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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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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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

【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

10月是革命的月份。因為從事土地運動而與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有不少的合作機會與對話。以下是今年8月《火花》和《保衛馬克思主義》對我的訪問。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顯示出「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同。

陳致曉教授是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教授和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的理事長。他長年參與並組織反抗藍綠兩黨政府在台灣各地推行傷害居住權益的土地徵收暴行。

在《火花》同陳教授的訪談中，陳教授詳細地為讀者們介紹了台灣政府長年來如何連貫地輕視貧苦人民的居住權益，在藍綠輪替的政治背景下連貫地執行對財團和統治階級有利的政策。儘管台灣在90年代後實現民主轉型，但是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央和地方政府則不斷透過操作程序和黑箱作業等手段強行摧殘貧苦人民的權益。這也顯示了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終究也是只有提供給資產階級民主權益，但一般勞苦大眾卻還是要接受統治階級專政擺佈。

《火花》：可以請陳老師向我們全世界的讀者們介紹自己，自己如何參與抗爭，以及後來像是台灣土地正義聯盟是如何成立的？

陳致曉：我剛上大學時，臺灣解嚴，隨之而來的是第一波學生運動。我那是剛好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觀瀾社的社長。觀瀾社是一個異議性的社團。那時我就已經開始參與關於農運、工運、環境運動，或原住民正名運動。但那時候我也只是一名參與者，還談不上是一個組織者的角色。我本身是念電機的，後來到美國唸書後，在生活上與社會運動脫節。我在美國紐約取得博士學位，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了一陣子後，回來台灣。回台後，我先加入企業，開始意識到台灣企業文化的不合理。後來延伸到我試著理解台灣社會的運作，就再去讀了一個EMBA與兩年法律研究所。

我一直在企業、學術領域，一直到九年前。那時，我爸爸媽媽告訴我：我們家可能要發生大事了。他們接到了一張紅單字，內容寫得不清不楚，但是有包括 “一般徵收”四字。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這個詞彙一點都不”一般“，因為沒有人知道它的意思，也不知道”別種“徵收有何不同。我回家跟父母商討如何面對此事。我們採取的第一步不是對抗，而是理解實況。

這個案子跟我們家有很特別的關係，因為我父親是從成功大學土木系畢業的甲等土木技師，對這件案子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程度。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策劃是在民國80年就開始了，在84年有第一版本的定案（那時還是台灣省政府），且也有諮詢過我的父親，因為當時設計（此案）的總工程師是我父親的同學。

在鐵路地下化工程施工時，這個工程需要兩條軌道：一條軌道是施工軌道，另一條是讓列車通行的軌道。本來的計畫是跟老百姓借土地來蓋臨時軌道，寬度只有十公尺，而原本地下化的路線也是沿著原有的地上鐵路蓋的。這是對老百姓來說侵害最低的作法，也是全世界各地常見進行鐵路地下化的做法。因此，一開始我父母以為這個工程只會影響到我們家後院。我們只要讓政府使用五/六年的土地，他們隨後就會還我們。這是我們願意配合的方案。

但是，在我們參與的2012年8月23日第一次說明會上，我們才發現他們的計畫實際上是把永久地下化的鐵道搬到百姓家裡面，用老百姓的土地蓋永久軌道。因此所有施工需要的用地都會被政府騰空。在加上永久軌道的寬度是十六公尺，遠高於臨時軌道，且包括將鐵道往東移動的幅度，整體而言大概會移動二、三十公尺不等的地方，也代表鐵路東側附近整區的住宅都必須要清空，嚴重傷害百姓權益。

我父親由於懂工程，馬上質問說明會上的鐵路工程局代表。但鐵工局的人完全不想回答，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碰到的是無知的老百姓，就用非常無腦的回答敷衍了事。除此之外還有非常多類似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細數了。我父親繼續以他的專業知識和鐵工局人員辯論的時候，後者開始意識到有清楚狀況的人在群眾內部，但這也是不夠的，因為大部分與會的老百姓都不理解事態，所以他們仍可以敷衍，隨意解散會議。

