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外交關係」？大使館是什麼？蓋亞那設的台灣辦事處／立陶宛設的台灣代表處的法律性質為何？ https://wp.me/pd1HGm-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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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臺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創辦人－黃聖峰 ＋皮筋兒
主題：
1. 什麼是「外交關係」？
2. 大使館是什麼？
3. 之前沒設成的蓋亞那台灣辦事處法律性質為何？為何設不成？
4. 將在立陶宛設立的台灣代表處法律性質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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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什麼是「外交關係」？
許多人其實不太了解外交關係的狀態，對ＲＯＣ政權在台灣與外的活動到底是什麼回事？常常會對於外交上的進展會有平行時空的想像。

這對於我們想讓台澎成為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這個目標，其實會有負面的影響，因為錯誤的認知就會產生錯誤的行動。

先來聊聊什麼是外交關係。

Diplomatic relations　外交關係；diplomat　外交官。
在現在國際法秩序中的外交關係是指兩個主權國家之間往來的關係。所以，外交關係絕對不會是講某國家與某民間團體，也不會說某國家與個人的關係。

就目前我們看到的ＲＯＣ政權它對外的關係，真正可以談得上是「外交關係」的只有那１５個邦交國，就是承認ＲＯＣ政權為中國主權國家合法政府的１５個主權國家，這之間進行國家之間的往來才是外交關係。

如果ＲＯＣ政權與其他不承認它是中國政府的國家互動嚴格說起來不能稱之外交關係，可稱對外關係、非官方關係。這往來過程會受到許多限制，比如「外交禮遇」就不一定會有。

國家跟國家進行外交關係的時候，每個國家會基於自身利益，與對方進行往來，往來的過程一定會有一些重要機密資訊的存在。這情況之下，與其他國家的外交官互動時會有國際法上的規則出現，這些外交規則就是確保外交官在代表它的國家執行外交任務時，確保他能完成他的工作。有些事務是談成功以後才有辦法公開，所以在中間過程中必然會有「機密」存在。基本上來講某個國家對其他國家外交官身上所攜帶的東西是不可以檢查，過Ｘ光機沒問題，但行李箱內的文件、書信是不能檢查的，這是外交慣例、國際法上外交往來的規則。

另外很重要的是，為了確保彼此之間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可以排除外在的干涉跟試探，彼此之間會互設外交使館，如大使館、領事館。這些地方可以形容是派駐國在駐在國擁有的一個特殊空間。在這個空間裡，駐在國會尊重派駐國，但不能說這個空間是派駐國的領土喔！比如說駐在國的國民在本國遇到危險時，可能會跑到他國設立的大使館中尋求政治庇護，此時，駐在國的警察就不會進入。

派駐國外交使館所在土地的領土主權仍舊是駐在國的，國際法上的規範外交上的慣例把這個空間當作派駐國的專有區域，基於國家之間互相尊重的外交關係。假如某國忽視這個外交慣例而讓軍隊衝入某大使館內，就會引發很嚴重的外交事件，甚至導致斷交。

就法律上來說，外交史館所在地的領土主權仍舊是駐在國的，只是駐在國會尊重派駐國，當地的軍警不能任意進出，但如果兩國交惡的話，駐在國是可以把對方驅離的。

即使派駐國買下這個房屋，但要是斷交的時候，駐在國仍舊可以把這房屋所有權收回，收回法律上的權利，因為房屋所有權的概念是建構在駐在國的國內法律上。不動產所有權概念不是國際法建構的，而是屬於國內法的層級，所以當然是要依駐在國國內法律來處理。

嚴格說，外交上的慣例只要兩國之間處於正常狀態，雙方就會遵守，但如果不想與對方當朋友，那些好的待遇就不一定有，就好比跟朋友相處，你會對朋友很好甚至可以讓她住你家某房間，但若關係不好時，當然可以拒絕她住下。

再舉例，美國在臺協會的土地所有權是在ＲＯＣ地政機關的紀錄、登記，連ＲＯＣ政權國有財產也是要登記，但這土地不是美國的領土。

某國對自己擁有領土主權的地方當然可以制定國內法來決定怎麼使用。舉例來說，日本在自己的領土範圍內透過法律建立土地所有權的概念，這個概念是疊在領土主權之上，領土主權是基礎，之後再加上土地所有權登記制度來操作土地所有權，這是屬於國內法的範疇，這裡的所有權是永久的沒有時間限制unlimited，所以可以代代相傳。

但是，有的國家是沒有所有權的概念，例如ＰＲＣ政權代表的中國，沒有土地私有制度，只有土地使用權的概念，此時土地使用權是有時間限制，登記的時候就會寫明時間限制，你可能擁有房屋所有權是但土地仍是國家的你不能擁有。總之，這些法律制度都是由這個國家或者治理政權來決定的。

所以說，不能說大使館是駐在國的領土，因為領土主權是國際法的範疇，必須透過領土主權的取得、移轉規範才有辦法取得，不可能透過國內法層級的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來取得領土主權。

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一定是正式的官方關係，會依照關係好壞程度來有所差異，就好比人跟人的關係，不會因為你喜歡對方才把對方當人，不喜歡對方就不把對方當人看待，國與國之間也是這樣，不管跟對方的關係好或壞，都還是有個基本規則就是國際法中有規範到的。

如果跟對方不太熟，比如在國際組織上遇到，頂多就是相敬如賓，承認對方是主權國家這樣而已，若很討厭對方，可能彼此的外交官會互罵，這也沒問題。

如果兩個國家進展很好就會進一步合作，讓對方國民可以來到自己國家更方便，例如落地簽（所謂的免簽入境其實還是有拿到簽證，就是落地簽）。進一步，也可以讓國民之間做生意往來、業務更有效率就可以來互設單位，例如設立經貿往來的辦事處、代表處。

國家跟國家之間互相認定是國家，所設立的代表處，跟ＲＯＣ政權在立陶宛設立的那個代表處是不同的東西喔！

認定對方是主權國家時來設立的代表處，會互相認定是國家的代表處，就是彼此之間的外交單位直接接洽，會有官方共同公開宣示彼此進行的官方往來，這個代表處的人員法律上就是認定為外交人員。

經貿往來很順利的話，就可能進一步設立領事館，這就是正式外交的使館的一種，領事館處理的是行政方面的事務，例如在當地的文憑學位的認證、護照、簽證的處理。

領事館在國家對境外國民提供的外交保護 (diplomatic protection) 上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假設日本人在美國受到不公平對待，日本人可以去派駐美國的日本大使館或領事館尋求協助。

再往前一步，大使館的大使是某國家的正式代表、具有相當於「國家元首代言人」的權限，所以大使說出來的話意義就非常重大。

而領事未必具有可以代表某國的權限，領事就像是處理行政人員，是某國派過去處理外交事務的人員，領事說出來的話不一定具有「代表某國官方正式立場」的意義。

如果是兩國建立邦交通常會互設大使館，這個大使會直接派駐在該國。當兩國需要對話時就會透過大使來溝通。如果沒有派駐大使，就會很不方便，要時常搭飛機、搭船過去。基於外交事務上的保密需求，正式外交溝通會傾向當面溝通，避免用電話或文件進行重要的外交溝通。

