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公正文化，鼓勵提出問題，而非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談談公司化以外的台鐵改革」
　
昨天在交通委員會備詢時，王國財交通部長不斷強調「普悠瑪是車子的問題、太魯閣是工區管理的問題」。但是，這些只是個案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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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普悠瑪事故，撞出了台鐵驗收管理和車輛維護的問題，也讓台鐵進行了總體檢。
　
體檢報告要求台鐵建置安全管理系統（SMS），台鐵因此在2018年設立「營運安全處」，推動建置及落實安全管理系統。
　
然而，今年4月的太魯閣事故，又撞出了台鐵對於工區管理的問題。　
　
重大事故後的「總體檢」完成後，又再次發生重大事故，凸顯台鐵的問題不是個別問題，而在整體的組織與文化。
　
可惜的是，王部長的台鐵改革，「總路線就是公司化」，彷彿只要公司化，所有問題都會跟著解決。
　
事實上根本不是如此。
　
首先是組織的問題。
　
台鐵是三級機關中，具有超高密度組織法規範的特殊機關。​包括「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組織條例」​、「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所屬分支機構組織通則​」、「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組織條例」和「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組織條例​」。
　
連餐旅服務單位都要組織條例，就可以知道機關組織的僵化和龐雜。而運務、工務、機務及電務四大分支，看似各司其職的組織分工，實則各自為政，讓人力到資訊都難以統合。
　
這個問題，王國材部長非常清楚。因此在上任之後，就表示將設立「分區營運中心」，整合運務、工務、機務及電務的運作。
　
但是，「分區營運中心」並沒有組織法上的定位（事實上，連營運安全處都是黑機關！）。​這些仰賴部長授權而存在的單位，到底能多大程度「整合」台鐵，讓台鐵更安全，甚至建立「合作文化」？
　
可惜的是，從行政院到交通部，並不認為制度上的組織改造，應該優先於台鐵的公司化。
　
其次，則是文化問題。
　
特別是從公務機關的究責文化，走向公正文化（Just Culture）​的決心。
　
什麼是公正文化？
　
國際民航組織（ICAO）第9859號文件第1版有非常清楚的定義：「一個良好報告文化之根基乃為不處罰環境，員工須了解並認可何謂可接受行為和不可接受行為。雖在一個不處罰環境下，但管理者絕不容許明知故犯或是刻意違反之行為。在特定環境下，公正文化認可需有處罰行動，並試圖去定義可接受和不可接受行動或活動之界線。」
　
簡單講，在承認人會犯錯的前提下，可以欣然接受小孩指出國王沒穿衣服，員工指出台鐵螺絲掉滿地。
　
只有在互信文化下，才能鼓勵員工主動提出重要的安全資訊。
　
可惜的是，過去台鐵家醜一旦外揚，台鐵最先想到的都不是「怎麼解決問題」，而是「趕快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於是，從下班後主動巡查通報斷軌的道班領班、指出列車習慣性超速趕點的司機，到普悠瑪事件後具名接受媒體採訪點出問題的技術人員，都被一一懲處。
　
這樣的組織文化，如何鼓勵員工主動反映問題、解決問題？
　
最後，在制度上，鐵路法也沒有和「民用航空法」一樣，有對主動提出問題者減輕或免除處罰的保障。
　
民用航空法第112-1條：「對於前二條未發覺之違規，主動向民航局提出者，民航局得視其情節輕重，減輕或免除其處罰。」​這就是希望藉由制度性的保障，建立起「公正文化」，讓員工更容易主動表達疑慮以獲得資訊，防微杜漸。
　
人命關天，高度強調風險管理以確保安全的航空業，對吹哨者有相關保障，同樣涉及高度風險還常常出狀況的鐵路，又怎麼能不重視？
　
可惜的是，部長在今天的質詢上面表示，應該只需要內部規定做就好。只是，內部規定，難以成為阻卻法律責任的事由。
　
台鐵近年來，建置和落實安全管理系統的嘗試，我認為要予以肯定。
　
不過，如果不能直面沉痾已久的組織與文化，那麼，再多SOP的建立，只怕就像軍隊中的「喝水小卡」或保15-002表格（裝備檢查及缺失改正表），除了增加行政成本和偽造了更多文書之外，也難以阻止下一個普悠瑪，下一個太魯閣事故的發生。

