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們看得出《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導演是有野心把這部電影拍成經典，而不是現在不少人、包括媒體當成BL劇在瘋狂——兩個帥哥小鮮肉談戀愛誰不愛看。

為了證明我很支持這部電影而不是隨便批評，我發誓如果兩位男主角個別或一起要和我約會，我無條件配合。🙄️

很多有影響力的朋友對於這部電影本身與宣傳稿的批評，都鎖在自己好友圈，彷彿有默契般不想造成任何傷害、風波——但我認為這樣非常可惜。

其中一位朋友寫了自己寫的影評傳給我，他在講這部電影的核心價值「同志自我認同危機」（sexual identity crisis），白話說就是「在當時年代引起嚴重的自我否定」。

年輕的男同志朋友無法體會到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同志要在茫茫人海中認出「同類」，並且得到對方眼神的「回應」，是要越過重重障礙。

其中最困難的是自己意識到「原來我喜歡男生（同性）」，以及得克服自我否定「我是不是不正常？」、「我是不是變態？」

最後還得鼓起勇氣踏進「二二八公園」或「台中公園」，在黑夜中探索愛情與慾望。

「等你清楚看見我的美，喔 愛愛愛愛 別走！那一個人～～～愛我，將我的手喔～喔 緊握！抱緊我 吻我 喔～愛愛愛愛。」

想想這首歌前面怎麼寫的——「脫下常日的假面 奔向夢幻的疆界」

這就是同志自我認同過程或障礙的心路歷程。

在這部電影中學弟是最自由的角色，大家同情他的陰柔氣質且公開出櫃被暴力毆打、言語霸凌。但他所有的戲都在傳達「我就是我的我」，「老娘就是美，你們這些死異男怎麼打，我都沒在怕的！」

其中一幕Birdy站在圍牆上振翅高飛後ㄧ躍而下，那是他內心真正的自己想掙脫框架及自我認同的障礙。
尤其生活周遭有一個愛他的男性及那位他曾想施加暴力的同類（學弟），他們的勇敢對比自己的軟弱，羞恥感當然與日俱增而更加否定自己與逃避自由。

Birdy透過他人來認識自己——內心被自己禁錮住的意識。
這一幕也是導演向兩部經典電影「Birdy」與「BIRDMAN」致敬。

朋友以自己活過那時代的同志身分寫「同志認同危機」，但我只提醒他，電影跟現實生活中「女性」的角色不見了，又變成只是用來成全男同志情慾與愛情的犧牲品。

我跟他說：「同志在那個時代以及現在大都是弱勢受害者，但同志也能同時是加害者。」

一方說法是同志在那過時代沒得選，只能透過婚姻「隱姓埋名」，但如果和他結婚的女性並不曉得先生是男同志，這樣就造成了傷害，不管男同志有意或無意，傷害就是傷害。

如果男同志無辜，那同妻何辜？！
（我這邊化約所有男同與異女、同女的婚姻，現實中有各種不同目的而結合的婚姻關係。）

有人說「那是班班自己的選擇」，我可以跟這些朋友說：「如果同妻可以選擇不要愛上誰，那男同志也能選擇公開出櫃做自己。」

大家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自由意志，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政府及不同時代的社會都有「不同選擇」以及「無法選擇」。

班班從愛上對方那刻開始，她很多事情就無法選擇，就好比為什麼男女生談戀愛，但只有班班被三大過退學？
因為對方老爸是可以在學校、軍訓教官面前暴力毆打自己小孩的家長會長。

「軍訓教官」是什麼概念？回想一下「返校」裡面的教官，教官是有權力送學生、老師去坐牢跟槍斃的。
能在國家機器面前使用暴力，那是家長會長多是地方勢力，這又回到國民黨的統治手段——恩庇侍從制。
不懂這是什麼意思的朋友，把龍劭華的角色換成「顏清標」就能懂了。

電影本身有非常多可以開展討論，譬如其中的「黨國符號」，如果男同志之前罵過《返校》太政治；那我可以跟這些朋友說《刻在》是直接嘲諷中國國民黨與蔣經國。

他們去謁陵時說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做過什麼偉大的事」，然後開始假哭。

以及，男主角在台中公園時，有一個阿北拿「饅頭」給他後就開始強制性交。
想想為什麼是「饅頭」而不是「可頌」或「油條」？
再回想一下那個不舒服的過程背後的柱子上面貼著什麼？———🇹🇼🇹🇼🇹🇼🇹🇼🇹🇼🇹🇼🇹🇼🇹🇼🇹🇼🇹🇼🇹🇼

