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家審查會議共同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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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障礙者, 我們是人，但我們沒有人權，是政府失能把我們變成障礙者!
We are not disabilities. We are persons.
We do not have human right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disabled us.
我是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New Vitality Independent Living Associationa ,Taipei ）專案經理林君潔（Chun Chieh Lin），今天代表17個團體協力完成的平行報告提出幾項回應。
1、CRPD 2014年內國法化至今政府毫無積極作為，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基層公務人員缺乏身心障礙者權利的理解，到現在還是認為我們是浪費社會資源的負擔、是個人與家庭的責任、是慈善給予的對象。雖然國家象徵性地做了法規檢視工作，但未有後續改善措施，許多歧視及不平等待遇，依然暗藏於行政處分、服務契約、計畫或地方自治法規未被檢討。如：(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獎勵補助保險業者提供微型保單給身心障礙者，造成身心障礙者無法擁有和一般人一樣投保及獲賠的權利；(2) 居家照顧服務契約中明定服務員若無法協助障礙者移位時，可以拒絕協助洗澡，而把服務內容改為擦澡；(3) 住宅法第54條有明定保障任何人不得拒絕身心障礙住戶設置無障礙空間之權利，但設置無障礙空間或設施相關補助要點，卻明定申請補助須經過其他住戶一定比例同意方可設置。

2、由於政府未有積極作為及擬定逐步落實措施與規劃，造成行政單位公務人員對於CRPD理解不足，於施政時依然不斷侵害障礙者的基本人權。在司法體系內，更是只有少數的法官願意引用CRPD，甚至有法官認為引用CRPD作出判決後，將帶來的龐大效應及社會制度的變革，而法官不願意扮演此種促進社會改變的責任，反而對於障礙者人權及歧視採極為保守態度。我們更擔心若法官做出不利判決，成為判例，影響未來其他審判。另外，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不僅賦予身心障礙者尋求救濟之權利，更明定國家提供法律扶助之義務，但至今未見我們政府具體作法出現。

3、障礙者在台灣即便年滿20歲仍未被視為獨立行使權利的成年個體。為保障障礙者基本人權，需要靠許多社會福利服務支持，但在台灣許多服務設計及補助都決定於家庭經濟或人力狀況，政府實際上僅提供家庭不足之殘補式服務，障礙者因此在社會上無法享有和一般人一樣平等生活的權利。障礙者難有穩定收入，但每一天的生活要花比一般人更多的錢，政府提供的許多服務必須去「高價購買」，造成障礙者個人需求的支持服務難以取得、難以決定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加上這些服務處處充滿著限制，零碎，不符合實際需求。因此我們要求政府不可提供高價額服務，以防在障礙族群中劃分階級產生歧視。服務提供過程應注重個別化設計，長期以來除了忽略各障別之差異與需求之外，在女性障礙者的個別需求部分，更是遭受忽視，導致服務的提供不但對性別不敏感，甚且是對性別不適當的方式。

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9條明定：「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保障各項身心障礙者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應優先編列，逐步實施。」但近年來許多身心障礙相關服務的預算不增反減，需要高密度服務支持的重度障礙者，依然被行政單位判定應入住機構，不適合居住社區，如此明顯違反公約的處置層出不窮。我國政府長期照顧服務將障礙醫療化，最近又開放讓營利機構、保險業進駐，沒有經濟條件的障礙者更難取得適切的服務。另外，台灣亦卸責讓障礙者自費，用高工時低價位的方式雇用、剝削外勞，且其薪資低於基本工資。 我們在此呼籲政府應編列經費，並提供個別化、可近性、可負擔的服務，並取消自費使用外籍看護的障礙者使用法定服務（例如居家照顧服務及個人助理服務）之資格限制!!!

