是Pottinger Hotel）。

19世紀英國所向披靡，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象徵清朝敲起喪鐘。當耆英與砵甸乍於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砵甸乍遂正式成為香港首任總督。

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也遇上跟清朝一樣的麻煩。1853年，美國艦隊司令Perry率領四首軍艦駛入江戶灣（東京灣），在日本引起的騷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到達大沽口。

當時手日本民間流傳這首歌謠：

「泰平の眠りを覚ます上喜撰、たった四杯で夜も眠れず」

歌謠中的「上喜撰」，本來是一種京都宇治出產高級綠茶的名稱。由於跟「蒸氣船」的讀音「じょうきせん」一模一樣，用諧音諷刺幕府必須面對現實，不能再裝睡。

歌謠表面說喝四杯「上喜撰」會徹夜難眠，實際上是諷刺四條蒸氣船的到來，從此將令德川幕府不得繼續安眠。

德川幕府面對Perry送來的國書，神態猶如清道光帝手持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第二年，德川幕府在武力的威逼下終於接受美方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缺口打開後，禍患洶湧而至。至1858年，日本與多國簽定不平等條約。西方國家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定租界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日本跟中國「享受」同等待遇。

一個民族在歷史或者會經歷多次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日本的失敗雖然帶來各種災難，但以時間為主軸的歷史，給世界上任何民族東山再起的機會。

日本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明智選擇。即使定立不平等條約，也不變得一直沉淪下去。

假如清朝迎戰必敗，盡早與英國締結相對有利的和約是否方為上策？

如果根據這一判斷，清朝早就不應抵抗，英國軍艦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應該投降。再根據這一個邏輯，戰場上曾經英勇抵抗的將領的血都是白流。

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歷史系舊同學指出，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茅海建教授《天朝的崩潰》是當年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力推的好書，是研究近代中外關係的必備讀物。好多讀歷史的同學、研習近代中國歷史的網友都讀過了。

雖然這是他80年代的論文結集，並早於1995年成書，並不影響40年後的今天重新閱讀的價值。

以前讀高中，「政治腐敗」四個字概括了清朝當時的環境。到底道光皇帝、林則徐、琦善、奕山、耆英對世界認知如何？他們當時立場如何？他們的醒覺與反應，是否能跟上時局變化？關於這些深入的內容，這些年來，我都沒有仔細思考過。

冷兵器對熱兵器，不是士氣問題，不是軍心問題。落伍守舊又迷信無知的民族，在文明利器的摧殘下，根本不可能翻身。每一場戰役的仔細描寫，看到的是驚心動魄血流成河、一次又一次注定速亡。

大量資料佐證目不暇給，好睇過偵探小說。

我自己做功課，節錄了幾千字茅海建式歷史觀。謹摘錄其中一段關於「條約平等」之語，分享各位：

//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割地、賠款、赦免漢奸。其中釋放英國囚犯合乎當時和現在的國際慣例，至於平等國交，其實是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

另外還有三項規定：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制，這些關於經濟貿易條款也比較難界定平等或不平等。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角度來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縛中國貿易發展，不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市場交換的工商經濟；廣州的關稅由官吏和行商操縱，使每一次關稅都成為討價還價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國家無利，這些還要保留？

理論上來說最佳方案是清朝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內部準備主動開放，並在具體做法與國際接軌。但在歷史現實中，這種可能性等於零。

後來歷史證明，西方衝擊了中國舊有模式，民眾的物產和生活為之大受損害，當中有出現前所未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現象。表面上作為英國戰爭目的，卻反映了把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企圖，令中國在毫無準備和放被情況下開放。這對中國有不利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擺脫循環新途徑。從短期上觀察，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以從長期來看，負面再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逐漸生長。

到了20世紀，正面效應遠遠超過負面作用。如果中國開放不是上世紀中葉而是更晚，中國現狀又會怎樣？//

圖：Pottinger hotel，又一間吃環境的餐廳，曾跟歷史系學妹去過打卡。望出去就是石板街，砵典乍街。

這個砵甸乍爵士手段高明，成功履行英國政府的吩咐。比起之前的Elliot要有能多了。至於有幾高明，書本都好詳細。

餘下那些耳熟能詳的清朝大臣名字也不是曇花一現，他們在鴉片戰爭往後的人生至死，都可在《天朝的崩潰》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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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 「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新書介紹
　　　　　
訪問作者： 孔德維 （Hung Tak Wai）
　　
內容簡介：
既批判，又主張接納，清儒對基督宗教的包容源於「大國的自信」？
大清帝國的菁英如何在時代的變局中，重新思考「國家」與自身的責任？
　　
　　爬梳史料，以清儒姚瑩、梁廷枏、魏源為例，看19世紀中葉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傳統儒教菁英的思維中，「教化」是國家與儒者的當然責任，不過19世紀初，卻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主張包容非儒教的族群。道光帝便曾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河南的清真寺；而1840年代的戰爭以後，這樣的「包容」仍然遍及於基督宗教，更有一些儒者系統地解釋了「包容」異教的必要性。
　　
　　相較於16-17世紀的明國和日本，這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16-17世紀，江南的明儒和佛教徒因強烈的危機意識，銳意排斥基督宗教，不惜以武力相抗；同一時期，江戶幕府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禁絕以十萬計的基督徒，徹底「鎖國」、「禁教」。
　　
　　在本書中，我們則會看到19世紀中葉，曾接觸許多歐洲國家的官員姚瑩（1785-1853），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種，主張包容不同的宗教風俗；痛恨「異端」的魏源（1794-1857），也認為世界各族「秉氣」各異，不能以一教統覆天下；為了維持國際貿易而提議接納基督教的梁廷枏（1796-1861），則深信只要儒教與基督宗教充分交流，外國的異教徒終必師從周、孔。這些儒者並非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或官員管治的立場面對基督宗教，而是在「經世」的終極目的下，消化新知，考量現實，不斷修正他們的世界觀，維繫帝國的繁榮穩定。對他們而言，理解基督宗教的過程就是世界觀、新資訊與現實考慮三者互動的結果。
　　　　
作者簡介：孔德維(Hung Tak Wai)
　　香港人，1991年出生，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學士及哲學碩士，香港大學中國研究博士。曾任訪問學人於中央研究院，並參與歐洲、海灣地區及東亞不同學術會議。現職沙特阿拉伯王國費薩爾國王學術與伊斯蘭研究中心研究員及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自17世紀以來東亞少數群體的研究，尤集中於小眾的宗教團體與政府及與主流社會的關係，主要包括中國的穆斯林及基督徒與香港的少數族裔社群。
　　
　　過去數年，不斷參與香港公民社會的各種活動，2011年創立文宣學社為清貧學童提供免費教育服務，並在不同非政府機構參與研究工作，探討非華語學生在香港的學習及就業困難。現為新創企業Glocal Learning Offices（GLOS）的研究總監，以國際關係為本，從旅遊、生活、教育、研究、社會、創作等範疇服務本地及國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