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巖：區塊鏈是數字科技霸權之外的第三選項

孟巖
2021年1月14日 16:55

把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並非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我並不是一個對時事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但是在這裏從來不談，因爲我相信專業主義。走出校門二十年以來，我幹過好幾個行業，談不上有什麼成績，但深知一個道理，任何一個實踐性（而不是純學術的）領域，八成以上的「真知」從不見於文字，只能出自實踐。所以，一個人能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搞明白一點事情，說清楚一些話，就已經很不容易。對於那些你可能很感興趣，而且也花了很多時間看媒體、讀文獻，但並沒有長時間專業從事過的事情，往往連基本的信息都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錯誤的，遑論能有什麼靠譜的見解，所以應該保持謙遜，保持距離。

除非跟你的專業領域發生交集。

幻覺的幻滅

這次美國大選的亂局，國內外懂的不懂的不懂裝懂的已經很多，本來我就不懂，輪不到我們這些每天埋頭做事的人插嘴，但這幾天路轉峯會，因爲美國的互聯網科技巨頭統一行動，不但對特朗普家族統一封號，而且對於其黨羽「趕緊殺絕」，以至於過去幾年被特朗普搞得焦頭爛額的歐盟諸國也友邦驚詫了。而最令外界震驚的可能是對 Parler 的絞殺。依我看來，此事的嚴重性，甚至超過對任何個人賬戶的封殺。某些評論已經指出這件事情的諷刺意味：政府受 230 條款制約做不到的事情，在 230 保護之下的互聯網巨頭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其他平臺做到。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雙標還真是耍得漂亮。人們終於問出了早就應該問出的問題：這個世界到底是誰在統治？這個世界正在走向何方？

當然，這次互聯網科技巨頭的統一行動，背後是有協調的。會有那麼一些「天下太平」主義者跟你說，所謂新霸崛起、權力轉移之說，純屬杞人憂天，發生的這些只是體現了美國深層政府的意志，沒有統一指揮，科技巨頭根本不會如此協調一致。因此一切並沒有脫離政治鬥爭那個軌道，那個自從《竹書記年》裏的堯舜禹時代和古羅馬格拉古兄弟遇害以來就爲我們所熟知的軌道。

但是，大多數明眼人還是看到了不同之處：關鍵不是會不會，而是能不能。這次，國際科技巨頭們已經嚮明明白白向我們展示了他們的能力：他們平時擺出一副殊死競爭、雞飛狗跳的模樣，好像永遠都尿不到一隻壺裏，讓大家放一萬個心。但關鍵時刻聯起手來，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竟有如此大的力量！更關鍵的還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效率問題。過去的人形容政變或革命代價之低，往往用「兵不血刃」來衡量。不殺人、不流血，已經是前人能夠想到的最舒爽的方式了。今天，科技巨頭們可以用手機發出一個指令，幾分鐘之內，幾個工程師在鍵盤上敲下幾個字符，在屏幕上輕點幾下鼠標，貴爲美國總統者，瞬間社死，且殃及池魚，成本幾近於零。革命瞬間成功，同志無須努力。所以啊，二十一世紀已經過了五分之一了，還有人嘲笑「鍵盤俠」，其實這些過時的腦子只是不瞭解鍵盤的威力。這次他們明白了，一隻連接在關鍵節點上的 10 美元的水貨薄膜鍵盤，威力大過萬馬千軍。

對 Parler 的聯合封殺宣告了中心化互聯網之上的自由主義幻覺的破滅。這是一個在內行人看來早就荒誕不經的幻覺，只是平時任你怎麼呼與號，大多數人都只會投以輕蔑的微笑。沒想到啊沒想到，華盛頓沼澤裏的大鱷魚會在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把蓋子揭開，把妖怪放出來。人們不要指望數字時代的爬行動物能夠控制這些妖怪，他們連自己的筆記本都可以弄丟，而且恐怕老得來不及說出第三個願望，又怎麼能理解數字權力的威力？人們也不要指望華爾街能夠控制這些妖怪。如果按照現在這個模式走下去，二十年之後，華爾街只是這些科技巨頭雲服務器上的一個 APP。今天華爾街上的幾十萬人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會幸運地與科技巨頭聯姻結盟而雞犬升天，多數人的命運，你看今天的 Parler 就知道。

而在全球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們聽到的多是幸災樂禍的喝彩，彷彿此事與己無關。這實在圖樣圖森破了。數字科技是一種新的世界性力量，它崛起的如此之快，而且還在不斷加速。多數人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即使有，應對的手段也往往是過時的，效果也只能是局部的。我們對此並不陌生，當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將工商業文明託舉成一種新的世界力量的時候，東亞各國普遍採用閉關鎖國、重本抑末的對策，對內的確抑制了工商豪強集團的崛起，但卻在幾百年之後整體傾覆。