5、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雖然有罰則，但具我們所知，幾乎沒有人因為歧視身心障礙者受到懲罰，使得該法律僅有宣示性而沒有強制執行力。政府亦缺乏促進身心障礙者實質平等的政策與計畫。政府對身心障礙權利的落實亦缺乏具體實施及監督辦法，雖然政府設立了行政院層級的「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但該小組兩年來沒有明顯成效因此我們要求，應儘速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以承擔獨立監督之任務。

6、國家從政策的形成、服務的制定、評估、執行到權利的保障，皆缺乏障礙當事者的參與及監督，各部會委員會障礙者比例過低且障別不多元。而且許多重大決策，都是政府單方面決定，並沒有正式的參與或諮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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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富發言稿

大家好，我是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Taiwan Access for All）總幹事許朝富（Jacky Hsu），今天代表17個團體協力完成的平行報告提出幾項回應。

首先，我國政府仍以慈善/醫療模式，常以「關懷、愛心、服務」的心態面對身心障礙者的議題。而未體認到CRPD「要讓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權利」的實質意義，
例如在應提供的基礎無障礙設施服務常見「愛心鈴」、「愛心櫃檯」、「博愛電梯」標示，提供臨時性的友善協助，卻不願意承擔全面無障礙，推動基本人權的責任。甚至，再將無障礙視為少數特殊需求，僅採用設施的1%的比例（例如高鐵席次）或300平方公尺（例如餐廳）的服務規模做設施設置標準，使得常民生活餐廳、旅館、商店等等無障礙淪為口號。新的國家公共建設例如高鐵、桃捷的無障礙輪椅席區甚至低於1%。

政府不僅無法提出促進平等權利的政策，而且也在決策過程中忽略了身心障礙者的參與。目前除了行政院、各部會及各地方政府之身權小組具有一定比例之身心障礙者代表規定，其他場域並不存在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決策與意見表達之制度性設計，因而政府補助舉辦活動若非直接與身心障礙有關則不會有無障礙規劃與服務；又多數委員代表都是官方選任，忽略長期耕耘與積極建議的聲音，未符合「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原則，以及《CRPD》第33條第3段之要求。

第二，根據CRPD施行法，政府應逐條盤點施行法律與行政命令與CRPD之間之落差，然而此項法規檢視工作僅就文字表面替換，無法有效檢視國內法規與與公約實質不符之處。
例如我們在參與法規檢視時，多數僅僅針對法規字面上是否有明確拒絕或歧視用語，檢視工作流於形式，並未針對如何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及如何擴大參與的軟硬體服務，訂定合理的法條或規範。

第三，政府對「無障礙」的觀念僅限於物理環境，且對於既有建築物之規範僅包含部分特定建築。
例如《菸害防制法》所稱的「公共場所」泛指供公眾使用的場所，但障礙者相關法規的「公共場所」卻需逐項討論且限定條件，又侷限於固定建築物。建物之外的其他環境、設施、展覽、服務等等供使用或向公眾開放的場所，並未全面納入法規要求。政府應編訂無障礙規範時，從障礙者的完整生活面向加以分類，並且照顧到不同障礙類型的不同需求。

我先提以下幾個面向，可以看到政府執行無障礙，似有若無的敷衍態度：

1.校園無障礙主要仍限制在教學大樓，嚴重忽視身心障礙生平等參與校園生活的權利，最糟糕的是住宿缺乏無障礙規劃，且身心障礙障礙生對於移位機、人力助理等需求，被認為是應自行負擔的個人問題，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家人陪同住宿。

2.由於辦公場所與工廠長期未被納入無障礙法規規範，身心障礙者連進入職場面試都有困難，而且政府辦理或委託辦理補助辦理的職訓班，長期無視障礙者的需求，連基本無障礙環境都沒有，使身心障礙者無法自由參加有興趣的職業技能訓練課程或者在職訓練課程。
3.戶外休閒與遊憩場所無障礙的相關辦法避重就輕、無法可管。以《都市公園綠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為例，僅只規範主要出入口，因此只要有一個出入口為無障礙就算合法。然而，整個公園綠地、動線、其他出入口，或者設於公園的其他休憩設施（例如成人體健設施與兒童遊戲場）等並未完整列入無障礙要求。