「別因噎廢食，讓國家語言發展停下前進的腳步！」
　
​​這個會期，立法院首次試辦了國家語言通譯服務，為台灣本土語言發展，寫下了重大的里程碑。
　
不過在前幾天的爭議之後，立法院最終做出的決定，竟是暫緩施行服務，這實在讓我有些不解。
　
國家語言通譯服務，是依照《國家語言發展法》試辦的通譯服務或設備，提供立法院內申請使用，語言種類包含台語、客語、手語、原住民語言等國家語言。
　
事實上，台灣從來就沒有所謂的「官方語言」，而時代力量早在 2016 年就提出《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希望能夠積極支持國家各族群固有自然語言，並且明確定義，只要是台灣各族群使用之固有自然語言及手語，都是國家語言。立法院也在 2018 年正式三讀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
　
也就是說，不論是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手語都是「國家語言」的一種。
　
在《國家語言發展法》其中的多項條文，都採納時力黨團版本，當中第 11 條更明確指出：「國民參與政府機關（構）行政、立法及司法程序時，得使用其選擇之國家語言」、「政府機關（構）應於必要時提供各國家語言間之通譯服務，並積極培育各國家語言通譯人才。」
　
這樣的通譯服務，不僅是依法有據，更已經通過兩年多了！
　
舉例來說，苗栗是全台灣第一個施行「客語同步翻譯」的議會，議員或官員在質詢時若使用客語，其他聽不懂客語的議員或官員，可以同步透過即席口譯了解內容，讓質詢順利完成，也能保障關心公眾議題的客語族群，能有知的權利。此項服務從 2019 年開始，一直施行至今。
　
這些語言都是國家語言，我們就應該確保它們的使用在公共領域上暢行無礙。
　
因此，這樣的服務之所以存在，就是希望能讓立法院更實質地推廣多元文化和語言傳承。但是，現在卻因為出現爭議就暫緩了這樣的服務，會不會有些因噎廢食？
　
根據立法院發出的新聞稿表示，「目前通譯服務已指示相關單位加強溝通，包括如何申請使用、機器設備、專業領域名詞確認等等，期望能重新調整並溝通，在確認各方充分理解前，通譯服務暫緩施行。」
　
我認為，我們更應該視這次的爭議為一個契機，讓民眾能夠更了解當初法案通過的意涵和宗旨，也能透過這樣的公眾討論過程，凝聚社會共識。
　
我要呼籲立法院，請儘速將通譯服務改善完畢，讓《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意旨被確實執行，創造更友善的語言環境和多元文化的永續發展。
　
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台灣是多語國家，我們也有了《國家語言發展法》，未來，還應該更積極地保存各個國家語言、各個族群文化，讓這些國家語言能夠平等、友善的，在公領域中被使用。

