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使親人已被槍決，被國家監控的日子卻沒有結束 】
　
「我們小時候不懂事，很天真很可愛，總以為匪諜就是蝴蝶的一種。直到長大以後才慢慢知道，原來人家稱呼我們是匪諜的孩子。」
　
政治案件當事人 ＃湯守仁 長子 ＃湯進賢談起父親被槍決後的成長歷程，聽來輕鬆，內容卻是情治機關的糾纏。看到檔案中對他的「安全描述」後，忍不住感慨：我總是很警惕、很小心，「不要走上老爸那種莫名其妙被抓走沒有回來…。」
　
威權統治時期，政治犯子女成長過程飽含辛酸，非但沒有父（母）親陪伴，還長期受到情治機關嚴密的監控與調查──這些「特殊分子」主要由警政系統輔導與考管，而他們的言行與人生紀錄，也都被收放在警政署檔案中。
　
2020年10月，促轉會邀請幾位已決犯與政治犯的家屬到會閱覽警政署檔案，儘管成長過程早就一路面對警察的戶口查察、到工作場所盤問，但實際看到檔案，對於裡頭紀錄之詳盡仍感震驚──有人看見母親曾經在臺北市長選舉時投給 ＃高玉樹 一票，大呼：「＃為什麼他們這個都知道？」有人談到妹妹曾經因為受不了警察問話萌生輕生念頭；有人看見警察形容自己「談吐尚稱文雅」，心想自己安分守己果然奏效；也有人確認當年他是因為「安全問題」而無法順利出國…。看著這些檔案紀錄，他們心情與感觸不一，但多少受到衝擊。
　
■ 「教到你好痛苦，我還要寫報告」
　
＃郭志強是 ＃郭廷亮 長女，許多人聽過 ＃孫立人 案，卻鮮少知道在這案中被誣陷為「匪嫌」的郭廷亮與他的冤屈。郭廷亮於1955年5月25日凌晨5點鐘被憲兵抓走，而他的家人隨後也被拘禁於保密局南所，當時郭志強年僅兩歲。記憶中，他的哥哥郭家瑜會在黑色牢房中唱歌壯膽，幼小的她只能跟著唱出尾音。
　
小時候，鄰居小孩會拿著石頭丟她，說她是「匪諜的孩子」，她卻天真的以為那是飛碟；國中老師也會當面指著她說：「 ＃教到妳真是倒楣，＃我還要寫報告 。」並且跟她的朋友說不要與她玩在一起。除此之外，她還要想辦法與情治人員的騷擾共處，努力保護被屏蔽孤立的家。但這些都比不上家人總是無法團聚的缺憾，「我好像一個永遠交不出期中報告的小女孩。」當父親在榮總去世之後，看到他的遺體，郭志強心想必須要長大了，「沒有了爸爸，還是要長大。」
　
■ 母親晚年失智仍畏懼警察，身分證不敢離身
　
＃黃鈴蘭 與 ＃黃春蘭 的父親 ＃黃溫恭 涉及「省工委燕巢、路竹支部案」。原本父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但是當他的案件呈報至總統府時，蔣中正竟在核覆內容裡寫下「黃溫恭死刑餘如擬」，黃家從此沒有爸爸。黃溫恭妻子則在警察長期騷擾的壓力下養成隨時拿出身分證反覆確認的習慣。
　
「後來她晚年失智，有時候她檢查完身分證又馬上忘記，忘記了又再檢查，常常翻箱倒櫃弄了老半天。」黃春蘭說，母親在臨終前，還是會將裝有各式證件的小包包放在床邊，只要找不到就會驚慌，讓他們深感困擾，但母親會說：「那個不行啦，如果沒有，警察會把我抓去關。」黃鈴蘭則對於檔案內連她家中訂閱了什麼報紙都有紀錄，感到非常詫異。