當時的政治背景是：2012年，也就是全民認為應該打倒萬惡國民黨的時候。當時中央政府是馬英九政權。那時的台南已經歷20年無間斷的民進黨執政，一般民眾仍然非常相信民進黨，包括我父母，甚至我自己在內。我在紐約唸書時，民進黨在國民大會選舉上失利，我隨後在民進黨最低迷的時候加入他們。我過去在參與社運時對抗的對象也都是國民黨。因此，我們一開始以為民進黨籍的台南市長會不會是被國民黨騙了。我們隨即去找工程專家試圖教育台南市政府這項工程的實際影響，讓他們不要被國民黨騙，並且意識到可能涉及的人權侵犯問題。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跟政府要資料，政府卻什麼都不給。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根本是假的，一般人無法真正取得資料。作為學術人士，我一開始對這個問題的心態是採以研究的觀點去理解這個案子。於是我試圖透過各種途徑取得公文，並抽絲剝繭拼湊真相。這個過程經過了五/六年。

原來，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根本不是國民黨。作惡多端的是民進黨，是陳水扁總統在第二任期期間所幹的壞事。當時民進黨許添財市政府（民國96年）向中央政府提議“南鐵東移”，，聲稱鐵道東移可以增加土地開發的面積，藉此政府可以擴大財源。但至今，民進黨政客包含時任台南市長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仍矢口否認“南鐵東移”計畫。

在台南市政府向行政院申請贊助此案時，行政院召開了政府部門內部對此的座談會，其中與會者包括鐵路工程局。而鐵工局認為工程雖然可行，但是台灣鐵道公司當時已經虧損兩千多億台幣，必須要有土地利益來彌補虧損。也就是說，台南市政府必須要將鐵道東移的部分土地利益分享給台鐵。

這個土地利益有何而來？就是從掠奪老百姓土地而來。目前南鐵東移案涵蓋的範圍是8.1公里，需要拆400戶，受其他影響的是1000多戶。其徵收面積是5.1公頃，相較於其他縣市不時會徵收百餘公頃，看來可能很小。但我同時查到。在2012年8月，時任的台南市副市長林欽榮，曾任營建署署長，並在藍綠執政時期，在各地都有從事土地掠奪的活動。後來他投靠台北市長柯文哲去當台北副市長，並在北市搞了一大堆土地掠奪案。其實，台灣不是只有他在做這種事情，而是整個產官學合作結構，整個系統產生的結果。

回到南鐵東移案，我也查到了很多公文之間的往返。台南市政府跟經建會，經建會跟交通部，交通部跟財政部，這幾個公家機關彼此之間流通的公文內，都有提到此案。台灣政府內的“交通幫”官員們在政府易主時是不會被換的。當時行政院長（國民黨的）毛治國說：“台南鐵路地下化是台鐵的金雞母。”可以為台鐵創造非常多的土地利益。我再繼續查下去，發現最終的得利者不是政府機關。最後得利的人就是財團權貴。這一切都是我在做反南鐵東移運動的過程中學到的東西。

日後我去幫忙其他類似的案子時，同樣也查資料、讀公文。這樣我們可以破解他們的謊言。如此一來，談道理他們絕對談不過我們。但是我們的政府也不是會跟我們講道理的。但是，由於道理在我們這邊，也使得我們可以擋他們九年。他們原定計畫是在半年到七個月內將居民全部逼走，我們卻跟他們對質了九年。因此我們也算是有點功績。

我後來查到：政府公文內清楚地表示，南鐵東移案的目的是作為台灣“以土地利益補償軌道建設的示範例”。後來，這個案子就延伸成為“前瞻計畫”。所以，南鐵案是“前瞻計畫”的前身。前瞻計畫是更大規模利用鐵道變遷去掠奪土地的計畫，影響全台灣。