大使的角色很重要，因為是某國的代表，除了特殊情況之外，通常派駐過去的大使只有一個，像是日本駐美國大使只有一個，可能外交人員有很多，但日本駐美國大使的大使只會有一個人。大使擔任的工作是進行兩個國家之間的溝通，所以一定是駐在國可以接受的對象，比如日本派去給美國的大使一定要是與美國關係良好者，才能有效的進行溝通，所以在派出大使之前都會先討論會派誰，好建立良好的橋梁。還有一個情況是，如果之後發生不愉快的事件就會先撤回大使，在斷交之前先暫時停止對話這樣；或者是有驅逐大使的狀況也是有的，這次ＰＲＣ政權與立陶宛之間就是有這樣的互動，ＰＲＣ政權就撤回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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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使館是什麼？
大使館就是大使在駐在國辦公的地方，也常被大使作為官邸使用。

延伸閱讀　Q&A28美國駐華大使館是什麼？：https://www.facebook.com/258660130833607/posts/4087981034568145/?d=n

大使館跟領事館就是外交使館，所以駐在國也會很注意維護周遭安全，以避免發生外交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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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之前沒設成的蓋亞那台灣辦事處法律性質為何？為何設不成？
一般來講，ＰＲＣ政權的狀態，蓋亞那承認它是中國合法政府，所以ＲＯＣ政權就不會是國家政府身分，所以處理ＲＯＣ政權一定會受制於一中框架，至於受制的程度到哪就看該國對台澎的領土主權的認定是如何。

如果，某國它不只承認ＰＲＣ政權是中國政府又承認台澎領土主權屬於中國的話，那當然就一定聽ＰＲＣ政權的話，並把ＲＯＣ政權當成中國這個國家的地方政府，此時，ＰＲＣ政權若以中央政府自居要求該國不要跟地方政府往來，該國基本上只能遵守。這是出於法律的考量。

另一種情況，儘管這個國家不認為、也不承認台澎領土主權屬於中國，只認知ＰＲＣ政權的主張，但如果該國與ＰＲＣ政權有緊密的政治或經濟關係，就可能會受制於這個關係。即使該國不承認台澎領土主權是屬於中國，也不接受ＰＲＣ政權口中的一中原則（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會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依據ＰＲＣ政權的期望來對待ＲＯＣ政權。這就是政治考量。

所以說同樣都是設立不起來，雖然結局一樣，但原因可能是法律考量也可能是政治考量，所以處理方式不同。

如果是法律考量要解決的話，就是讓台澎透過國際法完成建國，這樣就可以拆解「台澎領土主權屬於中國」的框架，法律上的考量就會被去除。但此時仍舊可能會有政治上的考量，這也是難免。國際上也有看過Ａ、Ｂ、Ｃ三個主權國家，Ａ國因為政治考量所以就不跟Ｂ國討厭的Ｃ國進行外交也是有的，就好比與人相處會有的狀況：我不跟某個人好，就叫自己的朋友也不要跟那個人好。

但法律上的問題會比政治上好解決。政治變化得很快很難說得準，但法律上的問題一旦處理好就不會有變卦。

蓋亞那在獨立建國之前是英國殖民地，對台澎法理地位比較有可能會接近英國的立場，英國認為台澎領土主權未定。蓋亞那與ＰＲＣ政權建立外交關係時並沒有對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問題表態，所以台灣代表處設不成的原因有可能是政治上的影響。

英國的立場意見可以看　台澎國際法法理建國聯線的網站　http://www.rotpnetwork.tw/reference.php?LA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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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將在立陶宛設立的台灣代表處法律性質為何？
立陶宛這個台灣代表處跟蓋亞那台灣辦事處的法律性質都是非官方的單位，因為他們都不承認ＲＯＣ政權是中國國家政府。所以不是國與國的外交關係，可以類比為民間團體，企業在海外開辦事處。

這類代表處可以說是ＲＯＣ政權派駐在他國的事實上的外交使館，但仍舊不是官方的單位，法律位階上是受ＲＯＣ政權委託處理官方事務的民間單位。就好比政府路邊停車格會委託民間單位來協助開單收錢這樣。但法律上它沒有外交大使館的地位。派駐的外交人員就未必能享有外交官的禮遇。能得到什麼待遇要看駐在國的立場，有可能會因為駐在國與ＲＯＣ政權關係良好，就給予外交人員相當於外交官的禮遇；有的國家則可能會直接要求ＲＯＣ政權派駐的外交人員遵循與一般觀光客相當的規則這樣，而這就是ＲＯＣ政權不被承認是國家政府，導致外交人員欠缺外交官地位的現實。

ＲＯＣ政權派去ＲＯＣ政權邦交國的大使就是中國大使，絕對不是台灣大使喔！

🧋延伸閱讀🧋

台灣有邦交國嗎？https://wp.me/pd1HGm-7H

ROC政權慣用語的背後意義與建國派的建議用語 https://wp.me/pd1HGm-g7

華台不分的現象、國家正常化的問題 https://wp.me/pd1HGm-m3

#終止代管自決建國

同盟國是什麼？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https://wp.me/pd1HGm-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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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EP23重點整理】 台澎小堅果

時間：7/10（六) pm8

講者：臺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創辦人－黃聖峰 ＋皮筋兒

主題：

1. 同盟國是什麼？

2. 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3. 如果ROC政權與PRC政權簽訂和平協議，假設ROC政權併入PRC政權而消失，那台澎的盟佔代管機構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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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盟國是什麼？
同盟國當初怎麼出現的？扮演什麼角色？但因為它的中文翻譯有個「國」、讓人以為是法人，這其實都是文字造成的誤解。同盟國的英文是 Allied Powers，這個 s 是複數，意指由很多國家組成的軍事同盟。

在1941年，針對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以及軍國主義（義大利、日本帝國）等等的侵略，一開始是由26個國家集合起來合作簽署這份聯合國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這些簽署多邊國家條約的國家彼此之間達成協議，在軍事上合作約定來對抗共同敵人。

同盟國只是軍事政治結盟並不是國際組織喔！也不是法人喔！也沒有組織架構！

聯合國則是二戰結束後組成的國際組織，具有國際組織法人格，聯合國憲章就是組織章程，加入的成員必須簽署並遵守組織章程。

同盟國成員基於法律上平等原則共同建立軍事同盟，彼此地位平等，這些國家建立起來的軍事同盟，這之中不一定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其中還有大英國協的自治領喔！例如加拿大、澳洲等。

我們在看到同盟國的行動時，要知道這是所有成員的行動集合。每一個成員都有其獨立性，是基於共同目標進行軍事合作。關於戰區分配、軍事戰略合作等等就是彼此一起協調，達成合意後而作出共同決定。

