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聽故事再看看自己」「做事要方、做人要圓」漢朝的劉邦害怕開國功臣會竊取皇位，整日提心吊膽首先命令宰相蕭何設計斬殺韓信，連呂雉皇后的妹婿樊噲從小一塊長大出生入死也命令宰相陳平追殺。陳平害怕殺掉樊噲事後遭到呂后報復，做事做人外圓內方免遭殺生之禍逃過一劫。特別的是唐朝唐玄宗塑造「盛唐」也毀了「盛唐」這個少年英銳的有為之君。在華清池的溫柔鄉中，成了唐朝中衰的罪魁禍首，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要不是唐玄宗縱容才大意失荊州，成了「天寶時代」的終結者。要不是郭子儀元帥帶領朔方軍，抄了安碌山老巢河北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屢戰屢勝「安史之亂」唐玄宗在「安史之亂」之後、吐蕃三番二次入侵長安，幸好郭子儀多次廷身而出擊敗吐蕃。郭子儀多次遭到宦官魚朝恩和一代奸相盧杞陷害死裏逃生，由於盧杞長相醜陋，而又妒賢嫉能，凡是嘲笑過他的人一律被其痛下殺手絕不留情。不得罪小人是郭子儀的智慧所在。任何時候只要一個人想辦大事，就一定會有小人阻擾小人是除不盡的，要做實事的人一定不能和除不盡的小人糾纏，因縱得賢名也將一事無成。郭子儀對小人忍氣吞聲，換來了大唐的安寧。郭子儀年近八十歲依舊在抵抗吐蕃的前線奮鬥，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慾而君子不入罪。郭子儀病逝享年85歲，郭子儀的一生完美地詮釋功高震主而能善終的境界名揚天下。再造大唐為人臣子盡忠職守、為人父家族祥和，郭子儀為將、為人、為臣足稱完人。郭子儀行誼可以做為現代政治人物的典範，郭子儀都可以行功立德，現代政治人物更要加倍努力行功立德永留青史。人生在世都是避不開的一道關卡，那就是長大成人在成為獨立的個體時，你是選擇逆流向上還是碌碌無為，全看你自己如何走出來。俗語說：辦事做人，一個人哪怕再聰慧再醒目，能力再無人匹敵，若犯了一下錯誤，不懂做人那麼他再好的前途，再大的奇跡也會大受影響。我們應該注意哪些方面才能讓自己扶摇向上呢？「做事要方、做人要圓」。《老子道德經中》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一滴水可方可圓潤澤萬物，一個人能方能圓，方圓相濟便可活的豁達、圓滿。方圓之說源於我國古代的錢幣，外部是圓形、內部是方孔，看似撲實無華，但卻蕴含著人生哲理。做人也應當像這銅錢一般能圓能方，雖未能熠熠生輝，但也有存在的意義。 一、做事要方，方不是執拗，方是一種堅毅一種正直，更是一種做人的根本，亦是做人的氣節和原則。就像腳下的刹車，紅燈時適可而止、綠燈時一路前行，別猶豫徬徨。曾有個攔路搶劫的少年，潛逃到外地隱姓埋名四年，然而他還是被抓獲，不是因為躲避不及，而是一起見義勇為的壯舉讓他暴露了。在那個寒冷的早春他跳下冰冷的湖裏接連救起了兩個落水的兒童，他的義舉也暴露了自己自然就被捕了。記者問他當時怎麼想的，想沒想過那樣做會暴露自己，還是想這是一次將功贖罪的機會。他摇摇頭說：當時什麼也沒想，只想到趕快去救人，雖曾攔路搶劫，但心中有溫度、做事自有底線。人在世間又有誰能盡善盡美，心中有尺行事有度。 二、做人要圓：圓不是圓滑，圓是一種周全、一種寬厚、一種通融,更是一種大智若愚的人生智慧。蘇軾在63歲窮困潦倒之時曾寫下這樣的詩句：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先說自己衰老，又借小孩之口自嘲，酒後的臉紅被誤認為臉色紅潤，用調侃來排解晚景淒涼的失意。有智慧的人歷經生活艱辛，依然內心向暖。正如蘇軾深諳：沉舟側畔千帆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道理。