硅基文明大趨勢不可阻擋

就數字科技本身而言，現在還處於一個很早期的階段，大約相當於發現新大陸之後兩百年、也就是 1700 年左右的時期：財富已經奔湧，但國王還是國王。歷史的來看，今天這個時代的算力密度還太低，能量供給還太少，連接速度還太慢，算法還太弱，碳基靈長類動物的低水平干預還太多。不過，感謝摩爾定律，數字科技給社會帶來的衝擊與顛覆，可用不着等上幾百年。在「一百億人口」和「十萬億智能設備」這兩個目標中，後者可能更快實現。假以時日，這個世界上的資源主要由智能機器消耗，生產和消費主要由智能機器完成，戰鬥和執法主要由智能機器執行，並且開始出現爲數上千萬的、能夠進行腦機互聯的、經過基因改造、能健康生活兩百年、被尤瓦爾·赫拉利稱爲「智神（Homo Deus）」的新物種。到那個時候，人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於跟智能機器的親疏。這種變革，無論我們多麼保守，都不可能幻想它僅僅只影響經濟，而不會溢出到其他領域，不會重構人與人的關係，不會改造社會的秩序和結構，不會重新定義全球地緣政治。所以，既然五月花號登陸新英格蘭，結果並不只是克隆了一個英格蘭，那麼馬斯克上火星，不管他自己的初衷如何，難道只會是給人類克隆一個新的居住地？我這般年紀的中年人，只要稍微注意保重身體，便很有機會活着見證太陽系新數字羅馬帝國的誕生。三體，可能不是科幻小說，而是稍加隱喻的預言。

我想說的是，不管你怎麼看待我開的這些腦洞，也不論你個人情感上支持還是反對這樣的趨勢，世界走向數字化硅基文明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特朗普集團的互聯網社會性死亡只是這一大趨勢碾壓過後留下的一堆刺眼的路邊枯骨。

數字公權力的寡頭化不是好事

趨勢不可變，但是路徑不止一條。我們要考慮的，只不過是在這個大趨勢下，我們有沒有更好的路徑選擇。

現在的路徑是什麼？就是少數幾個在市場化競爭當中獲勝的全球數字科技寡頭，在未經授權也不受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掌握龐大的公共權力，並以運營私營企業的方式來運用這種權力。按照現在這條路徑走下去，新的數字科技寡頭要麼通過沖突、要麼通過潛移默化的改變，遲早會成爲這個世界真正的統治者。一些國家通過傳統方式，或許能夠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壓抑這種力量的成長，但是這種壓抑不可能長久，只能是暫時的、局部的，並且日積月累，會因爲抑制了創新力量而導致整體性的落後甚至傾覆。

我們是否應該爲新霸權的崛起而歡呼？既然人類自古以來一直生活在一個金字塔體系之下，絕大多數人不是在這個霸權之下，便是在那個霸權之下，或許對於塔尖的更換大可採取一種袖手旁觀的態度，甚至應該歡迎和讚美這種改變？或者，嚴肅一點說，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是否是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有三個原因使作爲普通人的我對此表示質疑。

第一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來源不信任。現代社會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有一整套觀念和制度體系的，這套體系與市場體系是不同的。雖然也有一些優秀企業家轉型爲優秀政治家的先例，但整體而言，市場競爭並不是選拔優秀公務人員的有效機制，更不是合理的授權機制。換句話說，一個私營科技企業主，因爲在市場競爭中獲勝，便獲得了巨大的公共事務權力，這個權力的來源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第二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不信任。數字科技寡頭權力的高效率、低成本、強效果，與其決策執行的任意性、不透明性和不受監督結合起來，不單普通人毫無還手之力，就算是傳統秩序中的強者也只能甘拜下風。就像這次封殺特朗普和 Parler 事件所展現出來的，這些寡頭在運用權力的時候，其效率是如此之高，效果是如此之好，遇到的反抗如此之虛弱無力。寡頭們對於其不同行爲和主張之間內在的自相矛盾毫不在意，甚至懶得對外解釋，平時一言九鼎的政治領袖們只能隔着大西洋嘟囔幾句「有問題」，此岸或彼岸的所有機制對它們基本上產生不了任何監督和約束效力。如果你懷疑絕對的權力是否一定產生絕對的腐敗，那麼二十一世紀就給了你一個最新的驗證機會。只不過，試驗失敗的代價將會極其沉重，因爲不久之後，隨着人工智能、新一代無線通訊、物聯網和機器人的水到渠成的發展，科技寡頭消滅對手的能力，可就不止限於互聯網虛擬空間了。那時候，我們中大多數人能夠想到的最佳人生，可能就是暫時坐穩數字奴隸。