那什麼是盟軍？只要是加入同盟國的這些成員（國家或政治實體），他們的軍隊在執行與軍事同盟目的有關的軍事行動任務時，就是盟軍、同盟國軍隊。

「同盟國軍隊」指的是參與同盟國這個軍事同盟的各個成員的軍隊。盟軍成員的軍隊必須聽命於各盟軍成員。

本質上這些軍隊仍舊是參與同盟國成員的軍隊，只是在執行同盟國任務時取得盟軍的身分。像美軍在二戰執行同盟國的任務時，它的身分會是美軍也同時會是盟軍身分。

這些盟軍成員的軍隊彼此基於聯合國家宣言互相協助，並在執行同盟國任務時同時多了盟軍身分。

任何以軍事同盟名義執行的行動，本質是參與同盟國的各個成員行動的集合。就像二戰美軍執行同盟國任務打日本時，這個過程中美國軍事行動跟策略，法律上的效力會向上延伸到所有同盟國成員。

原則上，同盟國這個軍事同盟要對所有盟軍的行為負責，而加入同盟國的所有成員也要為此負責，但在責任追究上，最終仍舊會回歸到實際做出該行動的成員身上。

所以才會說每一個參與成員的獨立性是存在的，同盟國的行動是所有成員行動的集結。如果同盟國是法人，責任會規屬於該法人。一旦法人解散了，就找不到對象可以負責。但情況不是這樣。由於同盟國不是法人，如果有哪個盟軍成員出問題，追究責任時不會「只是」停留在同盟國這個軍事同盟上，而是可以追究到實際發生問題的成員身上。

同盟國要執行哪些任務，原則上也必須是經由相關成員討論好才會執行，所以每個成員當然多多少少要對任務造成的結果負些責任，但最終責任還是由實際造成結果的成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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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同盟國陣營眼中的中國代表政府是以蔣介石為首的ROC政權。

軸心國陣營眼中的中國代表政府則是汪精衛在中國南京成立的ROC政權。

在國際法上，蔣介石這個ROC政權才會是國際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

而1937年日本把中國南京拿下來還佔領下來，日本扶持的汪精衛這個ROC政權本身是由佔領者在佔領地扶植成立的政權，在法律定性上會認定傀儡政權。在國際法上是不會得到承認的，因為傀儡政府沒辦法展現一個主權國家必須具備的獨立自主性。

這張圖說明了「同盟國（軍事同盟）」、「盟軍成員（軍事同盟參與者）」、「盟佔代管（軍事同盟參與者共同授權特定對象代全體參與者實施的佔領及管理）」之間的關係。

蔣介石代表的ROC政權就是當時同盟國軍事同盟中所有成員認定的中國合法政府。當日本投降，舊金山和約還沒簽時，1945.9.2《降伏文書》簽署當天，盟軍總部發布《指令第一號》裡面的附件《一般命令第一號》有指派蔣介石的ROC政權代表盟軍全體來台受降並軍事占領台澎。

《一般命令第一號》寫得很清楚就是同盟國分區佔領日本的軍事安排。

ROC政權履行盟軍的任務，在1945.10.25在台北辦受降典禮，同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這一天開始運作。提醒大家，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中的「台灣省」這三個字，看起來很像是ROC政權想代表的中國中的內部組織。但它其實是為了執行盟佔代管任務所成立的機構，所行使的權限是同盟國所有成員所授予的權限，並不是中國自己的權限，有權佔領戰敗國日本領土的是同盟國所有成員。任何為了佔領成立的機構，無論是那個國家、編制如何，這個機構在法律上的性質就是盟佔機構。

換句話說，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這個盟佔代管機構的職權是獨立於ROC政權代表的中國之外的。ROC政權就是盟軍全體成員的「代理人」的身分，即使它故意將成立的機構名稱裡加上「台灣省」也沒辦法改變盟佔代管機構的本質。

補充聖峰在社群提過的：

蔣介石（同盟國成員Ｘ的軍事將領）被指派代表盟軍到台澎受降，之後在台澎成立軍事佔領機構Ａ實施軍事佔領，這個軍事佔領機構Ａ在實施軍事佔領時，可以運用同盟國任何一個成員的軍隊，只是因為蔣介石是同盟國成員Ｘ的軍事將領，所以蔣介石使用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

真正具有佔領權限的單位，是蔣介石在盟軍全體成員授權下在台澎成立的「為盟軍全體成員實施軍事佔領的」軍事佔領機構Ａ，而不是蔣介石所屬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

所以假設：

1.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政變另立軍事政府，與ROC執政黨對立，則此新的軍事政府/組織還有依據《一般命令第一號》佔領台澎的權力嗎？

答：佔領台澎的權限在軍事佔領機構Ａ，不在派員運作軍事佔領機構Ａ的同盟國成員Ｘ的政府，所以即使同盟國成員Ｘ內部出現有別於原中央政府ａ的其他政權ｂ，政權ｂ也不會因此取得佔領台澎的權力。

2.ROC將軍隊裁撤，ROC政權可以代表盟軍佔領台澎嗎？

答：軍事佔領機構Ａ可以運用任何盟軍成員的軍隊，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裁撤，軍事佔領機構Ａ可以使用同盟國成員Ｙ的軍隊。

「軍事佔領是幹嘛用的、在什麼狀況下才會結束？」是國際社會長期運作之下形成的慣例規則，不是由英國內閣的報告來決定，也不是由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來決定。

這就好比我說：在台澎殺人（依照目前治理台澎的治理當局的刑法規定）可能會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此時，之所以在台澎殺人會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不是因為「我」這麼說，而是因為目前治理台澎的治理當局的刑法如此規定。

同理，美國國務院提到ROC政權在代表盟軍受降之後合法治理台澎，英國內閣提到軍事佔領要在戰後最終處置確定才結束、就只是相關國家在闡述「（依照國際法及國際慣例）軍事佔領會以什麼方式開始、在什麼狀況下才會結束」，而不是因為他們這麼說，軍事佔領才有這樣的作用、才會那樣結束。

「軍事佔領的作用，是在戰爭正式結束，戰後相關處置確定前，維持被佔領地區的正常運作」，這是國際社會數百年來進行大大小小成千上萬次的戰爭所形成的規則、慣例。

所以，在戰後最終處置確定前，軍事佔領不會結束。

另外，由於軍事佔領本來就只是「最終處置確定前，維持相關地區在正常運作狀態」的「手段」，所以，規範軍事佔領要如何進行的《一般命令第一號》當然不會有決定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的效果。

