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謝謝《商業周刊》的露出！從蘋果日報記者，到臉書產品經理...別人不敢做的傻事，都成了她的求職祕技

金融風暴這種全球性的大蕭條，正好被我遇上了。2008年雷曼兄弟等華爾街公司垮台，美國大部分企業都在裁員，失業率超過10%，而我剛好從台灣到美國芝加哥的西北大學念行銷碩士，正準備畢業。我第一次去美國、在那也沒人脈、英文差、揹著一屁股學貸，可以說是前途堪慮。

為了得到面試機會，我除了海投500封履歷和求職信，每一份都根據職缺說明修改，甚至一度到畢業生人數是我們系的10倍多的企管系「等門」，只求能夠攔截到一個機會。我跟以前在台灣當記者一樣，站在系館外一等就是幾小時，輪流面試的同學們一離開，面試官走出來，我就拿履歷上前毛遂自薦：「我是隔壁行銷傳播系的學生，我沒有拿到跟您的面試，但這是我的履歷，請您考慮！」

但，我不出色的履歷幾乎沒有讓我拿到面試機會。

聽人家說，找工作要靠人脈，但我去美國念碩士前不認識半個人，哪有人脈？不過，山不轉路轉，我念頭一轉：誰說沒人脈？學校這麼多老師，我是西北大學的學生，找老師，老師不會拒絕見我吧！我先拜訪了系主任Tom Collinger，他看著一臉愁苦的我說：「我相信每個學生的潛力！」接著建議我多跟其他老師聊聊，但系上老師早就被畢業在即的同學圍繞，我乾脆大膽地到其他科系的老師辦公室一一敲門！

拜訪之前我會搜尋好老師的背景，看老師在專業社群媒體領英（Linkedin）有認識哪些人，那些人服務的公司有哪些我有興趣的職位，而且會先寫信給老師。當老師說：「我不知道有誰可以介紹給你。」我就說：「你可以介紹我某某某，他是你之前在這家公司的同事！」當老師說：「那妳再寄妳的履歷給我。」我就可以說：「有，今天早上寄出了！」當老師再說：「那妳寫信跟我說希望我怎麼介紹。」我就會說：「有，你介紹我的信我也幫你寫好了，你剪下貼上就可以了！」

有一天，我拜訪了教授Abe Peck，老師是個5、60的活潑老先生，他說他大半時間住在加州聖塔芭芭拉，那兒陽光普照還有海灘，跟下雪的芝加哥不像，接著說：「我也不認識妳，一時也想不出要介紹誰。但我明天有辦一場演講，妳可以來聽！」

去之前，我上網搜尋了所有講者的資料，一一聯繫講者，向他們自我介紹，你如果曾經試著在網路上搜尋人，你會驚訝發現不難找到他們的email。其中有個講者叫做Peggy Walker，是美國一家小雜誌社「凡斯媒體」的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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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當天，我用事先背好的英文，上前和Peggy表達來意：「Hello! I am Anya. Good Luck!」（你好！我是阿雅。祝你好運！）Peggy說她有收到我事前寄的信，我開心了一下，心想：肯定有好印象！演講結束，我幾乎沒聽懂Peggy在說什麼，但我又拿著事先背好的英文說：「Good job！Can I get your card？」（妳講得真好，可以跟妳要張名片嗎？）email聯繫後，Peggy說他們沒有在徵才，不過願意請人力資源長Loreen Muzik安排我跟他們的數位團隊見面聊聊。面談後我覺得這個公司實在太適合我了！這家媒體公司有在考慮提供廣告主數位行銷服務。我心想：「數位、行銷、媒體。太幸運了，我註定要到這家公司工作！」

幾個禮拜過去了，我沒有收到任何聯繫。我打手機給Loreen，她接起電話：「喔！我已經被裁員了，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對了，妳可以幫我介紹工作嗎？」當時的環境真的就是那麼差！我心想，雖然她不能幫我安排面試，但總可以告訴我一些公司的訊息吧！我約她喝咖啡，在芝加哥郊區鐵道旁的一家星巴克裡，我們談話每過20分鐘就要暫停，等火車轟隆轟隆的噪音結束才能繼續。她因為已經不在公司服務，一五一十告訴了我公司的狀況。我還記得，結帳時我們兩搶著付錢，畫面看起來挺有趣的，兩個人都失業，同是天涯淪落人，彼此惺惺相惜吧！