🎸【疫情下的「謠言」？】
日前有民眾於PTT上表示「在臉書看到東吳似乎有學生確診」，後被調查局以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下稱傳染性肺炎條例）」第14條移送地檢署，最後檢察官認為該民眾確實有於臉書看到該消息，也有向東吳同學確認，且民眾發文的時候也真的有東吳學生確診，檢察官予以不起訴處分（下稱東吳案）。另外一個類似的案件是（下稱摸頭案），有一民眾在PTT撰文寫到「去年有症狀的根本不給驗，驗了也是摸頭陰性」，警察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違法）」第63條送辦，最終法官則是認為該名民眾是依據自己的就診經驗提出質疑、且言論自由應值得保護，並裁定不罰。
🎸【類似的兩案件，為什麼程序不同？】
原因就在於一開始的調查案件的主體並不相同。關於摸頭案中的社維法，我們可以把這部法理解成警察機關專用的行政法，社違法當中可大略分成兩種案件處理方式，一種是警察直接開罰（這就是為什麼惡鄰居深夜還在吵時，警察會對惡鄰居直接依照社維法開罰），一種是警察會送地方法院由法官裁定。摸頭案當中，依照社違法第63條規定，「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三萬元以下罰鍰，又依照社違法第43條以及辦理社違法案件處理辦法第32條，罰則當中有拘留的處罰時必須要移送地方法院簡易庭交由法官裁定，因此摸頭案當中，警察才會將案件送至法院，法官最後裁定不罰。
而東吳案的調查主體是調查局，調查局的主要工作是犯罪偵查，同時也是我國的情報機構，近年來也處理假消息的問題，與檢察署皆隸屬於法務部底下。因此當調查局針對案件進行偵查後，會交由檢察官去決定是否予以起訴。 如東吳案，調查局就以違反傳染性肺炎條例第14條移送檢察官，由檢察官最後以不起訴處分。
🎸【為什麼這兩名民眾最後都沒有受到處罰呢？】
社違法第63條以及傳染性肺炎條例第14條主要都是在處理「謠言」的問題，這兩名民眾沒有被處罰主要是因為檢察官和法官並不認為他們所說的是「謠言」。「謠言」是什麼？依照部分法院判決的定義：「『謠言』，乃指無事實根據憑空捏造、無的放失之為」，也就是畫唬爛的東西就是謠言。在東吳案中，該民眾有向東吳同學確認、事後也證明真的有同學確診；在摸頭案中，民眾是因為自己真實的就診經驗才提出質疑，故這兩案的民眾都沒有空穴來風般的畫唬爛、「製造謠言」。
而一般人又該怎麼避免自己因為製造「謠言」而被偵查機關調查呢？可以做的做法有：確認消息來源可靠、進行查證，或者是根據自己真實經驗所發言也不會被認為是「謠言」。一個謠言可能會影響我們、也有可能讓大眾陷入莫名的恐慌（如之前的衛生紙搶購潮），分享資訊是很重要的，但也要小心不要發出誤導的訊息喔！

新聞連結：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5675458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MxENzj

《國家語言發展法》自2019年總統公布施行，今年是施行後第一階段要交初步成績單相當重要的一年。上個月總質詢教育及文化組，我向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文化部李永得部長、教育部潘文忠部長質詢相關法規進度。而今天我來到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向教育部潘部長深入了解有關教育部部屬社教機構本土語言多元化以及本土語言課綱書面語名稱。

本土語言多元化友善環境
去年暑假期間辦公室接到民眾陳情，表示教育部部屬機構部分展覽僅只提供華語服務，專業用語部分也無法全然使用台語解說。為了解實際情形，辦公室隨即發便簽向教育部了解情況。據教育部回覆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場館主要以華語、英語、日語，以及縱使有提有供台語，但卻不見有民眾預約。

我希望教育部能主動調查了解，若有設置這類的服務，當然要好好宣傳讓大眾知道有提供本土語言導覽，若真的沒有設置此類服務，那就著手補強。並且，有機會提供資源後，我希望在「品質」上能有所要求，期望未來導覽因地制宜可以逐步做到全台語、全客語、全原住民語。專業領域用語在以前是沒有機會被創造，不是沒有詞彙，這就是所謂語言「現代化、專業化」，期望語言發展的路上持續與時俱進研究和發展。

讓台語成為台語
此外，我在今年 3 月 23 日總質詢時間有限，沒有機會來得及向潘部長追蹤去年 10 月在委員會質詢有關「台語不是閩南語」，那時部長回應表示各部會名字要一致。今年 1 月文化部表態擬規劃書面語 為「台灣台語、台灣客語、台灣原住民語」，因此這次就本土語課綱和母語教材課本的書面語使用，來跟部長做討論。