至於佔領何時會結束，取決於最後處置何時確定。

實施軍事佔領的命令本來就不會特別寫何時結束，因為在下命令的當下沒有人知道最終處置何時才能確定。

因此，實施軍事佔領的命令一定都是有開始時點，沒有結束時點的命令。

至於《舊金山和約》第六條指的是「《舊金山和約》生效時『日本』的軍事佔領」該怎麼結束，由於台澎在《舊金山和約》生效時，已經不是「日本」的一部份，規範《舊金山和約》生效時的「日本」的軍事佔領何時結束的《舊金山和約》第六條，與在《舊金山和約》生效時已經不是「日本」的台澎的軍事佔領該怎麼處理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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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ROC政權與PRC政權簽訂和平協議，假設ROC政權併入PRC政權而消失，那台澎的盟佔代管機構怎麼辦？
盟佔代管機構即使一開始是由ROC政權成立的，由於盟佔代管機構是在盟軍全體成員授權下成立的單位，法律上是有別於ROC政權而獨立存在，所以不會被ROC政權發生的任何事情改變。

假設如果真的發現ROC政權消失了，沒人運作盟佔代管機構，那同盟國成員中就會有人接手了。在所有盟軍成員中，與台灣距離最近的就是美國了，美軍在沖繩有部署。萬一ROC政權說要跟PRC政權合併，那當然同盟國成員之一美國就會出手。

但我們要強調，法理建國派從未主張己願他力或要等到別的同盟國成員接手。

法理建國派主張的「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由台澎住民以身為原日本殖民地駐民及其後代的身分趕快來行使去殖民化住民自決權決定未來，這時候就會確定台澎的戰後最終處置，那這個盟佔代管就可以終止了，因為台澎戰後最終處置到此也算確定了。

➖➖➖➖➖以下進階思考➖➖➖➖➖

#進階思考：分享社群中聖峰曾說過的

盟佔的實際執行單位是中華民國政權成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制為台灣省政府），這個單位雖然在組織架構上列在中華民國政權的組織內，但實際法律上屬性是「獨立於中華民國政權之外，與中國國家政府是誰無關的盟軍機構」。

這個盟軍佔領機構是「由中華民國政權以盟軍代理人身分」設立，並「由中華民國政權以盟軍代理人身分派自身人員實際運作」。而目前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實質凍結「省」這個層級，所以中華民國政權可以說已經沒有派自身人員運作這個盟軍佔領機構，而是把這個盟軍佔領機構的工作移轉到中華民國政權其他單位來執行。

在中華民國政權因自主宣布解散，或因選擇與PRC政權合併而消滅的場合，由於盟軍佔領機構是「獨立於中華民國政權之外的盟軍機構」，所以中華民國政權若在法律上消滅，這個「獨立於中華民國政權之外的盟軍機構」並不會跟著消滅。機構仍舊存在，只是沒有人實際運作。此時，二戰盟軍成員可直接派員到台澎接手運作該機構。由於這個盟軍機構當初成立時所依附的中華民國政權已經不存在，到台澎接手的盟軍成員自然會將其名稱做適當的修改。

另外，PRC政權並不會因為ROC政權消滅或併入該政權而取得派員接管的資格。講白了，二戰盟軍成員本來就沒有打算讓PRC政權接管台澎。

其實，大多數二戰成員早就已經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因此，對大多數二戰成員來說，「中國主權國家『早就』是由PRC 政權代表」。英國在 1950 就已經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美國也在1979年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但它們從來就不曾考量過要將台澎的代管權限移交給他們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PRC政權。

總之，ROC政權之所以能夠佔領代管台澎，本來就不是因為它是中國代表政府，而是因為盟軍授權它來台澎受降、讓它成立並運作盟軍佔領代管機構。這個盟軍代管機構在法律上是盟軍機構，不是ROC政權的內部單位。只是因為這是ROC在盟軍授權下成立的，裡面的人員又是以ROC政權的人為主，所以被ROC政權塞進自己的政府組織編制裡。當然，ROC政權為了把「台灣光復」的戲演下去，也必然會將這個盟佔機構放在自己的政府組織編制裡。但無論ROC政權把盟佔機構放在自身組織內部的哪個地方、叫什麼名字，盟佔機構始終就是一個獨立於ROC政權的存在。

所以就算ROC政權解散了，當初它為了執行盟佔任務所成立的盟佔機構「在法律上」仍舊存在，即使沒有人運作，這個盟佔機構仍舊存在。而任何在後來得到二戰盟軍成員任命接手的單位，都可以直接讓這個盟佔機構復活，並發揮所有的作用。

事實上，二戰盟軍成員在任命接手者這件事情上，享有極高的自由度。它們可以任命任何可以履行法律責任、承擔法律上義務的法律上行為主體來接手。因此，任何國家政府、任何國際組織，乃至於任何個人，都可以被任命來接手運作盟佔機構。

《舊金山和約》的未定安排就是將台澎戰後最終安排「留待日後處置」。

在這情況下，因為盟軍成員是將本來該在和約中處理的事留到日後才處理，佔領當然「必須」要繼續。

如果《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最終處置沒確定的台澎的佔領就結束了，那日後要回來處理的時候，如果台澎被其他沒得到授權的單位強佔，盟軍成員豈不是要先打一仗奪回控制權才能處理？

盟佔不結束就是要確保盟軍成員之後處理時控制權仍在手上。

《一般命令第一號》就是二戰後所有對日軍事佔領、讓日軍繳械的法律根據（甚至包括駐日本本土的盟軍總部在內），當然非常重要。

依照《一般命令第一號》實施的軍事佔領，必須遇到具有可以結束戰爭關係的法律效力，且對相關地區的戰後安排有辦法做出最終決定的文件或動作出現才會結束。

「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法律根據是48個盟軍成員跟日本簽署的《舊金山和約》，不是《一般命令第一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是所有盟軍成員實施軍事佔領的法律上根據。

另外，請注意一件事：

《一般命令第一號》是對日本及全體盟軍成員都具有效力的軍事命令，是只用幾個字就能指示數百萬軍人的行動，影響上千萬人權利義務關係的軍事命令。

請對這份命令給予應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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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基本原則就只有一個而已：只有在法律上具有適當權限的主體，採取足以產生法律上效果的行動，才有可能改變法律上的狀態。
要解決「在國際法下，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問題，只能透過在國際法中可以確立領土歸屬的方式來進行：由具有領土主權歸屬決定權的法律上主體來決定。

要結束「台澎的盟佔狀態」，只能透過讓「盟軍全體成員對台澎進行軍事佔領的理由」消失來進行：讓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讓台澎戰後領土主權歸屬確定。

所以，只要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盟佔就不會結束。

而要讓台澎領土主權歸屬確定，兩條線：

1.盟軍全體成員聚在一起決議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對象，或議定一個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對象的程序，然後依據該程序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對象。

2.直接依據二戰後「去殖民化」國際共識，讓原日本殖民地台澎的住民，行使在國際法架構下得到認可的自決權直接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

盟軍成員身為戰爭勝利者所具有的「戰勝者決定戰敗者領土（台澎）未來」的權利，跟曾受日本殖民的台澎住民在「去殖民化」脈絡下，「殖民地住民決定殖民地（台澎）未來』的權利兩者相互獨立，在法律上存在「競合」狀態。