■ 監視名單仿若族譜，務農親戚直到過世都遭監控
　
＃鍾繼東 、 ＃鍾佐民 是 ＃鍾浩東 的兒子。1949年，因為「光明報案」，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馬場町遭槍決。自此之後，除了警察頻繁上門查戶口以外，鍾浩東妻子 ＃蔣碧玉 每年都會收到來自警備總部的「問候信」，但他還是教導孩子不要害怕，若是警察不太客氣，蔣碧玉也會公然反抗。
　
鍾佐民之女 ＃鍾吟真，在檔案中還看到父母都已遺忘的結婚紀念日，甚至看到自己的出生與名字，感到不可思議：原來所謂的「過去」，並沒有很遠。
　
她為長輩們因此受到的干擾和影響忿忿不平，而家族被監控的人列滿三頁，很多都是沒見過面的親戚，她自嘲警察幫他們建好族譜。她舉鍾浩東的兄長鍾里虎為例，檔案中紀載他安分守己務農一生、不關心政治，即使當地警員發文建議撤銷列管，但始終沒得到回應，直到他去世。「這樣的一個人，被監控了一輩子，從他中年到老年過世，一輩子都在政府的監控當中，這是件非常荒唐的事。」
　
■ 不堪警察騷擾，每次上門皆包五百元紅包打發
　
同樣受到光明報案牽連的老師還有 ＃藍明谷，他的妻子 ＃藍張阿冬 也連帶被送往綠島交付感化一年，並且一輩子活在失去親人的恐懼當中。小學六年級時，＃藍芸若 才從同學的轉述意外得知父親是遭到槍決的政治犯，人生因此過得戰戰兢兢，努力讀書，安分守己，而檔案中對她的紀錄也是如此。她說，當時並不知道真相，於是對父親是「共匪」感到心虛，長大後面對警察不斷上門查戶口、詢問，感到相當厭煩。
　
「警察總是問東問西，最近怎麼樣呀？妳有做什麼事嗎？妳有跟哪些人接觸呀？大概就是這些。反正他就像牛皮糖一樣賴著不走，那我只好包個紅包想要盡快把他打法走。」
　
■ 原住民部落實施山地控制，趁熟睡時入門盤點人數
　
＃湯進賢，阿里山鄒族人，1954年，他的父親湯守仁捲入政府羅織的政治案件，最後在新店安坑刑場遭槍決。他為此受到警察的考管，學生時期的寒暑假、乃至於當兵放假回家，首先在家等待他的都是警察，問他去哪裡，都與誰接觸，退伍後，還必須要到警察局寫報告，煩不勝煩的他忍不住在報告中提出控訴：父親自從出生以來就是日本時代，並且保送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受訓，二戰期間替日本政府服務，「請問在國民政府把他抓走槍斃以前，政府什麼時候照顧過他？」控訴之後，臺灣省警務處長官將他招來訊問，也並沒有放鬆監控。
　
由於威權當局擔心「匪諜」或不肖分子躲在山區，因此進行山地控制，除了禁止人們入山外，也會進行戶口查察。湯進賢對此的回憶是警察會在半夜大家都熟睡時，敲門而入，拿著手電筒，一一數著屋內的人數，若是多一個或少一個，就會盤問。「有時候，有朋友來山裡找我，回去後，警察就會上門，問他們來找我們做什麼。後來，他們都不敢來找我們了。」湯進賢無奈表示：警察不但知道他什麼時候放假回家，哪一天應該到家，就連誰來找他們都知道。
　
■ 11/11（三）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
　
這些父親已被槍決或被長期關押的政治犯子女，自小就都跟著家人一起成為警察紀錄言行的對象，滿18歲就有屬於自己的檔案紀錄，即使結婚、另組家庭，監控也沒有被撤銷──從檔案中可以看到撤管被允許的理由，只有死亡。家屬因此而獲得的，除了害怕，還有不斷累加管考簽到單而導致厚重的戶口名簿。
　
「政府不只是監控，它還會左右你的生活，然後用它想要的結果，讓獄外之囚來配合獄中的人。」郭志強如此總結自己長達22年的被監控經驗。促轉會在11月11日即將舉辦的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也將邀請政治受難者家屬現身說法，由他們親自分享當年的心路歷程。
　
　
🔍 「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報名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04Mmy

近期太陽花學運判決出陳，判決認定三年前學運人士活動期間，強行闖入公務部門乃「正當行使公民不服從」，無罪。日前柯文哲被媒體問及對太陽花學運，表示「佔領公署」之舉，專屬於「不正常時代的不正常做法」。

那麼，這位政壇外科醫師眼中所謂「不正常」指什麼？為何時代的「不正常」，終究導致了公民舉止的「不正常」？
在原訪談中，柯文哲已說明此乃轉型時代不得不為之。那如果追求國家健全化可以視為一種「正常化」，仍須努力，那麼現在到底哪裡有異常？臺灣自詡為東亞民主政體、華人界自由國度，但為何常態性卻有些不是民主、不是自由的東西動不動返回校園作祟，企圖引導學生將服從進行到底，沒人抗議最好。以下就略舉幾點現狀「不正常」之怪象。

其一、老蔣罰站

這裡有兩個狀況，第一：有一個人默默在風雨飄搖中度過了歷久歲月，人之善、惡、功、過，咎由自取，但這人在多數公開場所被罰站六十年，也真是太慘了。第二：老祖宗死不入家廟，而是在國家級單位被器用；兒孫輩評價自己先祖功過，要接受政壇名人嚴加批判。

