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創作〈小情歌〉，寫下這句歌詞：「我想我很適合／當一個歌頌者」，2019年，我引申創作了〈歌頌者〉這首歌，「歌頌者」三個字我自引〈小情歌〉歌詞。今天，他卻表達「歌頌者」三個字，是他給的建議，讓我不可置信。

從兩年前這件事發生以來，除了法庭上，我從未公開談過此事。我一直不懂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一直希望是一場誤會，也一直覺得或許不談論，是對心中那位曾視為父親的人，最後的尊重、寬容與一點保護。但事實上，這樣的盼望落空了，一次又一次，我終究心死了，也覺得必須好好對關心我的你們交代一次這些事。
　
　
【事件經過】

我和林先生在2008年有簽署一份詞曲授權合約，原訂2014年底結束，而因我信任對方，一直自動延續到2018年底。

2018年的9月20日，我跟林先生約在他家開會，我向他表示，覺得自己快40歲了，一直以來感受到人生無常，我擔心自己要是突然死掉，家人什麼都沒有，希望詞曲版權拿回來自己處理，他也同意。

我認為依照我們十多年來互相信賴的關係，當面口頭講是比較尊重的方式。我10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提及此事，怕嚇到他，我也先用LINE知會他，他也表示沒問題。

接著在12月6日，我們簽署「合約終止協議書」在雙方律師見證下，確認詞曲合作終止，也將10月26日的存證信函寫進終止書，以「全部遂其所願」表示同意。林先生也親自在電話裡跟環球版權總經理確認以後我會自己處理版權，也發訊息給我「12月31日前這些轉移的對象都會知道你即將自己做」。

原先我想讓一切靜靜落幕，而林先生要求我擬稿，必須在12月31日公開聲明，對外表示以後我將自己處理自己的工作。我記得他一直告訴我要「妥善處理、好聚好散」，並且希望我們能「樹立典範」，告訴大家，不是每一個藝人跟經紀公司結束都要撕破臉。後來也公開聲明結束合作，沒有一點點讓我懷疑我們還有存續任何合約的可能。

一直到2019年4月，我突然收到他的存證信函，我非常錯愕，何況中間我多次在節目上演唱自己創作，他從未有任何反應。收到存函後我不斷跟他聯絡，好幾天他不接電話、我用各種通訊軟體訊息他也不回，最後用email，他才回覆宣稱詞曲授權還在他身上。

沒多久，林先生開始對我提起假處分、民事訴訟、甚至到刑事，還把我所創作的歌名搶註商標。我的律師苦笑地說：「他送給你全餐耶」。

10月，在被告後第一次見到林先生，記得檢察官希望能促成和解而問他「如果要和解，你的條件是什麼？」我記得他表示「我希望他把寫給蘇打綠的所有詞曲都給我，我想keep住我跟蘇打綠的美好回憶！」我記得檢察官當場回應他「這要求已經超出案件範圍，你告『吳青峰』，現在卻要求『蘇打綠』，連我都覺得強人所難，你怎麼能要求他接受，不要講得很漂亮說是美好的回憶，但其實你是想要某些東西。況且現在都告了，也不美好了。」後來我嘗試庭外再約他和解，他提出的條件依然是「繼續授權所有蘇打綠發表過的詞曲，要使用不需經我同意」，並告訴我「只有他知道我的歌怎麼用最好」。當時訴訟的開端是〈歌頌者〉這首歌，和解條件卻是「蘇打綠過去和未來的歌」，過去近百首歌曲，甚至未來我還沒寫的歌？難道不令人懷疑這才是目的嗎？
　
　

【一次又一次的死心】

經過幾次出庭與報導，很多人漸漸發現這件事，但你們不知道的是，你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兩年多來，我不斷收到無數書狀，幾週一次，一次動輒數十頁。應該談法律的書狀，卻成為一次比一次荒謬且攻擊性、情緒性的字眼。你們偶然看到報導覺得氣憤的，卻是我的日常心碎。