第三是是新權力崛起過程中與舊權力的衝突，會不可避免的將大量普通民衆捲入其中，改變很多人的命運。這個問題極爲現實，現實到正在好幾個地方以不同方式發生。正因爲如此現實，所以此處略去不表。

請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不歡迎硅基數字文明的崛起。如果一定要在人羣中劃分左中右，我肯定屬於「降臨派」。只不過，正如之前所說，我認爲趨勢不可避免，但路徑還是可以選擇。確實存在另外的道路。這裏指的「另外的道路」，並不是讓某些國人沾沾自喜、自信滿滿的「最近的事件表明全世界只有我們纔能有效應對和切實防範」的道路。坦率的說，我並不欣賞這第二條道路。隨着民主黨上臺，擁立有功的數字科技寡頭們將獲得怎樣的回報和縱容，我們且拭目以待。但一個不祥的預感是，如果他們和我們各自沿着現在這條路子走下去，已經過去的 2018 年可能是中國與全球數字科技頂峯最接近的時點，未來的差距可能會越拉越大。

也許還有第三條路線。

區塊鏈：第三選項

這次 Parler 被封之後，一些聽我介紹過區塊鏈與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朋友就給我發了消息，說一下子就明白了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意義。但其實，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真的明白。

目前全球的區塊鏈技術社區正在構建一個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技術棧，區塊鏈在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宅在存儲層、計算層、互聯層和應用層都基於區塊鏈的範式、或者乾脆直接用區塊鏈來開發。人們把這種新的互聯網叫做去中心化互聯網，或者開放互聯網，或者 Web 3.0。在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棧還很稚嫩。嫩到什麼程度呢？性能低下，存儲不可靠，價格昂貴，而且使用起來非常麻煩。但它有它的力量。在它上面開發的應用，刪不掉、封不了、藏不住、改不動，只會規規矩矩、不折不扣按照既定方針辦。如果 Parler 基於這種技術構建，那麼就不存在被關電閘、拔網線的風險。

數字資產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就是這種力量的最初展示。在過去的一年中，全球數字資產的規模增長了三倍多，而 DeFi 的規模增長了三十多倍。但是這些應用從某種意義上加深了人們對區塊鏈的誤解，比如把區塊鏈視爲爲一個絕對自由主義的、對抗一切監管的異類。

但其實，區塊鏈真正的本質只有一點，就是「照章辦事」。

2016 年，IBM 觀察到一個名叫「以太坊」的新的區塊鏈項目的崛起，於是派了一個叫 Henning Diedrich 的聯絡員與以太坊核心團隊接觸，負責瞭解以太坊的特點。當時 IBM 內部對於區塊鏈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在機構間共享數據和流程、創造信任以降低交易摩擦，二是設備民主。這些看法不可謂不深刻，但是這位聯絡員去研究了以太坊之後，帶回來一個不同的結論，他把以太坊描述爲「一旦部署了程序，就確保準確執行」的公共計算機，「確定性」是以太坊最大的特點。後來他的報告略加潤色之後公開出版，恰好在我離開 IBM 之前讀到，是早期對我認識區塊鏈產生決定性作用的兩三本書之一。

我想換一個方式表述 Henning Diedrich 的結論：區塊鏈是目前唯一能夠確保規則得到剛性執行的計算網絡。理解了這一點，我所說的「第三條路線」也就清楚了。

確實有可能基於區塊鏈的思想和技術構造新的互聯網，它安全、強壯、可靠，最重要的是具有規則剛性。區塊鏈可以在進一步激發企業家精神的同時，有效地限制數字科技寡頭公器私用和暗箱操作。作爲唯一擁有立法權的人類組織，政府可以通過區塊鏈實施更加高效的社會治理，對於這樣的基礎設施應該是歡迎和積極推動，而不是視如畏途。民衆則能夠得到規則的保護，享有免於被徇私打擊的恐懼。至於真正的企業家和創新者，他們失去的只是攫取和濫用權力的惡毒誘惑，得到的卻是一個輕輕朗朗的市場和無需破壞規則自相殘殺的健康的競爭環境。也許更重要的是，區塊鏈的規則剛性會迫使政府、公衆和企業坐在一起，認真的討論人類要給必將到來的硅基時代建立什麼樣的元規則，從而促進新的治理機制的產生和成熟。也許只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人類才能作爲一個整體避免《黑客帝國》和《終結者》所預告的命運。