4.手語翻譯只在公共電視有單一時段的手語新聞台，其他電視台僅只於重要新聞現場有提供部分手語翻譯，然而大概只佔畫面1/8的一小角，同時又被新聞台的跑馬燈和各種字幕圖案交錯覆蓋。同時，即時新聞字幕缺乏，毫無口述影像聲道可以使用，嚴重影響視、聽障者閱聽權。電子書，法規並未規範出版業者須使用明盲共用的電子書格式；必須仰賴額外的語音後製軟體，資訊獲取量少、速度慢。

5. 針對其他設施及服務，我們要求政府必須制訂適用於不同場域特性內涵的無障礙設計規範與指導手冊，並透過定期教育訓練推行於公私立場所。


第四，政府未體認「合理調整」在落實身心障礙權利的重要性，更未要求雇主或服務提供者有提供合理調整的義務。
政府於國家報告中坦承我國並未對於「合理調整」有明確定義，竟然未能進一步自我檢視相關法規、提出立／修法改善的期程與計畫。
雖然現行《身權法》似已帶有一定的合理調整精神，例如：第16條要求各類公、私機關部門在公開辦理考試時，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多元化適性協助」；第30條要求教育主管機關在辦理教育與入學考試時，應依其障礙類別、程度、學習及生活需要，提供各項必需之資源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公平合理接受教育之機會與應考條件；第33條也規定，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監護人得以向各級勞工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以獲得「職務再設計」等個別化與專業化的職業重建服務等。
然而，身心障礙者在教育或工作場所提出之特別要求，仍經常遭到拒絕。《身權法》並沒有定義「合理調整」之義務範圍及其承擔者、判斷是否「合理」之客觀標準，以及拒絕提供合理調整之罰則。
根據《CRPD》，合理調整的精神應該擴及落實在教育與工作以外的一切生活面向中，但因為合理調整在台灣仍缺乏法律根據，在現行法規未規範要求時，義務承擔者（duty-bearer）拒絕按照身心障礙者之請求展開協商或提供調整時，不論是透過司法訴訟或是行政申訴，都很難被認定為歧視，特別是就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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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翔發言稿：

我是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Taiwan Gender Queer Rights Advocacy Alliance Taiwan Gender Queer Rights Advocacy Alliance,TGQRAA ) 秘書長胡勝翔（Nelson Hu），今代表17個團體之平行報告提出幾點回應。

第一點：我國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定義與認識僅限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以至於國家報告統計僅限於此。

首先，政府對於身心障礙者係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經鑑定與評估後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方為法定身心障礙者，持有該手冊（證明）後續才能依據其需求申請各項補助、支持服務。目前身心障礙鑑定與評估系統（ICF）過於僵化，需經六個月穩定在政府指定的區域醫院等級以上穩定就診、回診方能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但實務上卻忽略疾病造成的障礙、社會對於障礙者之汙名化等，舉例來說：對於極特殊罕病患者，在此鑑定系統下該疾病已確診並經醫師評估將導致肢體、認知功能快速下降，依然仍需經過六個月觀察方能申請身心障礙鑑定；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而言，在社會極具汙名化情況下，若要穩定回診勢必造成工作上的影響，往往需向職場請假，更甚者身份一旦曝光工作除不保外，政府亦無任何對於此行為採取任何保障，導致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不願意取得身心障礙手冊；對於多重身份者而言（係指同時擁有性別身份與障礙者身份或同時擁有原住民族身份與障礙者身份的多重身份者），以性少數社會心理障礙者為例，本因性別身份易與原生家庭關係破裂而需在外就業自立，工作本需穩定無法經常請假。若然每個月都請假回診，易導致身份曝光與工作不保，且對於多重身份者而言，並非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多時間、財力等成本去取得該手冊（證明）。
影子報告相似段落

