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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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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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殖民」的理解，多數停留在「被大國殖民管治」的意思，於是局限了我們的想像。這也無可厚非，因為東亞人民在歷史上都是被殖民的受害者，將殖民等同侵略，因而產生了極強的防衛意識，主張反殖和去殖才是本土自強的唯一道路。台灣人反國民黨，香港人反共產黨，中亞反一帶一路，斯里蘭卡反對把港口租予中共99年，都受到這種反殖意識所影響，以對抗二次殖民為己任。

然而，這不是「殖民」的本義。準確來說我們是反對「帝國殖民主義」，反對大國利用跨國企業和移民洗血計劃改構他國的本質。這裡的「帝國」，不單指大航海時期崛起的傳統文明古國，還包括現代興起的多個國際組織。例如阿根廷人反對IMF出手解救經濟危機，皆因他們看穿這些國際組織的真面目，明白到雖然IMF買斷國家債務可換來一時安逸，但代價就是奉上國家的財政自主，接受IMF主宰阿根廷的經濟未來，俗稱「揸頸就命」。中共魔高一丈，不止承襲了這些國際組織的手法，還懂得扮發展中的國家，一手支取國際巨額援助，一手金援一帶一路的國家，用債務危機行殖民之實。為了維護國家自主，就必須反對這種殖民。

不過，若然是非帝國的殖民呢？

台灣把收容港人的預算金大增7倍，英國下議院亦準備通過議案允許所有港人居英，數以百萬的港人流往海外，便會構成一個又一個Colony了。對於當地政府來說，這是一個棘手問題，除了有共諜入侵之虞，賦予這些香港人投票權也等同開放港人參與（或干預）當地政治。在統治者的角度，收容之後，下一步就是對這些香港人施以歸化政策了。

這時候，身為一個香港人就要問：甚麼是香港人的自我認同？如果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僅源自於出生於香港這個地方的話，那麼失去地方之後，只消兩代人的時間，海外就再無香港人，只有港二代英國人、港二代台灣人了。

不過，我不主張把香港人視為一個民族，因為我們的共識是「只要愛護香港這個地方、將它的利益置於中共的利益之上的話，任何種族都皆可是香港人」。若然把這種身份認同扭曲成香港人的民族主義，那麼我們就會跟搞中華民族主義的小粉紅無異了。帝國正是用民族主義來維護它的管治，而香港人主體的非民族性，賦予了港人身份的特殊意義。

移民台灣的黃秋生寫道，要把畢生所學傳授給台灣人，着實聞者悲涼，因為這就是移民的宿命，不可再作本來的人，要與新的身份相稱，效忠和貢獻新的國家，接受歸化——這便是一般人對移民的尋常理解，而這種理解終將導致香港人的身份在海外消亡——只有留在香港的人才有資格做香港人。

是時候要顛覆這種想法。

在上世紀初期，很多波希米亞人移民美國加州，形成獨有的群落。你在地圖上找不到波希米亞這個地方，但它的精神依然影響着流行文化，而這種文化有賴百多年前這些波希米亞人建立和發揚開來。當中有一位標誌性人物，被奉為「波希米亞國王」，名叫George Sterling。他是一位詩人，在洛杉磯南面的一條海邊小村莊Carmel建起了波希米亞的藝術殖民地。

Sterling這種烏托邦式的生活吸引很多藝術家慕名而來。加州的房地產炒得那麼貴，當初就是靠這些人帶動的。現在英國的樓市開始被香港人炒起了（或許這正是約翰遜所期許的），但身受其害的香港人知道，這種靠炒賣起家的殖民正是人所共憎的東西，因為大陸人也是這樣炒起香港樓市。社會輿論現時談到「香港移民問題」，全都在談投資、置業、搵工、福利……但這些便是唯一構成香港存在的東西嗎？

如果是的話，這一篇也沒有寫下去的必要，我會寧願香港人在世上消亡。難道人們為香港人自豪是自豪香港人的市儈嗎？

要走出香港的移民困局，香港人就需要先從這種市儈人格破繭而出。一群很會搵錢但並無其他價值信念可言的流民，各國會很樂意吸納他們當工具人使用——當下擺在香港人眼前的正是這種宿命。我們拿甚麼來抗衡、阻止它成真？