當下而言，我絲毫看不出世界可能轉向第三路線的可能性。總體上，人類還是點頭哈腰地沿着第一路線狂奔而去，只有我們這些少數的異類，在區塊鏈和 DeFi 的道路上不知道搞什麼東西，不被人理解。但我希望這次的事件能夠提醒人們注意這個問題，注意到這第三條道路的存在。特別是那些有影響力和決策資源的人，你們在天基物聯網、全自動武器和武裝機器人到來之前，還有幾年時間思考和做出不同的選擇。之後，可能也只能向普通人一樣，考慮何時、以何種方式向科技霸權屈膝投降。瞭解一下區塊鏈吧，不要被「去中心化」的文字遊戲嚇得踟躕不前，畢竟，對中心威脅最大的，不是去中心，而是下一個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124856336082.htm

【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

10月是革命的月份。因為從事土地運動而與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有不少的合作機會與對話。以下是今年8月《火花》和《保衛馬克思主義》對我的訪問。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顯示出「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同。

陳致曉教授是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教授和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的理事長。他長年參與並組織反抗藍綠兩黨政府在台灣各地推行傷害居住權益的土地徵收暴行。

在《火花》同陳教授的訪談中，陳教授詳細地為讀者們介紹了台灣政府長年來如何連貫地輕視貧苦人民的居住權益，在藍綠輪替的政治背景下連貫地執行對財團和統治階級有利的政策。儘管台灣在90年代後實現民主轉型，但是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央和地方政府則不斷透過操作程序和黑箱作業等手段強行摧殘貧苦人民的權益。這也顯示了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終究也是只有提供給資產階級民主權益，但一般勞苦大眾卻還是要接受統治階級專政擺佈。

《火花》：可以請陳老師向我們全世界的讀者們介紹自己，自己如何參與抗爭，以及後來像是台灣土地正義聯盟是如何成立的？

陳致曉：我剛上大學時，臺灣解嚴，隨之而來的是第一波學生運動。我那是剛好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觀瀾社的社長。觀瀾社是一個異議性的社團。那時我就已經開始參與關於農運、工運、環境運動，或原住民正名運動。但那時候我也只是一名參與者，還談不上是一個組織者的角色。我本身是念電機的，後來到美國唸書後，在生活上與社會運動脫節。我在美國紐約取得博士學位，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了一陣子後，回來台灣。回台後，我先加入企業，開始意識到台灣企業文化的不合理。後來延伸到我試著理解台灣社會的運作，就再去讀了一個EMBA與兩年法律研究所。

我一直在企業、學術領域，一直到九年前。那時，我爸爸媽媽告訴我：我們家可能要發生大事了。他們接到了一張紅單字，內容寫得不清不楚，但是有包括 “一般徵收”四字。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這個詞彙一點都不”一般“，因為沒有人知道它的意思，也不知道”別種“徵收有何不同。我回家跟父母商討如何面對此事。我們採取的第一步不是對抗，而是理解實況。

這個案子跟我們家有很特別的關係，因為我父親是從成功大學土木系畢業的甲等土木技師，對這件案子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程度。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策劃是在民國80年就開始了，在84年有第一版本的定案（那時還是台灣省政府），且也有諮詢過我的父親，因為當時設計（此案）的總工程師是我父親的同學。

在鐵路地下化工程施工時，這個工程需要兩條軌道：一條軌道是施工軌道，另一條是讓列車通行的軌道。本來的計畫是跟老百姓借土地來蓋臨時軌道，寬度只有十公尺，而原本地下化的路線也是沿著原有的地上鐵路蓋的。這是對老百姓來說侵害最低的作法，也是全世界各地常見進行鐵路地下化的做法。因此，一開始我父母以為這個工程只會影響到我們家後院。我們只要讓政府使用五/六年的土地，他們隨後就會還我們。這是我們願意配合的方案。

但是，在我們參與的2012年8月23日第一次說明會上，我們才發現他們的計畫實際上是把永久地下化的鐵道搬到百姓家裡面，用老百姓的土地蓋永久軌道。因此所有施工需要的用地都會被政府騰空。在加上永久軌道的寬度是十六公尺，遠高於臨時軌道，且包括將鐵道往東移動的幅度，整體而言大概會移動二、三十公尺不等的地方，也代表鐵路東側附近整區的住宅都必須要清空，嚴重傷害百姓權益。