最後，我再次強調我很支持《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我在粉專推薦過，私下也要朋友一定要去看——我對他們的愛不比影迷少。

但是，我給你們的東西跟別人給的不一樣，因為一樣的，你們就不想要了。😘

今年國片電影沒有極限，拜託大家要去看《消失的情人節》、《怪胎》、《無聲》、《孤味》、《同學麥娜絲》以及《親愛的房客》。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小小建議：電影公司、經紀公司要發的新聞稿先給幾位同志朋友或有性平意識的朋友看過，不然有幾則內容真的還停留在戒嚴時代。😅

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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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韓國瑜，再見蔣經國】
2020-01-06 | 江昺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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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的暴起暴落

韓國瑜人生最巔峰的時刻，是在2019年3月29日，他到中國公開會見澳門及香港中聯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回台之後，被隨扈們高高抬起，在機場接受支持者熱烈歡迎，很像明日即將登上總統大位一般，意氣風發。

當時他應該無法預料，會見中聯辦主任及林鄭月娥帶來「一國兩制」的後續效應，是造成了他在2019年由盛轉衰的遠因，仿若被隨扈高舉之後，又重摔下來。

隨著香港在六月爆發反修例抗爭，台灣人對於一國兩制的恐懼加深；更因為2019年元旦新年，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將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劃上等號，導致蘇起傳授給韓國瑜的「九二共識」盾牌也發揮不了作用。

從此，韓國瑜雖然不斷以激烈言行召喚支持者的向心力，但他的支持者圈子越縮越小，言行的偏激化也越來越與主流脫節，因而失去了中間選民的支持，固守剩下三成上下的基本盤。

#蔣經國的遺產

隨著韓國瑜的氣勢由盛轉衰，非泛綠的政治人物開始搶奪所謂「蔣經國的遺產」。
有個笑話是這樣的：

蔣經國在晚年臨終之前，重臣們為在他身邊，想問他屬意誰當接班人？結果蔣經國嘆了一口氣，說：「你等會兒…。」

不久就過世了。眾人以為蔣經國說的是「李登輝」，於是李就接班了。

當然真實歷史不是這樣，這只是在講獨裁者過世之後，因為沒有內定繼承人，所以造成一個各派系大老之間的真空，而李登輝就趁著這個矛盾，扶搖直上，在1990年的二月政爭之後，正式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

然而李登輝也是在蔣經國體制下，是以本省籍優秀技術官僚的身份脫穎而出，所以日後李登輝的憲政改革，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確保與保守派能達到平衡的方式來進行。所以說李登輝雖然是有本土派的格局，但他始終無法真正進行「革命」，只能說他擾動且破壞了國民黨的獨裁專政的系統。

不過李也留下了後遺症，就是他養大了地方的本土派國民黨，例如王金平、張榮味及曾振農等人，這些本土派系在外省精英衰敗之後，成為了國民黨的真正骨幹，就連韓國瑜事實上也是寄居於雲林張榮味底下，因張家提拔他到北農任職，才有了舞台。不過這講遠了，地方派系並非本文重點。

重點是，李登輝並沒有完全接收蔣經國的遺產，但也沒有革命——完全改寫蔣經國的歷史，只進行了溫和的憲政改革。因此蔣經國的遺產，就像傳說中海賊王的秘寶一樣，大家都想要爭奪，搶到的人就可以成為總統一樣。

#後蔣經國時代

筆者曾經寫過一文，蔣經國的影響力之所以對後世如此強大，是因為1970年代他執政之後，台灣經濟因為美國因素而逐漸轉型，多數出生於戰後嬰兒潮、並成長於這個年代的台灣人，對於這一段突飛猛進的歲月都有著非常美好的記憶。

假使你小時候家裡連文具、鞋子都買不起，到了剛出社會的時候，月收入也只有幾千元左右，但過了一二十年，只要你聽從政府（國民黨）的話，不要有事沒事去參加黨外運動，你就能當上了中階主管，或者有了穩定生意，月收入就能翻幾倍，到五位數甚至六位數。你可能會出現「白手起家」的自信感，也會出現「有志者事竟成」的幻覺，認為國民黨的統治真的是好棒棒，只要安分守己就能「五子登科」，人生成就全部達成。

這就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偏向「懷念威權」的原因，而這個世代因為目前是社會的中堅份子，就大概是像柯文哲在台大醫院擔任中階主管的角色，主流社會的話語權都被他們掌握，出身於解嚴後的年輕人，雖然不怎麼認同他們的觀點，但也都要應付稱是。這也是蔣經國死後，他的思想仍深深影響、甚至控制著台灣社會的因素之一。