可惜香港的主流言論，統統把香港的移民問題縮減為置業問題或生活問題罷了。

這種時勢，香港除了需要政客，還需要甚麼？

需要詩人，需要名廚，需要作家，需要演員，需要畫家，需要歌手，需要大師，需要巨匠，需要名家，需要學者，需要觀眾，需要聽眾……這是甚麼？是不同的香港人物構成了香港的偉大和獨特。曾經何時香港的文化輸出影響了全世界，是甚麼導致它式微了？單純因為中共嗎？還是搵錢至上的精神令香港人失去了自我？

這裡的自我，不是一種自有永有的東西，而係需要我們不懈地創造。當一個地方的人不再風光，他們就會開始懷舊了。我相信在香港生活的朋友，都會明白這種唏噓：繁華背後，一些屬於真正香港人的東西逐年消逝，嚮往意義的人正在努力挽救，即使明知是無補於事。不過，我們不需要灰心，因為我們在短短幾年間，已成功向世界證實香港難能可貴的地方在哪，亦見證身邊很多營役的人，都踏出他們的第一步關心國際，令到香港人的抗爭精神在各國傳揚開去。單是政治路上，香港人已走出如此亮麗的成績，那麼在政治之外，香港人也能走出一條生路。

當你把移民視為人生唯一的政治出路，恐怕移居完畢後你的人生就會返復封閉，你只是換了一個地方隨波逐流而已。而且你會慢慢發現，強調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將會成為一種惹當地人反感的東西。一個人敵不過歸化的力量，移民問題淪為一種個人困境，可是，換成是一群香港人，或更進一步，想成「香港人向世界殖民」，天地將會開闊得多。

不過，換句話說，抗拒歸化宿命，他國就會把香港人視為一種威脅、一種侵略。收容的前提，是你們願意接受歸化，成為當地人。雙重身份只屬一個過渡階段，想想秘魯的日裔人，你就會預見答案。香港中聯辦正是透過福建、潮汕等數十個同鄉會社團，利用同鄉的力量阻止新移民完全歸化為香港人，來維繫大陸對香港的人際操控的政治干預，香港人對此都深痛惡絕。我們如何避免自己成為自己所憎恨的人？如何避免拒絕歸化的香港人淪為他國的一個移民問題？

因此，最理想是光復香港，以上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若然劇本不是這麼寫，香港人真的要大遷徙來逃避魔爪時，那麼這些在香港以外的香港人，就極需要另一種光復，在海外建立「文化香港」，令各地的香港人得到歸屬，令中共只得到一個空殼。

這當然不會是一個大台，或某種香港同鄉會，而是一種無形的存在，只能透過香港人對民主世界的參與和創造，才會發出香港人的獨有光芒。可能是一首流行曲，一齣香港人電影，一間香港餐廳，一群港人國際墨者的號召，或一本小說。形式並不重要，重要是香港人製造，「香港人是重要的」。