我父親由於懂工程，馬上質問說明會上的鐵路工程局代表。但鐵工局的人完全不想回答，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碰到的是無知的老百姓，就用非常無腦的回答敷衍了事。除此之外還有非常多類似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細數了。我父親繼續以他的專業知識和鐵工局人員辯論的時候，後者開始意識到有清楚狀況的人在群眾內部，但這也是不夠的，因為大部分與會的老百姓都不理解事態，所以他們仍可以敷衍，隨意解散會議。

當時的政治背景是：2012年，也就是全民認為應該打倒萬惡國民黨的時候。當時中央政府是馬英九政權。那時的台南已經歷20年無間斷的民進黨執政，一般民眾仍然非常相信民進黨，包括我父母，甚至我自己在內。我在紐約唸書時，民進黨在國民大會選舉上失利，我隨後在民進黨最低迷的時候加入他們。我過去在參與社運時對抗的對象也都是國民黨。因此，我們一開始以為民進黨籍的台南市長會不會是被國民黨騙了。我們隨即去找工程專家試圖教育台南市政府這項工程的實際影響，讓他們不要被國民黨騙，並且意識到可能涉及的人權侵犯問題。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跟政府要資料，政府卻什麼都不給。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根本是假的，一般人無法真正取得資料。作為學術人士，我一開始對這個問題的心態是採以研究的觀點去理解這個案子。於是我試圖透過各種途徑取得公文，並抽絲剝繭拼湊真相。這個過程經過了五/六年。

原來，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根本不是國民黨。作惡多端的是民進黨，是陳水扁總統在第二任期期間所幹的壞事。當時民進黨許添財市政府（民國96年）向中央政府提議“南鐵東移”，，聲稱鐵道東移可以增加土地開發的面積，藉此政府可以擴大財源。但至今，民進黨政客包含時任台南市長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仍矢口否認“南鐵東移”計畫。

在台南市政府向行政院申請贊助此案時，行政院召開了政府部門內部對此的座談會，其中與會者包括鐵路工程局。而鐵工局認為工程雖然可行，但是台灣鐵道公司當時已經虧損兩千多億台幣，必須要有土地利益來彌補虧損。也就是說，台南市政府必須要將鐵道東移的部分土地利益分享給台鐵。

這個土地利益有何而來？就是從掠奪老百姓土地而來。目前南鐵東移案涵蓋的範圍是8.1公里，需要拆400戶，受其他影響的是1000多戶。其徵收面積是5.1公頃，相較於其他縣市不時會徵收百餘公頃，看來可能很小。但我同時查到。在2012年8月，時任的台南市副市長林欽榮，曾任營建署署長，並在藍綠執政時期，在各地都有從事土地掠奪的活動。後來他投靠台北市長柯文哲去當台北副市長，並在北市搞了一大堆土地掠奪案。其實，台灣不是只有他在做這種事情，而是整個產官學合作結構，整個系統產生的結果。

回到南鐵東移案，我也查到了很多公文之間的往返。台南市政府跟經建會，經建會跟交通部，交通部跟財政部，這幾個公家機關彼此之間流通的公文內，都有提到此案。台灣政府內的“交通幫”官員們在政府易主時是不會被換的。當時行政院長（國民黨的）毛治國說：“台南鐵路地下化是台鐵的金雞母。”可以為台鐵創造非常多的土地利益。我再繼續查下去，發現最終的得利者不是政府機關。最後得利的人就是財團權貴。這一切都是我在做反南鐵東移運動的過程中學到的東西。

日後我去幫忙其他類似的案子時，同樣也查資料、讀公文。這樣我們可以破解他們的謊言。如此一來，談道理他們絕對談不過我們。但是我們的政府也不是會跟我們講道理的。但是，由於道理在我們這邊，也使得我們可以擋他們九年。他們原定計畫是在半年到七個月內將居民全部逼走，我們卻跟他們對質了九年。因此我們也算是有點功績。

我後來查到：政府公文內清楚地表示，南鐵東移案的目的是作為台灣“以土地利益補償軌道建設的示範例”。後來，這個案子就延伸成為“前瞻計畫”。所以，南鐵案是“前瞻計畫”的前身。前瞻計畫是更大規模利用鐵道變遷去掠奪土地的計畫，影響全台灣。