「後蔣經國時代」從1990年李登輝正式就任總統開始，至2020年剛好三十年，這段期間仿若大海賊時代，大家都想要搶海賊王留下來的秘寶。

原本第一個快要搶到秘寶的人是宋楚瑜。宋楚瑜當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成為了獨裁者的「桌頭」，後來在新聞局長任內，雷厲風行查禁各種書籍刊物，箝制言論自由，可以說是「國民黨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的角色。1994年宋楚瑜選上第一任民選省長，模仿蔣經國「走入基層」的風格，獲得本土派系一致好評，因此成為「接班人」的呼聲很大。

蔣經國的秘寶（遺產）魔力在於，擁有的人可以獲得60％左右的民意基礎，在1994年唯一一次的省長選戰，宋楚瑜拿到56％的選票（4％被朱高正拿走），陳定南只拿到38％。

不過宋沒想到，李登輝隨即「凍省」，架空宋楚瑜權力，並提拔同為本土官僚出身的連戰，讓連宋之間的矛盾加深。因此2000年在國民黨分裂之下，加上內部「興票案」的攻擊，宋楚瑜意外落馬，由陳水扁登上大位。

宋楚瑜拿到秘寶，魔力卻被李登輝及連戰橫刀截斷，他非常憾恨，於是組成親民黨，準備四年後奪回權力。沒想到，這一走就是二十年，選了四次總統外加一次台北市長，總統之夢卻越行越遠。

陳水扁八年執政，雖然試圖抵抗蔣經國的影響力，但他是少數執政，所以甫上任就拜訪前特務頭子王昇，取得政權穩定；再宣佈「四不一沒有」，保證自己的兩岸格局不會超過前朝李登輝。縱使到第二任，陳水扁開始走「一邊一國」路線，但他的政治危機同時也陸續引爆，讓他無力處理後蔣經國時代的問題。

第二個搶到遺產秘寶的人是馬英九，跟宋楚瑜一樣，馬也出身英文秘書，桌頭的工作，是蔣經國的好學生——話說蔣經國神話裡面有一招虛幻的「廉政親民」功夫，後來馬英九習得「廉政」，宋楚瑜習得「親民」，各得半部招式。

馬英九的運氣比宋楚瑜好很多，1998年他以溫和清新的形象，擊敗了陳水扁當上台北市長，從此選戰無往不利，成為國民黨的新興共主，取得秘寶成為蔣經國接班人，一路當上總統。

2008年之後，套句馬英九選總統時的口號，對國民黨支持者來說就是「正直跟善良都回來了」，意思就是「美好的蔣經國時代回來了」，而馬英九每年一定也會固定到慈湖謁陵，象徵傳承蔣經國的「遺志」。

不過馬英九沒有學到宋楚瑜的「親民」招式，晚期馬政府出現內憂外患，內政上社會分配無法處理妥當，外交上又因「服貿協議」而引發三一八事件，這些危機凸顯了馬英九的缺點：溫和有餘而魄力不足。國民黨支持者認為馬英九的形象太過軟弱，以至於被民進黨及反對者的氣勢壓過，終於導致2014年到2016年的選情崩盤。


#柯韓崛起

拿到蔣經國遺產（秘寶）的第三個人，是柯文哲。柯文哲一開始雖然是以「墨綠」的形象登場，但其實2014年9月，尚在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就曾說出：「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值得所有執政者學習」。

當時的本土派非常驚訝，因為經歷過林宅滅門血案、陳文成事件的「墨綠」人士，根本不可能肯定蔣經國，所以大家都在猜測是否是柯文哲故意講給泛藍聽的，想爭取泛藍選票。但很多泛綠人士開始對柯文哲產生質疑，成為「第一代柯黑」。

結果後來證明，柯文哲的路線就是要往蔣經國靠攏，他強調的素人治理，就是呼應蔣經國的廉政親民。柯文哲不僅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政治的典範，更在2019年香港爆發抗爭之後，建議習近平也來學習蔣經國的治理方式。

柯文哲曾經在2014年說過：「什麼是你不願意拿出去做交換的？那個叫核心價值。」後來也證實了，「尊蔣」確實是柯文哲一路走來，唯一沒有交換出去的核心價值。

柯文哲在選上台北市長之後，原本盤算大致上是：國民黨自馬英九之後，再也找不到有力的蔣經國繼承者，他可以拿到淺綠的票源，又奪取蔣經國遺產這一塊秘寶，喚起中間選民的認同，就算國民黨推派參選人，但他左右互搏，讓藍綠兩黨支持度限縮到各三成的基本盤，他就有機會當上總統。