做得到的話，滅了香港，香港人也會不滅。

作者

＃神父的鹽
　
一如往常的膠．
　
金門立委陳玉珍，自稱中華民國福建省立委，並在台灣的國會殿堂，直斥「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地名」，在這全台防疫的時候，大搞意識形態．
　
所以並不是台灣人強加「台灣認同」在金門人身上，而是金門立委企圖以自身扭曲的認同，破壞台灣的認同．
　
而有趣的是，她的背後站著是一干國民黨人，認同這樣的思想，並進行政治操作．
　
國共內戰，金門成為前線，無論是雙方的炮擊響徹２０餘年，中國在金門烙下４７萬枚砲彈，或是十萬大軍抵達金門，進行高度軍事化管理，徵收住宅、民生用品，或者金門不分男女，國中小學生、長者，都要編入民防自衛隊，或是限制金門對外通訊，連收音機內容都要被管制，儘管戰爭結束，金門仍不改軍事管理，兩地不同時段解嚴－
　
這都是中華民國與中國施加的，和提倡獨立自主的台灣認同無關．
　
「台灣人歡慶解嚴，金門卻是持續戒嚴」
　
在這邊必須說，這段話在這裡是很有問題的，就像過去犯的謬誤一樣，提二二八，不提蔣介石血腥鎮壓，把真實閹割掩蔽，要人們自行去理解意會，去「思考」，這是去語境的謬誤，是誰在實施戒嚴？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如果不強調這個始作俑者，就變成黨國戒嚴，台灣人必須要承擔的隱喻，不但要負責，甚至得同理金門扭曲的認同，在一個金門立委貶低台灣認同的時候．
　
台灣人解除戒嚴，並不只是「歡慶」而已，而是付出無數的血和淚水，甚至是生命，第一次戒嚴，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解嚴也不是突然發生，或是黨國恩賜，而是無數個黨外人士高喊「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百分之百解嚴」，用肉身進行衝撞，更別提先前付出龐大犧牲和代價，台灣人承受的恐怖，白色恐怖．
　
解嚴以後，也不是真的解嚴了，那只是一個形式，一個象徵，不自由仍然持續，甚至變得更加合理，因為都「解嚴」了，也就不存在人民自由和人權的限縮，也就不需要反抗了．事實上，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甚或言論自由，仍然控制在黨國體系手中，於是，解了繼續解，鄭南榕焚起言論自由之火，燃起台灣獨立的意識，「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然後一個少女，在台大的樹下，戰戰兢兢的悼念他，恐懼的看著情治單位對著他們按下了快門．
　
而後野百合開滿荒野．
　
這是因為那犧牲太慘絕人寰，那苦難過於泯滅人性，掙脫沉重的枷鎖好不容易得以喘一口氣，而不是台灣人得到自由歡慶，無視於金門人仍陷於枷鎖之中，「爽的是你，甘苦到我」．而是中華民國施加枷鎖於兩地，讓人們同樣受害，再使得他們互相嫉恨，這個不平等，在金門與台灣造成的等差，由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施加，更顯得陳玉珍背後站著一干國民黨人，共同打壓台灣，吹捧中華，無比諷刺．
　
你不能把不正常的當作正常，去合理化不正常，要正常的去理解、遷就，甚至理所當然地被遷怒．這是一種同理心的濫用，你應該問的是，這一連串中國國民黨的集權統治，中華民國政府的惡行，為何歡慶８２３砲戰的時候，沒有人提出，那是對金門人剝削的歷史，對金門人殖民的表徵？為何迷思，會成為一種正確，甚至進而成為理所當然的認同？同為被殖民的不同群體，為何是「金門走過戰火的那段日子，是台灣島上的人民難以想像的」、「回頭望向他們守護的國家，卻越來越陌生？」
　
八二三砲戰，為多數的是台灣充員兵，在前線死傷慘重，如今，被簡化為一個提倡統一，台灣的命運由全體中國人決定的軍頭所獨攬的功績，充員兵搶灘運補、搶修陣地，砲彈的碎片，在他們身體各處留下烙痕，好的詮釋，留給中華民國認同，說是保衛台灣，壞的詮釋，卻留給台灣認同，為何台灣島上的人民會難以想像金門走過戰火的那段日子？難道那砲彈炸的不是台灣兵嗎？忽略被徵召去金門當兵那段共同記憶，或者，形成一種奇異的標準，台灣人必須去想像，而中華民國人不用，他們只要愉快收割，每年的八二三，集體的美化與詮釋成永恆的功績，卻不用分擔他人的苦痛，連二二八都可以念成八二三，然後金門人，令人憐憫的金門人，回頭望向他們守護的「國家」，卻越來越陌生，陌生的，是台灣，而不是中華民國，曾被守護的國家，是台灣，而不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成為永遠的施恩者，加諸的壓迫都不存在，反成為分離金門的藉口．積欠的人情與債務，也是台灣島上的人民，而不是中華民國，是說，不斷強調台灣與金門的遙遠，可是這金門立委卻抱著中華民國如膠似漆，難道中華民國距離金門不遠嗎？　
　
有欠的，台灣償還，有賺的，中華民國領取．
　
Ｔｈｅｎ，一個金門立委說，台灣不是國家，中華民國才是，台灣只是地名而已．
　
多麼的錯亂．
　