任何一個權利行使之後，都能夠確定台澎的領土主權歸屬，也都能夠產生「讓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進而使盟軍佔領狀態結束的效果。

至於ROC政權跟PRC政權之間，不管怎麼私相授受，或甚至是讓PRC政權派解放軍來掌控台澎，都無法改變「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是盟軍佔領地」的法律狀態。

這就好比你的房子，被從某黑幫被趕出來的黑幫前幫主佔據，然後這個前幫主某天跑回自己的黑幫，然後跟現任幫主講好，說要讓現任幫主用你家的房子。

來，請問你家的房子會因為這樣就變成黑幫的財產嗎？

不管黑幫前幫主、現任幫主住多久、用多久，你的房子，始終是你的房子。

ROC政權具有兩個身分：

可以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中國（流亡）政權跟盟軍佔領任務的執行者。

中國政權身分讓它能以中國政府的身分合法治理中國領土金馬東沙，甚至可以處分中國領土金馬東沙。

盟軍佔領任務執行者的身分讓它可以成立、運作佔領機構來合法治理台澎，但這個身分只能治理台澎，而沒有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的權限。

所以，就算它掩飾自己身為盟軍佔領任務執行者的身分，始終以中國政權的身分示人，還扯「台灣光復」說台澎領土主權屬於自己要代表的國家，它在台澎，仍舊是盟軍佔領任務執行者，它也仍舊沒有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的權限。

今天你在公司委託下管理公司車，就算你平常都開著公司車在外面跑，還很無恥地說這台車是自己花多少錢買的，甚至還將這台公司車依照自己的喜好進行改裝，公司車仍舊是公司車。

你不會因為把公司車依照自己的喜好改裝、你的街訪鄰居親友都「相信」這台車是你的，就能把這台公司車轉手賣給你的混帳兄弟。

這樣應該就可以瞭解為什麼法理建國派會一再強調並說明「台灣地位未定／盟佔」狀態持續至今了吧？

法理建國派之所以會一再強調「盟佔狀態」持續至今，

就是因為至今都不曾發生過可以改變／終結「盟佔狀態」的事件。

法理建國派提出來的，是「法律上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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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狀態（應然）與現實上的狀況（實然）未必是一致的。
但這並不表示「當現實上的狀態與法律上的狀態不一致時，法律上的狀態不存在」，也不表示「當現實上的狀態與法律上的狀態不一致時，現實上的狀態不存在」。

應然與實然之間如果出現差距，連結出來的是兩個行動方向：

1.以確保現實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法律狀態的行為，讓法律狀態與現實狀態相符。

2.以確保法律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現實狀況的行為，讓現實狀態與法律狀態相符。

舉例來說：

某甲偷偷開著只能用於公務的公司車Ａ上下班，親朋好友也都以為那台車是他的

　應然：公司車Ａ屬於公司，且只能用於公務。

　實然：某甲將公司車Ａ當成自己的車用於私務，親朋好友也認為那台車是他的。

此時，讓應然與實然一致的方法有兩個方向，至於要朝哪個方向走，自然要做利弊評估：

1.以確保現實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法律狀態的行為，讓法律狀態與現實狀態相符：讓公司車Ａ變成某甲的車，能自由使用於私務。

做法：某甲跟公司把公司車Ａ買下來，自此取得該車所有權。

2.以確保法律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現實狀況的行為，讓現實狀態與法律狀態相符：讓公司車Ａ維持公司車狀態，只能使用於公務。

做法：某甲停止將公司車Ａ用於私務，並老實告訴親朋好友那台車是公司的，不是自己的。

回到台澎的狀態：

法律上，應然面：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中華民國政權只是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代管台澎。

現實上，實然面：中華民國政權不斷宣稱自己所代表的國家擁有台澎領土主權，並把台澎當自己的領土在利用。

若以確保現實狀態為目標，那就必須採取行動讓ROC政權代表的國家（中國）擁有台澎領土主權。而完成這個路線的直接結果，是讓主張自己繼承ROC政權的PRC政權可以合法主張統一台澎。

若以確保法律狀態為目標，那就必須採取行動讓ROC政權承認自己沒有台澎領土主權，只是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代管台澎。而完成這個路線的直接結果，是讓「台澎還不是國家」的法律狀態被清楚認知，此時，希望台灣是主權國家的人就會去採取行動完成建國程序，讓台澎成為國家。

存在不等於真理。

一個現實狀況存在，不代表這個現實狀況的存在本身合理、但這個現實狀況的存在一定有它的理由。至於這個理由合不合理，那是另一回事。

類比到台澎的狀況：

PRC政權威脅行使武力侵略台澎，這個威脅雖然存在，但它存在並不表示這個威脅是合理的。

而這個威脅的存在，確實有它的理由：

因為ROC政權主張它已經為自己代表的國家（中國）取得台澎領土主權，而PRC政權主張它繼承ROC政權的中國代表政府身分，所以PRC政權主張身為中國代表政府的它可以行使武力為擁有台澎主權的中國掌控台彭。

所以，PRC政權威脅行使武力侵略台澎，確實有理由。但這個理由合不合理呢？史實跟國際法告訴我們，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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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資料裡面都講過了ROC政權可以主動終止代管了，

不過我想順便藉這個機會「法普」一下，講一下相關的基本法律知識。

在基本法律關係中，有個關係稱之為「代理」：代理人以本人的名義為法律行為，該法律行為則對本人產生法律效力，也就是產生如同本人自己親自做這個法律行為所產生的法律效果。

而在基本契約關係中，有種契約稱為「委任／託」：當事人Ａ（委任／託人）與當事人Ｂ（受任／託人）間約定，由當事人Ｂ為當事人Ａ完成一定事務。這就是委任／託。

由於委任／託關係是由雙方「合意」所形成的「契約」關係，所以在概念上，契約任何一方都可以結束這個關係。

如果今天有兩個人約定成立一個「委任／託」契約，而契約的內容，是由委託人Ａ（本人）請受託人Ｂ（代理人）以委託人Ａ的名義去完成一定行為，而且這個行為對委託人Ａ產生法律效力，這個關係就是所謂的「代理委託關係」。也由於「代理委託關係」是一個委託契約，所以，委託人Ａ（本人）跟受託人Ｂ（代理人）都可以主動結束這個關係。

在「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管理台澎」這件事來說，盟軍全體成員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就是代理委託關係：

盟軍全體成員（本人）委託ROC政權（代理人）以盟軍全體成員的名義去佔領、管理台澎。

由於是代理委託關係，所以無論是做出這項委託的盟軍全體成員，還是接受委託的ROC政權，都可以主動結束這個關係。

因此，ROC政權當然可以終止自己被委託交付的代管任務。

但在這裡要注意的是，

「盟軍全體成員佔領管理台澎的權責的結束」跟「盟軍全體成員跟ROC政權之間代理委託關係的終止」是兩回事。

由於「在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前」盟軍全體成員都會具有佔領管理台澎的權責，

因此，就算ROC政權自己主動宣布終止與盟軍全體成員的代理委託關係，

只要「台澎戰後最終處置尚未確定」，盟軍全體成員仍舊具有佔領管理台澎的權責。

如果要舉例的話，就好比：

父母在法律上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必須要子女成年，父母身為法定代理人的權責才會結束。