不過千算萬算，柯文哲沒預料到韓國瑜的登場。韓國瑜原本只是柯文哲為了與雲林張榮味結盟的「中間人」身份，沒想到他到市議會備詢，跟王世堅唇腔舌戰，打出名號。於是柯文哲對韓國瑜十分激賞，還一度考慮要讓他當台北市副市長。韓國瑜也在議會說：「十六年來只有柯文哲當我是個角色。」

但沒想到，韓國瑜異軍突起，選國民黨黨主席未果，被分到高雄去「開疆闢土」，原本眾人皆不看好韓國瑜在綠營票倉能有多大作為，卻沒想到2018年5月正式參選後，鬆動了綠營的盤勢——蔡英文與陳其邁冷靜的精英形象，完全不及韓國瑜「親民」的言行，就此扭轉了18年大選的局勢。

而國民黨的支持者，好像又看到了「天命」，蔣經國的秘寶，終究「後繼有人」。因此泛藍陣營甩開柯文哲，重新集結回到國民黨的旗幟底下，也拉回了一度被柯文哲吸走中間選票，到2019年4月之前，韓國瑜聲望如日中天，仿若即將接掌總統大位。

當然，韓流崛起，直接導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對撞，雙方都想繼承蔣經國的遺產，於是柯文哲開始研發原子彈，希望透過尖酸刻薄的言語，找回主流社會對於他的「經國先生路線」的肯定。

#三十年民主之路

之所以「後蔣經國時代」會維持三十年之久，就是因為主流社會一直沒有機會、或者根本沒有意願去處理歷史遺緒及轉型正義的問題。掌握話語權的群體，就是前述戰後世代的中產階級，對自己太過自信，因此失去了從歷史、美學到甚至對「自由平等的理解」，這些概念全面反省的能力。

為什麼台灣社會在2018年之後，會出現瘋狂的「韓粉」？就是因為雖然社會思潮已經慢慢在轉變，委婉地說就是「典範轉移」。但是仍有上述那樣型態的人們，不願意直視這樣的轉變。

例如他們認為教育改革之後，學校給學生過多的自由，禁止體罰、禁止老師辱罵學生，才會「一代不如一代」，卻沒有正視到以前的威權教育，隱藏多少階級歧視與校園霸凌，造成多少台灣人的心靈受創，型塑了日後一些讓晚輩很難理解的思想與性格——比方說拿性別差異、性別氣質當玩笑話，在他們成長的年代或許無傷大雅，在今日的年輕人看起來，卻是非常傷人的話語。

一直到今天，整個社會還在承受威權時期遺留的無形創傷。最終這些創傷，成為集體 引爆的「業力」。就是這些轉型不過來的人們，對於21世紀的不安與恐懼。他們擔心民主轉型、教育改革、婚姻平權及各種改革會讓社會崩潰。但事實上台灣社會越來越穩定且進步，崩潰的只有他們的家父長權威。所以韓國瑜成為他們的理由，讓他們集結起來，想要找回1980年代強權統治下的安定感。

（當然有些韓國瑜的支持者，是因為1949年後一、二代外省移民的原鄉認同感，這樣的情感無可厚非，所以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經過2019年的政治震盪，2020年應該是個機會，蔡英文若能勝選，民進黨取得國會半數以上的席次，代表蔡英文與民進黨撐過了第一任的民意測試，未來成朝著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方向繼續前進，台灣在下列兩大因素下，或許將能正式擺脫蔣經國的歷史遺緒：

1、柯韓潮流的消退

柯文哲保守性格自不待言，他經常嘲諷女性，卻不知道自己問題出在哪裡；而韓國瑜則代表國民黨尚未擺脫的殖民者性格，例如他到台東，對原住民說：「看到原住民這麼熱鬧就想唱歌，唱『娜伊路娃、娜伊亞娜亞嘿』，…太快樂了，像來到不同的世界…原住民很陽光很快樂，樂觀與希望，讓他心情都轉好了。」但是「母語仍然要在家學」。

這樣非常典型的殖民主義話語，韓國瑜卻能很自然流暢的脫口而出，代表韓的時空仍凍結在1980年的威權時代，以為國民黨自產自銷的「中華文化」還是如此光輝燦爛，還能獲得主流認同。

但從2019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言行，在年輕人社群中屢屢被拿出來譏笑嘲諷就知道，他們的影響力正在退去，而且直接與新生代的價值觀正面碰撞。柯韓及其支持者們的主觀意識越強，越不願意反省，與其他社群之間的衝突就更加劇烈。