合意不續約，安分守己唱自己的歌，卻被形容成「無視法紀，不斷膨脹放大自身之權利。」；

為了承接他瞞著我簽的合約，卻被說成「違約在先，企圖霸王硬上弓」；

一個創作者、著作權人反被「被授權人」稱為「不潔之手」；開庭被往事勾動而難過，卻被描述為「其妄尊自大、不可一世的霸道心態與作法，與其前次開庭時的楚楚可憐形象，根本南轅北轍、判若兩人。」；

在高雄演唱會前被觀眾質疑我不能唱自己的歌，卻說我是「利用『創作者不得演唱自己的作品』之悲情訴求，企圖博取大眾之同情，以炒作演唱會熱度之宣傳手法」；

說一個中文系畢業生「曲解電子郵件文字到這種程度」；

連林先生當時委任的律師，都出庭作證所有人都很清楚三份合約皆已結束。對方卻可以寫成是林先生「隱忍退讓，百般之退讓與成全」，說我「令人瞠目結舌」；

當對方提出假處分，要求法院令我四年四個月內不能使用自己作品，他們說凍結我的作品「影響不大」。為了抗辯，我們提出《太空人》的銷售，以及過往歌曲紀錄，這時對方回應「辯稱因為銷售量大所以就應該容忍其侵權云云⋯⋯然還以此沾沾自喜⋯⋯豈非財大氣粗者就可以任意侵權而可以不負法律責任」、「小情歌歌曲並非著名，亦未與『吳青峰』有密不可分的連結。小情歌歌曲僅有1619萬次之觀看次數⋯⋯實難謂其非過於膨脹自身之評價」、「無與倫比的美麗僅有1019萬次之觀看次數」等等辯稱凍結我的作品，對一個創作歌手影響不大。

這樣的言語已歷時兩年，在此所提也只是冰山一角，我真的分不清，到底是寫書狀的林佳瑩律師、張志朋律師的言語，還是林先生本人的意思，但無論如何，就算是律師的意思，肯定也經過林先生同意；就算是林先生的意思，也是律師下筆的。

一次又一次，我真的不敢相信，這些話是從一個，我曾視為父親的人口中說出。一直以來盲目相信他、永遠感恩報答的我，為什麼要這樣被對待？就因為不合作，十幾年的情誼都不重要了嗎？那些他曾說是家人、是partner，口口聲聲的好聚好散，都是假的嗎？

網路上看到許多擷取片段發表意見的法律人說「青峰犯的錯是沒有在三個月前以書面表明不續約」，但他們不知道我的經紀合約包含了著作權條文，2018年12月我與林先生新簽署的〈合約終止協議書〉終止了「詞曲版權、經紀、唱片三份合約，終止書的副本公開聲明即是不續約的書面文件，這點民事判決書也說：「以後約修正或取代前約，致無須在該年12月31日前3個月為之」。

上一次開庭，林先生當時的委任律師有一段證言讓我很驚訝，她說2018年終止合約時，她詢問林先生三份合約，林先生回答她：「版權早就談好了，是沒有爭議的部分，其他兩份因為有工作需要交接，所以要特別寫清楚。」林先生給了她經紀合約與唱片合約，並表示「詞曲合約找不到。」我驚訝的是，我知道林先生全部合約都交給會計張小姐保管，他告訴律師找不到合約的同一禮拜，我也曾向會計張小姐要過詞曲合約來看，不可能找不到。這句話讓我不免驚嚇地懷疑，難道一開始就別有用心？

上一次開庭時，我沒有想到我會哭出來，在證人的證詞中，勾起太多我早已不願回想的往事細節，包括「林先生很擔心我不願意承接騰訊這份合約，他會違約」；但連證人都很訝異我「全盤接受林先生要我承接的」；我曾詢問林先生「是否能聘請你當製作人」卻被林先生拒絕「要斷就斷得乾乾淨淨」；協議結束後我甚至「挽著林先生的手，告訴他：『你不願意一起工作沒關係，我們還可以是家人』」⋯⋯這種種，實在讓我一時沒忍住情緒。