假設某對父母需要離開自己的小孩到海外工作，於是委託友人甲代行其法定代理人職務，

然後友人甲覺得這對父母的小孩一天到晚搞事，不想管了，於是跟他們的父母表示自己不願意繼續當代理人了。

此時，雖然父母與友人甲之間的代理委託關係因為友人甲終止契約而終止，但父母的法定代理人權責仍舊存在。

所以，父母可以另行委託友人乙代替自己行使、履行法定代理人的權責。

另外，法律上的關係並不會因為實際執行者的主觀認知而改變。

這就好比，我今天叫你去開「我的車子」，你「主觀上」把這台車子當成自己的車子在用，這台車子也不會因為你「主觀上」把這台車子當成自己的車子在用，就變成你的車子啊。

在盟佔任務的執行上，中華民國政權是依照它本身的運作規則，運用自己的人去「執行這項任務」。所以不管它主觀上怎麼想，總之任務是被執行了。

這就好比你今天委託某個工匠為你做一個雕像，這個工匠用他手邊的工具、叫他的學徒來雕刻這個雕像，然後這個工匠把這個雕像當成為自己製作的那樣來雕刻。但無論如何工匠在過程中使用多少工具、找了多少人來幫忙、投注了多少感情，那個工匠始終只是在為你製作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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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百年的實踐，國際社會對於軍事佔領該怎麼進行、要遵守什麼規範，已經形成一些必須遵循的規則。具體明文化的內容可參考《海牙公約》及《日內瓦第四公約》。
ROC政權在執行佔領代管台澎這項任務時，所運用的人員、工具、規則（憲法、法律、命令）及手段，只有在符合國際法中關於軍事佔領所形成的規則與慣例的範圍裏面，才能合法產生法律效果。如果是超出或違反相關規則慣例的行為，就會產生相應的法律責任。若要追究ROC政權在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法律責任，基本上要在自決建國之後才有辦法有效追究。

舉例來說，在關於軍事佔領的規範中，佔領者可以「『有償』徵用佔領地人民的財產」來應付佔領管理之需。如果佔領者今天訂了一個規定說可以「『無償』取用佔領地人民的財產」，這個規定違反佔領規則，不會被認定是合法的管理措施。佔領者依據這個規定無償取用的財產都是非法取得、非法使用，並會因此產生返還徵用物並支付使用費，或支付收購徵用物費用的法律責任。雖然在仍處於佔領狀態下去要求佔領者面對錯誤給予賠償並不是不可能，但成功機率不高。現實上，這類法律責任的追究，基本上要等到在法律上可以合法代表佔領地人民的單位出現之後，才能有效向佔領者追究責任。

最後一點要提的是，對盟軍全體成員來說，ROC政權在佔領代管台澎過程中所做的一切違反國際法中佔領規則及慣例的行為，都必須由ROC政權負最終責任。

盟軍全體成員確實「可能」會因為明知ROC政權違規，卻還放任它這麼做而必須負上連帶責任，但最終仍舊必須由ROC政權負最終責任。而ROC政權的繼承者，則必須繼承它的法律上責任。

舉例來說，

你委託自己的朋友甲照顧自己的車子Ａ，結果朋友甲在做例行保養的時候，用了劣質的產品導致車子引擎受損，朋友甲因此必須負責將車子Ａ的引擎修好。

後來你在甲修好車子之前就把它賣給朋友乙，因為甲的責任是把車子Ａ的引擎修好，誰擁有車子Ａ就能要求某甲把車修好，所以乙可以要求甲將車子引擎修好。

後來某甲不小心因為吃麻糬噎死，他的兒子小甲身為他的繼承人，就必須擔下將車子Ａ引擎修好的責任。

另外，朋友乙當然也可以要求賣車給他的你跟甲一起負責把引擎修好，但因為把引擎弄壞的是甲，所以即使你幫忙把引擎修好，最終也會向甲／小甲追討修理費用。

在上例中，委託人是委託朋友甲照顧自己的車子。

在盟佔的例子中，盟軍全體成員委託ROC政權佔領管理的台澎，雖然在法律上並不是盟軍全體成員的領土，但盟軍全體成員在法律上可以決定台澎領土要歸屬給誰，所以雖然不是「台澎領土主權的法律上擁有者」，但在法律上具有的權利，與「台澎領土主權擁有者『相當』」。

所以，「委託他人照顧自己的車子」的例子雖然與「盟軍全體成員委託ROC政權佔領管理台澎」在「所有權」的角度上不一致，但在「決定所有權歸屬的權利」這點，在法律上是一致的。

AI 助陣醫學、防疫，個人隱私難兩全？

2021/06/09 研之有物

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評論

本篇來自合作媒體研之有物，作者周玉文、黃曉君，INSIDE 經授權轉載。

AI 醫療、科技防疫的人權爭議

健康大數據、人工智慧（AI）已經成為醫療研發的新聖杯，新冠肺炎（COVID-19）更將 AI 技術推上防疫舞臺，各國紛紛串聯大數據監控足跡或採用電子圍籬。但當科技防疫介入公衛醫療，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讓渡了個人隱私？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天網」恢恢，公衛醫療的新利器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大爆發，全世界為了因應危機展開大規模協作，從即時統計看板、預測病毒蛋白質結構、電子監控等，大數據與 AI 技術不約而同派上用場。但當數位科技介入公共衛生與醫療健康體系，也引發人權隱私的兩難爭議。

2020 年的最後一夜，臺灣再次出現本土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警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都不應參加大型跨年活動。而且，千萬別心存僥倖，因為「天網」恢恢，「我們能找得到您」！有天網之稱的電子圍籬 2.0 出手，許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挑起國家進行隱私監控的敏感神經。

隱私爭議不只在防疫戰場，另一個例子是近年正夯的精準醫療。2021 年 1 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布亞太區「個人化精準醫療發展指標」（Personalised-health-index）。臺灣勇奪亞軍，主要歸功於健全的健保、癌症資料庫及尖端資訊科技。

國際按讚，國內反應卻很兩極。早前曾有人質疑「個人生物資料」的隱私保障，擔憂是否會成為藥廠大數據；但另一方面，部分醫療研究者卻埋怨《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很嚴、很卡，大大阻擋了醫學研發。為何國內反應如此分歧？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原因之一是，

《個資法》早在 2012 年就實施，跑在 AI 時代之前，若僅僅仰賴現行規範，對於新興科技的因應恐怕不合時宜。

健保資料庫爭議：誰能再利用我們的病歷資料？

來看看曾喧騰一時的「健保資料庫訴訟案」。

2012 年，臺灣人權促進會與民間團體提出行政訴訟，質疑政府沒有取得人民同意、缺少法律授權，逕自將健保資料提供給醫療研究單位。這意味，一般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病例被加值運用，侵害了資訊自主權。案件雖在 2017 年敗訴，但已進入大法官釋憲。