而在新生代看見香港「一國兩制」的悲劇之後，產生堅定的國家主權意識後，愈發質疑柯韓的「發大財」口號，於是世代之間終將一戰，假若1月11日大選結果出來，民眾黨政黨票不如預期，以及韓國瑜落選，就代表了這兩人的「蔣經國路線」是失敗的，蔣經國的遺產，不是金銀珠寶，而是核廢料。

柯韓潮流如同正常民主社會偶爾出現的民粹主義水痘，當我們平安度過「我現在要出疹」的階段而痊癒之後，或許就能相對產生一些免疫力吧。

2、轉型正義工程啟動

2018年雖然在民進黨國會優勢之下，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但保守派的反彈很大，整個社會對於轉型正義也停留在「二二八」及「政治鬥爭」這樣粗淺的概念。所以當前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私下說出：「我們是東廠」這樣自我嘲諷的話的時候，就被國民黨拿出來大做文章。造成促轉會主委下台，而代理主委楊翠在立法院裡面，也遭受到了國民黨的羞辱。

不過至少轉型正義的工程開始了，促轉會開始進行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大多數的政治受難者被撤銷罪名，而他們的故事也開始被改編成戲劇、舞台劇等藝文創作。年輕一輩的學生，因為少了諸多歷史包袱，對於白色恐怖歷史也容易產生素樸的正義感及同情感。

有幾個相關的現象作為指標，象徵台灣社會開始接納、反思自身的歷史：2018年全聯公司一則關於陳文成的廣告，意外收到大量迴響，雖然有正反兩極的評價，但是過去禁忌的，或者刻意被冷處理的敏感歷史，能重新回到台灣人的視野，本身就值得留意的現象。另外赤燭公司創作的恐怖遊戲《返校》在2019年改編成電影，竟然形成一股潮流，震撼並感動了許多台灣年輕人，一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成為2019年流行語之一。

另一項是對於史明的再理解，以及美麗島事件40週年的紀念與肯定。史明象徵著基進的台灣民族主義、甚至是武裝獨立革命路線，在戒嚴的年代幾乎是被當成「恐怖份子」一樣的角色。例如1990年代初期的清大獨台會事件，當事人廖偉程等，就是因為閱讀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而獲罪。

但近十年來，史明及台灣民族主義再也不是當年的毒蛇猛獸，隨著社會的民主開放，年輕人不但樂於接受史明的思想，甚至主動扛起台灣獨立大旗——2019年史明逝世之後，上千人遊行到凱達格蘭大道追悼，即是明證。而美麗島四十週年，《蘋果日報》推出封面復刻版的美麗島紀念專刊，也收到大量正面回應，甚至是搶購熱潮。

上述這些文化現象，慢慢累積堆疊，形成了新興的台灣想像共同體。新生代的台灣人共享民主自由的價值，對於族群、性別及階級的平權觀念也越來越清晰，台灣社會即將擺脫後蔣經國時代的威權幽靈，真正發展出成熟的民主社會。

#迎向明日的憲政改革

2020年元月二日，參謀總長沈一鳴不幸在搭乘黑鷹直昇機前往勞軍的途中，與侍從官黃聖航等八名將官墜機身亡。這樣不幸的事件卻緩和了因為選舉而激化的社會對立，藍綠各黨都約定休兵，共同哀悼國殤。在國家最傷痛的時刻，卻意外出現了台灣「軍隊與國家」的再理解與再認同，而參謀總長沈一鳴彷彿也成了新的「軍魂」典範。也實質證明解嚴後「軍隊國家化」的成功。

並且，今年選舉有十數個政黨參與不分區的選舉。特別是小黨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泛綠各黨都提名了不少優秀的候選人，但可惜台灣選制對於大黨比較有利，選民可能會在關鍵時刻自動進行棄保或配票等操作。未來我們的民主社會更加成熟、及泛藍政黨萎縮之後，或許有機會迎來新的「憲法時刻」，由社會各界充分討論選舉制度改革，例如增加國會不分區席次分配，或以內閣制的方式選出國家領導人等等新的形式。

若然，則基進黨、綠黨及時代力量等政黨，不必再為「大綠小綠」路線而困擾，可以在穩固主權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政治路線到底，甚至以「左翼台獨」路線與民進黨的中間保守路線抗衡。

2020年，應該是台灣擺脫蔣經國威權遺緒的一年、擺脫一國兩制威脅，重新找到台灣國家定位的一年，也是重新思考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價值的一年。

期待1月11日投票之後，台灣社會能向韓國瑜說再見，向蔣經國與他的威權年代說再見！


（作者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