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點》 在我們服務處 #法律諮詢 或 #市政陳情，律師和團隊除了提供權利義務分析，法庭可用上攻防戰術之外，最讓民眾信任的就是找到平衡點，替民眾創造選擇的空間，而不需耗費精神資源去面對不必要的訴訟。 但提供可能解決的方法，其實是一種經驗和專業價值，也是過往黃珊珊團隊共同的信念。 舉例而言，今天為了學生就學權益，到第一線協助校方、家長會、陳情家長及教育局溝通協調，公家機關依法行政、家長訴求也各有道理，歷經千辛萬苦，我們在不同立場間找到可能接受的方案，最終多方才達成願意往前的答案，雖然很辛苦，但很值得，也是解決了許多社會成本和衝突。 台灣不缺製造矛盾衝突的政治人物，更不乏解釋問題的人，但總要有人願意解決問題，好好做事。 我認為找到平衡點，才是政治上最難也是最有價值的選擇。 #內湖 #南港 #陳宥丞 #港湖宥丞 #服務有誠 #服務專線27936656 #原黃珊珊團隊 #週二法律諮詢 #中央地方陳情服

＃每週二法律諮詢 ＃中央地方陳情服務 今天是很沈重的法律諮詢陳情日，除了漏水、車禍、債務、不動產分割、公寓大厦糾紛等案件，還有兩位永遠跟小孩告別的悲劇，一位是從工地鷹架摔落，另一位則在擔任船員時疑似遭霸凌而自縊。 父親節才剛過，他們的父母親，等不到小孩回家，更想等到真相，可惜因為疫情影響了調查進度，但更現實層面，還有海事糾紛牽涉政府、國家和私權錯綜複雜，台灣在國際上也屬弱勢困境，尤其這位媽媽說兒子大體還在國外，既無法到場相驗，又不能直接運回台灣，更，船東國籍、船籍、仲介、靠岸地不同國家的法律義務關係，處理情況難上加難。 我們除了安慰聲淚俱下的媽媽，律師團隊也建議在法律層面的權利義務關係 ; 而我們也會陪同申請保險，並請 ＠台灣民眾黨 立法院黨團與行政機關提供家屬最必要的協助，雖然在疫情加上國界挑戰重重，至少要盡力去做。 媽媽說：『很多人勸她私下簽同意書拿撫慰金就算了』。 但她體會喪子之痛每天以淚洗面，想請國家要求相關單位給予真相和制度檢討，別讓任何媽媽再失去小孩。 很感慨，政治應該少點天邊遠的大話，多多幫助人民生活遇到的大小問題，而不是每天噴口水作秀抹黑。總之今天很沈重，如果台灣能夠更團結，會不會更有國際地位跟談判空間，今天這故事會不會有些不一樣？ #內湖 #南港 #陳宥丞 #港湖宥丞 #服務有誠 #服務電話☎️27936656

【#楊貴智：被沿用的奧會模式：為什麼選手出國比賽一律稱「中華臺北」？】 國共內戰結束之初，「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確實獲得較多國家的支持，「臺北政府」得以代表「中國」直到 1971 年為止。 至於國際奧委會，則自 1958 年起就陸續遭到其他會員國質疑「臺北政府並不具有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當時蘇聯更表示，讓臺北政府代表全中國，只會導致「中國大陸」的運動員無法參加奧林匹克，此舉事實上嚴重違背奧會憲章中「任何人均應不因任何原因受歧視而被剝奪參與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之不歧視原則。 提出這些質疑的會員國認為，臺北政府就只能代表臺北當局，「大陸地區」則應該要讓北京當局來代表，這是「一中一臺論」在國際舞臺上首次出現。 而 1959 年國際奧會年會上，他們甚至將不能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奧會 （The Chines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除籍，不過他們建議臺北當局將奧委會改名為「福爾摩沙（Formasa）／臺灣（Taiwan）奧委會」以避開爭議。 然而不僅中共不接受「中國與臺灣同時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這件事，因為此舉形同表示「臺灣與中國分屬不同政府統治」。 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蔣介石政權也不接受「被降格為臺灣」這件事，畢竟此舉形同放棄對中國的代表權與領土的控制權。 雖然在折衝樽俎下，雖然得以使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The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重新獲得會籍，但已不可能再代表「中國」，必須使用 Formosa 或是 Taiwan 名義。 