民間團體批評，根據《個資法》，如果是原始蒐集目的之外的再利用，應該取得當事人同意。而健保資料原初蒐集是為了稽核保費，並非是提供醫學研究。

但支持者則認為，健保資料庫是珍貴的健康大數據，若能串接提供學術與醫療研究，更符合公共利益。此外，如果過往的數據資料都必須重新尋求全國人民再同意，相關研發恐怕得被迫踩剎車。

種種爭議，讓醫學研究和資訊隱私之間的紅線，顯得模糊而舉棋不定。何之行指出，「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權衡拉鋸，不僅是長久以來政治哲學家所關心的課題，也反映了現代公共衛生倫理思辨的核心。

我們有權拒絕提供資料給醫療研究嗎？當精準醫療的腳步飛也似向前奔去，我們要如何推進醫學科技，又不棄守個人的隱私權利呢？

「精準醫療」與「精準健康」是近年醫學發展的重要趨勢，透過健康大數據來評估個人健康狀況，對症下藥。但健康資料涉及個人隱私，如何兼顧隱私與自主權，成為另一重要議題。

去識別化爭點：個資應該「馬賽克」到什麼程度？

何之行認為，「健保資料庫爭議」短期可以從幾項原則著手，確立資料使用標準，包括：允許退出權（opt-out）、定義去識別化（de-identification）。

「去識別化」是一道安全防護措施。簡單來說：讓資料不會連結、辨識出背後真正的那個人。何之行特別分享 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研發公司 DeepMind 的慘痛教訓。

2017 年，DeepMind 與英國皇家醫院（Royal Free）的協定曝光，DeepMind 從後者取得 160 萬筆病歷資料，用來研發診斷急性腎衰竭的健康 APP。聽來立意良善的計畫，卻引發軒然大波。原因是，資料分享不僅未取得病患同意，也完全沒有將資料去識別化，每個人的病史、用藥、就醫隱私全被看光光！這起爭議無疑是一大教訓，重創英國社會對於開放資料的信任。

回到臺灣脈絡。去識別化指的是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個資或其他方式，無從辨識特定個人。但要達到什麼樣的隱匿保護程度，才算是無從識別特定個人？

何之行指出，個資法中的定義不甚清楚，混用匿名化（anonymous）、假名化（pseudonymised）、去連結（delink）等規範程度不一的概念。臺灣也沒有明確定義去識別化標準，成為爭點。

現行法令留下了模糊空間，那麼他山之石是否能提供參考？

以美國《健康照護可攜法案》（HIPAA）為例，法案訂出了去除 18 項個人識別碼，作為去識別化的基準；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則直接說明，假名化的個資仍然是個人資料。

退出權：保留人民 say NO 的權利

另一個消解爭議的方向是：允許退出權，讓個人保有退出資料庫的權利。即使健保資料並沒有取得民眾事前（opt-in）的同意，但仍可以提供事後的退出選項，民眾便有機會決定，是否提供健康資料做學術研究或商業運用。

何之行再舉英國國民健保署 NHS 做法為例：英國民眾有兩階段選擇退出中央資料庫 （NHS Digital）的機會，一是在一開始就拒絕家庭醫師將自己的醫病資料上傳到 NHS Digital，二是資料上傳後，仍然可以在資料分享給第三方使用時說不。畢竟有人願意為公益、學術目的提供個人健康數據，對商業用途敬謝不敏；也有人覺得只要無法辨識個人即可。

近年，英國政府很努力和大眾溝通，希望民眾認知到資料分享的共善，也說明退出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鼓勵人們留在資料庫內，享受精準醫療帶給個人的好處。可以看到英國政府藉由公眾溝通，努力建立社會信任。

參照英國經驗，目前選擇退出的比率約為 2.6%。保留民眾某種程度的退出權，但善盡公眾溝通，應是平衡集體利益與個人隱私的一種做法。

歐盟 GDPR 個資保護的四大原則

健保資料庫只是案例之一，當 AI 成為大數據浪潮下的加速器，最周全之策仍然是針對 AI 時代的資料運用另立規範。 歐盟 2018 年實施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 GDPR），便是大數據 AI 時代個資保護的重要指標。

因應 AI、大數據時代的變化，歐盟在 2016 年通過 GDPR，2018 年正式上路，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個資保護法」。包括行動裝置 ID、宗教、生物特徵、性傾向都列入被保護的個人資料範疇。
歐盟在法令制定階段已將 AI 運用納入考量，設定出個資保護四大原則：目的特定原則、資料最小化、透明性與課責性原則。

其中，「目的特定」與「資料最小化」都是要求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應在特定目的的必要範圍內，也就是只提供「絕對必要」的資料。

然而，這與大數據運用需仰賴大量資料的特質，明顯衝突！

大數據分析的過程，往往會大幅、甚至沒有「特定目的」的廣蒐資料；資料分析後的應用範圍，也可能超出原本設定的目標。因此，如何具體界定「特定目的」以及後續利用的「兼容性判斷」，便相當重要。這也突顯出「透明性」原則強調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義務。當蒐集方成為主要的資料控制者，就有義務更進一步解釋那些仰賴純粹自動化的決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透明性原則的用意是為了建立信任感。」何之行補充。她舉例，中國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芝麻信用，將演算法自動化決策的應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就連歐盟發放申根簽證都會參考。然而，所有被納入評分系統的人民，卻無從得知這個龐大的演算法系統如何運作，也無法知道為何自己的信用評等如此。

芝麻信用表示，系統會依照身分特質、信用歷史、人脈關係、行為偏好、履約能力等五類資料，進行每個人的信用評分，分數介於 350-950。看似為電商系統的信用評等，實則影響個人信貸、租車、訂房、簽證，甚至是求職。

這同時涉及「課責性」（accountability）原則 ── 出了問題，可以找誰負責。以醫療場域來講，無論診斷過程中動用了多少 AI 工具作為輔助，最終仍須仰賴真人醫師做最後的專業判斷，這不僅是尊重醫病關係，也是避免病患求助無門的問責體現。

科技防疫：無所遁形的日常與數位足跡

當新冠疫情爆發，全球人心惶惶、對未知病毒充滿恐懼不安，科技防疫一躍成為國家利器。但公共衛生與人權隱私的論辯，也再次浮上檯面。

2020 年 4 月，挪威的國家公共衛生機構推出一款接觸追蹤軟體，能監控足跡、提出曾接觸確診者的示警。但兩個月後，這款挪威版的「社交距離 APP」卻遭到挪威個資主管機關（NDPA）宣告禁用！