當我們去發掘這麼多真相時，又如何反應？我們先從賴清德談起。賴清德是民進黨的政治明星，很多人寄望他可以打倒國民黨。一開始我們也有跟他陳情，但我們首次跟他面對面會晤時，他卻一直逼問我我手上有什麼資料？知道了什麼？可笑的是，他把這起會晤安排成一個很溫馨的場合，卻忍不住自己內心的焦慮，逼問我的資料從何而來。儘管市政府什麼資料都不給我，他看到我還是振振有詞，（顯然恐慌）。這個政府本身就不願意老百姓知道太多。對他們來說，百姓就是愚民，就必須要接受他們的做法。他們起初在面對百姓時，不斷強調這件事情“已經定案”，我們只能談補償的事宜。他們企圖把這項案件所有的正當性和計畫呼攏過去，直接跟百姓談補償。這種做法，在台灣各地土地案件上都是一樣的。柯文哲也是。國民黨也是。這是官僚體系為了方便行事，快速消滅老百姓阻力的方法，因為百姓一旦開始跟他們談補償條件，談不攏的話，政府就會放話說百姓貪心、貪財、阻擋公共建設。但我們知道這件事的不公不義不在於補償，而是他在一開始行徑就是莫名其妙違反法律的。

您如何看待當前土地徵收制度與都市計畫審議制度？包含補償費用、程序審議過程或者說您長期抗爭中的發現的制度問題或者有什麼不可改變的現象，有沒有什麼願景？

陳致曉：就目前的體制來說，我沒有什麼願景，因為台灣沒救了。但是，若可以由我來改的話，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的公正性。台灣的司法是完全沒有公正性的，仍然被有權力的人緊緊抓在手上，特別是檢調單位和行政法庭。這個領域如果沒有改革，我們任何其他的（土地政策）改革都沒有用。民主社會裡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部門內，如果司法沒有獨立的話，其他就免談。

在行政上該怎麼做才比較合理呢？其實有幾個很簡單的層面。首先，今天政府欺負老百姓，老百姓跟政府對抗，必須要有平等的工具。何謂平等的工具？至少資訊要很容易取得，把那些可以公開的資料讓老百姓很容易透過搜尋引擎調閱相關公文，而不是需要親自去政府機關申請調閱，然後遇到政府百般阻撓。有時政府人員一天只讓你讀20頁。很多時候高達70幾件公文都被包裹在一起，讀者也不確定在這份包裹裡面是否真的可以找到讀者想要查找的公文。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竟然是這樣規定的。文件很多是100-300多頁，到底要從何讀起？很多讀者因此找不到相關資訊。老實說，我使用的資料都不是透過《資訊公開法》找到的，都必須要透過關係，像是委員，甚至是有人以“令狐沖”的匿名寄給我的（笑）。所以《資訊公開法》是需要改革的，但是很多人沒有談到這些事。

除此之外，所有關於土地徵收或重劃等等的相關法令應該從頭修起。現在的情況是：（中央）政府自己訂了一個興辦事業（計畫），而市府後來推動都市計畫的時候就以”興辦事業計畫已經通過”來聲稱自己的都市計畫是合理的。很多政府官員和都計委員在回答民眾質詢的時候就如此回答。行政程序中，老百姓沒辦法質疑計畫缺失，政府卻聲稱一切按照程序，不能更改都市計畫。隨後，就是依據都市計畫起草的土地徵收計畫。當民眾質疑土地徵收問題時，（官員們）他就會說：”都市計畫已經通過，所以土地徵收合理”。所以（在土地問題上）還是要回到“興辦事業計畫”制度。在制定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應該要有公民參與機制。因為政府單位只要確立興辦事業計畫，輾壓百姓的火車就開動了。老百姓要擋就很難了。

中間要怎麼去對抗？我們必須要有公民和政府官員平等對話（的機制）。我認為政府現在覺得老百姓很無知，但事實不是如此。我們都知道專業在民間，但是政府仍然亂搞。一個公平對話的機制應該要在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開始了。（公平對話）的前提是政府資訊要透明，透明了才有辦法讓民眾檢驗。而政府在遭到民眾質疑時也必須要誠實回應。可以達到這個公平的平台就是“行政聽證”。我們認為透過行政聽證，老百姓和政府才有平等的對質。沒有平等，政府就會為所欲為。不只是興辦事業，而後的都市計畫和土地徵收計畫都應該要有聽證。