在此我想給語教育部潘部長肯定，感謝部長正向表態，當國家語言發展報告針對語言種類定義公告之後，教育部相關本土語言書面名稱一定會讓它一致化。

《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兩年，但我們在中央部會相關網站和課本，還是會看到過去中國國民黨政府打壓台灣母語的用詞遺毒，把台灣母語稱之為「方言」，實在非常可惜。希望今年在語言名稱書面語定義公告出來，逐一對名稱用語盤點並修正。

台灣本土語言相關議題我會繼續追蹤及關心，期望中央部會上下確立實踐的決心，共同打造台灣本土語言的友善環境。

所以，這次我特別要求教育部：
1. 中央先行示範規劃多語言友善環境，帶動地方社教場館，培養全台語、全客語、全原住民語之導覽內容
2. 部屬場館機構本土語言多元語言友善空間「常態化」，並多加積極宣傳。
3. 教育部為《國家語言發展法》教育主管機關，應積極改正「閩南語」及「方言」一詞。
4. 十二年國教111學年度上路前，本土語文課綱教材課本積極處理「書面語」，不再使用閩南語稱呼。

2021-03-31，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教育部 潘文忠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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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最重要的目的，是還原歷史真相。
真相必然伴隨傷痛，但仍應該要面對。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真相不可能釐清，傷痛也不可能好好被彌補。
近來許多政治檔案的開放，讓我們可以逐步釐清過去的政治案件，如陳文成案、林宅血案，都在一步一步還原隱藏的真相，也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的進展。
但目前國安局提供的檔案，雖然給促轉會的檔案是完全沒有隱去遮蔽的，但對外公開的版本，仍將涉及情報來源、管道、身分等資訊遮蔽；此外也限制當事人不得閱覽許多原持有檔案機關認為涉及國家安全和對外關係的資訊，反映在實務上的狀況，就是許多可能是加害者的單位和名字都被隱去遮蔽。
然而，國安局針對「有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或對外關係之虞」的定義應該要有合理標準，不應無限上綱，此外當事人及其配偶、繼承人理應有閱覽及知情權，因此我主張，政治檔案應以完整且未遮蔽的方式開放給受難者和家屬。
過去國家機器做了一些不好的、不正當的事，那些加害者並非憑空出現、憑空消失。即使目前加害者可能還在公務單位任職，或尚在人世，我們仍應該透過轉型正義的過程，讓他自發尋求社會大眾的諒解。畢竟轉型正義這件事不僅是及於「當事人」或其家屬，整個社會關係的修復、和解與共生，也需要有更多真相的釐清。接下來的促轉工作，我期望能盡可能突破相關法律的限制，以及思考未來供學界、大眾使用相關資料的方式，這部分希望促轉會能有相關的規劃和政策方向。
另外也想提醒，除了目前公務單位以外，過去國民黨底下有許多海外機構，可能也扮演指揮職業學生、監視的角色，在現行行政系統下，這些資料較難被取得與清查，但我們仍有必要持續查找國⺠黨透過海外佈建取得情報之管道，即外界⻑期猜測職業學生「打小報告」之相關資料，這也是台灣轉型正義工程不能忽視的一部分。
「人事清查」，或者「除垢」，一直是轉型正義工程中常用的法律或政策之一，也是轉型正義中算是非常困難的部分。過去台灣基進就一直十分重視轉型正義納入除垢法及落實的問題，未來我也希望能繼續推動修法，建立人事清查和除垢制度以對威權歷史究責。
最後，我注意到，根據BBC 2019年3月的新聞「三年來，對於轉型正義，中國大陸也將其標定為『去中國化的台獨分裂活動』」，中國談轉型正義本來就是很荒謬的事，就像你不能期望一個沒喝過珍奶的人，評論什麼是珍珠奶茶一樣。被中國評論台灣的轉型正義是去中國化的政治行動，正代表台灣的轉型正義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但我也要強調轉型正義應該是去戒嚴體制、去威權專制，檢討國家機器殺人的問題，並非去中國化。