芝加哥找工作沒著落，我就想不如到大城市機會應該比較多吧！媒體公司最多的城市是在紐約和洛杉磯（多年後我才知道洛杉磯的媒體是指電影業，根本跟我的背景沒有相關），我於是決定花兩個月在這兩個城市找工作、拜訪業界人士。但，我一個人也不認識，要拜訪誰呢？

出發前，我拜訪了學校的老師們，牆上貼著他參加奧運幫忙傳遞聖火、上電視評論節目的照片，教授Clarke Caywood天生就適合上鏡頭，他先是一一跟我介紹他牆上的照片，但接著說，他的學生太多，每個人都要介紹，所以他不能幫我介紹什麼人。我正感到失望，老師一邊搖搖手，一邊拆開剛收到的包裹，我發現包裹裡是傳播專家產業公會的通訊錄。老師見我似乎不太願意離開，他說：「這樣吧！這通訊錄上面的人其實我大多不認識，但我們所屬同一個公會，要不妳去看看哪些人可以聯繫，借妳15分鐘，妳翻一翻，再拿來還我！」

我打開通訊錄，發現都是傳播領域知名公司的一級主管，我發現撿到寶，連聲謝謝老師，飛奔到系學會上的影印機，那15分鐘，我沒看，倒是一頁一頁全部印下來。同時，我也找出學院過去十五年的校友名冊。靠著這兩份資料，裡頭有上千位行銷傳播類專家，我逐一列出住在紐約和洛杉磯的人，一個個寫信跟他們聯繫。

我寫信問這些陌生人：「可不可以請你給我15分鐘？」我想，15分鐘很短，大家可能比較願意會接受，但現場見面通常會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早上，我剛見完一個校友，聊得很開心，但就像其他校友說的，他們公司在裁員，不但沒招人，連自己的飯碗都快不保。我狼狽地找了一家咖啡店，一邊翻著公會通訊錄，看到有美國最大電信業者Verizon的傳播長Peter Thonis，當時智慧型手機剛起飛，電信業者是影響社會動態的當紅角色，我猶豫了一下，我想，以他這樣權高位重的人，不可能回我；但我又想：「最糟會怎樣？」大不了就是他不回我啊！於是硬著頭皮寄了email給他。

幾分鐘後，對，就在幾分鐘後，他回覆我了！當天下午在紐約一個飯店開會，5點鐘我可以在一樓咖啡廳等他，對！當天！我看著email，不敢置信，心想是不是我英文很差看錯內容，但左看右看，他確實答應見我。

當天我戰戰兢兢地到了飯店，雖然通訊錄有照片，但我不確定是現場是哪個人，左右打量，「Are you Anya?」一個中年男子帶著大大的微笑跟我握手，我驚魂未定，他問我：「妳知道我為什麼見妳嗎？」我搖搖頭，根本緊張到沒辦法思考，他說：「像妳這麼有膽，敢直接約我見面的人不多！」

就這樣，我陸續見到了很多業界大佬。我在紐約時報的報紙上找到了執行長的名字，試著在網路上找他的email，寫信後，他還真的答應見我！我在紐約和洛杉磯見到了上百位業界人士，每個人都說：「我很欣賞妳，但我們公司在裁員。」有一次在紐約，我穿著如今回頭看覺得很「俗」的白襯衫、黑套裝，結束跟VOGUE和GQ雜誌員工的面談，對方又對著我搖搖頭說：「我們在裁員，但是祝妳好運！」我踩著很不舒服的高跟鞋，走在垃圾發臭的紐約街頭，看到一家中餐館，坐下來點了一盤排骨飯，飯來的那一刻，我突然好想家，覺得自己好失敗，我想：「原本我在台灣，是走路有風的大報記者，怎麼會落魄到美國遇到金融風暴，到處求人，一個工作也沒有？！」那時候沒有LINE等通訊軟體，國際電話卡又不便宜，我撥了電話給芝加哥的政大校友會資深學姊Grace，眼淚不爭氣流了下來，滴到排骨飯上。

