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文社與《台灣文學》略考》

發行日據時代代表性文學雜誌《台灣文學》的啟文社，是由張文環、陳逸松、王井泉以及中山侑等人於1941年5月共組的出版社。由於不滿日本皇民作家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於是於1941年5月27日創辦了《台灣文學》。

舊址位於太平町3丁目28番地的啟文社，比對之後，非常意外地發現竟然與蔣渭水大安醫院同址！當年的大安醫院一共同時有三個門面，舊址對應了延平北路二段上的義美延平門市（29號與31號）、行冊（33號）與廣隆進菁仔行（35號）。

《臺灣文學》為季刊形式的雜誌，共發行了10期10冊。發行資金由王井泉、陳逸松、張清港援助，主要主編為張文環，中部地區由《臺灣文藝》發行人張星建負責、南部地區由鹽分地帶詩人吳新榮負責；從創刊號至1942年7月11日的第2卷第3號由蔣渭川的日光堂書局代理，之後轉由現址約於延平北路一段62號，舊址位於上奎府町2丁目24番地的清水書店代理販售。隔年1943年7月31日第3卷第3號秋季特輯號，再改由台灣文學社發行。同年11月13日於現今中山堂的公會堂召開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後，呂赫若主編的《臺灣文學》終刊號第4卷第1號，於12月25日發行後停刊。

出版僅有短短兩年餘，《臺灣文學》卻囊括了日據時代最活躍的作家們作品，諸如賴和、楊逵、呂赫若、龍瑛宗與黃得時，當中也不乏日籍名家西川滿等。張文環的著名創作《閹雞》刊於1942年7月11日的《臺灣文學》第2卷第3號，王昶雄的代表作《奔流》則收錄於1943年7月31日的第3卷第3號，同期並收錄了張冬芳翻譯的老舍《離婚》。

除此之外，《臺灣文學》並力邀台灣最著名的畫家參與，包括林玉山、林之助、楊三郎、李石樵、李梅樹、陳春德與日本桑田喜好等等，創刊號封面為李石樵所繪。

曾經代理《臺灣文學》的日光堂書局與啟文社同樣位於太平町3丁目28番地，根據蔣渭水後人蔣朝根說法，蔣渭川的所在位於這個舊址三開間最北邊的一戶，比對現在地址，應為現今廣隆進菁仔行的位置，延平北路二段35號。

再對照《1932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當中可見蔣渭水文化書局的標示，而在蔣渭水於1931年8月5日離世後，蔣渭川於1934年於原址開設日光堂書局，隨後的《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與《1936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皆能見到日光堂書局的標示。

往後的古籍地圖雖然沒能覓得啟文社的標示，但是從地址能夠確認從前的所在與現行的對應位置——蔣渭水的大安醫院與義美食品延平門市。

至於啟文社會位於這個地址？按照邏輯推論，他們或者是商請蔣渭川的日光堂書局照應協助，畢竟《臺灣文學》最初的五期皆由日光堂書局代理發行，全部在同一地址編輯製作可能時效更加倍迅速；也或者，啟文社只是單純在這裡和他人共享了一個辦公空間？

真相還待後人嚴謹考證，可是一個地址竟然能夠囊括台灣的文學、醫學、民主以及美味，真是太讓人驚訝了呢。

請與佳龍一起預約一場文化表演

疫情影響我們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各行各業都面臨到經營的危機。對於民眾而言，健康的衝擊是第一，經濟民生衝擊第二，而我們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可能是對台灣文化事業的嚴重衝擊，也可能是難以修復的傷害。因此，我們必須以行動來支持文化界。

蔣渭水先生在台灣文化協會第一期會報，發表著名的〈臨床講義──對名叫台灣的患者的診斷〉，渭水先生的診斷書裡是這麼寫的：

診斷：世界文化的低能兒。
原因：智識營養不良。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成立，是保存與發展台灣文化的重要起點。今年是2021年，剛好是協會成立100周年的紀念。百年療程，縱使刻苦，但民主化的成功，已為台灣文化犁出一片生長的泥土，我們當更細心灌溉。