生活雖然曲折不暢，但仍心胸坦蕩，情趣風生飽經世故，仍能保持方圓做到知世而不世故，明世俗而不受世俗浸染，歷圓滑而瀰天真，這才是對困苦歲月最好的回答。 三、人生至高的境界：在ㄍ資治通鑒》中記載這樣一個故事：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問文武百官你們說我是明君呢？還是昏君呢？大多數的官員都是趨炎附勢的人，紛紛說：大王當然是一代明君了，正當魏王飄飄然時，問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卻說：大王是昏君，魏王被潑了一盆冷水問：為什麼這樣說，任座回答說：大王你獲得了勝利攻下了城池，沒有按功勞分給了你的弟弟，而是分給了你的兒子可見你是昏君啊！魏王大怒馬上下令將任座趕出去聽候發落，接著問下一位臣子。這位大臣說：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問你為什麼這樣說呢？這位大臣說：古人經常說：明君的手下多是些直臣，現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這樣的直臣可見大王是明君，魏王聽後立刻把任座重新請進來赴宴。只圓不方的人、沒有原則、沒有操守、沒有底線屬於世故小人。只方不圓的人說話不看場合讓對方下不了台，又很容易得罪人。唯有像那位大臣內方外圓既不讓人難堪，又給予別人如沐春風的溫暖，實是內方外圓的至高境界。 四、方圓人生：生活中無論守方還守圓常常讓我們左右為難，其實圓在方內除掉虛浮，別太圓滑世故有幾分穩重就好。方在圓中藏起鋒芒不那麼咄咄逼人，有幾分靈動也不失為一種人生智慧。做事不必處處方正，方圓人生也是一種愜意生活。但如手中執筆半緊半鬆最自然，做人不必事事圓滿。但有一事精緻便能扣人心弦，亦如人飲醇酒無需酩酊大醉，半醉半醒最適宜，這輩子方中有圓、圓中有方，方圓並濟做好了做對了，生活才豁達圓滿與朋友互勉！更讓我們一起來推動社會善良風喔！「聽聽故事再看看自己」「做事要方、做人要圓」漢朝的劉邦害怕開國功臣會竊取皇位，整日提心吊膽首先命令宰相蕭何設計斬殺韓信，連呂雉皇后的妹婿樊噲從小一塊長大出生入死也命令宰相陳平追殺。陳平害怕殺掉樊噲事後遭到呂后報復，做事做人外圓內方免遭殺生之禍逃過一劫。特別的是唐朝唐玄宗塑造「盛唐」也毀了「盛唐」這個少年英銳的有為之君。在華清池的溫柔鄉中，成了唐朝中衰的罪魁禍首，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要不是唐玄宗縱容才大意失荊州，成了「天寶時代」的終結者。要不是郭子儀元帥帶領朔方軍，抄了安碌山老巢河北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屢戰屢勝「安史之亂」唐玄宗在「安史之亂」之後、吐蕃三番二次入侵長安，幸好郭子儀多次廷身而出擊敗吐蕃。郭子儀多次遭到宦官魚朝恩和一代奸相盧杞陷害死裏逃生，由於盧杞長相醜陋，而又妒賢嫉能，凡是嘲笑過他的人一律被其痛下殺手絕不留情。不得罪小人是郭子儀的智慧所在。任何時候只要一個人想辦大事，就一定會有小人阻擾小人是除不盡的，要做實事的人一定不能和除不盡的小人糾纏，因縱得賢名也將一事無成。郭子儀對小人忍氣吞聲，換來了大唐的安寧。郭子儀年近八十歲依舊在抵抗吐蕃的前線奮鬥，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慾而君子不入罪。郭子儀病逝享年85歲，郭子儀的一生完美地詮釋功高震主而能善終的境界名揚天下。再造大唐為人臣子盡忠職守、為人父家族祥和，郭子儀為將、為人、為臣足稱完人。郭子儀行誼可以做為現代政治人物的典範，郭子儀都可以行功立德，現代政治人物更要加倍努力行功立德永留青史。人生在世都是避不開的一道關卡，那就是長大成人在成為獨立的個體時，你是選擇逆流向上還是碌碌無為，全看你自己如何走出來。