對於這個構想，有人可能會說：如果實施，政府效率就會變差。那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政府效率”的認知重新思考。我認為：政府並不是一個無法學習的機構，而是現在的文化沒有讓他學習的動機。

《火花》：曾聽您說過您有涉略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那您在抗爭過程中有無相關的啟發或連接呢？

陳致曉：我對哈伯馬斯的理論有比較多認識，因為他對我的一些主張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論基礎，讓我去檢驗政府的謊言，並透過這樣去教育民眾政府在說謊的事實。同時，我也反思從前讀過書的荒謬之處。

我在大學時代受《人間雜誌》影響，常常強調如“向群眾學習”、“站在人民群眾當中”這種東西。我當然（贊成）在群眾之中。我在抗爭初期對群眾所抱持的一些誤解，的確是源自受《人間雜誌》的影響。實際組織抗爭後，我覺得（他們說的）是完全不符合邏輯的東西。如果老百姓是值得學習的話，今天這個社會會這麼亂七八糟嗎？今天社會會這樣，就是因為一般老百姓亂七八糟。沒有亂七八糟的老百姓，怎麼會有亂七八糟的社會？政府今天如此的行徑就是因為老百姓在某種程度上寵壞政府、政客，以及老百姓的愚蠢，無法認知自己的階級地位。我看見人民群眾就是出賣革命者的人民群眾，那我還能跟他們學什麼？

因此，我個人思想的第二個階段就是跳脫“我是在為誰”抗爭的這個思維。我最後是很自私的。你可以問我：我對台灣社會這麼沒有希望，那為什麼還要出來做（抗爭）這件事？理由很簡單：我今天做這件事的價值在於我自己。我今天做這件事不是在於我認為可以如何改變社會多少，因為可能根本沒有改變，我在有生之年可能都還是會看到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再發生。我做這些事就是對於我個人靈魂存在本身（帶來）最大的價值。就算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社會，至少我們可以改變自己，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好。這就是這個價值本身。這個社會是我沒辦法改變的，我現在是很悲觀的。

《火花》：您於今年初以無黨籍但明確反對藍綠姿態參與了台南市第五選區的立委選舉。您起初參選的目標是什麼？現在又如何總結參選的經驗和成果？

陳致曉：我在選舉之前，讀過三四年的墨家。我參選的決定是由於我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想要玩玩看。墨家的概念其實就是科學家、工程師的概念，跟我非常搭得上的。它根本立場是：我們（先）看透這個世界，理解其運作的原理和方法之後，我們就找最有效率的方法去改變它。牛頓（編者：實際上是阿基米德）也說：“給我個支點，我就會翻轉這整個地球。” 這是我在參選時候的思維，跟我現在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當時我認為，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社會，不可能去搞武裝革命。政府有槍，有（武力）。政府現在控制（社會）的方法比幾百年前先進太多了，所以不可能有我們從前想像的那種革命，所以必須要透過選舉。當然，我以前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我的確有接觸過群眾，但是畢竟都是某種特定類型的群眾，都是某種被害者。但是透過選舉，我就真的走進了更廣闊的群眾之間。我到菜市場，街頭上演講，不斷增加我跟其他人接觸，對話的集會，試著散佈我的看法，儘管他們可能聽不懂。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可以學到一點東西，譬如幫我選舉的朋友就會建議我修改我的語言，用詞，讓我們可以尋找能夠跟一般人溝通的途徑。

那次選舉，我覺得我對於如何跟一般老百姓溝通這邊學有所得，我也可以理解老百姓是怎麼做決定的。那我了解之後，老實說我覺得很可怕。台灣老百姓真的不是靠理智決定的，絕大部分是靠感覺決定的。感覺都是他們生活周遭親友和電視上的訊息輸送給他們的。這都是不理性的，但這就是現實。我覺得你如果要去改變社會的話，你必須要去抓到那種“感覺”，把你理性產生的主張換成可以感覺的語言，並大量散佈出去。這個途徑可能可以改變社會。當然，這是需要資源的，而我在參選時沒有資源，就需要用很原始的方式。