我哭，不是因為我想博取同情，是因為我有真感情。我哭，是因為我至此徹徹底底死心，如同第二次經歷「失去父親」的過程。我哭，是因為我一切都為他著想，但最後換來了什麼，而這一切，竟然是由當時的「對方律師」替我見證的，真是諷刺。
　
　
【我對每一個創作者想說的話】

事件開始時，我正面臨《歌手2019》決賽演唱〈歌頌者〉的掙扎，我沒有告訴周遭的人發生什麼事，自己每天回到飯店默默流淚。

坦白說，最開始我問律師：「我們能不能乾脆認輸？他要錢，就照他說的賠，當花錢學教訓、認清一個人，也就不用浪費生命在他身上了。」我很心痛，但我實在不想花費心思在這件事上，依照我們對他以往與其他對象諸多訴訟的了解，他總是纏訟到底，而對我一個創作者而言，我一開始希望版權在自己身上，就是有感於人生無常，就是因為珍惜生命、珍惜時間，而現在我卻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訴訟，這些時間如果我能拿來寫歌，該有多好？

但律師說：「你是第一個唱自己寫的歌被告的，沒有前例。如果你不力爭到底，你會害到以後有一樣遭遇的創作者。」正因如此，我一直在為了未來我不認識，但可能面對一樣事情的創作者，拼命面對著。同時，一旦看清蘇打綠的歌曲是被搶奪的目標，我也必須為了蘇打綠六個人十多年的心血奮戰。

我們從小的環境、教育，一直被教導要「尊師重道」、「忍耐是美德」，但就是這些教導，讓過猶不及的我，因為懷著感恩，所以一路以來從不懷疑、盲目相信，最後變成這樣。對於「尊師重道」、對於「感恩」，我自認我一直以來都是做到最好，絲毫無愧於心，於情感、於實際收益，我相信我已報恩百倍萬倍。但遇到錯的事，無止境「忍耐」並不是美德，只會縱容、寵壞他人，最終不但會反過來吞噬自己，更有可能害到他人，甚至親眼看著自己最愛的母親、家人陪你難過。

我希望每一個年輕的創作者，記得一開始就要看清楚合約。常懷感恩、努力回報，這些都是理所當然，但一方面，保護自己更理所當然。如果你合作的「長輩」是正直的，就不會因為你「合理」地詢問自己的權益而惱羞成怒。我希望有所有創作者一定要保護好自己，不要像我一樣遭受這樣的打擊，讓生命如此虛擲。

我從未想過會遭逢如此巨變，也驚覺有時法律保護的，並非對的人或善良的人，而是「懂得怎麼利用法律的人」。我沒想到，創作有時變成一種原罪，為了自己的作品不被奪走，需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花這麼多心力。我也從未想過，其實有時律師會力挺的，不是法律、不是真相，也不是正義，而是付錢給他的客戶，如此而已。
　
　
【結論：我於理、於情都毫無虧欠，更是合理合法、仁至義盡】

我相信我今天一番話，一定會再被對方以各種曲解和利用法律刁難，畢竟對方連我私人臉書的發文都要自行對號入座、要求我登報道歉。但我不怕，因為我沒有一句話是謊言。我也知道這件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得走，我相信對方會不斷想辦法繼續纏訟，而閉上眼睛寫寫書狀就有錢領的好差事，亦有很多律師趨之若鶩。我也希望每個要興訟的人多想想自己的家人、孩子，你怎麼忍心讓他們查詢自己的家人，都是這些新聞。

面對這件事到後來，不只是我，書狀中的無端攻擊，從針對我，也變成針對六個個別團員，更沒想到，連馨儀也遭受這樣的對待。看著身懷六甲的馨儀接著被告，跟看到吳媽媽要面對一樣令我心痛不已。