中華民國，令人多麼的錯亂，在我看來，陳玉珍只是把金門的處境，框架在台灣身上，金門不是國家，只是個地名，我們的國家，是共同殖民我們的中華民國，寧可一起接受，同樣的殖民符號，殖民的過往，而不許台灣脫離，寧可在兇手旁邊成為一個工具，黨國的喉舌，打壓台灣的認同，在神父看來，若陳玉珍真的代表金門人的認同，不過是種囚徒的困境，相敗的思維，寧可一起受壓迫，不願一起迎自由，把歷史的創傷，當作藉口，逼迫台灣人接受，不去找加害人清算，而去找同為受害者的人鬥爭，站在加害者身旁，以為傷痛就會消失，傷痛就不算傷痛了，當其他被害者試圖自立的時候，創傷又浮現出來，成為阻卻他們的理由．
　
「因為我被中國的砲彈砸了，我被中華民國限制自由，所以台灣不是個國家，中華民國才是國家，我是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人，一國兩制棒棒．」
　
金門往昔由金門副縣長吳典成提出，以金門做為從「金廈雙子城」過渡為「一國兩制」試點的構想，得到洪秀柱的贊同，又有金門縣長楊鎮浯表示，對大多數的金門鄉親來說，「金廈共同生活圈」早已形成，金門要成為兩岸的橋梁．
　
如今中國的疫病蔓延，這個金門縣長還想要成為兩岸橋樑嗎？看看香港，還想著要被中國統一，實施一國兩制嗎？要回歸去吸祖國充滿病毒的空氣嗎？
　
陳玉珍在２０１９年６月，即提出，台灣只是個地名，早就一國兩制了，又稱大陸客去金門，是靠他們去跟「北京中央」爭取的，在防疫的時候，稱口罩７元運費不合理，這些人，真的能代表金門人的想法嗎？若被中國統治，你有多少口罩可以拿？要繳多少運費？若陸客佔滿金門海灘，豈不是防疫的破口嗎？
　
我們應該問一個嚴肅的問題，
　
「中國４７萬枚砲彈，是否一杯水就可以化解？而台灣不論為金門做什麼，挹注多少資源，在金門人眼中，都只是塊次等殖民地？」
　
不要把不正常的，當成正常，去壓迫正常，這是典型的依附性思維，顯著的公正世界觀偏誤，甘願在兇手身旁，自願成為流氓的籌碼，跟著恐嚇自己人，或者要脅幫助者，通常我們會稱，這種情結叫做斯德哥爾摩．
　
「因為我是金門人，所以台灣不是個國家．」
　
何其荒謬．　
　
我們期盼金門人能覺醒，不要被這種立委和民意代表綁架，到底他們真的在意金門，明白金門的歷史和傷痛，還是只是在執行統戰而已？金門人的疑惑，應該只是個簡單的思維缺陷，誠如同九州人和日本本島的區隔，日本有地名含國家的屬性，九州人可以依此區隔我不是日本島的人，但是，不會有九州人說日本只是個地名而已．
　
台灣也已經有地名以上的國家認同，和國家成份，而金門的這個思維缺陷，顯然被有效利用，誤導成否定台灣，支持一國兩制．　
　
這並不是「每個人會因其身處的環境，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血緣、地緣、經濟、生活經驗、教育、現實趨勢等等，而有其獨特的認同」，而是金門的立委，將其淺薄的認知，不正常的認同加諸在台灣身上，若把她指稱為只是一種「獨特的認同」，則是一種合理化，無論如何，「中華民國」與「福建省」，是兩個不同的現實概念，後者是歸屬於集權國家，並且正在統戰台灣，危害整體台澎金馬的安全與福祉，陳玉珍的認同是將自己的幻想加諸在２３００萬人的意志上，本質上，就是一種侵略．
　
以管窺天，以假亂真，夜郎自大，井底之蛙．
　
如是屬於前者，那就代表著他的中華民國與中國互相混淆，並且排除台灣，自絕於台灣命運共同體之外，讓台灣與金門，都淪為古老的中國的一部分，成為殖民地，而非現代民主過渡時期的「中華民國台灣」，或者，「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正在獨立的國家，尚未獨立的台灣國，早已經擁有的，台灣人參與的國家成份．
　
在這疫情嚴重的時刻，與中國混淆的概念尤其危險，中國隱匿疫情的責任，由台灣承擔，歐洲各國對於台灣（Ｔａｉｗａｎ）的感謝，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份的地位，來接受．　
　
我們應該做的，不是藉由陳玉珍，去理解金門，或者由金門的迷思，部分否定整體，拿著一個錯誤而且有害的例子，去說「我們又該怎麼說自己是什麼人？」
　
當一個金門立委否定台灣人成為台灣人的正當性，我們必須去跟著懷疑自己，這叫偽冒理據．關於陳玉珍個人扭曲的認同，並不是「該怎麼理解與自己不同的認同？」，而是去了解她背後是否有什麼特殊目的，藏著什麼樣的惡意，甚至，服從怎樣的指令，是不是假定整體金門人的意志．
　
我們應該做的，是去懷疑這個體制，而不是懷疑自己，中華民國體制是不是造就了其他人陷於錯誤，而反過來把這個錯誤當成正確，企圖使每個人都陷於無道之中，我們應該做的，是去改善他，而不是附和他，跟隨錯誤，讓全世界都把我們當成中國人，隨著陳玉珍的口吻奉行一國兩制，交出自己的民主，喪失自己的自主，自己打壓自己，成為善良而且愚蠢的共犯．
　
至少我們知道一件事，金門不屬於福建，中華民國沒有統治福建省，而是中國在統治，台灣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省，而我們正在試圖獨立而且成為一個新的國家，脫離殖民的符號和歷史，脫離被世界的錯認，黨國的陰霾，中國的殘酷，中華民國人的妄想．
　
「強加『臺灣認同』在金門人身上有正當性嗎？」
　
不如我們這麼說，中國對台灣本島統戰，一路延伸到金門，反共前線變成中國統戰的跳板，這有什麼正當性嗎？就連陳玉珍的辦公室主任都承認，
　
「『小三通後和對岸交流很頻繁，這些年金門人心變化很大，統戰可說是很成功，』立委陳玉珍辦公室主任翁明振說．
　
他觀察早期兩岸對峙， 統戰主要是以滲透、間諜方式，也因此６０、７０年代民防隊、五戶聯保等保密防諜做得嚴密．