挪威開發了「Smittestopp」，可透過 GPS 與藍牙定位來追蹤用戶足跡，提出與感染者曾接觸過的示警，定位資訊也會上傳到中央伺服器儲存。然而，挪威資料保護主管機關（NDPA）宣告，程式對個人隱私造成不必要的侵害，政府應停止使用並刪除資料。

為何挪威資料保護機關會做出這個決定？大體來說，仍與歐盟 GDPR 四大原則有關。

首先，NDPA 認為挪威政府沒有善盡公眾溝通責任，目的不清。人民不知道這款 APP 是為了疫調？或者為研究分析而持續蒐集資料？而且，上傳的資料包含非確診者個案，違反了特定目的與資料最小蒐集原則。

此外，即便為了防疫，政府也應該採用更小侵害的手段（如：僅從藍牙確認距離資訊），而不是直接由 GPS 掌控個人定位軌跡，這可能造成國家全面監控個人行蹤的風險。

最後 NDPA 認為，蒐集足跡資料原初是為了即時防疫，但當資料被轉作後續的研究分析，政府應主動說明為什麼資料可以被二次利用？又將如何去識別化，以確保個資安全？

換言之，面對疫情的高度挑戰，挪威個資保護機關仍然認為若沒有足夠的必要性，不應輕易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國家採用「Smittestopp」這款接觸追蹤軟體，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有效的疫情控制，並不代表必然需要在隱私和個資保護上讓步。反而當決策者以防疫之名進行科技監控，一個數位監控國家的誕生，所妥協的將會是成熟公民社會所賴以維繫的公眾信任與共善。」何之行進一步分析：

數位監控所帶來的威脅，並不僅只於表象上對於個人隱私的侵害，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掌握「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 後對於特定當事人的描繪與剖析。

當監控者透過長時間、多方面的資訊蒐集，對於個人的「深描與剖繪」（profiling）遠遠超過想像──任何人的移動軌跡、生活習慣、興趣偏好、人脈網絡、政治傾向，都可能全面被掌握！

AI 時代需要新法規與管理者

不論是醫藥研發或疫情防控，數位監控已成為當代社會的新挑戰。參照各國科技防疫的爭論、歐盟 GDPR 規範，何之行認為，除了一套 AI 時代的個資保護規範，實踐層面上歐盟也有值得學習之處。

例如，對隱私風險的脈絡化評估、將隱私預先納入產品或服務的設計理念（privacy by design），「未來照護機器人可能走入家家戶戶，我們卻常忽略機器人 24 小時都在蒐集個資，隱私保護在產品設計的最初階段就要納入考量。」

另外最關鍵的是：設置獨立的個資監管機構，也就是所謂的資料保護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專責監控公、私營部門是否遵循法規。直白地說，就是「個資警察局」。何之行比喻，

如果家中遭竊，我們會向警察局報案，但現況是「個資的侵害不知道可以找誰」。財稅資料歸財政部管，健康資料歸衛福部管，界定不清楚的就變成三不管地帶。

綜觀臺灣現狀，她一語點出問題：「我們不是沒有法規，只是現有的法令不完備，也已不合時宜。」

過往許多人擔心，「個資保護」與「科技創新」是兩難悖論，但何之行強調法令規範不是絆腳石。路開好、交通號誌與指引完善，車才可能跑得快。「GDPR 非常嚴格，但它並沒有阻礙科學研究，仍然允許了科學例外條款的空間。」

「資料是新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臺灣擁有世界數一數二最完整的健康資料，唯有完善明確的法規範才能減少疑慮，找出資料二次利用與科技創新的平衡點，也建立對於資料二次利用的社會信任。

資料來源：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3814-ai-privacy-medical?fbclid=IwAR0ATcNjDPwTsZ4lkQpYjvys3NcXpDaqsmE_gELBl_UNu4FcAjBlscxMwss

今(27)日立法委員林佳龍在經濟委員會質詢台電黃重球董事長。林佳龍表示，台電現在準備做的是一是換民營電廠董事長、二是進行司法訴訟，「這是陰謀」，這兩個做下去，肥貓們就金蟬脫殼了，人民還繼續繳高額電費當冤大頭。

黃董事長到台電已有四個月，但對台電的改革是八個字「原地踏步、一事無成」
儘管我們講得再多，我們唯一要看的是做甚麼?林佳龍要求黃董事長說出目前為止哪一件所謂的改革完成了?黃重球答覆，台電經營改善報告要求今年增加收入減少支出目標是30億，到目前台電達成60億。林佳龍隨即表示，竟然把本來是浪費的事不做稱作是改革，這不是結構性、制度性真正的改革。台電現在準備做的是一是換民營電廠董事長、二是訴訟，「這是陰謀」，這兩個做下去，台電跟民營電廠都沒有責任了。

林佳龍舉例森霸公司，股權中台汽電佔32%、台糖佔20%、中華開發佔10%，政府對董事會有主導權，竟然放掉董事長，在改革的關鍵時刻抽手，應該利用董事長的位置與董事會重新對利差的部分來改革，重新訂約，「負完責再走嗎」，怎麼可以臨陣脫逃，換一個政府沒有主導力的董事長坐鎮，結果讓前面的肥貓「金蟬脫殼」，過去所做諸惡事都與離職的董事長無關?林佳龍指著台電總經理蔡文魁說，蔡文魁就應該要留在台汽電董事長任內堅守岡位、據理力爭，換掉與台電的購電契約，怎麼可以拍拍屁股回鍋台電擔任總經理，站在這裡備詢呢?

林佳龍再批台電的假改革，台電把跟民營電廠的購電合約推給司法訴訟，就是把行政權可以行使的權力，交給法院讓它纏訟十年也處理不出來，而這十年內，繼續用這個購電契約來購電，人民繼續當冤大頭。林佳龍說明明行政權可以以重大情事變更去終止購電契約，並將涉及刑事責任，有所不法的人士移交檢調單位去偵辦，訴訟也該以刑逼民。

林佳龍當面跟黃重球說，你若是真改革，就以台電董事長的身分去兼子公司、孫公司的董事長，真正大刀闊斧去進行改革。林佳龍質詢曾經是台汽電董事長的蔡文魁，總經理徐崧富兼森霸董事長，其個人在台汽電擁有160萬持股，「黃董事長，這個總經理有沒有辦法換?」。黃重球回覆，台汽電70~80年代成立時徐崧富代表中華開發，林佳龍隨即展開攻勢，就是當時黨國不分的年代，自訂規則，五鬼搬運，回來利益輸送跟掏空，「敢不敢辦?」，政府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負責。

林佳龍表示，面對台電的揭弊，讓人覺得很悲哀，連他接露台汽電投資魔神仔電廠弊案，竟然檢調一個禮拜就說調查後沒有問題不起訴，分明是護航、勾結，配後的影武者是誰?它也質詢能源局有沒有用公共工程安全、環境汙染等行政方法嚴格依法對付民營電廠的查驗?台汽電賺的不只是電價，還賺很多包政府工程，政府可以拒絕往來阿!台電改革是無能還是無心?還是同為共犯結構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