俗語說：辦事做人，一個人哪怕再聰慧再醒目，能力再無人匹敵，若犯了一下錯誤，不懂做人那麼他再好的前途，再大的奇跡也會大受影響。我們應該注意哪些方面才能讓自己扶摇向上呢？「做事要方、做人要圓」。《老子道德經中》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一滴水可方可圓潤澤萬物，一個人能方能圓，方圓相濟便可活的豁達、圓滿。方圓之說源於我國古代的錢幣，外部是圓形、內部是方孔，看似撲實無華，但卻蕴含著人生哲理。做人也應當像這銅錢一般能圓能方，雖未能熠熠生輝，但也有存在的意義。 一、做事要方，方不是執拗，方是一種堅毅一種正直，更是一種做人的根本，亦是做人的氣節和原則。就像腳下的刹車，紅燈時適可而止、綠燈時一路前行，別猶豫徬徨。曾有個攔路搶劫的少年，潛逃到外地隱姓埋名四年，然而他還是被抓獲，不是因為躲避不及，而是一起見義勇為的壯舉讓他暴露了。在那個寒冷的早春他跳下冰冷的湖裏接連救起了兩個落水的兒童，他的義舉也暴露了自己自然就被捕了。記者問他當時怎麼想的，想沒想過那樣做會暴露自己，還是想這是一次將功贖罪的機會。他摇摇頭說：當時什麼也沒想，只想到趕快去救人，雖曾攔路搶劫，但心中有溫度、做事自有底線。人在世間又有誰能盡善盡美，心中有尺行事有度。 二、做人要圓：圓不是圓滑，圓是一種周全、一種寬厚、一種通融,更是一種大智若愚的人生智慧。蘇軾在63歲窮困潦倒之時曾寫下這樣的詩句：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先說自己衰老，又借小孩之口自嘲，酒後的臉紅被誤認為臉色紅潤，用調侃來排解晚景淒涼的失意。有智慧的人歷經生活艱辛，依然內心向暖。正如蘇軾深諳：沉舟側畔千帆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道理。生活雖然曲折不暢，但仍心胸坦蕩，情趣風生飽經世故，仍能保持方圓做到知世而不世故，明世俗而不受世俗浸染，歷圓滑而瀰天真，這才是對困苦歲月最好的回答。 三、人生至高的境界：在《資治通鑒》中記載這樣一個故事：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問文武百官你們說我是明君呢？還是昏君呢？大多數的官員都是趨炎附勢的人，紛紛說：大王當然是一代明君了，正當魏王飄飄然時，問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卻說：大王是昏君，魏王被潑了一盆冷水問：為什麼這樣說，任座回答說：大王你獲得了勝利攻下了城池，沒有按功勞分給了你的弟弟，而是分給了你的兒子可見你是昏君啊！魏王大怒馬上下令將任座趕出去聽候發落，接著問下一位臣子。這位大臣說：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問你為什麼這樣說呢？這位大臣說：古人經常說：明君的手下多是些直臣，現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這樣的直臣可見大王是明君，魏王聽後立刻把任座重新請進來赴宴。只圓不方的人、沒有原則、沒有操守、沒有底線屬於世故小人。只方不圓的人說話不看場合讓對方下不了台，又很容易得罪人。唯有像那位大臣內方外圓既不讓人難堪，又給予別人如沐春風的溫暖，實是內方外圓的至高境界。 四、方圓人生：生活中無論守方還守圓常常讓我們左右為難，其實圓在方內除掉虛浮，別太圓滑世故有幾分穩重就好。方在圓中藏起鋒芒不那麼咄咄逼人，有幾分靈動也不失為一種人生智慧。做事不必處處方正，方圓人生也是一種愜意生活。但如手中執筆半緊半鬆最自然，做人不必事事圓滿。但有一事精緻便能扣人心弦，亦如人飲醇酒無需酩酊大醉，半醉半醒最適宜，這輩子方中有圓、圓中有方，方圓並濟做好了做對了，生活才豁達圓滿與朋友互勉！更讓我們一起來推動社會善良風喔！