我落寞地回到芝加哥，同期畢業的同學差不多都走光了，大家都說美國沒工作，不如趕快回亞洲卡位比較好，我看著拜訪各校友的筆記，雖然真的一個面試都沒有，但我在準備面談的過程中學到了不少東西，我了解這些各式各樣的媒體公司現在的專案、還有產業的趨勢。我想，要不我回頭跟幾個月前演講認識的凡斯媒體Peggy聯繫吧，或許這些資料對她會有幫助。

我寫信給Peggy：「我在紐約和洛杉磯，見到了很多妳的同業和競爭對手，妳想不想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可以給我15分鐘嗎？」Peggy答應了！

去之前，我做了一本商業計劃，整理了當初人資長Loreen告訴我的資料，像是凡斯的現況和困境，凡斯的其中一本雜誌讀者是美容院老闆，於是我到了美容院採訪一些讀者，也聯繫上幾個廣告主。接著整理產業趨勢和其他公司在做的專案，選出我認為凡斯最適合的幾個項目。我舉了一個例子，企劃了一個手機網站，列出其中的功能和內容。我也列出，如果要做這些專案，他們需要什麼樣專長的人，當然，我「剛好」符合大部分的條件！

凡斯的辦公室其實很老舊，有兩層樓，一樓中間有個木製的傳統櫃檯，中間還有著創辦人的照片，Peggy的辦公室在一樓的最底端，見到Peggy，我深呼一口氣，開始簡報。我建議他們創立一個數位服務部門，用原本公司做網站的人力，為廣告主做電子報、架網站等。15分鐘後，簡報完畢，我看著Peggy，她沒有說話。我想死定了，她肯定覺得我是來搞笑的！她說：「妳願意當contractor嗎？」我當時其實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我只問她是不是全職、有沒有支薪，接著一口答應！回家查才知道其實contractor是約聘雇的意思，但在英文裡，也是那些水電工、土木工等臨時工的意思，我還差點以為她要我去當水電工！

就這樣，當時，我的專長或許還是不是數位行銷或做app，但我靠著我的記者經驗，找人、採訪、創了我的第一份數位行銷工作，這工作也奠定了我日後做電商app、成長駭客和大數據行銷的基礎。我當時其實並沒有覺得我一定要在美國工作，我只是覺得，如果我失敗，我希望是因為我盡了全力還不夠好，而不是我沒有盡全力，因此沒有獲得機會。

最糟的時代，我沒有找到工作，但我創了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

書摘選自：矽谷阿雅《追不到夢想就創一個！》從台灣記者到臉書電商產品經理的顛覆筆記

作者簡介：矽谷阿雅
台灣人，現居美國矽谷。原為台灣蘋果日報記者，毅然辭掉工作赴美讀書，一路到矽谷科技公司擔任電子商務app產品長。榮獲十多項美國數位大獎、美國Min雜誌年度最佳行銷人獎提名、Girls in Tech 40歲以下女性科技精英榜、台灣十大傑出青年提名。
阿雅在美國的十幾年工作經驗，讓她有了很多新的視野，經常在臉書「矽谷阿雅」粉專分享在美國的職涯故事、海外求職秘訣、矽谷最新產品管理與行銷知識。在美國西北大學、聖荷西州立大學、喬治亞大學擔任客座講師，受邀在成長行銷座談會、數位分析座談會、手機創新座談會、矽谷頂級新創 加速器Plug & Play等美國大型座談會演講，也擔任人工智慧新創公司顧問。在TEDx Talk主講【慌世代－拓荒世代】，吸引台灣各大媒體驚艷報導，並在全台超過20間大專院校與企業巡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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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早上，我把想到的問題都寫下來，期望能多一絲明朗，然而迎面而來的是一股焦慮感，這張清單只讓我更不知所措。我發現自己不自覺地屏住呼吸，於是將視線從清單上移開。然後我像往常一樣問自己，我在衡量商業、人際關係上的決策時，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

如果這件事很簡單，它會是怎樣的？「這件事」可以是任何一件事，而在這個早晨，這件事就是我眼前的人生大問題清單。
　　
如果這件事很簡單，它會是怎樣的？這真是個可愛、轉換觀點的問題。我們很容易說服自己深信事情很困難，如果沒有超群的表現，就代表自己不夠努力。這樣的思維往往會讓我們自尋阻礙最多的路，並在過程中吃上不少無謂的苦頭。
　　
倘若我們能放下壓力，優雅地看待事情，結果又會如何？有時候，比起滿懷壓力，從容不迫反而能讓我們得到驚人的收穫。有時候，只是換一個角度看事情，就解決了問題。