當我們去發掘這麼多真相時，又如何反應？我們先從賴清德談起。賴清德是民進黨的政治明星，很多人寄望他可以打倒國民黨。一開始我們也有跟他陳情，但我們首次跟他面對面會晤時，他卻一直逼問我我手上有什麼資料？知道了什麼？可笑的是，他把這起會晤安排成一個很溫馨的場合，卻忍不住自己內心的焦慮，逼問我的資料從何而來。儘管市政府什麼資料都不給我，他看到我還是振振有詞，（顯然恐慌）。這個政府本身就不願意老百姓知道太多。對他們來說，百姓就是愚民，就必須要接受他們的做法。他們起初在面對百姓時，不斷強調這件事情“已經定案”，我們只能談補償的事宜。他們企圖把這項案件所有的正當性和計畫呼攏過去，直接跟百姓談補償。這種做法，在台灣各地土地案件上都是一樣的。柯文哲也是。國民黨也是。這是官僚體系為了方便行事，快速消滅老百姓阻力的方法，因為百姓一旦開始跟他們談補償條件，談不攏的話，政府就會放話說百姓貪心、貪財、阻擋公共建設。但我們知道這件事的不公不義不在於補償，而是他在一開始行徑就是莫名其妙違反法律的。

您如何看待當前土地徵收制度與都市計畫審議制度？包含補償費用、程序審議過程或者說您長期抗爭中的發現的制度問題或者有什麼不可改變的現象，有沒有什麼願景？

陳致曉：就目前的體制來說，我沒有什麼願景，因為台灣沒救了。但是，若可以由我來改的話，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的公正性。台灣的司法是完全沒有公正性的，仍然被有權力的人緊緊抓在手上，特別是檢調單位和行政法庭。這個領域如果沒有改革，我們任何其他的（土地政策）改革都沒有用。民主社會裡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部門內，如果司法沒有獨立的話，其他就免談。

在行政上該怎麼做才比較合理呢？其實有幾個很簡單的層面。首先，今天政府欺負老百姓，老百姓跟政府對抗，必須要有平等的工具。何謂平等的工具？至少資訊要很容易取得，把那些可以公開的資料讓老百姓很容易透過搜尋引擎調閱相關公文，而不是需要親自去政府機關申請調閱，然後遇到政府百般阻撓。有時政府人員一天只讓你讀20頁。很多時候高達70幾件公文都被包裹在一起，讀者也不確定在這份包裹裡面是否真的可以找到讀者想要查找的公文。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竟然是這樣規定的。文件很多是100-300多頁，到底要從何讀起？很多讀者因此找不到相關資訊。老實說，我使用的資料都不是透過《資訊公開法》找到的，都必須要透過關係，像是委員，甚至是有人以“令狐沖”的匿名寄給我的（笑）。所以《資訊公開法》是需要改革的，但是很多人沒有談到這些事。

除此之外，所有關於土地徵收或重劃等等的相關法令應該從頭修起。現在的情況是：（中央）政府自己訂了一個興辦事業（計畫），而市府後來推動都市計畫的時候就以”興辦事業計畫已經通過”來聲稱自己的都市計畫是合理的。很多政府官員和都計委員在回答民眾質詢的時候就如此回答。行政程序中，老百姓沒辦法質疑計畫缺失，政府卻聲稱一切按照程序，不能更改都市計畫。隨後，就是依據都市計畫起草的土地徵收計畫。當民眾質疑土地徵收問題時，（官員們）他就會說：”都市計畫已經通過，所以土地徵收合理”。所以（在土地問題上）還是要回到“興辦事業計畫”制度。在制定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應該要有公民參與機制。因為政府單位只要確立興辦事業計畫，輾壓百姓的火車就開動了。老百姓要擋就很難了。

中間要怎麼去對抗？我們必須要有公民和政府官員平等對話（的機制）。我認為政府現在覺得老百姓很無知，但事實不是如此。我們都知道專業在民間，但是政府仍然亂搞。一個公平對話的機制應該要在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開始了。（公平對話）的前提是政府資訊要透明，透明了才有辦法讓民眾檢驗。而政府在遭到民眾質疑時也必須要誠實回應。可以達到這個公平的平台就是“行政聽證”。我們認為透過行政聽證，老百姓和政府才有平等的對質。沒有平等，政府就會為所欲為。不只是興辦事業，而後的都市計畫和土地徵收計畫都應該要有聽證。

對於這個構想，有人可能會說：如果實施，政府效率就會變差。那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政府效率”的認知重新思考。我認為：政府並不是一個無法學習的機構，而是現在的文化沒有讓他學習的動機。

《火花》：曾聽您說過您有涉略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那您在抗爭過程中有無相關的啟發或連接呢？

陳致曉：我對哈伯馬斯的理論有比較多認識，因為他對我的一些主張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論基礎，讓我去檢驗政府的謊言，並透過這樣去教育民眾政府在說謊的事實。同時，我也反思從前讀過書的荒謬之處。