先不論是不是「去蔣化」，只需要考量以上兩種狀況：究竟什麼樣的狀況會讓單一人物銅像無處不在？又是什麼狀況，竟讓凡人論政、懷念先祖的家務事變得必須謹慎？

有一種窒礙，教人管他祖宗十八代。

極權國家與威權統治，不約而同對於操作凡人「入聖」、「神格」情有獨鍾，尤其遺體防腐、展示殭屍，更是一種儀式，列寧、孫中山、蔣中正、胡志民、毛澤東、金日成、金正日的屍骸都作了防腐處理，這種遺容形同強化國體精神，已經分不開——人民所該奉為圭臬的是民族、國家、還是個人？「愛國」被具象跟簡單化約成對單一領導者「輸誠」。

通常這類國家，縱然有民主的皮、共和的骨，但血液裡完全還是個人崇拜那套。同步與此強化的還有輿論控管、宗教限制與思想不自由。用比較過氣而具有貶抑的規範來定義的話：強化個人統治，標準是「第三世界」。

是以，1989年前後東歐諸國在共產主義勢力鬆綁後，不約而同第一件事情，是耗資剷去在國體上揮之不去的巨大偉人塑像；在形式上先進行認同改造，期待接著民主化實質能統禦真空的強權統治。

這一波國家運動中，東歐諸政府急欲擺脫「第三國家」標籤，早就認清現實：偉人塑像的作用性本來就是政治，而非絕對美學。

其二、精神渙散

不只在歷史人物功過上拿捏不好，這個國家培育高知識分子的大專院校似乎也不太正常，雖然歷史教育並沒有忘記群眾運動，在把學生運動用數字表徵，推崇「五四」，實踐行動時卻跟鄰國有共識一樣把五四精神主體忘了；似乎不認得學術自由，也不認得國家觀念了。已知共有七十二間學校為爭取國際學生員額，紛紛捨棄國家觀念，於近期密簽保證課程內容不涉及「一中一臺」、「臺灣獨立」、「兩個中國」的〈一中同意書〉。根本開了民主大倒車。

比起外界打壓更為嚴重的，往往是自己選擇懦弱讓步，棄守原則。〈一中同意書〉被當作必要之惡。這並非教育界特有的問題，而是社會上普遍取巧者退讓後喪失立場的普遍實證。一步、一步讓，最後會留下什麼給自己呢？

當精神具滅，形式也蕩然無存之時：

有一種為難，是讓學術自由展翅難。

其三、憲政他管

進入20世紀以後，臺灣屢次發生「強佔公署」事件，其中如二二八事件從1947年2月28日當日的和平請願，先在行政長官公署前未得回應，至於轉向搗毀專賣局分局、廣播電臺的一幕最為聳動。

「強佔公署」並非常態，而是時事變態；是政體與社會間無法調適的狀態。光只是強行，並無法使「不正常」被肯定為「正常」秩序的維護者。二二八事件同樣也是依著民意強行展開，結果無法立刻調適政府與民間意見，反而更撕裂權力階層。原因之一，在於無論戰前、戰後，日本與中國帶給臺灣的都不是完整憲政體制；然而後者既以憲政國體作為立國精神，卻在短期內體現不出憲政作為，終戰社會的高度期待在政治現實中落差，於是民怨發作，強佔公署。

「強佔公署」表現出一種社會異常而不得不宣洩的民意絕對性，至於政府會如何回應、社會如何因應，這並非任何一方野心家所可操弄的。所謂「自由」，不是「不正常」，而是「正常」發揮。就該展現在這裡：

2014年3月「佔領公署」之所以可定調為「不正常時代的不正常做法」，並被認定為「公民不合作」，而非政變。原因在於這次群眾運動肯定國體的「民主」、「憲政」精神，反而是因為政府機構的失效能，而讓民意成為扮演體制外監督者、暫時執用公署是為了表態。

運動者清楚國家運作的原理，也不想動搖制度，因此還不無趣味地用「零時政府」網站作為公開向全球同步映播立法院場中狀態的網站。對於這種狀況，政府當然需要出面控制局勢；但有個1949年後完全將中華民國視為敵體的政府，對群眾運動大加撻伐，這正是拿著槍桿、毀我國旗、讓我噤聲、搶我友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有一種關懷，叫做我國憲政他想管。

結論：「這個國家」，正常點，好嗎？

鄰近臺灣有個常常說要「統一」的國家，早先年臺灣政府也天天喊著「統一」他們，兩邊統來統去不亦樂乎。是一種歷史鄉愁。卻不適合國際現狀。

國家本來就是國家，從來不會因為他國打壓或否定，國家就不是個國家。為了落實「民主」、「自由」，目前臺灣所有的體制，還在調適長期威權之治下種種難題；威權的效用已過，才發現過去體質不良，所以正服用一帖叫做「轉型正義」的轉骨方，即便期待成效，仍不宜揠苗助長；制之長遠，才見得到真章。

但願這個國家離開「不正常」：死人就是死人；教育就是教育；憲政就是憲政。不要動不動來種「中國風格」的憲法、「中國式民主」之類依附亂套。政治這套路從不是假手他人能自救的。主體性必須先建立起來。正常點，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