第二點：無障礙

政府現行無障礙觀念、設施仍侷限物理環境，其法規也僅包含特含部分特定建築，且僅針對特定障別之障礙者。如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在政府認知下，其肢體功能「正常」而毋須無障礙，但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之特殊性在於人與人（社會）之互動產生的障礙，但政府全然僅以外觀作為判斷依據。

第三點：支持服務需求評估

政府所提供各項支持服務採取被動式、專家學者本位主義所設計，導致諸多服務未能以障礙者為中心，除了欠缺障礙者之參與外，諸多支持服務未能因應個別化、差異化所調整。以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為例，現行僅提供專線、社區健康復建中心等被動式、專家式支持服務，且諸多服務並未考量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的需求，更多服務全然都以常人之邏輯思考，並且去脈絡化地提供服務。如：當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情緒低落或高漲時，往往被認定是「發病」，卻忽略情緒的原由。政府現行的服務也欠缺更多以障礙者為中心所發展之服務，如同儕支持等。又，現行諸多支持服務需取得法定身心障礙者身份資格，即便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另有精神衛生法規範政府須提供支持服務，但仍以專家學者為主要設計者，並未考量到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實際需求。

第四點：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現行各級政府（如行政院、衛福部、各級縣市政府）雖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皆設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但該小組除了無法處理跨部會（局處）之事務外，其小組定位亦不明，又組成委員皆由該政府所指派（台北市除外）。同時，各部會（局處）首長亦為小組委員，部會（縣市）首長亦為小組召集人，導致部會（縣市）首長不召開會議或僅在不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情況下，無法有效確保該小組發揮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功能，且小組委員在政府指派下，全然無障礙者自主參與之精神。另外，專責審議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之委員亦由政府指派，雖精神衛生法規定需有病人團體代表，但政府仍以指派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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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系統性打壓，大家一定要互相撐下去！

Local Art News: 申請娛樂場所牌照疑雲 食環署突巡查富德樓租戶 – HK01 Newspaper (2017-05-29)

觀塘工廈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 （HA）早前遭入境處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巡查，被質疑有打壓之嫌。另一邊廂，素有「文青基地」之稱的灣仔富德樓，近日亦有租戶遭食環署上門，查詢有否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此舉隨即觸動了整幢大樓租戶神經，亦喚起公眾對檢視相關政策的討論。

5 月7 日，HA 邀請英國樂隊This Town Needs Gun（s TTNG）和Mylets來港演出，入境處到場放蛇，以欠工作簽證為由把外籍表演者帶返入境處九龍灣辦事處扣留調查。同月17 日，預定到HA演出的芬蘭樂隊Insomnium及澳洲樂隊Orpheus Omega，到達深圳灣關口後被入境處扣留調查，要求他們簽署證明文件，承諾留港期間不可在任何場地以任何形式作音樂演出，否則會被即時遣返。

文化界群起批評，HA 自2009 年成立以來，多次被政府部門巡查，亦因違反工廈地契，於觀塘區內三度搬遷，今次更出動入境條例，質疑政府「選擇性執法」趕盡殺絕。文化組織「文化同行」近日訪問約40個在工廈設工作室的團體，當中三成稱曾被政府部門巡查，不少或要關門大吉，經營環境嚴峻。

這種困擾不限於工廈，商廈的文化團體亦不得倖免。「文青基地」灣仔富德樓八樓兩個單位租戶「nomad nomad」和「Happy Hippo」，上月收到食環署來信，查詢有否申領「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前者成立於2014年，單位是其文化藝術實驗工作室，舉行過「厭世市集」和「細倉真弓影展」，後者則是本地青年藝術家許思樂的個人工作室及迷你藝術空間，工作室不定期開放。

食環署發言人回應，早前接獲投訴，指灣仔軒尼詩道「nomad nomad」有無牌公眾娛樂場所活動，派員調查上址，發現單位上鎖，無人應門，單位亦無名稱，遂向該單位發出預約通知書以便進行跟進工作，其後再到上址調查，並無發現有違規活動。