我在大學時代受《人間雜誌》影響，常常強調如“向群眾學習”、“站在人民群眾當中”這種東西。我當然（贊成）在群眾之中。我在抗爭初期對群眾所抱持的一些誤解，的確是源自受《人間雜誌》的影響。實際組織抗爭後，我覺得（他們說的）是完全不符合邏輯的東西。如果老百姓是值得學習的話，今天這個社會會這麼亂七八糟嗎？今天社會會這樣，就是因為一般老百姓亂七八糟。沒有亂七八糟的老百姓，怎麼會有亂七八糟的社會？政府今天如此的行徑就是因為老百姓在某種程度上寵壞政府、政客，以及老百姓的愚蠢，無法認知自己的階級地位。我看見人民群眾就是出賣革命者的人民群眾，那我還能跟他們學什麼？

因此，我個人思想的第二個階段就是跳脫“我是在為誰”抗爭的這個思維。我最後是很自私的。你可以問我：我對台灣社會這麼沒有希望，那為什麼還要出來做（抗爭）這件事？理由很簡單：我今天做這件事的價值在於我自己。我今天做這件事不是在於我認為可以如何改變社會多少，因為可能根本沒有改變，我在有生之年可能都還是會看到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再發生。我做這些事就是對於我個人靈魂存在本身（帶來）最大的價值。就算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社會，至少我們可以改變自己，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好。這就是這個價值本身。這個社會是我沒辦法改變的，我現在是很悲觀的。

《火花》：您於今年初以無黨籍但明確反對藍綠姿態參與了台南市第五選區的立委選舉。您起初參選的目標是什麼？現在又如何總結參選的經驗和成果？

陳致曉：我在選舉之前，讀過三四年的墨家。我參選的決定是由於我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想要玩玩看。墨家的概念其實就是科學家、工程師的概念，跟我非常搭得上的。它根本立場是：我們（先）看透這個世界，理解其運作的原理和方法之後，我們就找最有效率的方法去改變它。牛頓（編者：實際上是阿基米德）也說：“給我個支點，我就會翻轉這整個地球。” 這是我在參選時候的思維，跟我現在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當時我認為，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社會，不可能去搞武裝革命。政府有槍，有（武力）。政府現在控制（社會）的方法比幾百年前先進太多了，所以不可能有我們從前想像的那種革命，所以必須要透過選舉。當然，我以前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我的確有接觸過群眾，但是畢竟都是某種特定類型的群眾，都是某種被害者。但是透過選舉，我就真的走進了更廣闊的群眾之間。我到菜市場，街頭上演講，不斷增加我跟其他人接觸，對話的集會，試著散佈我的看法，儘管他們可能聽不懂。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可以學到一點東西，譬如幫我選舉的朋友就會建議我修改我的語言，用詞，讓我們可以尋找能夠跟一般人溝通的途徑。

那次選舉，我覺得我對於如何跟一般老百姓溝通這邊學有所得，我也可以理解老百姓是怎麼做決定的。那我了解之後，老實說我覺得很可怕。台灣老百姓真的不是靠理智決定的，絕大部分是靠感覺決定的。感覺都是他們生活周遭親友和電視上的訊息輸送給他們的。這都是不理性的，但這就是現實。我覺得你如果要去改變社會的話，你必須要去抓到那種“感覺”，把你理性產生的主張換成可以感覺的語言，並大量散佈出去。這個途徑可能可以改變社會。當然，這是需要資源的，而我在參選時沒有資源，就需要用很原始的方式。

選舉讓我檢驗了墨家的思想。墨家後來有很多分支。法家、陰陽家，名家，鬼谷子(縱橫家)也受墨家影響。墨家的核心觀點是“庶民”，雖然後來發展各派的觀點也不見得是“庶民”，但仍是主張我們看透這個世界後，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作為反轉它的切入點。選舉就是這個最有效去接觸群眾的途徑。我其實不認為自己是左派。我是很輕視群眾的。但是我還是了解如果要改變社會，就需要透過選舉。

《火花》：在台灣，我們認為台灣應該有一個由勞工和社區草根性組織聚集起來組織和運作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來對抗藍綠財團勢力，您如何看待這項主張？

陳致曉：我覺得當前在台灣左翼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是語言，我們不能再用那些專有名詞與先賢的用語，說些什麼主義或者其他專屬用語。一來群眾聽不懂，沒有辦法把你的觀點傳達過去，甚至有些說法未必符合當前台灣的現況。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修正用語，才能有效把你想說的傳達出去。再來是統獨問題，我覺得統獨問題是左翼必須去面對的。如果對主權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那是無法取得台灣人民的信任的。最後是組織，必須要有一個有方針與行動力的組織，從一開始的行動到最後的宣傳都有所規劃運作的組織才能創造成功的運動。