取自《人生給的答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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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

這本書，充滿了各種成功者的智慧，包括下列摘文中我很喜歡的Jimmy Fallon。

先談談上面的簡短摘文，這本身就有一個很實用的小技巧，我們可以對自己提問：如果這件事很簡單，重點在哪裡？我可以先從哪裡著手？

之前有說過，「小我」常常會給我們很多限制，這跟過去的制約，還有恐懼失敗有關。然而，我們從心底跳出的「很難」這兩個字，本身就是障礙，讓我們去不了遠方，只能在原地打轉。

慢慢走，有時候比較快，這特別適用在未來迷茫不知道方向的時候。

邊做邊看，然後事情有可能會越來越明朗。一邊走，就常會接受到不同的回饋，看到不同的視野。多年後回首，常常已過萬重山。

生活可以實驗，打掉重練也不奇怪。祝願您，不知道要走向哪裡時，先回到自己心裡，然後守得雲開見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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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觀點是形塑自我的關鍵

【關係治療師 Esther Perel 埃絲特‧沛瑞爾】

▍對即將進入社會、聰明有抱負的大學生，有什麼建議？可以不聽哪種建議？

人生充滿意想不到的機會，但我們無法事先知道哪些機會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際關係的品質會決定你人生的品質。好好面對你的人際關係，即使是看起來不重要的關係也是。

我的朋友最近跟我說了一個故事，恰好可以說明這一點。

有一次，朋友帶著女兒參觀一所大學，參加其中一個系所的導覽。系辦公室的負責人驕傲地帶他們四處參觀，從校長室到多媒體中心，再到公共生活空間。女兒覺得導覽時間很長，忍不住翻白眼，這時我朋友說：「多問問題。妳永遠不知道結果會如何。」導覽結束後，負責人遞給他們一張名片。我朋友事後要求女兒寫一封感謝信，並提及這次經驗中兩件難忘的事情。隔天，他的女兒就接到系主任的電話，原來那位負責人將感謝信轉寄給系主任，還附上了一張便條：「這就是我們要找的學生。」接下來的事情你們應該都能猜到。

請記得花點時間向別人表達感謝，別只是有求於人時才這樣做。如果你向他們致意，他們也會向你致意。人們會以善意回報善意、以尊重回報尊重。人際關係，即使只是短暫的關係，都可能是機會。

可以不聽的建議是：「你的五年計畫？」

▍感到超載或無法專注時，會怎麼做？

我會向他人尋求協助，幫助自己找回專注、自信和清楚的思緒。我的生活網絡中有朋友、家人、同事、陌生人、心靈導師和學生。當我感到超載或無法專注時，我需要真人GPS幫助我重新計算出我的道路。

有時候我們會不相信自己，這時我們需要的是相信我們的人。他們會在你不穩時支持你，讓你不會跌到谷底。他人眼中的你，和你眼中的自己並不一樣。多樣的觀點是形塑我們的關鍵。身分的建構是互相的，從內而外，也從外向內。

人們在感到超載或無法專注時，往往會想封閉自我，斷絕與世界的聯繫，認為自己一個人想辦法會比較好，但對我來說並非如此。透過人與人之間美麗的多樣性和關聯，我才能找回自我、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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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每個聰明、成功的人，都有走路和冥想的習慣。

【艾美獎得主 Jimmy Fallon 吉米．法隆】

▍過去五年，讓生活變好的新信念、行為或習慣？

我覺得過去五年來最受用的新習慣是走路和冥想（不同時）。我的朋友、知名製作人麥可斯（Lorne Michaels）很喜歡走路，每次我們出去都在走路，漫無目的地走，光走路就很好玩。有一次在倫敦，我們不知不覺就走了13公里。我太太和孩子也都喜歡走路，我覺得這是我可以一直維持下去的習慣。我還有點懊惱過了那麼久才發現走路會讓我心情這麼好。至於冥想，就比較困難了。但如果你能訓練大腦學會這件事（就像學習其他任何事物一樣：彈吉他、模仿、開手排車），冥想會是個很棒的技能。這需要練習。我認識的每個聰明、成功的人，都有走路和冥想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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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取自
人生給的答案 I：你的掙扎，他們都經歷過，世界最強當你最堅強的後盾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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