「nomad nomad」負責人黎加行憶述，當初接到食環署來書函，擔心是被政府盯上，「驚咗一下」，後來食環人員上門拍照，查詢過去的活動是否公開活動或只供朋友出席，黎加行觀塘工廈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 （HA）早前遭入境處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巡查，被質疑有打壓之嫌。另一邊廂，素有「文青基地」之稱的灣仔富德樓，近日亦有租戶遭食環署上門，查詢有否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此舉隨即觸動了整幢大樓租戶神經，亦喚起公眾對檢視相關政策的討論。

回答屬後者，食環人員視察約十分鐘就離去。

她後來見食環署沒有進一步行動，現時唯有「見步行步」，覺得「驚唔到咁多」。

但事件卻觸動富德樓各租戶神經，並擬於本月底開會討論。位處富德樓五樓的「影意志」，有關人員表明近日會加倍小心，暫時不會舉行活動。另有租戶反映，5月24日富德樓門口突然有「AM」英文字頭的車輛停泊，懷疑是政府車輛，令整幢大樓的租戶亦非常緊張。

這陣緊張氛圍或許從3月底已經累積，當時教育局人員到富德樓二樓的「香港民間學院」放蛇，指學院同時向多於8人教授課程卻未申請註冊為學校，發警告信指學院違反《教育條例》無牌辦學，再犯將遭檢控。當時學院負責人之一陳劍青批評《教育條例》對「課程」定義太模糊，辦辦講座或研討會亦隨便被當局認為是課程，容易造成選擇性執法。「為何20個人上地圖理論工作坊就要申請教育牌，否則違法，但改為地圖製作工作坊就沒有問題，這會否只是一個名目？」陳劍青指今次食環署查牌是上次食環署放蛇的「翻版」，他指以往民間活動大多沒有申領「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政府鮮有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巡查及檢控，質疑為何現在突然選擇性執法，加上頻密巡查，形同監控，認為愈來愈多巡查，或意味政府嘗試收緊民間活動。

「其實三個人聚在一起，如果按照法例，或者已算是非法集結，但政府一向不會如此隨便執法。」他認為檢視臨時娛樂牌時，重點並非是否合法，而是合理性。《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是殖民時期的產物，目的是要確保處所的公眾安全和秩序，例如建築物、衞生、消防及通風設備等，「但為何20個人聚集不需要領牌，但20 個人當中有一個講故事，就要領娛樂牌？」他形容條例旨在以消防安全及防止社會混亂之名，規範左派政治活動，質疑這樣的條例是否仍適合現今社會，政府除了透過收取申請費，增加團體經營成本，並可藉着發牌作監控。

律師黃國桐並不認同此等理論，他強調《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是基於安全理由，申請臨時娛樂場所牌照並非難事，「團體為何偏不申請呢？」他認為，民間團體要舉行娛樂活動，就應依法申請臨時娛樂牌，當局依法巡查及作出檢控，屬理所當然，提醒大家不要胡亂「上綱上線」。

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172章），如要舉辦臨時性質的公眾娛樂活動，經營者須按建議娛樂活動情況，在活動展開前7 至42 天，向食環署申領「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條例所講的「娛樂節目」網羅面很廣，既包括音樂會、戲劇、電影放映、馬戲表演，亦包括圖畫展覽、攝影展覽、手稿展覽，連講故事、賣物會、跳舞派對亦不例外。所有公眾娛樂場所必須符合由食環署及相關部門，例如屋宇署、消防處及警方等所訂下的要求。