100年來，從文化低能兒，到文化生根，我們終於辛辛苦苦發展出不同的文化事業，成為人們可以全心投入的職業工作。從人文出版、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影視產業，流行音樂等。這其中有許多不計報酬的人，懷抱使命感與熱情持續耕耘，才能有一點點的成績，甚至登上世界舞台。如今，我們何忍因為疫情的衝擊，重創這些人才的基本生計。
　
我想強調的是，有別於其他產業，文化領域的人才是獨特的，是必須花費更多時間淬鍊而生，若因為疫情的衝擊，導致解散、轉行，必將是國家文化重大損傷。
　
渭水先生的診斷，至今仍是一個帶黑色幽默的提醒。我們不斷累積而成的文化底蘊，其實是世代台灣人生長的養分，也是我們抵抗外來侵略的疫苗與抗體。
　
有感於此，我想邀請各界發起預約一場文化表演、或是文化消費的活動，用我們的力量支撐台灣的文化力。我與光合基金會將發起挺文化界的行動，邀請四方有力的夥伴，共同支撐台灣文化產業，讓我們預約一場明天的表演，留住台灣文化人才。
　
光合基金會

《孫中山誕辰紀念日》　蔣渭水的心事

楊儒賓／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新竹市）

1923年治警事件，蔣渭水一審判決無罪，但最後仍以判刑四個月三審定讞。圖為檔案管理局2015年展出首度曝光的蔣渭水治警事件一審無罪判決書。報系資料照。記者仝澤蓉／攝影。

十一月十二日是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在他誕辰二十二年後，一位和他同職業、同志業的革命家蔣渭水降生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他後來創立了日治殖民時代台灣唯一的反對黨—台灣民眾黨。在後來的後來的後來，又有一位醫生也創了黨，連名稱都一樣。

蔣渭水應當是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但他的心事似乎不太受到正視，雖然他的心事是遮掩得那麼清清楚楚。

一九二三年治警事件爆發，當時台灣重要的反對運動人物幾乎被一網打盡，蔣渭水自然也名列其中，被判刑四個月。在法院起訴時，法官質疑他既然身為日本帝國臣民，何以族群欄上寫中華民族？蔣渭水駁斥道：法官混淆了政治與民族的關係，國民是政治的範疇，族群是民族的問題。他身為日本帝國的國民，這是政治的現實，但他屬於中華民族，這是民族文化的事實。血緣文化的傳承是無從改變的。

法官不知有沒有被說服？但似乎沒有更怪罪之意。只是，蔣渭水的「中華民族論」真的那麼非政治嗎？他的話語如果真要非政治，他該說自己屬於漢族。國籍再怎麼改，改不了民族的事實。日治時期大部分的台灣反對運動人物用以畫清自己和統治者的界線，主要的武器就是漢文化，漢民族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即是漢文化。

但中華民族不等於漢族，在十九世紀末中國革命力量興起前，或者說在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前，「中華民族」一詞有多少人用？有「中華民國」一詞，才有中華民族，有「中華民族」的創造，才可安頓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主要族群的識別記號是漢族，民國成立了，各民族平等共存是政治現實，所以漢族退位，「中華民族」應運而生。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大部分隸屬漢族，何來中華民族？蔣渭水實在錯怪日本法官了，中華民族是真正的政治語彙。

蔣渭水想什麼？日本軍警焉能不知。他自己在台灣成立台灣民眾黨，但老是關心隔海的中國國民黨。他的台灣民眾黨黨旗既像中華民國國旗，也像中國國民黨黨旗，他的黨旗幾經更換，但萬變不離其宗，很青天白日。他是黨魁，但對中國國民黨的黨魂卻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孫中山辭世，蔣渭水痛惜，遠甚國民黨人，他一再撰文弔之，「孫先生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聲還嘹亮著。酣睡著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其文頗有「日暮途窮，人間何世」之憾。他不寫自己的台灣民眾黨黨史或大肆宣揚我黨理念，卻舊情綿綿，寫了厚厚上百頁的中國國民黨史。蔣渭水一生的文字，以此篇最長。

能怪日本統治當局老是懷疑這些反抗運動分子不服王化，老是幻想自己是有悠久歷史的民族，老是想和對岸政權唱和嗎？蔣渭水大概沒主張武裝暴力革命，用以推翻日本殖民政權。他應該也沒說過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身在曹營心在漢。但他說自己是中華民族，難道有實質上的差異嗎？而他生前心事，知道的人何止日本帝國的檢調人員。他當時除了沒使用「中華民國」一詞的名義之外，擦邊球已打得滿天飛，他表達得已經夠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