漢武帝確立了中國道路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項羽失敗的緣由在於他想以勇力獨佔天下之利，因而他廢除諸多反秦諸侯，用他親近將領代替。劉邦與之相反，結成了最廣大的反項聯盟。定鼎天下後，劉邦一方面剷除異姓王，一方面大肆分封諸侯，最後達成政治平衡，以白馬盟誓的形式固定下來。那就是「非劉氏不得王，無功者不得侯」。

這其實是劉氏家族與功臣集團共同執掌天下的模式。這種模式遭到了呂后的挑戰。她打擊功臣集團，分封諸呂。但她死後，諸呂被很快剷平，周勃、陳平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根本在於操持天下權柄的還在於功臣集團。

漢文帝可以說是由功臣集團抬上皇帝寶座的。因而他也最大限度的給予了他們便利。賈誼的《治安策》可以說講述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相互關係，重點強調了以德治國。其實質是用更加柔和的辦法對待士大夫集團，頗有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味。漢文帝無為而治與天下休息的方針，在最大限度上將統治權力下移。他甚至可以允許私鑄貨幣。這就導致了中央控制力的減弱。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醞釀了七國之亂。

漢景帝最初是希望有所作為的，但七國之亂的發生打亂了他的節奏。在他的時代，確立接班人是一個大問題。梁王由於七國之亂中表現優異，實力大增。再有竇太后背後推動，很是讓漢景帝擔憂的。立劉徹算是一種妥協，關鍵在於劉徹與阿嬌金屋藏嬌的故事。沒有長公主的勢力，劉徹的皇帝位子並不能很穩固。

文景兩代為天下打下了基礎，但這個基礎我們要仔細分析。強的不是老百姓，強的是地方豪族。天下受災而無人敢淹丞相田蚡的田地以洩洪，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田蚡、竇嬰之間的爭鬥可見一斑。再加上大俠郭解這樣的地方黑惡勢力，心懷不滿的地方諸侯王，漢朝做大之後的危機還是很深重的。

漢武帝上台，破解政局的辦法就是改變國家大政方針。黃老學說和孔孟學說的爭論，看起來是意識形態之爭。實際上是由誰執掌最高統治權的問題。秦始皇自封為皇帝，但並沒有確立國家的統治學說，統治的合法性一直都成問題。叔孫同幫劉邦制定了空廷禮儀，劉邦才覺得做皇帝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儒生的禮儀是一種束縛，約束大臣的。所以，賈誼這些人即使為功臣集團說話，也得不到他們的認可。功臣集團的用人標準就是論資排輩。等到漢武帝確立了儒家的正統之後，也就確立了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從此他可以橫行天下了。

很多人總結中國的統治術是外儒內法，其實不盡然，但在漢武帝這裡是行得通的。儒家學說解決的是一個名分的問題，法家的作用就是打擊豪族。從漢景帝開始，皇帝就喜歡任用我們所謂的酷吏。酷吏很能揣摩皇帝的心意，從而有計劃的打擊不法勢力。這樣的做法是需要的嗎?當然是需要的，否則，天下真成了士大夫的天下，皇帝只成了一個擺設。但最後也是矯枉過正了，以至於公孫賀聽說自己當了丞相，嗚呼哀哉、如喪考妣。但也是如此，實現了權力的交接。

有哪些人接過了權柄呢?那就是由漢武帝領導的征討匈奴戰爭中湧現出來的新貴們。對付匈奴，人稱智囊的晁錯是立了功的。他建議屯墾，但不要用南方的遷徙之人，而要用北方邊地的本地人。給予邊人最大的優惠，讓他們建設自己的家園。一旦匈奴入侵，這些人為了保衛自己的勞動果實，就會奮起抗爭。這是一條人民戰爭路線，在漢朝巨大人力優勢下，匈奴是很難吃得消的。