《火花》：最後，您有沒有想跟《火花》還有《保衛馬克思主義》全球讀者們說的話？

陳致曉：不要侷限在學術上面先入為主的理論主義，因為那些已經都是過去的東西。把讀過的東西轉換成你的行動，透過行動去重新檢驗你的思想。你會找到認識這個世界的新方法。徹底擺脫這些“主義”，這些不精確的名詞本身就造成爭議。徹底地回到你作為一個人對於這個社會內關係的認識。然後再決定如何能夠去改變它，或改變你自己，或者自己過自己的生活。不要被那些經典名著，先聖先哲的語言變成你的束縛。那些理論應該是解放我們的，而不是禁錮我們的。

《花火》對我觀點的回應：
《政府加強土地掠奪，土地正義抗爭白熱化》
https://www.marxist.com/taiwan-land-expropriation-poor-cn-t…

回首香港前世，國安法將成殘酷今生？
　
從 19 世紀鴉片戰爭開始，香港在英國的經營下成為西方世界與中原帝國的門戶。當時北方大陸經歷多次動亂，香港在英國的庇護下均未受到波及，因此帶來眾多逃難人口，英國也捎來許多殖民地人民，香港的勞動力大幅提升，成為轉口、製造、貿易的重鎮。
　
香港是西方秩序影響東亞的最前線，無論資訊或資源的獲取都是第一梯隊，不僅東西方商人雲集，政客革命家也紛紛前來香港發展，如孫中山在甲午戰爭後相中香港的優勢，在香港建立推翻大清國的興中會。雖然香港在世界地圖上不起眼，卻是東亞不容忽視的政治核心。
　
民國後，由於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爭搶地盤、門路與資源。起初國民黨仰賴海外華僑的捐助，共產黨則依靠共產國際的輸血，後來中國共產黨從國際主義轉為大中華主義，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爆發誰是華人正統的無硝煙戰爭。以香港為核心基地，從東南亞延燒到世界各地。這個正統爭霸後來發展為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中共的對台方針，歷史慣性一脈相傳、影響至今。
　
《五億探長雷洛傳》經典一幕，支持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群眾分別在香港街頭遊行，各佔街頭一角，高唱國際歌的隊伍與高舉青天白日旗的群眾打成一片，最後被英國皇家警察壓制逮捕。這是兩黨爭搶香港門戶的後續餘韻、時代縮影，位於世界秩序末端的中原帝國兩大勢力用盡各種手段爭奪這座東亞大陸對西方世界的第一門戶。
　
從 20 世紀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原帝國的輸血管。2018 年中國獲得 1250 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香港佔 990 億，相當於八成；2018 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向香港的比例超過 58 %，截至年底存量達到 6220 億美元；中國公司近六成首次新股上市（IPO）選擇在香港。香港至今仍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門戶。
　
身為中國對接西方的最前線，普通法帶來的自由法治是香港國際地位的保障，有別於中國其他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更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根基。如今香港國安法直接破壞一國兩制與普通法系統，國安委員會與國安公署不受港府三權管束，原先岌岌可危的法治保障已經蕩然無存。
　
人身自由與財產保障是國際金融與國際貿易不可或缺的要素，香港失去自由港的優勢，正在一點一滴死亡。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在 6 月 30 日深夜生效，隔天 7 日 1 日已有香港人因違反國安法被逮，國安法的強力落實已成定局，一國一制、維穩至上將成香港往後的主基調。
　
2020 年 6 月初，美國商會在國安法正式生效前針對 180 名商會成員進行調查，約 60 ％受訪者認為國安法會損害其業務運營，約 30 ％正在考慮從香港轉移資金和業務運營，約 50 ％對香港中長線前景感到悲觀。想來國安法落實後的狀況會更加令人難受。
　
經過肺炎與抗爭影響，香港成長預測從 -3.3 %調降到 -6.5 %，或許短期香港經濟還是會被中國資金與尚未撤離的外國企業撐住，但是長遠看來，香港的未來已遭國際看壞，美國甚至在國安法生效時即刻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回首香港的自由繁華前世，國安法將成高壓統治的象徵。如果中國失去香港自由港，沒有這條通往世界的輸血管，對中國人來說絕對是一件大壞事。為了習近平一個人的天下，這真的值得嗎？中國人要好好思考，全世界也要好好思考，我們一起祝福香港。香港人，加油！
　
＃香港國安法 ＃香港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