選舉讓我檢驗了墨家的思想。墨家後來有很多分支。法家、陰陽家，名家，鬼谷子(縱橫家)也受墨家影響。墨家的核心觀點是“庶民”，雖然後來發展各派的觀點也不見得是“庶民”，但仍是主張我們看透這個世界後，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作為反轉它的切入點。選舉就是這個最有效去接觸群眾的途徑。我其實不認為自己是左派。我是很輕視群眾的。但是我還是了解如果要改變社會，就需要透過選舉。

《火花》：在台灣，我們認為台灣應該有一個由勞工和社區草根性組織聚集起來組織和運作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來對抗藍綠財團勢力，您如何看待這項主張？

陳致曉：我覺得當前在台灣左翼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是語言，我們不能再用那些專有名詞與先賢的用語，說些什麼主義或者其他專屬用語。一來群眾聽不懂，沒有辦法把你的觀點傳達過去，甚至有些說法未必符合當前台灣的現況。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修正用語，才能有效把你想說的傳達出去。再來是統獨問題，我覺得統獨問題是左翼必須去面對的。如果對主權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那是無法取得台灣人民的信任的。最後是組織，必須要有一個有方針與行動力的組織，從一開始的行動到最後的宣傳都有所規劃運作的組織才能創造成功的運動。

《火花》：最後，您有沒有想跟《火花》還有《保衛馬克思主義》全球讀者們說的話？

陳致曉：不要侷限在學術上面先入為主的理論主義，因為那些已經都是過去的東西。把讀過的東西轉換成你的行動，透過行動去重新檢驗你的思想。你會找到認識這個世界的新方法。徹底擺脫這些“主義”，這些不精確的名詞本身就造成爭議。徹底地回到你作為一個人對於這個社會內關係的認識。然後再決定如何能夠去改變它，或改變你自己，或者自己過自己的生活。不要被那些經典名著，先聖先哲的語言變成你的束縛。那些理論應該是解放我們的，而不是禁錮我們的。

《花火》對我觀點的回應：
《政府加強土地掠奪，土地正義抗爭白熱化》
https://www.marxist.com/taiwan-land-expropriation-poor-cn-t…

今天看到許多朋友分享這篇「搜尋舊報紙讀台灣歷史」，介紹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的舊報紙資料庫。（https://reurl.cc/rlWg0b）

試用了一下，功能其實比需付費的舊報紙資料庫陽春，但玩玩看也許也會有驚喜。

這讓我想起，當年讀研究所時，由於可以用學校帳號登入慈林資料庫（http://140.112.114.85/RetrieveDocs.php），那真的是什麼報紙、戰後什麼年代都能搜尋，確實找到很多有趣的東西。

當時我就好奇，「臺灣人」三個字是什麼時候出現在報紙上的？在什麼報導出現？在戒嚴時期，「臺灣人」是個禁忌的詞彙嗎？於是我便以「臺灣人」三字在慈林資料庫搜尋，做了簡單的觀察整理。

當時（2007年）「臺灣人」三個字在舊報紙的搜尋結果多達22104筆，有趣的是，在1978年之前，年度搜尋所得筆數皆未達100筆，甚至大部份都未達50筆，而在1978年激增達114筆之後，每年所搜尋得的筆數甚至達1000筆。

更詳細地說，若由最早的資料1949年算起，概略的每十年為一單位檢視，可以發現自1949年到整個六零年代，「臺灣人」這個詞彙鮮少出現。1978年搜尋筆數首次破百達114筆後，搜尋筆數大增，1979至1988十年間所搜尋筆數累積達4000筆。1989年至1998年這十年間筆數突破一萬。1999年至我搜尋的2007年當年，反而減至不到2000筆。

這些有「臺灣人」一詞的報導，都出現在哪些議題？以年代分，整理大略議題如下（以下年代為西元年）：

50年代：外省人到臺灣的見聞、歷史上的臺灣、國際問題、臺灣的建設、地方選舉……

60年代：地方選舉、臺灣文化、外省人與臺灣人……

70年代：國際與臺灣、臺灣工業、臺灣能源、臺灣農漁業、臺灣經濟、日治時代臺灣人、鄉土文學、社會運動史、臺灣歷史、現代化、選舉、長老教會、醫療議題、地方自治、臺灣前途、臺灣話、臺灣獨立……