因此 1960-1968 年間的夏季奧運期間，我國就以「中華民國代表隊」出賽，但是必須在制服加上英文「Formosa／Taiwan」字樣，目的在彰顯蔣介石政權實際管轄範圍為臺灣地區而不及於大陸地區。 這也使得當時我國代表隊「不得已」以臺灣為名出賽，這件事令當時的政府很是惱火，現在看來卻令只能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TPE）」出賽的我們，有種時空倒錯之感。 1971 年，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 2758 號決議，即為當時我國政府所稱的「排我納匪案」，決議中通過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之位，並要求「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失去聯合國代表中國的權力後，實質上也等於我國退出了聯合國，自此便失去參與國際組織的各種機會。 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因為由同樣身處「自由陣營」的聯邦德國（西德）所舉辦，「中華民國」得以再次使用「Republic of China（ROC）」以及國歌國旗參加奧運，但這也是最後一次 ROC 字樣出現在奧運場上了。 此時的國際奧委會在「兩個中國」的爭鬥下，一度容許（中華民國／Taiwan）的方式暫時保留了我國的會籍，但由於中共叩關的聲勢越來越響亮，國際奧委會也開始施壓我國更改國內奧委會的名稱來解決「一個中國問題」。 此問題還導致主辦 1976 年蒙特婁奧運的加拿大政府拒絕我國選手以中華民國（ROC）身分入境，經過折衷後雖然可以拿國旗與播放國歌，但只能以 Taiwan 名義參加該屆奧運，使得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認為被矮化而拒絕出賽。 同時間，也隨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並與中華民國斷交，國際奧委會的態度也逐漸與聯合國合流不再承認中華民國（ROC／Formosa／Taiwan），甚至以通訊投票做成「名古屋決議」，除承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奧委會來代表中國外，還要求我國更改會名，也不得再使用國旗與國歌，更不得使用中華民國名義出賽。 當時政府一開始並不接受此噩耗般地「決議」，遠赴瑞士洛桑法院，控告名古屋決議違法奧會憲章，但畢竟大勢已去，雖然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及時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徐亨不斷地調停與奔走，希望協調出國際奧委會與臺北當局都能接受的方案。 不過我國政府高層主張「寧為玉碎，不與瓦全」，乾脆從此退出奧運賽事。 但是到了 1981 年，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體認到，不應再度重歷我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外交挫敗經驗，尤其體育外交深受國際重視，必須為我國體育選手爭取參與參與國際體育賽事的機會，才能保持國際能見度。 最後和國際奧委會達成和解，除撤回訴訟，亦於瑞士洛桑簽訂「洛桑協議」，以政府僅能代表其實際管轄的地理疆界為原則約定： ➤我國承諾修改會名為「中華臺北奧委會」 ➤新的會旗會歌不使用國旗、國歌及國徽 ➤國際奧委會則確保臺灣選手和其他國家選手能享有相同的權利義務，我國奧委會亦同 此種使我國在形式上放棄使用國名國旗國歌、但是實質上享有和其他國家相同權利義務之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從此被稱為「奧會模式」。 理論上，奧會模式（不得出現國名、國旗與國歌）只適用在奧運賽事之中，像是臺灣自己辦的瓊斯盃，理論上也因為不是奧會賽事而無須遵守奧會模式；但是此作法卻在日後廣為使用，除了衍生到非奧會賽事、甚至是非體育的國際賽事。 而臺灣主辦的國際賽事也據此被要求「不得出現國旗與國歌」，我國雖然仍能實質參與國際賽事，但仍遭到「禁止使用自己國名國歌」的歧視待遇。