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看看民國110年9月1日才做成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214號刑事裁定」吧！

👉🏻本案法律爭議：

違章建築依相關法令應即予查報、拆除，卻故不依法簽報，而未能續行相關程序並執行拆除，致仍得繼續保有該違章建物之整體用益狀態，是否屬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此大法庭裁定：採肯定見解

違章建築依相關法令應即予查報、拆除，而故不依法簽報，致仍得繼續保有該違章建築之整體用益狀態，為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見解節錄：

1、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圖利罪，既以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而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為其構成要件，則本罪保護之法益已不再侷限於單純公務員身分暨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對於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性，而係兼及公務員職務執行之廉潔性，故要求公務員執行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必須合法、公正、不得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又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客觀上違背其所應遵守之禁止規範或命令規範，致違反相同事項應予相同處理之平等原則，#其因而凸顯個別之特殊利益，#既因公務員違背法令所致，#該項所圖得之利益，#其取得及保有即不具有正當法律權源，#自均屬本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

2、本罪所規定含有抽象意涵之「利益」，係指 #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 #現實財物及 #其他一切財產利益（#包含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者），且不以有對價關係及致其他損害之發生為必要。故該款所稱不法利益，只須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因其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與不法圖得之自己或其他私人利益間，具有因果關係，即可成立。

3、稱違章建築者，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違章建築查報人員遇有違反建築法規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情事時，應立即報告主管建築機關處理，並執行主管建築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辦法第5條前段及第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依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準此，如係未經取得執照之違章建築，除屬既存而無須立即拆除之舊有違章建築外，均應依規定予以查報，並由拆除單位拆除之。公務員對該等違章建築之查報、拆除並無裁量空間，若明知依相關法令應即予簽報，故意隱而不予查報，#致該違章建築免遭拆除，#得以繼續違法留存或用益，#使原始起造人仍可繼續享有違章建築留存之整體用益，#即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相關說明網址：
https://tps.judicial.gov.tw/tw/cp-1111-448060-caf76-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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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見解補充：

關於公務員圖利罪「不法獲利」的認定，學說認為是從財產角度觀察價值是否增加，不包括非財產上的利益。只要是足使圖利對象（本人或第三人）增加財產利益，且能計算出數額，此時即可評價為不法獲利。（註1）

不過，由於公務員圖利罪被定性為結果犯，且不處罰未遂犯，因此重點將置於個案是否存在不法獲利。但誠如李茂生老師所言，「不法」利益指的是超過市價的利得，因此如果沒有存在具體的利益，此時要如何與市價進行比較？不無疑問。筆者思考的問題是，本大法庭裁定涉及違章建築之「繼續保有該違章建物之整體用益狀態」，縱使承認它是公務員圖利罪所稱之「其他不法利益」，但能否真的計算出具體數額？縱使能計算得出來，那要採用什麼標準計算？此一大法庭裁定似乎都沒有處理，只是單純認定屬於「其他不法利益」而已。當然，如果立法者能夠規定圖利未遂的處罰規定可能更好，亦即當我們能證明公務員是違法執行職務，且該公務員企圖利用此種行為獲得不法利益時，即屬未遂，因為本罪職務執行公正性的公共信賴法益，實已受到侵害，而具有可罰性。（註2）

註1：整理並改寫自許澤天，刑法分則（下），2021年7月三版，頁518-519。

註2：整理並改寫自李茂生，新修公務員圖利罪芻議，月旦法學雜誌第91期，2002年12月，頁175。

關於準強盜罪既遂的認定標準，實務、學說見解眾多，以下略為介紹幾種看法。如果之後司律二試考出這個爭點，同學可以臚列幾種說法後，挑選你看得最順眼的說法當作個人意見。

一、實務見解：以竊盜、搶奪（前行為）既遂為標準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07號刑事判決】
按刑法第329條之準強盜罪，其既遂或未遂，應以竊盜或搶奪之既、未遂，作為區分之標準；亦即，如該基礎作為之竊盜或搶奪犯罪既遂，即應論以準強盜既遂罪。而竊盜罪之既、未遂，則以所竊取之物已否入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下為斷，如行為人已將竊取之物移入其實力支配下，即應認係既遂；至其是否已將竊取之物攜離現場，並非所問。

實務可能的問題：由於部分學說認為，準強盜罪的規範目的在於維護竊取得來的贓物，因此前行為必須要「取得贓物」，連帶影響行為人當場實行強暴、脅迫行為時，主觀上一定要搭配「防護贓物意圖」。在此說的概念下，自不可能以前行為既遂當成準強盜既遂的認定標準，因為竊盜、搶奪未遂而未取得贓物的情形，根本不會成立準強盜罪，遑論成立準強盜罪之未遂犯（註1）。

