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位小明來自中配前段婚姻，畢竟住在台灣的時間遠超過在中國的時間了，也在等國籍，這個情況的確讓人同情。但是媒體可以不要形容的像是台灣規定特別難好嗎？試試看去當美國人英國人澳洲人日本人等等等等，要長期居留證都比登天還難吧，拿國籍會有多簡單。

多年前義大利朋友跟隨澳洲男友搬回雪梨，開始申請伴侶簽證，期間不知送件多少回，據她形容表格都可以訂成厚厚的一本書了，沒記錯的話根本一步不都不能離開澳洲，好幾年才拿到伴侶簽證，她至今說起當時的經驗還是咬牙切齒。年前她回義大利探望父母，至今還困在義大利動彈不得。

的確就是這八天的差別小明和家人的生活天翻地覆，但是現實的情況就是如此，全世界皆然。我合理猜測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一樣有差幾天就要拿到他國護照的人，陰錯陽差因為疫情就拿不到了，或是有比護照更重要的事被疫情影響了，我不相信台灣是特例，更何況台灣考慮的不僅僅是一個移民那麼單純。

要說取得台灣身份證並不簡單沒問題，也請同時告訴閱聽大眾哪一國簡單。

作曲：王明哲 /作詞：路寒袖 /鳳飛飛演唱
【陳唐山回憶錄：黑名單與外交部長】
『第二章　第二個二十九年』
一九六四年我搭乘ＣＡＴ飛東京航班，展開了我的留學生涯。
目睹二二八事件和成長過程的總總經驗，讓我感受到外來統治者對台灣人的歧視。我和同年代許多大學畢業生一樣，自覺留在台灣有志難伸，所以在一九六四年申請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開始了我的留學生涯。
當時出國留學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必須通過層層關卡，除了托福成績達到標準才能申請簽證外，甚至連砂眼也要檢查；最麻煩的是必須找到保證人，因為保證人必須擔保出國留學的人思想純正、家世清白，所以很多人都不願意為人做保。另外生意人也不能當保證人，所以只能找公教人員，最後我央請台大機械系的翁通楹教授協助，獲得他的保證後，終於通過申請。
我有獎學金，不必擔心學雜費問題，當時我是ＣＡＴ職員，搭機享有優惠票價。但是前往一個遙遠的陌生國度，總要準備些經費，以備不時之需，於是透過好友邱義昌向台大畜牧系的楊清白教授借了三百美元，便隻身赴美。
班機過境日本時，剛好遇到東京奧運會，當時日本經歷戰後十九年的復甦，並在池田勇人首相推動的「國民所得倍增計畫」下，整個日本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我在繁華的東京買了一件大衣和一台照相機，總共花掉一百五十美元。到了美國，口袋裡也只剩一百五十元，就這樣我展開了留學生涯。
踏入美國不久，常聽聞有些台灣留學生將中華民國護照燒毀或丟棄，以表示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厭惡，這種做法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封閉社會，資訊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沒有出國還真無法體驗什麼是「自由的滋味」。就像我的同窗羅福全，他服完兵役後先到日本留學，一到日本呼吸自由的空氣後，驚覺民主自由竟如此美好。這種劇烈的心理轉折，活在現代社會的年輕人恐怕很難體會，但卻是我們那一代留學生的共同記憶。
身處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新大陸，我有了進一步了解台灣的機會，我在美國的圖書館看到許多台灣相關檔案，這些資料在島內是無法碰觸的禁地。到了美國終於大開眼界，不再自甘於象牙塔內的學生生活，我開始思索如何為台灣略盡棉薄之力，讓自己的故鄉也能同享民主自由。當時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像陳隆志、張燦鍙等人，有人直接投入政治運動，有人透過學術力量發聲，從海外對國民黨政權施加壓力。
剛到美國的時候，人生地不熟，難免感到孤單。不過，人與人的緣分就是如此奇妙。一九六四年走進奧克拉荷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諾曼（Norman）校區第一天，就在校園碰到關仔嶺會議的發起人陳榮成，我欣喜若狂，立刻決定搬去與他同住。陳榮成是嘉義朴子人，嘉義中學小我一屆。一九六〇年我在澎湖當兵錯過了六月十九日的關仔嶺會議，想不到我們竟然在美國重逢，而且還是同校。
當時陳榮成正在翻譯前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H. Kerr）所著《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這本書。我們經常一起討論翻譯內容。我在美國讀到這本書，十分訝異竟然有美國人如此詳盡的記錄台灣歷史，透過這本書，我看到許多國民黨政權刻意隱瞞的真相，受到很大衝擊。
