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寫這些文章很久了，但遲遲沒有動筆。去年年末拿到台北文學獎DM 的時候，本想試著寫篇散文報名看看，只是最後還是因沒把握作罷。那時候想到的文章名稱叫做〈她的台北兩點一直線〉，我想以台北為背景，把印尼看護的故事寫進去，現在看來已不算切題或堪用了。這兩天心血來潮，突然覺得應該把那些事情記錄下來，儘管最近很忙，還是撥了點時間寫她（們）。文章範圍擴大了一點，包含了自己的生活和心情，以及我最愛的奶奶。以下是第一篇，陸續完成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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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台北兩點一直線 〉1

手機鈴聲響起時，我盯著螢幕遲疑了幾秒，一時想不起那名字是誰，也認不得大頭貼上的小男孩，但記憶很快就帶領我到對的地方，「是阿莉！」我在奶奶的慶生宴上大叫出聲，馬上接起電話，卻不知該遞給誰好，畢竟在場想念她的人太多了，我們都覺得阿莉無法出席奶奶的生日這件事有點可惜。沒辦法，新來的外勞笨手笨腳不得寵，但不能怪她，這摩登的都市對來自棉蘭鄉下的她來說一定很像怪獸，何況這還是她人生第一份海外工作。反觀已經來台好幾年的阿莉，不僅中文說得流利，台語也溝通無礙，重點是我們都感受得到她真心喜歡奶奶、疼愛奶奶，要不然不會記得在這麼重要的場合上特地用即時通訊打越洋電話過來。


阿莉是我們家第一位外勞。曾經有朋友告訴我「外勞」是個不太禮貌的用詞（當然更別提外傭了），從那之後我對外都盡量稱她為「看護」，同時也意味著照顧奶奶是她最重要的職務。奶奶得的是阿茲海默症，對這個疾病有點概念的人應該都知道那是一條單向道，腦功能只會一天一天退化，記憶只會一點一點被啃蝕掉，唯一能做的只有消極地透過藥物讓病情別惡化太快。家裡決定要請看護是奶奶得了阿茲海默幾年後的事，如同前面所言，那是一條單向道，初期症狀不明顯時還能得過且過，但後來奶奶的狀況已經嚴重到足以影響家人作息，例如在凌晨兩點敲我們的房門說要去煮午餐，或者天才剛亮就獨自外出，卻又因沒帶鑰匙而狂按我們或鄰居的門鈴，硬生生把大夥從睡夢中吵醒。奶奶不只一次在家附近失蹤，也不只一次被好心的路人或警察「撿到」，謝天謝地之餘，我們也警覺到該做點什麼改善問題，並拯救每個人心靈上的疲憊。現在回想起那些日子，彷彿腦神經衰弱如影隨形，理智每天都要斷線好幾回，然而我們指責的、發怒的對象，是一個連自己都對自己感到無奈失措，不只一次脫口說出「好想快點死一死」的奶奶。


失去記憶是一件相當無助的事，你可以試著想像自己接二連三找不到東西，沒有時間觀念弄不清白天黑夜，因此與人相處時總是牛頭不對馬嘴，好像獨自住在一個平行時空一樣。一位心理醫師朋友告訴我，阿茲海默的顯著症狀為記憶相當短暫，他們經常會因為東西換了位置而慌張，因為在他們記憶裡不該是那樣，所以許多病房才會盡量保持潔白乾淨，減少更動。然而無法感同身受的旁人對病患的行為只會覺得麻煩，覺得連這點小事都記不住，是故意的嗎？相同問題都問過幾次，還要再問？對病患以及對家屬來說，阿茲海默症就等於集體的耐性考驗。


儘管如此，老實說剛開始我有些反對申請外籍看護的提議，我無法想像家裡多住一位陌生人是什麼感覺，我甚至假裝貼心地站在奶奶的立場，仗著自己受寵就比較了解奶奶似地充當發言人，認定她會對這個決策相當排斥。然而事情似乎沒有轉圜的餘地，就像阿茲海默症一樣，也只能對症下藥姑且一試。


經過一連串的醫學鑑定，奶奶通過了一種名叫「巴氏量表」的評測，高齡93歲才又得到一張全新的證件，只可惜是一張「重度殘障證明」，如此總算符合申請外籍看護的資格。有時候這社會的規則很矛盾，為了達到目的竟必須表現得爛一點，當我看著鑑定醫師命令奶奶自己扣鈕釦時，心中也是同樣矛盾------扣上了，那表示她還有行為能力；扣不上，通過測驗的機會便大大增加。最後鈕釦是扣上了，但綜合其他部分的表現，奶奶還是符合重度殘障的資格，可喜可賀。


「申請殘障手冊」和「聘用外籍看護」這兩件事必須同步並行，否則只會讓整個流程更加冗長。某天晚餐飯後門鈴突然響起，一位看起來相當幹練的人力仲介帶著一位皮膚黝黑、秀髪娟長的女孩出現在我們家，兩人併坐在最靠門的那張藍色沙發上，那位女孩就是阿莉。我還記得我那時只是出去打個招呼，又默默躲回房裡，只留下「對方很年輕」這般淺淺的印象，我猜她大概只有二十出頭，反正鐵定比我小，誰知道阿莉快要四十歲了，而且還是一個三歲小孩的媽。我在房裡聽見她們「阿嬤～阿嬤～」不停的叫，好像在裝熟似的，覺得有點刺耳。


有了仲介的強力背書，加上第一印象還不錯，長輩們就決定是雇用阿莉了。我搬出比較大的那間房，又回到高中時期所住的比較小的那間。大房間因應兩人共住的需求而多加了一張單人床，衣櫃以及床頭櫃的位置也因此做了調整，一切都好像在迎接新生命、新生活一樣。然後，阿莉幾乎是在殘障證明核准的幾天後搬進我們家。那一天我下班回到家時，大家都已經熄燈了，大房間的房門是關著的，我知道裡面住著兩個人，但不知道她們是睡著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