我是一個創作者，還在努力創作著，我深知，音樂一旦失去靈魂，就只剩下技巧；而法律一旦忽略人心，產生漏洞，就只是文字罷了。

蘇格拉底曾言：「不只要活著，還要良善地活著。」活在這世界上，我相信我期許自己擁有的，不只是作品、名字，而是良善。我一向問心無愧，沒有一絲虧欠，於情，於理。

香港黑警罄竹難書

【以德報怨　何以報德】
當香港已成《1984》中的「施暴就是防暴、違法就是執法」，獨立就真的會是獨立？調查真的會是調查？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調查委員會條例》（Commissions of Inquiry Ordinance）第2條，特區政府可「委任一名或多於一名委員，……調查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的任何事宜」，是特區政府委任。而調查範圍（Terms of Reference），也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委任的調查委員會釐定。監警會的全名，是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獨不獨立？

就當會被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會同意委任的人，可以有不受干擾的獨立意志，但調查委員會除了要有監警會沒有的法定調查權力，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調查的能力。沒有調查的能力，就只是審閲文件，更是只被呈交的部份。現在的香港，是連廉處也沒有獨立公正的可信性，你以為調查委員會的法官委員，是TVB藝員，不論甚麼角色也可以做調查？調查委員會調查的甚麼呢？被呈上的文件。那真正做調查的是甚麼人？警察。警察在記者會的報告你相信嗎？但警察將這些報告交到調查委員會打一個轉，就會有人説獨立調查可信，香港真的很神奇。

調查委員會不是調查警察委員會，調查的對象亦會包括所有參與示威的人。有些人提出保護示威者的「證人作供不會被用作檢控」，是《調查委員會條例》的第4及7條中的：「證人提供的口頭證據、書面陳述、文件或其他方式提供的任何資料，不會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即是這個不能以該等證供證據向證人採取法律行動的保護，亦包括警察。而調查委員會可以傳召證人，但證人亦可以由律師代表，而就算拒絕出席，可處終身監禁的酷刑罪與一般坐幾個月的藐視法庭，你會怎麽揀？

你以為我是反對調查委員會？我是想你分清楚目的和手段，以目的選擇工具。調查委員會真正可以做的，是調查文件紀錄找出黑警上級，要其為「作為或不作為」行政失當負責的可能，就如干涉大學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羅范椒芬。而指證的人，可能是實際執行酷刑的黑警，就可能因為「證人作供不會被用作檢控」的法律上絕對特權而逃避罪責。然後，是黑警上級下台了事，實際執行酷刑的黑警日後升為上級，週而復始。

調查委員會可行的前提，是有一個可信的執行調查機構。現在最支持成立調查委員會的人，有可居其位的、有能以專業知識取代公眾意見的、有只求得到部份真相就可心安放下的，但對真正身受其害的人，不應是只如支聯六四的只求平反，不求懲處。「犯罪受刑」是報應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求真相以改善警隊」是修補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本身已經是兩種毫不對等的對待。以不對等求公平公正，就不會是公義。戰犯是要審判不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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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罪行(酷刑)條例》ER 2 of 2014
(1)公務人員或以公職身分行事的人，無論屬何國籍或公民身分，如在執行公務或本意是執行公務時，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蓄意使他人受到劇烈疼痛或痛苦，即犯施行酷刑罪。
(2)第(1)款不適用的人，無論屬何國籍或公民身分，如有以下情形，即犯施行酷刑罪。
(a)在以下人士的唆使、同意或默許下，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蓄意使他人受到劇烈疼痛或痛苦
(i)公務人員；或(ii)以公職身分行事的其他人；以及(b)該公務人員或其他人在唆使、同意或默許他人犯施行酷刑罪時，正在執行公務或本意是執行公務。
(3)就本條例來說，不論疼痛或痛苦是肉體上的或精神上的，或是因任何作為或不作為而引致的，均無關重要。
(4)任何人因其行為而被控以本條所訂罪行，如證明該人對作出該行為有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5)就本條來說，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lawful authority，justification or excuse)：
(a)如是關於在香港使他人受到疼痛或痛苦的，指香港法律下的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
(b)如是關於在香港以外地方使他人受到疼痛或痛苦的：(i)而疼痛或痛苦是由公務人員根據香港法律行事時所造成，或由任何人根據香港法律以公職身分行事時所造成，則指香港法律下的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ii)在其他情況下，則指在使他人受到疼痛或痛苦事件發生的地方的法律下的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
(6)任何人犯施行酷刑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終身監禁。