漢武帝的手筆更大，他要建立野戰兵團消滅匈奴的有生力量。我認為這決定了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命運的。當時匈奴的勢力達於極盛，國家建設逐步展開，如果再給他們一代人的時間，他們很有可能對漢朝進行更加猛烈的進攻。漢武帝沒有拒絕自己的責任，他用衛青、霍去病追亡逐北，消滅了匈奴主力，也保證了中華帝國的長治久安。這才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這才讓中華文化同化異族的功效最大化。

在漢匈戰爭的大背景下，漢武帝任用桑弘羊等進行了最大規模的財政改革。鹽鐵專賣、均輸平均政策，擴大了國家的財政來源，使得國家可以不加稅的情況下，能夠應付規模龐大的對外戰爭。可以說，漢武帝時代是有國家計劃的影子在的，用國家宏觀調控的辦法解決經濟問題。均輸政策打擊了投機倒把的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普通百姓的利益。漢武帝死後，這兩項政策立刻遭遇了挑戰，最後逐漸被廢黜。歷史也證明，凡是強大的國家，都是以上兩種政策執行較好的時代。王莽的改革不成功，也在於他無法打擊地方豪族，無法掌控國家經濟。
人們說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在漢武帝時代則不盡然。漢武帝基本上奠定了中國的版圖。南越、閩越、巴蜀、東南夷、西南夷、遼東、西域，觸角可及之地，大漢王朝都進行了干預，並進行了有效的治理。他對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是起了奠基作用的。

在對地方的控制上，刺史官職的確立確實有重大作用，也為後世所效仿。繡衣使者對地方的強控者，也把地方太守的職權給削弱了。如何平衡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央權力的增強也使得外戚集團、宦官集團的問題成為大問題，如何解決新出現的問題，只能後來人解決了。巫蠱之亂敲響了警鐘，也提出了課題，但在封建時代無法根治。

直到漢武帝時代，中國的國家模式真正確立。漢武帝的統治比秦始皇暴烈，但結果不同。最大的根源在於，秦始皇時代，承受代價的是天下蒼生。漢武帝時代直接受影響的則是功臣集團。漢武帝是開創了一個偉大時代的，他的缺點是封建君王的共性，但對國家的整體規劃上，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是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從政治、經濟、文化上真正確立了中國傳統，這是最早的中國道路。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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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帝王獨尊儒術的學者董仲舒 | 知人知史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漢代著名儒學者，在景帝時已擔任博士官，他治學嚴謹學問淵博，又因其言行舉止「非禮不行」而被士人奉為師尊。然因當時朝廷奉行黃老思想和無為而治政策，他未能發揮影響力。直至武帝繼位後，漢朝加強中央集權、國力鼎盛，有感黃老學說已不合時宜，於是屢下詔書求賢。董仲舒成功說服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奠定了儒學的正統地位。

武帝和董仲舒之間的三問三答，後來輯錄成《天人三策》。首先，董仲舒提倡「春秋大一統」，即《春秋》一書中所闡述的大一統思想，以思想統一來推動國家權力和制度的統一。另外，他提出「天人感應」，主張君主受命於天（即君權神授），具備教化萬民的責任。最後，他認為漢承秦末大亂之後，若要避免重演秦因暴政而終亡的命運，須根據儒家忠孝仁義思想建立穩定的社會制度，因此要「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不過董仲舒的思想除了重視禮樂德化，也包括陰陽五行和災異等元素，令儒家學說神祕化，同時他提出的「三綱」之說，更為漢代及中國後世的專制統治提供了理論基礎。

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雖然得到武帝採納，但他並未就此平步青雲，反而因為遭到其他朝臣陷害而幾乎被武帝處死，之後到地方為官，最後還鄉專注於著書立說；《春秋繁露》輯錄了他的重要學說。董仲舒在政壇上未能一展所長，但他對漢代及後世儒學的轉化性發展起了重要啟示，成為一代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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