當時，陳榮成還拿出在東京出版的《台灣青年》這本日文雜誌與我分享，內容有許多鼓吹台灣獨立的想法。在那個嚇破膽的年代，聽說很多留學生看到《台灣青年》不敢直接用手去拿，而是用筷子去夾，因為國民黨情治人員與外圍組織無遠弗屆，遍佈海內外，隨時刺探著留學生的一舉一動，他們深怕用手去拿會留下指紋，一旦遭到舉發，除影響自己的返鄉和就業外，就連親戚朋友都會受到株連。當時海外留學生的惶恐程度，可見一斑。
《台灣青年》是當時在東京的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羅福全共同籌辦的雜誌，從日本寄到美國各地，這是全球獨盟成立前的刊物，對我有重要的啟蒙意義。因為出國前我常思考台灣未來走向這些問題，但在國民黨的圍堵與控制下，島內很難出現系統性的論述，到了海外看到這些理念形諸文字，印證自己的思考方向與這些台獨運動者不謀而合，進而確信獨立才是台灣未來的自然歸趨。
如今回想起在奧克拉荷馬大學的陋室中，一燈如豆，翻閱著《台灣青年》的場景，猶歷歷在目。
為追求台灣住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台灣必先獨立，這是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共有的信念。在這種信念下，我開始著手邀集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台灣留學生成立台灣同學會，除了聯繫感情，同時宣揚台灣人所共同追求的理想。我們的會員其實只有二十人左右，但我被選為會長後，開始遭受奧大中國同學會的攻擊，以及休斯頓（Houston）中華民國領事館的威脅恐嚇。
既然已被國民黨政府盯上，也就沒有害怕與否的問題，我進一步放膽去參加各種讀書會和串連台灣同鄉會。當時諾曼校區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已組成親國民黨政權的中國同學會，以外省人居多；我和陳榮成另組台灣同學會，當然引來側目，我是會長，自然成為首要目標。
二年後的一九六六年，因護照到期，我便把護照寄往休斯頓領事館辦理延期加簽，那時國民黨統治當局已認定我是台獨份子，並將我列為黑名單，所以直接沒收我的護照。走到這步，已無退路，我只能繼續向前。
護照被沒收後，我變成無國籍的人，因為還要繼續完成學業，內人與小孩也剛到美國團聚，不能讓他們成為失根的浮萍。當時有人建議我去申請美國的永久居留證（Permanent Residence），我想除此之外也別無他途，只好姑且一試。在沒有律師和他人幫助下，填完表格就去申請，沒想到很快就拿到美國永久居留證。
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台灣人在海外談自己家鄉的文化歷史與國家的未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政府卻認為這就是台獨、不法份子。我的人生就像台語說的「潦落去」一樣，從護照被沒收那一刻起，就註定走上反對運動這條不歸路。後來擔任世界台灣同鄉會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不但自己回不了台灣，就連家人也無法赴美。
註一：為喚起台灣人的自主意識，戰後流亡日本的知識分子，仿襲林獻堂、蔡惠如等人於一九二〇年在東京發行的《台灣青年》，創辦同名期刊，做為海外留學生的啟蒙刊物。

我這個外國人住台灣11年有遇過蠻多困難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灣做過最難的一件事就是拿到我的永久居留證. 基本上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證沒有非常難只要連續5年在台灣有居留證但是有一個條件讓我在台灣工作8年後才拿到.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我拿到永久居留證的恐怖故事

As a foreigner living in Taiwan for 11 years, I’ve run into a number of difficult things, but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everyon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Taiwan. Applying for my APRC (Alien Permanent Resident Card). Generally, it’s not hard for a foreigner in Taiwan to apply for an APRC, you just have to have an ARC (Alien Resident Card) for 5 years consecutively. However, one of the criteria made it so that I took 8 years to get mine. Today, I want to share the horror story of how I got my APRC.#外國人在台灣 #永久居留證 #AP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