　
２００１年小三通後 ，以交流之名的統戰方式很多元．最初涉台單位先是經營社團，發現成效不彰後，轉移到真正有動員能力的宗親．近年則著力宮廟系統和村里長聯誼會，影響金門民意很深．另一方面，金門也是中國對台灣統戰的跳板基地．」
　
又有媒體如此敘述，
　
「一條線是來自台灣本島的『中華民族致公黨』（簡稱致公黨）．主力在經營基層民代和陸籍配偶，並以協會、政黨、民調、學術討論及選舉等多重佈局，準備一場『兩岸和平實驗區』公投．」
　
當我們在躊躇台灣認同對於金門人是否有正當性的同時，更無正當性的東西已悄悄滲透金門，台灣與金門，擁有民主自由的共識，金門立委，參與台灣的政治，單單看地方稅收與支出比，台灣的稅收，支援地方的支出，金門之醫療，學校，甚至所受到現代民主思潮與公民教育，無一不是與台灣息息相關，金門每年都在進行民主選舉，進行自決的過程，難道要舉辦一國兩制的公投，讓金門人投票決定自己放棄民主？把被紅錢干涉的民意，看成是獨立，被洗腦，當成是自主，如同，把生病的人看成是健康的，染疫的人看成是正常的，放任統戰的病毒四處傳播，害己害人，於是由中國傳染到台灣，台灣散播到金門，由一群左膠，當成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當性，然後中毒甚深的金門立委，到台灣國會聲稱台灣不是國家，侵害台灣的獨立自主．
　
台灣難道不是金門的母國嗎？為何要一同服膺錯誤的憲法，歷史和現實不分？民主與獨裁不能並存，沒人告訴他們什麼是正確的信念，民主自由，就是自我實現的過程，公眾利益的具體實現，與生俱來要與獨裁抗爭，不證明民主的優越性，卻要放任金門被獨裁者侵蝕，成為愉悅的奴隸，自由最苦澀的敵人．
　
你不向獨裁積極抗爭，專制獨裁就會侵蝕民主的政體，將台灣認同視為一種罪惡，金門認同卻如此曖昧不明，然後中國認同卻理所當然的騎劫其上，我們要問的只有一件事，我們因著鄉愿，放任金門自生自滅，任由中國統戰，金門人的認同沒被建構起來，反而改往依附共產獨裁，假仁假義的結果，就是朋友變成敵人，同胞變成刀刃相向，抗中的前線變成侵台的衛哨，如同克里米亞被俄國併吞，到那個時候，左膠們敢不敢對金門人開槍？
　
明明能成為命運的共同體，能成為共存共榮的同伴，卻捨近，求遠，因著自我中心的慈悲，造就互相毀滅的未來，愚蠢、愚蠢、愚蠢，罵三次愚蠢，都不足以形容之，亦是一種殘酷．
　
民主，總要在失去的時候才知道珍貴，家族地緣血親，總是要災難來臨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真正的家人、族人、親人是誰，就看看如今武漢肺炎蔓延的現況，假設金門成為了中國的衛星國，依照著陳玉珍跟一干金門政客的主張，實行一國兩制，金廈共同生活圈，今天的金門，早就肺炎肆虐了，早就給中國人吃乾抹淨了，我們就看看香港吧，香港是在爭取「真正的一國兩制」，如今連疫病來襲，香港特首還得看中國的臉色，第一時間不封閉關口，引起香港醫護罷工浪潮，醫護沒有Ｎ９５口罩，連外科口罩的口罩盒也長期是空的，他們說「不怕殉職但不願白白葬送」，市面上，充斥中國流來的黑心口罩，薄薄的一層，被揭發生產口罩的工廠不但沒有消毒，而且口罩是使用回收物料製成，人民買不到口罩，引發搶購潮，藥房紛紛坐地起價，甚至還有二手的口罩，用過的，再包裝出售．
　
林鄭月娥拒絕「全面封關」，稱封關構成「歧視」，並稱要跟隨世界衛生組織的條文，譚德賽說不可以歧視，黑警穿的裝備比醫生好，疫情當頭還在打擊香港人．
　
如今金門確診數０人，口罩從台灣配送到金門，人人有得領，各種醫療資源和來自台灣中央的防疫措施，台灣的健保制度，這難道不是金門與台灣命運共同體的體現嗎？
　
台灣政府該做的，是廢除福建省的偽名，而不是跟隨陳玉珍的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台灣應該持續在金門深化台灣民主，而不是任由家族宗親壟斷，國民黨一黨獨大，任由中國腐蝕金門人的認同，難道金門人裡沒有認同台灣的人嗎？難道金門人出國不會自稱台灣人嗎？當外國人以Ｔａｉｗａｎ看金門人，而不是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就代表台灣絕非只是個地名而已．
　
而當民進黨李問於馬祖得到史上最高的票數，蔡英文總統在連江縣得到１２２６票，就代表民主制度的架構底下，認同是可以改變的，不是中國國民黨那種強加的威權遺緒，也不是中國的金錢統戰利誘，而是自發自願的，典範的轉移．
　
陳玉珍說的，是危險而且離譜的謊言，而我們正在讓它發生，我們要做的是釐清，而不是理解，我們要做的是捍衛，而非濫情，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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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在公視台語台，我鼓勵大家政黨票都應該留給小黨，讓多元理念能夠進入立法院，尤其是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的小黨，更值得我們尊敬！如果你相信台獨、希望實現台獨，可以選擇台灣基進（時代力量已崩壞）；如果你不信台獨、追求穩健和統，請將政黨票投給新黨！