就臨時性質的公眾娛樂活動，食環署去年接獲1,780多宗牌照申請，並發出約1,530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署方備註由於從接獲申請至發出牌照之間相隔一段時間，發出的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數目未必與同年接獲的申請數目相同，但署方未有提供申請被拒數目。任何人在未有根據該條例簽發的牌照而經營或使用任何公眾娛樂場所，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罰款最高25,000元及監禁六個月，並可就罪行持續的期間，另處罰款每日2,000元。根據資料，食環署去年就未領有牌照而經營公眾娛樂場所作出五宗檢控，但未有備存相關巡查數字。

「申請娛樂牌是否常識？以前政府甚少以此執法，不少民間組織一直辦展覽，亦一直不知道要申請娛樂牌！」灣仔區議員兼香港文化監察主席楊雪盈稱，即使是富德樓開放日，每個單位最多只有五至八人，一層僅兩戶，且有兩條走火通道，理應符合消防要求。她質疑《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不合時宜，不利於孕育文化藝術發展，而且文化藝術本質有時未必屬於娛樂，例如部分展覽是要帶出文化問題，但在現時政策下，卻要領娛樂牌。她又指，政府尚未處理工廈無法申請臨時娛樂牌的問題，「HA 有三條走火通道，又設於地下，設有合規格消防喉，但因為地契，HA就申請不到娛樂牌」，法例不「鬆綁」，身處工廈的文化組織就沒可能申請到娛樂牌。

申請臨時娛樂牌費用由1,655 元至16,510 元不等，但發牌當局認為某公眾娛樂場所由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推薦的宗教、慈善、福利團體、組織或機構，或者教育統籌局局長推薦的教育機構或組織使用，則只收取象徵式牌照費140元。楊雪盈批評，豁免對象並不包括文化組織，「制度上無空間，亦無尊重文化，為何文化人要如此卑微？」她數月前邀約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商討現時文化空間日漸收窄的問題，但至今未有回音，但她決意日後會與決策局爭取。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表示，現時有《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依法行事屬無可厚非，否則有法不執，又遭人詬病，申請娛牌照亦是必要，因為公眾活動人數或出乎意料，隨時釀成危險，「一個單位小型展覽，人流或者不多，但又有可能一下子有很多人，加上若整幢大廈十層樓，均同時有展覽，就可能出現問題。」他認為雖然申請娛樂牌是必要，但應檢討申請娛樂牌或暫時娛樂牌的情況，包括擴大豁免範圍、簡化審批程序等。他明白近年愈來愈多文青活動，經常有小型展覽及周末市集，若要每次申請娛樂牌，必要簡化申請程序。

至於工廈租戶「原罪」，導致不能申請娛樂牌。馬逢國指去年陳茂波曾經提及，計劃放寬工廈非工業用途之限制，或為藝術創作和音樂活動提供空間，但由於去年發生九龍灣淘大工業村的迷你倉大火，令消防部門大為緊張，連帶食環署、屋宇署亦跟足指引。演出場地、娛樂牌、演出者的工作簽證，三者環環相扣，他上周已去信發展局及保安局，促請檢視演出者的工作簽證事宜，並擬於政府換屆後，約見司長檢討娛樂牌，並釐清批發娛樂牌的準則。

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娛樂牌就會惹引社會爭議。去年4月，天王黎明演唱會開騷前兩小時，因不獲發臨時娛樂牌而急煞停，翌晚亦在個唱開始前不足一小時終獲發牌；去年8月，Slide The City亦因未獲發臨時娛樂牌，於開幕當日早上9時至12時要暫停開放。

要數最具爭議性必然是2010年5月，支聯會於銅鑼灣時代廣場擺放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悼念六四21 周年，食環署以未申領臨時娛樂牌為由清場，當時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質疑：「我哋口依家喺度娛樂咩，要娛樂牌呀？」終審法院裁決必須能控制公眾進入正舉辦或進行該項娛樂的地方，該處才算是公眾娛樂場所，原訟法庭認為個案中的主辦者無權在展覽地方控制公眾入場，因此該處不應被視為「公眾娛樂場所」。七年過去，司徒華已然離世，娛樂牌爭議依然，其審批仍是不清不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