80年代：國際關係、選舉、農業、人口、黨外、臺灣史、臺灣前途、臺獨、長老教會、工業、經濟貿易、民主與人權、臺灣與中國、教育、民俗文化、公害與環保、精神醫療、軍事、戒嚴、臺灣意識、社會運動、客家、交通、二二八……

90年代：學運、股市、經濟、大陸臺商與臺灣觀光客、中臺關係、原住民、統獨、社會治安、人權、選舉、臺獨、環保、臺灣史地、工業、民進黨、政治、省籍糾葛、臺灣前途、社會運動、媒體、客家、語言政策、消費者、二二八、教育、入聯合國、臺灣話、軍事、臺灣民族主義、電信、臺灣建國、新聞與報業、臺灣意識、核能……

2000年-2007年：鄉土教育、臺語、動物福利、外交、建國、臺灣前途、教育、本土化、二二八、生態、環保、核能、選舉、臺灣意識、兩岸問題、媒體、體育、臺獨、人權、客家、國際組織、政黨、臺灣歷史、臺灣文學、新住民、公投、勞工、原住民、臺灣正名、經濟、電信、福利制度……

自1949年始，經過「白色恐怖」的五零、六零年代，「臺灣人」這個名詞是一個忌諱，是以鮮少出現。縱有出現，也大多是為了指稱國民政府來臺之前的臺灣人民，而不得不用「臺灣人」稱呼，或稱「本省人」。

進入七零年代後，尤其是七零年代末，由於國際地位、經濟起飛、農村轉變、鄉土文學論戰、黨外運動等等因素交互影響，「臺灣人」之名漸漸有人討論。

八零年代由於黨外雜誌興起，查禁仍擋不住書肆的私下流傳買賣，議題更加多元開放，直至1987年七月的解嚴，言論自由達到自古以來前所未有之開放，「臺灣人」一詞從討論到逐漸定位、定型、定論，因此相關文章也達到前所未有之眾。討論的議題內容多樣化，過往未曾出現的議題如「二二八」、「戒嚴/人權」、「臺獨」也開始出現。

九零年代達到另一個高峰，自八零年代末解嚴、蔣家強人去世、兩岸開放等環境的變動，更多的新興議題在九零年代延續：野百合學運、臺商、省籍情節、入聯、社會治安、股市……至世紀末，電視媒體與電信業的蓬勃發展，也讓「臺灣人」詞彙大幅增加曝光率。這時，討論的議題已經與「臺灣意識」、「臺灣民族」、「臺灣建國」等無關，卻仍屢屢提及「臺灣人」，可見「臺灣人」在九零年代已經定位成「居住在臺灣的人民」，不再是有所避諱的詞彙。

進入千禧年之後，或許由於前二十年的激烈討論，「臺灣人」之定位漸有共識；也或許是2000年政黨輪替，由「臺灣人」形象的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因此「臺灣人」一詞已經不需要天天拿出來討論……原因尚待深入探討，「臺灣人」一詞出現的筆數反而比九零年代減少。這並不代表「臺灣人」的言論受到壓迫或退潮，或許反而更顯示了「臺灣人」已經融入生活中，不需要特地提出來強調。

出現「臺灣人」一詞的期刊甚多，達99種，在此列舉出現筆數最多的二十家，以供參考：臺灣時報、臺灣日報、民眾日報、臺灣時報、臺灣環境、自立早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教授論壇、客家雜誌、臺灣教授協會通訊、新世紀智庫論壇、臺灣評論、臺灣公報、民進週刊、中國論壇、臺文罔報、共和國、教授論壇雙月刊、關懷。

當時在慈林資料庫所得的諸多報紙資料中，分析「臺灣人」在不同年代中所代表的意義與延伸的議題，而這些意義與議題可以反映出臺灣文化對於民族觀自我建構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說，資料庫的建置確實成為了臺灣文化研究的利器。然而在另一方面而言，資料庫本身資訊的完整、正確，以及分類、介面的完善，也成為建置者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