然而同台基進黨的主席卻說，只有獨是理念，統是「毒藥」不是理念，你聽得下去嗎？

他說，台灣人被迫接受中華民國流亡體制的統治，被迫拿中華民國身分證，被迫變成「中國人」。可是，他現在正是在用他口中「中華民國流亡體制」的 憲政制度，在參選中華民國第十屆全國不分區立委，不是嗎？

我不會因為他這樣說，就罵他沒有參選的資格，同樣地，當獨派到最後只能說統派不能參選，無疑是凸顯智淺量狹。因為自民國80年結束動員戡亂以來，我們確實處在國家統一前特殊的過渡時期。未來要統？要獨？怎麼統？怎麼獨？我主張應該公開辯論，讓台灣社會充分理性地思考。

要選總統的大黨應該談卻不敢談，那就讓小黨沒有負擔好好談！但很遺憾的，口口聲聲要維修台灣「民主」的基進黨，卻只想著要剝奪統派發表主張的權利，甚至謊稱統派強迫台灣人只能做中國人、不能做台灣人，又說起要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人滾出台灣的陳年老調。

歷史不能切割，不能只選自己要的嫁接「歷史」。日據時代台灣先賢蔣渭水，即便在台灣已被迫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時代，仍認同祖國就是中國，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先民從大陸渡海而來，歷經日本殖民、台灣光復、國共內戰而有兩岸分治，這些也都是歷史，是我們討論台灣前途時不能切割的事實。每次台灣前途的重大轉折，往往都是由戰爭來決定，至今未解的兩岸內戰，是否能用和平手段來處理，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基進黨自己承認，他們主張的台灣獨立並非一蹴可幾，先要進入立法院，再期盼有朝一日能取得執政權，向國際宣告台灣要成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至於世界是否承認？大陸做何反應？當天並未提及），前後可能要幾十年。同理，鬼扯什麼國民黨、新黨一旦當選，台灣就會立刻被統一，也一樣只是在兜售恐中、反中情緒。以當前大陸民意的反應，恐怕還是民進黨連任、獨派當權，更可能刺激大陸轉和統為武統，加速我們不樂見的激烈急統。

統獨攤牌來論是好事，總比大家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來得強！只是奉勸獨派可敬的對手，既然你們這樣堅信台獨成功在望，就別再用那套早被掃入上世紀歷史塵埃的「中國人滾出去」論調，難道都到了2020年，你們的論述還是那樣蒼白嗎？

●當天節目全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bf1N21nFs&t=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