二、學說見解舉例

（一）「穩固持有」之見解（註2）

此說從準強盜罪主要保護「財產法益」的角度來看，最終損害的認定，仍是看財物的持有利益是否終局被行為人侵奪，但並不是像實務見解一樣，直接以前行為既遂為認定標準，必須考量前行為產生的不穩固持有，以及後行為接續實現穩固持有的目的，以穩固前行為所取得財物的持有效果為既遂的標準，較為合理。

（二）「強制既遂」之見解（註3）

此說將準強盜罪定位為「截斷的結果犯」，原本客觀上實行的強制行為所發生穩固持有的狀態，已被截斷，且移至主觀構成要件「意圖」加以規範，亦即，「穩固持有」是所有意圖的對象，而不是既遂的認定標準。在此看法下，既遂時點就會以後行為（強制行為既遂）為標準。唯有將準強盜既遂的標準緊扣後行為，才能合理解釋準強盜罪與強盜罪不法內涵相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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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參許澤天，刑法分則（下），2021年2月三版，頁261-262。

註2：參許恒達，準強盜罪的犯行結構與既遂標準，臺灣法學雜誌第204期，2012年7月，頁163-164。

註3：參古承宗，刑法分則：財產犯罪篇，2020年9月二版，頁174、176-177。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50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以為他人處理事務之受任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為要件。受任人本應誠實信用處理事務，倘 #違背委任關係而未善盡照料本人財產之義務，或 #濫用受託事務之處分權限，#均係本條所定「#違背其任務」#之行為。

又本罪為結果犯，並以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已否受有損害，為區別既、未遂之標準。如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客觀上尚未因受任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而致生損害，而僅生損害之危險者，尚不得論以該罪之既遂犯。所謂「財產或其他利益之損害」範圍，包含本人現存財產之減少（即 #積極的損害），及新財產取得之妨害（即 #消極的損害）。本人是否受有損害，應從 #經濟上之觀點 就其財產狀況予以評價，積極損害固無庸論，惟消極損害，則係指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一切情事，原本預期可以取得之利益而未取得之損害（民法第216條第2項參照）。#但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而欠缺客觀之確定性者，#則無消極損害可言。所生損害固不以能明確計算或有確定之數額為必要，但 #仍須事實上確已生有損害。#公司之商業信譽、#經濟評等或營業信用等無形財產之損害，#縱未能證明其具體金額，#仍屬對於公司之損害；但是否確實對於理性投資者、消費者或往來客戶因而產生對公司不信任、負面之影響，造成未來業務量之減損，而有可預期利益之損害，仍應由檢察官負客觀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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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關於背信罪「背信行為」的本質，究竟是「違背忠實」還是「濫用權限」？學說認為，濫用權限是違背忠實的特殊型態，刑法第342條係規定「違背其任務」，解釋上均可包含此二者。

而背信罪財產損害之認定，學說認為，只要行為人違背任務後，導致本人的整體財產少於原先其擁有之整體財產，即屬之。不過，所謂的損害（損失），亦包含「倘若履行任務可能帶給本人財產利益」的部分，也就是「應增加而未增加」之財產利益，亦屬之。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34號刑事判決曾指出：「背信罪所謂財產或其他利益之損害，需從整體財產法益觀察，一般係指減少現存財產上價值之意，凡妨害財產上增加以及喪失日後可得期待之利益均包括在內。所謂其他利益，固亦指財產利益而言，但財產權益則涵義甚廣，有係財產上現存權利，亦有係權利以外之利益，其可能受害情形更不一致，如使現存財產減少（積極損害），妨害財產之增加，以及未來可期待利益之喪失等（消極損害），皆不失為財產或利益之損害。」關於消極損害的認定，似乎僅空泛陳稱「期待利益」，但學說認為，應是極有可能發生或在法律上獲得一定擔保的預期利益才算。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50號刑事判決則是直接援引民法第216條第2項所失利益的概念，作為消極損害範圍的限制，供同學參考。

最後，「商譽損害」能否作為背信罪保護的對象？惲純良老師曾為文詳細分析，可另參考惲純良，商譽損失作為背信罪之財產損害？，收錄於：經濟刑法問題學思筆記（一），2020年5月初版，頁395-418。

* 以上內容主要整理自：許澤天，刑法分則（上），2020年7月二版，頁203-204、21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