轉型正義是國家在長遠發展非常重要的事，我們希望透過落實轉型正義，能保障最低程度的參政品質，避免類似當初德國納粹的事件再度發生，或讓打著民主反民主的共產體制，繼續影響我們的民主自由。
還原歷史真相，是為了能攜手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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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台灣廣受假消息、假新聞，或是有意為之的輿論風向煽動之苦，加深了對立，造成許多誤解和社會成本的浪費。
根據報載「法務部長蔡清祥認為有必要把資訊戰納入國安體系，日前與調查局長呂文忠兩度向總統蔡英文請命，盼能創設負責第一線作戰的「資安工作站」，終獲首肯，已於6號建置上線，宣告調查系統的第四軍正式成形。」
　　
資安工作站的設立，隸屬國安系統，上級機關為國安會。可處理假訊息查處、偵查資訊犯罪、境外勢力以科技影響台灣等。有別於後勤單位資通安全處，是調查局第一支有系統的正式辦案組織。
　　
這無疑是面對資訊戰與訊息戰所跨出的第一步，並讓國安會增加了一個可直接管控的接戰單位。
　　
但如果從報載的訊息來研判，成立調查局第四軍的規劃，在於對資訊站的攻擊與危害，比較像是以被動、防禦等方式進行假訊息的防制。
　　
然而，我們必須認知到，除了個人行為之外，這類資訊戰、訊息戰是一種在認知領域的作戰行為。實際上真正對我們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以這類行為所進行的組織性行為。而作為組織性行為，必然是有偵測、評估、策略、規劃、協作、整合....等等的系統性與積極性作為。也就是，我們台灣其實是面對國家或準國家型態的戰爭行為！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戰爭，而不僅僅是個人或集團犯罪的作為。
　　
面對戰爭，有時候「攻擊是最佳的防衛策略」！與其百般防守，不如化被動為主動，進行「攻勢防禦策略」，或許才是在我們資源有限，編制不多的小國最好的應對策略！
　　
戰略上來說，必須要有洞察、設計、規劃與執行「反擊」能力的單位規劃，才是個有效的策略與作為。
　　
如果把資訊戰當一回事，只由調查局資安站做現在被賦予的任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有在上位做指揮跟協調工作的組織。
　　
現在的攻擊是全面性的，過去年代就是發傳單，或巷口市場傳播耳語。現在是透過資訊網路，在多個社群、封閉群組大量散播。或對硬體的攻擊，比如DDos。這類新世代的複合式攻擊，可能包含民生、政治、議題、新聞、特定人物等等，方方面面的要滲透台灣。
　　
若以過去的狀況來看，我們的資訊戰相關單位，並不具前期預警與長期規劃的功能。又或者是，僅僅定位在司法行政性質的設定，這在設計規劃階段就已經自限於被動角色，必然受制於能動性強大的對手而左支右絀病苦苦追趕、補漏。
　　
目前台灣被公認是資訊戰第一線，在台灣實驗運作的手法，通常在半年至一年後，會複製至歐美等國家進行攻擊。坦白講資訊戰之於國安，我認為跟處理高傳染性病毒一樣辛苦，它是長時間、綿密的、延續性地對台灣進行攻擊。因此，我認為公私網路部門的合作、跨國際的合作、資訊戰相關人力的需求，這幾個項目非常緊迫且重要！特別是國安會、國防部資通電指揮部、國安局、調查局第四軍、行政院資通安全處等，如何衡向聯繫、如何業務分工，以及如何主導組織，這事關這場資訊戰的存亡勝敗！
　　
「我們只是技術上沒有正式開戰而已」美軍前海軍代理部長這麼說。
　　
和唐鳳政委討論資訊戰時，他拋出了一個大哉問：「要怎麼定義資訊戰的開戰？比如，軟硬體遭受到怎樣程度的攻擊？網路社群遭受怎樣程度的滲透？我們其實尚無法有明確的定義」
　　
而或許，我們早身在戰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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