釋義：
(1)在本條例中─
公務人員(public official)包括在香港擔任附表所列職位的人；
國家(country)包括國家的一部分；
《酷刑公約》 (the Torture Convention)指聯合國大會於1984年12月10日通過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職位(office)包括委任(appointment)。
(2)就本條例來說，任何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行事時，如當時其身分是與香港政府或在香港的任何公共主管當局有關，或與香港以外的國家或領土的政府有關，或與當地的任何其他主管當局有關，而該主管當局是與香港的公共主管當局相似或類似的，均須視該人當時是以公職身分行事。

http://bit.ly/2ma4fxR

上法院，哥講的是證據！蛤！這麼硬啊！

告狀俠和當事人案談時，當事人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場而認定關乎訴訟勝敗的主要事實存在，而有所誤解，其實重點往往不是在於這件事情發生的過程看起來有多麼合理，有多麼的天經地義，而是你能不能向法院證明這件事情存在。

事情是這樣的，
在民事訴訟中，原則上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這就是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

你應該有的基本概念：
你是原告，本於法律所提出的請求(請求權基礎)是否成立，要看你所主張的具體生活事實和提出的證據，是否該當(符合)該法條的抽象法律要件？若經法院「認定事實」符合法律要件，你才可能獲得勝訴判決。

如果你上法院提告請求甲，還給你之前借給他的借款50萬元…
簡單來說，那你要向法院證明
1. 你和甲之間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就是你有借錢給甲的意思，甲也有要向你借錢的意思)
2. 借款已經交付甲之事實
此時，如果你和甲之間没有寫下清楚的借據，又没其他人在現場見聞知悉這件事的話，甲只要否認(相信我，通常會)，那你就有相當的困難去舉證證明你和甲之間存在消費(金錢)借貸關係…
這涉及到舉證責任之歸屬，也就是江湖上流傳的一句話：「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

有人會說，律師，我有匯款給他的單據或銀行轉帳的紀錄啊！這總行了吧?
我如果没借給他錢，我幹嘛匯款給他？

Hen抱歉，單純只有這樣的證據還是不行…
各位想想，你會匯錢給甲的原因可能有百百種，可能是你跟他買東西、可能是你上星期和甲一起去夜店没帶錢，甲先幫你墊付，你要還給甲、也可能是你贈與給甲的(蝦毁？我送給他？給他買藥啦！)(原因還有很多種，就讓各位自行想像)，總之，甲只要否認這是借款，就算他答辯的零零落落，舉證責任還是你身上，單純的匯款事實，無法推論出『1. 你和甲之間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
不當得利？只怕是更難，你要舉證證明你匯給甲的金錢「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蛤？？文字都看不太懂了，怎麼證明啊！）

回到本案，林翁是主張民法第412條第1項規定：「贈與附有負擔者，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負擔時，贈與人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或撤銷贈與。」（另外主張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2款部分，本文暫不討論）
那麼林翁就要證明：
『兩造於贈與系爭土地時已有約定孫子需要扶養林翁至終老之負擔』

可是，林翁並没有將此附負擔的贈與契約製作成雙方合意的書面，也没有任何證人可以證明雙方確實有這樣的約定，就算孫子曾有匯款給林翁的事實，從上面的所舉金錢借貸的案例，可以知道，匯款的原因有百百種，也無法推論出雙方有這樣的約定意思；所以，導致法院最終無從認定雙方之間有這樣約定的事實存在，也就没法子撤銷贈與。
更何況，林翁也有在法院審理時說出：
「我跟被上訴人之母說要把土地贈與被上訴人，我心裡想被上訴人應該要扶養我到百年之後，但沒有說出來，也沒跟被上訴人說叫他扶養我，我錯就錯在忘記跟被上訴人說叫他養我」(雖然律師已經很用力想要拗回來，但是難！)

說了這麼多，就是要告訴大家，小心駛得萬年船，心想不一定事成，進了法院，證據為王。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819/15160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